与某杂志社
大刊十三期学术通讯栏内载有翁君之论，颇触素怀。魏晋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几被印度佛家排斥殆尽。有宋诸儒起而恢复儒家思想，于是中国人始认识自己。自典午之祸，北中国全沦于胡虏，唐太宗起而振之。未几，而天宝之乱浸淫成藩镇之局。藩帅又多胡人。自是迄五代与夫辽金夏之割据，中国之危亡也久矣。宋儒于衰绝之余，提倡孔孟，躬行力践，拔人于鸟兽之中，试阅《南北史》及《五代史》，当时吾民族悉染胡风，人皆怀禽心也。欲别为文论之，而无暇也。使民族精神团聚，外有强夷，内无叛变，间有小寇贼，然一起即灭，无能为大患者，以群众所不与故。其功不可谓不大。论者辄咎宋儒无救于国之弱，不知自典午以迄于五季，中国无生人之气也久矣。若夫元人崛起，如大飓风，扫荡欧亚，无敢当者。此殆有气运，难为解释。而谓诸儒不能挽救中夏之危弱，何责之苛乎？然宋儒亦有二失：一曰只定孔孟为一尊，而排斥诸子过甚，则思想不宏放，即力量终欠活跃也。二曰宋儒只言复仇。复仇者，复赵氏之仇耳，何足鼓舞群情？若能如郑所南、王船山、吕晚村、顾亭林诸先生，盛倡民族思想，则两宋局面或当不致如彼也。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道之大，则“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又诸子百家所自出，本为中华民族的中心思想，今诚宜发皇光大，但不可如宋儒之拘碍。道、墨、名、法，兼容并包，去短采长，即外化亦所不拒，吸取其优。思想不限于一途，而未尝无中心，譬如五官百体，各各发展无碍，而脑为中枢，若仅护头目而不顾四体，未有能生存者。吾嘉宋儒之功而病其碍，永怀当今，远资殷鉴。翁君所举墨法二家优点，吾均赞同。然墨子逻辑谨严，则《大易》正名定辞之学也；其精制造，则《大易》制器尚象之遗也；兼爱兼利，即《易》所谓“利者义之和”也；兼利之旨，又即《大学》以理财归之平天下与夫絜矩之道也。人类欲免于自毁，舍此道无由。墨子言大同，《春秋》太平义也；其抗御侵略，则春秋无善战，及书梁亡之旨也；书梁之自亡，罪其不能自存也。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与杀身成仁不异也，墨之通于儒者岂一端哉？此略言之耳。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则已兼采法家思想。然又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则儒家主张毕竟有不可颠扑者。商君以法治，致秦于富强，唯其立法之初，躬自行之，是以其法有效。武侯尚法治也，而本之开诚心，布公道，故能以法治而开蜀汉之基。以儒术融法家而为治者，吾于武侯无间然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