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4）是业师唐长孺先生去世十周年。回忆唐师多年来对我的关怀和培养，更加缅怀唐师作为一代史学大师的高尚情操和丰伟人格。

我在进入唐师门墙之前，已向唐师书信问学了两年。第一次给唐师写信，是1976年夏秋之交。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我在武昌煤建公司当送煤工，对前途感到十分渺茫，就给唐师写了一封信。信中主要谈自己研习古典文史的经过。但考虑口说无凭，总得拿点什么东西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于是想到了自己写的诗词。我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之下，六岁开始背诗词，九岁开始写诗词，十三岁后才正式涉足史林，系统阅读“二十五史”。可以说，在诗词方面下的功夫，因为是“童子功”，远较在历史方面下的功夫为深。而我知道，唐师早年也是先以诗驰名于世的。古典诗词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综合实力。因此，我在信中附了几首我二十岁后写的诗词，最主要的是五首七律，即《二十述怀》三首^[1]，和《丙辰秋再返嘉鱼茶场访旧》二首^[2]。这五首七律，是我当时的代表作。大约一个多月后，接到唐师从北京“《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写的回信。此信大致先说我的信从武汉大学辗转送到北京的经过，然后说“你的诗词写得很好，证明你确实学有素养”等等，最后说春节将回武汉，到时希望约我见面^[3]。

1977年春节前的一天，我送煤回到单位，同事告诉我，说有一个年轻人找我。见面后，经过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唐师的公子刚卯兄。刚卯兄告诉我，唐师已经由京返汉，希望周六我去他家见面。我心中的喜悦和激动自然不可言喻。周六晚上大约六点多钟，我诚惶诚恐地到了唐师的家。唐师正在和师母等家人吃晚饭，见我来了，便让我先到书房等候。进了唐师的书房，首先看到的是一个装着线装本“二十四史”的大木柜。我阅读的“二十四史”是百衲本的，一直想找一套线装本与之进行比较^[4]，因而对这个装着线装本“二十四史”的大木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想走上前仔细看看，唐师吃完晚饭进来了。唐师很客气，让我在他对面坐下。当时唐师六十六岁，童颜鹤发，慈眉善目，使我减少了一些畏惧感。唐师开始问话，从我的家庭一直问到我的学习方法和领域。我一边小心翼翼地回答，一边思索着怎样提一些问题。唐师问完话，我先向唐师请教《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情况，然后提了一些诸如士族形成的背景、门阀衰落的原因以及东汉宦官之祸与唐代宦官之祸的差异等问题。唐师很高兴地一一作了回答。我感觉唐师的记忆力好得惊人，很多史籍的原文都能倒背如流，真是从心里敬佩不已。临了，唐师对我说：“中央已经决定恢复高考，你应该准备一下。”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心里不由得一阵激动。

春节过后，唐师又去北京，继续主持《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工作。我则找了一些中学数学书，先对自己的弱项进行补习，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记得在此期间，还给唐师写过几封信，但具体谈些什么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唐师有老辈人的传统，基本上是有信必回。高考结束之后，还与唐师通过几封信，大致是汇报考试情况和思想状况。由于我多年来一直只想读书，而苦于借书太过辛苦，借好书太过艰难，在报考志愿上先填武汉大学图书馆系，然后才填武汉大学历史系。唐师回信批评我对图书馆工作不甚了解，指出我有深入研修历史学的天赋，表示他会过问此事。不久，就到了1978年。

