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一的中国
在纪元前二三○年到二二一年之间，秦国的武力平定了六国，建立了第一次的统一帝国。这第一个统一帝国只有十年多（二二二—二一）的寿命，秦始皇死后（二一），陈胜、吴广便起兵造反了（二九）。从前二○九年到二○二年，为楚汉之争的时期。从二○二年到一九五年，为叛乱时期。经过这十五年的战祸之后，第二个统一帝国——汉帝国——方才站得住。从此以后，中国便上了统一帝国的轨道。
这个统一帝国继续了近四百年（约前二—纪元二）之久，中间只有十几年的暂时分裂。这四百年的统一国家的生活，在中国民族史上有莫大的重要。分开来说，至少有这几点可以特别提出：
第一，这四百年的统一生活的训练，养成了一个统一民族的意识。从前只有“齐人”、“秦人”、“楚人”、“晋人”的意识，到这个时期才有“中国人”的意识。我们到现在还自称是“汉人”，“汉人”已成了“中国人”的同义名词了。这便是那四百年的一统生活的绝大成绩。
第二，在这四百年中，许多重要的政治制度逐渐成立，为后代所取法，故汉帝国不但造成了四百年的一统局面，并且建立了两千年统一帝国的基础。最重要的制度如郡县制，如赋税制度，如科举，都成立于这个时代。其中如郡县制虽起于秦帝国，但汉初分封子弟，疆土太大，几乎回到战国的局势。经过了贾谊、晁错、主父偃等人的计虑，才有由诸王分地与子孙的办法，“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到后来诸侯只能食租税的一部分而已，不能与闻政事。封建的制度到这时候才算废止。又如考试任官的制度，起于汉武帝时，后世逐渐演变，遂成为统一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制度。有统一的科举制度才有同一文字的可能。那已死的古文所以能维持两千年的权威，全是这考试任官制度的功效。
第三，秦以前的各国文化虽有渐渐倾向统一的形势，但地方的色彩还是很浓厚的。秦是西戎，楚是南蛮，吴越也是南蛮。孟轲在前四世纪与三世纪之间，还有“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种族成见。秦始皇虽然用武力征服了六国，而种族畛域之见仍未能消灭，故南方民族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口号。陈胜、项羽、刘邦都假借“楚”的名号，最后成统一帝业的刘邦便是南方的平民。但汉高祖虽是南方人，而他的眼光是很敏锐的，故能听娄敬、张良的话，定都关中。娄敬说的很露骨：“夫与人斗，不搤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按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南方人立国，而定都北方，这便有统一国家的气象。四百年中，南北的畛域渐渐泯灭，只有对外族的开拓，而没有内国的种族争战。这长期的一统帝国之下，各地的民族宗教在长安都有祠巫，各地的人才都有进用的机会：齐鲁的儒生继续传经，蜀楚的文人宣传楚声的文学，燕齐的方士高谈神仙方术，一一都成了帝国文化的一部分，在帝者庇护之下都失去了原来的地方性。故这四百年的统一生活造成了统一的中国文化；有了这个伟大的基础，中国民族才能吸收各外族的文化，才能同化许多外来的民族。
第四，这个统一的局面在思想史上的最大影响便是思想的倾向一尊。秦以前的思想虽有混合的趋势，终究因为在列国分立的局势之下，各种思想仍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在这一国不得志的思想家，在那一国也许可以受君主的拥篲先驱。各国的君王公子又争着养士，白马非马之论固有人爱听，鸡鸣狗盗之徒也有人收容。但秦汉一统之后，政治的大权集中了，思想的中心也就跟着政府的趋向改换。李斯很明白地提倡“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焚烧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禁止以古非今，禁止批评政制。这时候虽然也有私藏的书，但在这统一的专制帝政之下，人人都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感觉。（《李斯列传》中记秦二世大杀群公子，公子高欲出奔而恐收族，乃请从葬先帝。这便是“无所逃死”的明例。）藏书的人须把书藏在壁里，传书的人须在夜半鸡鸣之间秘密约会，思想的不自由可以想见了。皇帝今天想求神仙，于是学者都得讲神仙。皇帝明天要封禅了，于是博士先生们又都得讲求封禅典礼了。秦法又很严，方术不验的便有死罪。卢生、侯生一案，诸生被坑杀的有四百六十余人。到了后来，秦始皇一死倒，连那位主张焚书的丞相李斯也不能有什么说话的自由了，他十分委屈求全，到头来终不免下在狱里，吃了一千余榜掠，还得“具五刑，腰斩东市，夷三族”。临死（二八）时，他回头对他的儿子说：“我要想和你再牵着黄狗，出上蔡（他的故乡）东门去赶兔子，那种乐事如今那儿去寻呢？”他剥夺了天下人思想言论的自由，等到他自己下在狱里，想上书自辩，只落得赵高一句话：“囚安得上书！”天下人都没有自由，丞相那能独享自由呢？
司马迁说：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孔子八世孙孔鲋）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谪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搢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史记》一二一）这一件事可以写出当日学者的渴望自由，赞成革命。从前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现在见有革命军起来了，故他们抱着孔子的礼器，赶去赞助革命，虽与同死而不悔。
