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李斯（死于前二八）
在秦始皇和李斯的铁手腕之下，学术思想都遭遇很严厉的压迫。我们看始皇的泰山刻石云：……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琅邪刻石云：……普天之下，抟心壹志。
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日月所照，舟车所载，
皆终其命，莫不得意。
应时动事，是维皇帝。……之罘刻石云：……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
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在这些刻石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始皇帝的志得意满的神气。他们第一次做到一统的大功业，确有开辟一个新局面的感觉，难怪他们在这时候起一种“一劳永逸”的梦想。普天之下既是“抟心壹志，承顺圣意”了，还有什么思想的必要呢？所以博士七十人，只有歌颂功德，鼓吹升平的用处；儒生术士几百人，也只有议封禅礼仪，求神仙，求不死奇药的用处。此外他们还有什么用处呢？
然而这般书生偏要不安本分，还妄想替始皇帝出主意。博士淳于越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种口气正触犯了大丞相的忌讳。李斯是荀卿的弟子，韩非的学友，吕不韦的宾客，他的政治哲学正是要人不法先王。于是他提出了他的焚书政策：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当作儒）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此句《始皇本纪》有误，从《李斯列传》改），人闻令下则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六，参八七。）这一篇大文章受了两千多年的咒骂，到了今日应该可以得着比较公平冷静的估价了。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人，看了这篇宣言，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以惊异的论点。古来的思想家，无论是那一派，都有压迫异己思想的倾向。儒家如孟子、荀子，都有过很明白的表示。“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这便是孟轲。“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辩说也”，这便是荀卿。儒家不曾造出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吗？墨家也要“壹同天下之义”，他们的理想政治是“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韩非也说：“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所以古代思想派别虽多，在压迫异己的思想和言论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不幸“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只能说说罢了，都不曾做出秦始皇、李斯的奇迹。李斯是有势有刑的帝国大丞相，故能实行当日儒墨名法所公同主张的压迫政策。这叫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孔丘、墨翟，荀卿、李斯，易地则皆然，有什么奇怪？后世儒者对于孔丘杀少正卯的传说都不曾有贬辞，独要极力丑诋李斯的禁书政策，真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了。
李斯的建议中的主要思想是根本反对“以古非今”、“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这个思想也不足奇怪。我们研究了《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的思想，应该可以明白当时思想界的几个重要领袖确是相信历史演化的原则。韩非和《吕氏春秋》讲的最透切。韩非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五蠹》）《五蠹》一篇全是这种历史变迁的议论，而结论归到“不期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吕氏春秋》也说：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为治，岂不悲哉？（《察今》）《吕氏春秋》的结论也归到“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悲哉？”这种根据于历史演变的事实而主张变法的哲学，便是李斯的议案的思想背景。
韩非早已说过了：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括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轻慢）巫祝也。
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故不听学者之言。（《显学》）韩非要除去的《五蠹》，其中之一便是那“称先王之道以藉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的学者。韩非并且很明白的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同）韩非的书在秦国最流行，秦始皇早已熟读了他的《孤愤》、《五蠹》之书（《史记》六三）；李斯也是熟读《五蠹》、《显学》之书的（《史记》六三，又八七）；连那昏庸的胡亥也能整段的征引《五蠹篇》的话（《史记》八七）。故韩非虽死，而韩非的主张却成了秦帝国的政策。李斯焚书令中的话便是《五蠹》、《显学》的主张，而“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竟是直用“显学篇”的文句了。
平心而论，这种思想可算是中国古代思想中最大胆、最彻底的部分。古代思想家谈政治往往多是内心冥想，而捏造尧舜先王的故事来作证据；内心的冥想无穷，故捏造的尧舜先王故事也无穷。这种风气有种种流弊。名为道古，其实是作伪；闭户造证据，其实全无证据，养成懒惰诈伪的思想习惯，是一弊。什么事总说古昔先王怎样好，“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养成迷古守旧的心理，是二弊。说来头头是道，而全不观察现状，全不研究制度，“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养成以耳为目的不晓事习气，是三弊。故满地是“先王之语”，其实大都是假历史；遍地是“书简之文”，其实大都是成见与瞎说。所以韩非发愤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即诬也。（《显学》）愚是不自觉的受欺，诬是有心欺骗。李斯的焚书政策只是要扫除一切“非愚即诬”的书籍，叫人回头研究现代的法律制度，上“以法为教”，下“以吏为师”。他不是有意要“愚黔首”，只是如始皇说的“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翻成了今日的语言，这种政策不过等于废除四书五经，禁止人做八股，教人多研究一点现代的法律、经济、政治的知识。这有什么希奇呢？我们至多不过嫌李斯当日稍稍动了一点火气，遂成了一种恐怖政策，不仅是取缔那应该取缔的“以古非今”，竟取消一切“私学”的权利，摧残一切批评政治的自由了。但政治的专制固然可怕，崇古思想的专制其实更可怕。秦帝国的专制权威，不久便被陈涉、项羽推翻了。但崇古思想的专制权威复活之后，便没有第二个韩非、李斯敢起来造反了。我们在二千多年之后，看饱了二千年“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的无穷毒害，我们不能不承认韩非、李斯是中国历史上极伟大的政治家。他们采取的手段虽然不能全叫我们赞同，然而他们大胆的反对“不师今而学古”的精神是永永不可埋没的，是应该受我们的敬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