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答张东荪
答教拜悉。弟以为儒家与印度佛家同为玄学，其所不同者，一主入世，一主出世而已。真如不是一件物事，除却当下合理，又何所谓真如？《涅槃经》乃最后了义，即于心之“常乐我静”而说为如。具云真如。故“乐”之一字不必为儒佛之判也。唯佛主出世，故其哲学思想始终不离宗教；儒主入世，故其哲学思想始终注重伦理实践。哲学不只是求知，而是即知即行，所谓体神化不测之妙于庸言庸行之中，此儒术所为可贵也。总之，儒佛二家之学均广大渊微，浅智所不能了，今人亦无肯肄习者。尊论何时脱稿，甚愿得一读也。
又“当下合理”一词，若深究其涵义便甚难言。其所以为当下合理者，以是本体呈显故耳。若不见体，又何当下合理可言？夫子“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才是当下合理之极致。佛位亦不过如此。凡夫本有此种境地，但习染所蔽，不克发现，不自证得耳。吾兄以求见本体归之佛，而谓儒者为体合道德之法则，似谓当下合理即缘体合道德法则之效果，此弟所未能印可者。须知，若不见体，则所谓道德法则便纯由外铄而无内在的权度，此告子义外之论，所以见斥于孟子也。唯见体故，斯有道德之法则可言。孟子所谓居安资深，取之左右逢源者，乃无往不是天则，无时无在而非当下合理。宋儒诗所谓“等闲识得东风面，此喻见体。万紫千红总是春”，可谓善于形容。到此境地，佛谓之“大自在”，儒者谓之“乐”，《涅槃经》亦谓之“乐”。
儒者的然实证本体，而不务论议，专在人生日用间提撕人，令其身体力行，而自至于知性知天。知性知天即证体之异语。故儒家之学，自表面观之，似只是伦理学，而不必谓之玄学，实则儒家伦理悉根据其玄学，非真实了解儒家之宇宙观与本体论，则于儒家伦理观念必隔膜而难通。
儒家注重践履，此其所长。而由此不务敷陈理论，则了其精义宏旨者，仅少数哲人。而大多数人乃无从探索，而不见其有何物，此亦儒术所以衰也。
《华严》四法界，归于事事无碍，到此与儒家无二致，会通四子、六经，便见此意。
弟每欲有所论述，顾衰世百艰，苦无意趣，若有少数同志随时短简商榷，必不无所解发。朱子诗云“旧学商量加邃密”，至有味也。
附张东荪答函云：二次复书拜悉。弟意尚有未伸者，请再为公陈之。弟以为所谓玄学的与道德的云云，甚至于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之分别，皆基于西方学术重分析之精神而出，遂有此种分别部居之事。至于东方则根本上为浑一的，故谓宋明儒学为道德的一语，却决不包含有宋明儒学为非玄学的之义在内。以在西方所谓道德的与玄学的二义可以互相排斥，而在东方中国则此二义非但不相排拒，且常并为一义，不可强分。尊函论及本体一层。弟自西洋哲学之观点以观，觉稍有伸论之必要。盖弟始终以为本体论为西方哲学之特色。有人谓认识论为西方所独有，殊不知印度哲学上之认识论实甚精微。印度哲学亦讲本体，但其本体即是所谓如，并不是一件东西，以西方术语言之，乃系以宇宙论代替本体论也。中国思想亦然。中国最古之玄学自是《易经》。《易经》只讲宇宙论，而无本体论。若以不甚正确之言表之，则可谓西方确有本体论，印度只是以宇宙论当本体论讲，中国又只是以人生论当本体论讲。吾谓宋明儒者修证之结果得一“乐”字者，其玄学的背景当然根据于《易》，此即生生不息之理。以大宇宙之生生不息，遂致小宇宙即个人。能有此心活泼泼地之一境也。因其玄学的背景不同，故佛家之修证与宋明儒者亦不同。弟尝谓佛家之修证在于得见，其为见也，犹如庖丁解牛；宋明儒者之修证在于所行，其为行也，恰似行云流水。因其为见，故为当下直指；因其为行，故为遍体流行。其结果，得见者只能得一“澈”字；而得行者乃可得一“乐”字。此二者之别也。且弟始终觉得西方之道德观念与宇宙见解、本体主张可以相关联，但仍必为三者，不可混而为一。中国不然，其道德观念即其宇宙见解，其宇宙见解即其本体主张，三者实为一事，不分先后。此种态度，在西方则统名之曰神秘主义而鄙视之。弟则以为中国思想之优点亦正在此，特如何以保留此种优点而仍能卓然自立于西方文明大昌之今日，则颇为问题。诚以东方之自得之乐与西方之驭物之智，如何融合并存，不得不大费苦心矣！弟极思有以解决之，而深感一人之力有限，此则非区区短笺所能尽述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