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张东荪
北大转到来教一封，系弟未抵平时所发。本日又得惠书，兹略答如左。
一、前函谓宋明儒实取佛家修养方法，而实行儒者入世之道，其内容为孔孟，其方法则系印度云云。弟于此微有异议。果如来教，则宋明儒学乃两相搭合而成，如此拉杂，成何学术？为学方法与其学问内容，断无两相歧异之理。向来攻宋明诸师者，皆谓其阳儒阴释，此真横议。吾兄不谓宋明学全出释氏，但谓其方法有采于彼，是其持论已较前人为公而达矣。然弟犹有异议者，何耶？则以孔孟儒学之内容，必不能全用印度佛家方法故也。夫孔曰“求己”，曰“默识”；孟曰“反身”，曰“思诚”，宋明儒方法皆根据于是，虽于佛家禅宗有所参稽兼摄，要非于孔孟无所本而全由葱岭带来也。朱子讥陆象山之学由葱岭带来。今借用其语。凡一学派之传衍，恒缘时代思潮而使旧质料有所蜕变，新质料有所参加，此中外所莫不然。宋明之世，佛家禅宗思想已盛行，诸儒不能不受其影响，亦何足怪？实则宋明儒于孔孟之形而上学方面确属深造自得，而有伟大之成绩，其思想皆自成体系，但散见语录，非深心体玩则莫之能知耳。至若甄验物理人事，足以利用，则晚周儒生之学所为广博，而不偏于玄学一途，宋明儒则不免疏于实用，亦参融禅学之过也。陆王之徒既反对程朱《大学》格物之训，而程朱以即物穷理言格物，又但有主张，而未尝详究方法。其平居体验人事物理，盖不外暗中摸索与凭颖悟所傥获。既无精核之方法，则虽明物察伦，亦往往冥会其通，而未尝解析部分、明征定保，以构成某一部门系统的知识，此科学所由不发达也。兄疑其方法全采印度，或以此欤，然弟则以为宋明儒本偏于玄学一途，其玄学方法仍承孔孟，虽有所资于禅，要非纯取之印度，故于尊论微有异议也。夫孔门注重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即简单的科学。孟子精研政治与社会问题，特有发明，非但为鞭辟近里之功而已。及宋明儒则一意反身默识，以充其德性之知，而于征事析物，即所谓闻见之知则不免视为外驰，虽此言容稍过，至少亦有此倾向，是其视晚周儒家已变而狭矣。大抵东方哲学与西洋科学各有范围，各有方法，并行则不悖，相诋终陷一偏。科学以由感官所得经验为依据，非用客观的方法不可。哲学所穷了者为本体，而宇宙本体实即吾人所以生之理，斯非反求与内证不为功。故东方之学终非科学所能打倒。明知此论为时贤所不许，但不妨向吾兄一倾吐耳。
二、第二函谓英人怀特海之哲学与弟之《新唯识论》颇有相通之点，余生撰一文以相比较。余生于怀特海既未知所得如何，其于《新论》至多不过粗通文句。文句有限也，而文句所诠之意义乃无限。余生目前尚未了解《新论》，又何从比较耶？今学子习于肤浅。吾侪从事论述，唯此孤心长悬天壤耳，若欲索解人于当世，恐为自苦。
三、前夕尊寓畅谈，孟劬先生略及今之治史志者，异执朋兴，此诚无可如何。弟以为今日考史者，皆以科学方法相标榜，不悟科学方法须有辨。自然科学可资实测，以救主观之偏蔽；社会科学则非能先去其主观之偏蔽者，“先”字是着重的意思，非时间义。必不能选择适当之材料以为证据，而将任意取材，以成其僻执之论。今人疑古，其不挟私心曲见以取材者几何？真考据家亦须有治心一段工夫。特难为今人言耳。
附张东荪答函云：复书拜悉。所论宋明儒学与佛学之关系一段，细绎之，与弟所见亦无大差。特弟前函太略，未将所欲言者充分说出耳。弟以为反身、思诚等，在孔孟本人或有此种体验，但当时并未厘为固定之修养方法。自宋明诸儒出，有见于禅修，乃应用印度传统之瑜伽方法从事于内省，由敬与静而得。遂得一种境界。此境界虽同为明心见性，然与佛家不同。盖佛家所得者为实证真如，而宋明儒家所得者为当下合理。二者所达不同，而其为内修则一也。以西方术语言之，则一为玄学的，一为伦理的；一为求见宇宙之本体，一为体合道德之法则。潜修以窥破本体，其结果得一“寂”字。一切皆空，而空亦即有。于是事理无碍，事事无碍。潜修以体合道德，“道德”二字似太狭，不如直呼为做人较妥。其结果得一“乐”字。宋明儒者之诗如有云“万物静观皆自得”，与时人不知予心乐者，不可以寻常句子看待也。故印度之文明始终不离为宗教的文明，而中国之文明则始终不失为伦理的文明。宗教的文明，无论其本质何似，而总不免有出世色彩。至于伦理的文明则纯粹为入世之物。此点可谓宋明儒者在人类思想史上一大发明。弟将为长文以阐明之，不知公亦赞成否？漱溟于此似已稍稍窥见，特不知与弟所领会者果相同与否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