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初儒生提出的社会政治问题
少年的贾谊要文帝“改正朔，易服色”，又要用“三表五饵以系单于”，遂为后人所嘲笑（《汉书》四十八传赞）。但他的谏书提出了一些社会政治问题，遂开了后来儒生改革事业的起点。后来的儒生高谈社会问题，主持政治改革，从晁错到王莽，从董仲舒到王安石，都可以说是贾谊开的风气。我们先略述贾谊当日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来表示儒家的有为主义的色彩。
他提出的问题之中，他认为最迫切的——可为痛哭的——是怎样解决那汉高帝造成的新封建局面。汉高帝以为秦帝国废除同姓封藩，以致孤立而亡，故汉初分封功臣为诸侯，子弟为诸王，最大者有九国（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长沙）。《汉书》（一四）说：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非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而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天子直辖的地，在故秦三十六郡中只有十五郡，其余尽是大国，这个局面是很难持久的。诸吕乱后，文帝以代王入为天子，不久即有淮南王长谋反（前一七四）的事。故贾谊说：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汉书》四八）故他提出救济的原则如下：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具体的办法是：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齐）、幽王（赵）、元王（楚）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他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汉书》四十八）这个计画初看似乎很平常，但后来经过几次变通修正，居然解决了这个很危险的局势。《汉书》（一四）说：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主父偃）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这就是贾谊的主张。）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旧注，“仕于诸侯为左官”，如今人说“左迁”。）设附益之法。（据旧注，似是禁人阿附王侯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无异。这个问题的解决固然远在贾谊死后，但他有创议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他又提出了君主待遇大臣的问题：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所以礼貌大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骂）弃市之法。然则堂不无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乎？……
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古者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诃）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氂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种社会思想的冲突。古代封建社会的阶级早已打破了，屠狗卖缯的都成了王侯将相了，还有什么用礼而不用刑的士大夫阶级？故萧何丞相一旦得罪，便得下廷尉狱，受械系；一旦放出来，便徒跣入谢。故韩信、彭越封王列士，一旦有罪，皆具五刑，夷三族。故淮南王长以帝子而封大国，一旦谋反失败，便用槛车传送，饿死在槛车之内。说的好听点，这便是后世俗话说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便是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其实这是商鞅、李斯以来专制政体之下的威风。在那种独裁政体之下，旧阶级都消灭了，只剩下一个统治者和其余的被统治者。那独裁的君主有无限的淫威，而一切臣民都毫无保障。所以贾谊和一班书生都忘不了那古代封建阶级社会的几种遗风旧俗，他们自己属于新兴的智织阶级——新的“士”阶级——故颇追想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制度。试看贾谊说：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他们追念那“等级分明”的社会，而不知道那种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是违反时代性的错误思想，颇影响当时以及后世的儒家社会政治思想。
但那旧阶级社会的追恋，不过是贾谊的思想的一种背景。他所要提出的实际问题不但是主张皇帝应该用礼貌优待大臣，并且是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即是反对严酷刑罚的问题。汉朝的刑法，承秦法之后，有种种残酷之刑。《刑法志》所记“具五刑”之法，至今使我们读了起最不快的感觉。汉以前的儒家当那封建阶级崩坏的时代，本已有以礼让治国的主张。从孔子以至荀卿，都有礼治之论。礼治之论，简单说来，只有两层要义：第一，古来上层社会的良风美俗应该充分保存；第二，用教化的方法，养成道德的习惯，使人不容易陷入刑戮。贾生提倡礼治，其实是反对当时的专任刑罚而不注意教化。他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中。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累子孙数十世。……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无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讐，祸几及身，子孙诛绝。……这并不是根本否认刑罚，只是要政府看看亡秦的往事，不要专任严刑峻法，还得从教育下手，才可以建立长久的治安。
所以他又提出教育太子的问题。他说：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他提议的教育太子之法，起于襁褓之中，用三公（太保、太傅、太师）、三少（少保、少傅、少师）作保傅，使他“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太子稍长，便入学校，学中有东学、南学、西学、北学及太学，叫做五学。这种提议便是后来国家立学校的起点。本意是为太子立学，推广到为国子立学，更推广到为国人立学，这是国学制度的演进。
