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制
以上所举，不过是略举当时儒生提出的几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使我们知道，在那个无为政治之下，这些儒生在那里大声疾呼的指出社会国家的病态，要求作积极的改革。我们也应该知道，那七十年的无为政治之下，所有一点点有为的政治都是几个儒生的计画。如叔孙通的定仪法，如贾谊、晁错的减削诸侯，如晁错的积贮政策，如贾谊的兴学计画，这都是国家的根本大计。他们的功罪和是非，也许都还有讨论的余地，但他们的积极有为的精神，不肯苟且偷安，不肯跟着一般人说“天下已安已治”，总想应付问题，总想寻求办法：这种精神是值得史家注意的。
秦始皇、李斯都有点开国气象，魄力很大，想造成一个新局面。但中国第一次有这个统一大帝国，他们初次得了这一份绝大家私，实在有点手忙脚乱，应付不过来。秦始皇妄想长生不死，好让他从容整理那大帝国。不料他骤然死倒，一个偌大帝国落在两个小人之手，李斯的血还不曾干，秦皇的天下已瓦解了。汉高帝也有点魄力，有点气度，但太没有学识了，单靠一点无赖的聪明，造成了第二个统一帝国。统一的事业刚成功，他就死了，这个偌大帝国又落在一个凶顽无识的妇人手里。几十年之中，大家都只是苟且敷衍过日子，从没有一个通盘的计画，也从没有一个长治久安的规模。名为无为而治，其实只是姑息偷安而已。
贾谊、晁错一班儒生的重要只在他们肯把社会国家的问题通盘想过，不肯苟且偷安过日子，却要放手解决一些困难问题。他们的学识比灌婴、周勃高的多，又有那儒家“任天下之重”的遗风，很想得君行道，做一番事业。故帝国的命运到他们手里才有一个大转机，到他们手里才有一点建国规模，才有一点通盘计画。削减封建诸侯，积贮军粟，主张伐匈奴，注意教育事业，国家收回造币权，这些计画都发端于文帝时代，酝酿于景帝时代，而实现于武帝时代。
我在上文已略述贾谊、晁错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办法了。这个时代有一部《王制》出现，是文帝令博士诸生做的，是一部雏形的《周礼》，很可以代表这时代的儒生想做点通盘打算的建国方略的野心，所以很值得我们的注意。
《王制》是一个理想的帝国计画。这班儒生都是从封建时代晚期的经典里训练出来的，又都有鉴于秦以孤立而亡，故他们的理想国家还是一个新式的封建国家，还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他们分天下为九州，每州方千里。天子之县自为一州，分九十三国。其余八州，每州分二百十国。九州共分一千七百七十三国，每国大者方百里，小者方五十里。这便是贾谊所谓“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意思。
但这个封建国家不是像秦以前那个分争割据的列国，却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这种区域，与后世分省、道、府、县，无大分别；方伯等于总督，二伯等于南北洋大臣。所不同者，郡县制的官吏不能世袭，而《王制》的诸侯却是“世子世国”，《王制》规定诸侯对天子，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而天子五年一巡狩，天子对诸侯可以削地，可以绌爵，可以流，可以讨。况且诸侯的食禄都有定额：大国之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国之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国之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这种封建诸侯也就和郡县制之下的官吏相去无几了。
《王制》的官制还是很简单的，远不如后出的《周礼》的详密整齐。有一个冢宰，像个财政大臣，有制国用的职务：“用地大小，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有一个大司空，像个农工大臣。有个大司徒，像个教育大臣；有个大乐正，像个国学祭酒。有个大司马，不是兵部大臣，却像个吏部尚书，他的任务是“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有个大司寇，像个司法大臣。还有个太史，“典礼执简，祀奉讳恶，天子斋戒受谏”，这像是个古史官和后世的御史谏官合而为一。
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财政预算制度，叫做“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量入以为出是紧缩的财政预算，和近世国家的“量出以为入”的原则恰恰相反。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已成为天经地义，古代政治思想中的节俭教训都总括在这一个公式里，直接的范围了中国财政二千年之久，间接的便限制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使他倾向于消极的节缩，而不能积极的生利。这里面又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选举制度：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乐正（国学校长）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
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这个制度后来成为中国太学制及选举制的根据。世禄的贵族阶级崩坏以后，公开的学校和选举是必不可少的制度。但汉初的建国者都不曾想到这一著。作吏出身的相国萧何定律令，有一条很重要的律文说：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汉书·艺文志·小学》序）许慎《说文解字》叙也说：学僮年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八体是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这虽是考试取士的起点，但考试的内容偏重认字写字，所取只限于抄胥之才。《王制》的理想制度是第一次提出国家设学校取士任官的制度。
这里也有一个很平恕的司法制度：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
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氾与众共之；众疑，赦之。（此句近于一种陪审制度。）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后制刑。
凡作刑罚，轻无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当时有伟大的法官如张释之之流主持司法制度，故《王制》说司法最亲切有味。
《王制》有一种均田制度。他们估计四海之内约有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亿是十万，此即八十一万亿亩，即八一亩）。其中约有三分之二可以授民耕种。他们主张这样分配：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地有肥瘠，故有五等之别。他们所主张均田之法，原则上认田为公产，不得买卖；又沿袭封建社会的田制，令农民耕公田，以代租税，而自耕之领田则不出租税。古者公田，藉（借民力）而不税。市，廛而不税（税其店铺，而不税其货物）。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
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田里不鬻，墓地不请。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均产制度，必须先把一切私有的土地都没收为公有，然后可以分给农民。这是绝大的改革，当时的君主都没有这个魄力，故这个制度只成为一种理想，后来董仲舒主张限田，到哀帝时师丹、孔光、何武要实行限田，皆不曾实行。到王莽时，才决心实行没收私有土地，不得私行买卖，又实行分田。但三年之后，这个政策也不能不废止了。
《王制》是博士诸生所作，其中制度受孟子的影响最大，往往迂阔难以实行。文帝与窦后都是无为主义的信徒，他们虽令博士先生们做此书，也不过当他作一件假骨董看而已。书中又有三年的丧制，说：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庶人。
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
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这种制度在实际生活上有很大的困难，故不为一般人所赞成。文帝主张短丧，三十六日而除服，汉朝悬为定制。这也许是《王制》不见采用的一个原因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