但革命成功之后，统一的专制局面又回来了，学术思想的自由仍旧无望。建国的大功臣，如韩信、彭越等皆受极惨酷的刑戮。《汉书·刑法志》说：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至高后元年（前一八八），乃除三族罪、祅言令。孝文二年（一七八），……尽除收律相坐法。其后（一六三）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在这个极惨酷无人理的专制淫威之下，那有思想言论的自由？怪不得张良要辟谷学导引，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了。怪不得陆贾晚年要谢病辞官，每日带着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去寻酒食欢乐了。
新垣平犯了什么罪？他不过造出了一种无稽的望气说，又做了一件假古董，几乎叫孝文帝相信而已。然而他却受了五刑三族之诛！新垣平的思想虽荒诞，然而荒诞的思想要受这样惨酷的刑戮，别人虽有正当的思想也就不敢拿出来了。景帝时，辕固生和黄生在皇帝的面前争论一个问题：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
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纣桀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
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
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史记》一二一）这两个学者都是太老实了。一个要正上下之分，故说汤武是造反弑君，却忘了汉朝天下也是从造反得来的。一个要替汉高祖辩护，故赞成革命，却又忘了皇帝在面前，满肚子不愿意有人赞成革命。两个都想巴结皇帝，却都碰了一个大钉子！从此以后，这个问题遂无人敢明白讨论了。这个故事写那思想不自由的空气，写那时代的学者左右做人难的神气，多么可怕！
这一个故事写的便是专制国家里的“忌讳”问题。忌讳是君主或政府不愿意听的话，不愿意人想的思想。凡触犯忌讳的，都不许有自由，都有刑戮的危险。在专制政体之下，一般人的思想都得避免一切犯忌讳的话，还得更进一步去逢迎君主的意志。即如汤武革命的问题，后世也有相仿的例子。北宋史家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认三国时代的魏为正统；南宋史家朱熹作《通鉴纲目》，便认蜀汉为三国正统。为什么呢？北宋赵匡胤因兵士拥戴而做皇帝，很像曹魏的代汉，故宋朝的史家不敢说曹魏是非正统。南宋是偏安的局面，有点像蜀汉的偏安，故南宋的史家不敢不认蜀汉为正统了。到了满清入主中国的时候，这个问题又换了一个新样子。明朝的官吏投降清朝的，在当时都很受欢迎，但等到满洲人基础稳固之后，这班投降的大官都被收在“贰臣传”去了！前日之受降是一种实际的需要；今日之编入《贰臣传》是为清朝臣子不忠者劝。前日行的是辕固生的主张，今日行的是黄生的主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都依君主的意指为转移。
可马迁又说：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汉以司空主罪人，城旦是罚作苦工的徒刑。）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入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史记》一二一）把罪人送进兽圈去刺野猪，这很像罗马时代的斗兽，是很野蛮的制度。辕固生不过说了一句轻视老子书的话，窦太后便大怒，罚他去刺野猪。这是何等世界？
晁错为景帝画策，削减诸王国。后来吴楚七国举兵反，以诛晁错为名，景帝慌了，就把晁错斩于东市，以谢七国。董仲舒爱谈灾异，建元六年（一三五）辽东高庙灾，董仲舒解释天意，刺讥当日的贵戚外藩。主父偃奏上其书，皇帝把董仲舒交审判，判决他应得死罪。皇帝虽然免了他的死罪，然而从此以后，“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史记》一二一，参看《汉书》二七上。）
当汉武帝初年，太皇太后窦氏的势力还很大。当时有几个儒生想拥护新立的少主，推翻太皇太后的专政。领袖的人是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他们运动武帝去请一位八十多岁的儒家大师申公来商量怎样立明堂，朝诸侯。他们又提议请一班外戚诸侯各回国，并请群臣不要向太皇太后处奏事。窦太后知道了，很生气，遂寻了赵绾、王臧的许多罪过，把他们下狱，他们都自杀在狱里。（《史记》一二一，参《史记》一七，《汉书》八八。）
窦太后崇拜黄老书，故她的儿子景帝和诸王诸窦都不得不读黄帝老子的书，不得不尊崇黄老之学（《史记》四九）。她当国二十多年（前一五六—一三五），当时的儒生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一二一）。批评老子书的，要被罚去兽圈里刺豕；提倡儒术的，如赵绾、王臧等，要下狱自杀。这便是一尊。《史记》又说：及窦太后崩（一三五），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这又是一尊。
当武帝征召诸儒之时，辕固生和公孙弘都在被征之数。辕固生已九十余岁了，公孙弘也有六十岁了。公孙弘有点怕这位老前辈，不敢正眼看他。辕固生对他说：公孙子，务正学以立言，无曲学以阿世。然而在这个学术一尊，思想不自由之下，能有几个人不“曲学以阿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