但贾谊还提出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就是怎样对付那新兴的商人阶级的问题。旧封建社会的阶级崩坏以来，商人渐渐占社会的重要地位。《史记·货殖传》说的最明白：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十倍），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便是新兴的私有资产制度的社会阶级的大致。《史记》又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酱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总数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髤（漆）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卮茜音支倩，是一种染料。此言素木器或铁器或卮茜千石。百二十斤为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僮是奴婢，千指为百人），筋骨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粗厚之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麹盐豉千瓵，鲐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十七字是一项，旧注都错了。这是说，息借千贯钱来做买卖，贪贾得利多，廉贾得利少，故三个贪贾或五个廉贾，也可比千乘之家。上文“枣栗千石者三之”，也是说，这样的三个人才可比千乘之家）——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他杂业不中什二（不够二分利），则非吾财也。这是当日的所谓资产阶级，其中有工业家（酿酒、做醋、造酱、织布、漆器、铜器等），有大农（种树、种竹、畜牧等），有商贩，有运输业（车、船等）。其生产方法还在手工工业时代，故奴婢也是资本的一种。其利益至少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货殖传》（此参用《汉书》本，比《史记》明白）又说：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此皆以钱计算。）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享用奢侈，是当时很惹起注意的一点。当时去古未远，封建阶级社会的遗风习俗还在记忆之中，社会思想还全在封建时代留遗的书籍的势力之下，故这种新的社会状态是一般儒生所不能了解容忍的。故贾谊说：今民卖僮（女奴）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偏诸，即编绪，略如今之花边），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无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汉书》四十八）他从富人的奢侈，推想到国中财力的消耗。他以为商业的发达可以使人民弃农而就商，弃本而逐末，所以生财者减少而耗财者加多，势必至于国中财力竭蹶。他说：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出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书》二十四）这是他的经济学原理，也便是许多儒者的经济学原理。这种经济观只承认农业和手工为生产的来源，而商业没有生产的功用；只承认农产和手工产物为财富，而货币是不急之物。他们只看见“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却没有看见那一人的提倡可以使百人千人得衣食之具。他们只看见“出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而没有知道那“靡之者多”正可以使“出之者”得高价，享厚利。
他们这种根据于农业社会的经济成见，遂使他们提出一种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贾谊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汉书》二四）这个主张里含有多少传统的经济学原理！第一是粟多则国富，第二是农是财富之“本”，第三是商人是不自食其力的末技游食之民，第四是国家欲谋富足当驱民归农。
这个政策后来便成了西汉儒生的社会政策，在政治上发生了很重大的影响。晁错（死于前一五四）便是主张这政策最有力的一个。晁错的经济思想和贾谊最接近，但他说的更明白痛快。他说：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汉书》二四）这里又添了一条原则，就是“不农则不地著”。当时商业渐发达，民间自然有向都市移徙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很自然而且很有益的，因为这种移民可以救济乡间的人口过多，又可以用在都市工作所得来补助农事的收入。但这班儒者不能了解这趋势的意义，都以为民不归田则田无人耕种了，民不著地便成了鸟兽一样的游民了。晁错因此又得一个经济政策，叫做“贵五谷而贱金玉”。他说：夫球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他完全不了解货币的用处，只觉得货币有害而无利。如果没有那“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的货币，如果只有那笨重的五谷布帛，那么，人民就不会远徙了，盗贼也无所利了，商业也不会发达了。
晁错最诋毁商人，他以为商人是不劳而得利的寄生阶级，他们营利的方法全靠投机操纵市场，又兼并（兼并即现在所谓掠夺）农民，使农民不得不逃亡。他这样描写农民的生活：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他又写商人的生活道：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者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他很感慨的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汉初大乱之后，商人投机牟利，使物价腾贵，米至每石值万钱，马一匹值百金。故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这种法令到吕后时才得废弛，然而“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以上见《史记》三十）。这就是晁错所谓“法律贱商人”。
大概商人是新兴阶级，本来常受旧阶级的贱视。社会上越贱视商人，商人越不能不自卫；自卫的武器便是金钱的势力。此如中古欧洲贵族武士贱视犹太商人，而因为金钱都在犹太商人之手，他们终得最后的胜利。试举晁错同时的一件事为例：吴楚七国兵起（前一五四）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家。（旧注：“行者须赍粮而出，于子钱家贷之也。”列侯封君从军皆须自备资用，这是封建社会的遗制。欧洲封建时代也如此。）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生一得十倍）。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史记》一二九）这种高利债便是这班钱鬼子自卫的方法，报复的武器，也便是他们最遭贵族文人仇视的原因。晁错所谓“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正是指此等行为。但在急需的时候，十倍之息还有人抢着要，何况一倍利呢？
晁错等人对于这个新兴而有绝大势力的商人阶级，都认为有实行裁制的必要。贾谊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晁错是个大政治家，便提出了一个方案。晁错的提议是：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晁错的本意是重农而抑商，但他这个入粟拜爵策却是于农商两都有利的。他在无意之中发现了一条赋税原则，叫做赋税应“取于有余”，他的入粟拜爵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所得税，使有钱的人拿钱去买粟来捐爵，一面抬高农产的价格，一面又使国家增加一笔大收入。抽商人的余财以供国用，这是抑商。同时他使商人得买爵，这便抬高了商人阶级的地位了。
汉文帝和景帝都采用了这个政策。最初只募民“能输粟及转粟于边者拜爵”；后来边境的屯粮已够支五年了，又令民入粟于郡县，以备凶灾。晁错后来似乎专注重在那“损有余，补不足”的赋税原则，所以又奏请“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文帝听了他的话，遂下诏豁免十二年（前一六八）的田租之半。明年（前一六七），遂全免民田的租税。过了十三年，景帝二年（前一五五），令民出田租之半额，原是十五分之一，半额便成了三十分之一了。（《汉书》二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