1978年2月，在唐师的干预下，我接到了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同时，湖北的多家报纸、电台都报道了一个普通送煤工考取大学的消息，使我一夜之间成为了湖北的“名人”。3月6日，我正式去武大历史系报到，成为了七七级新生中的一员。3月9日晚上，在历史系的一间教室里，唐师和吴于廑先生正式接见了我们七七级全部90名新学员。唐师语重心长地勉励我们，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刻苦再刻苦，勇攀历史学的高峰。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目睹唐师作为一代史学大师的风范。其间，我还曾和历史系的关文发老师，在唐师家里，共同接受过一次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不久，这次采访以《报到第一天》为题，刊于3月16日的《光明日报》，使我一夜之间又成为了全国的“名人”。我过去读书追求“学以养心”，绝无任何功利思想，接踵而来的电台和电视台要求采访，外校和本校要求介绍自学经验，以及全国各地数百封好学青年的来信，无疑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很多的困扰。唐师是最不喜欢抛头露面和介绍什么自学经验的，知道此事后，嘱我不得已可偶一为之，以后则应以学习紧张为由加以拒绝。唐师的态度与我的想法完全相合，我遵嘱而行，终于使自己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

这年4月，遵照唐师的指示，我报考了唐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5月初试，7月复试，8月录取，9月开学，只觉时间过得飞快，一切恍然如梦。这段时间，由于有书可读，心情是非常好的。曾经写了两首词：

水调歌头

读报载《大家都来做伯乐》有感。

跌宕崎岖路，骏马困盐车。金蹄陷于泥土，鼻息喷黄沙。御者痴同盲瞽，只识骊黄牝牡，鞭挞更叱咤。伯乐遥瞻此，心碎泪如麻。　　揩污渍，抚垂鬣，复长嗟：“知君志在千里，今日到吾家。”骏马高嘶昂首，似诉生平之志，悲喜两交加。伯乐今朝有，千里敢云赊。^[5]

满庭芳

初坐武大图书馆作。

曲水流红，层林耸翠，珞珈占尽春光。黉宫何处？桃李绕门墙。更有雕甍画栋，缥缃里，遍贮琳琅。从今后，莘莘学子，珍重爱书香。　　难忘。当日恨，一张白卷，满纸荒唐。空遗得，跳梁小丑名狂。试看长征伊始，人八亿，快马轻装。科研地，攻坚在望，成果献辉煌。

这两首词现在看来虽然有点应景味道，但在当时可能就是我的心声。词写好后，都给唐师看过。开学后，一次面谒唐师，唐师嘱我注意二事：第一事，我将来毕业分配，是去北京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协助唐师及整理组诸先生，完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工作，因而希望我在学习期间，不要谈恋爱，以免增加以后分配的困扰；第二事，写诗词固然可以陶情冶性，我的诗词也确实写得很好，但太花时间，自己当年对此深有感触，后来为了专心做学问，而不得不“戒”了这一嗜好，希望我以后也不要再写诗词了。此二事：第一事没有做到，后来给唐师增添了很多麻烦；第二事在一段时间内基本做到了，我现在保存的诗词，绝大部分都是此次谈话以前的旧作，此次谈话以后，我就很少再写诗词了（图5）。

在读研的三年中，除了我们师兄弟八人定期去唐师家问学、唐师定期给我们上专题课这种直接受教外，唐师给我个人最大的教益主要有二：

（一）指导我编撰读研习作《晋三桓年谱长编》。我对东晋门阀的历史较为有兴趣，一直想从王、谢、庾、桓四大家族中选一大家族，为他们编撰年谱长编，以此为线索，探讨整个东晋门阀的历史。唐师对我的想法十分支持，并建议以桓彝、桓温、桓玄祖孙三代为谱主。工作进行了一年半，成稿二十馀万字。唐师对这部读研期间的习作，进行了认真、仔细地批改。唐师的治史风格与陈寅恪先生十分近似，擅长小处见大。因此，唐师对《长编》的批改，对我后来的治史风格曾产生重大影响。这部《长编》，虽然由于我工作一直很忙，没有时间进行再整理，至今未能交付出版社出版，但稍有闲暇，不时拿出来翻翻，重读唐师的批语，仍有不少收获^[6]。

图5 唐长孺先生1983年4月摄于武汉大学樱花树下

（二）指导我撰写硕士论文《三省制略论》。我在读研伊始，就已开始构思硕士论文的题目了。第二年，曾在唐师指导下，撰写学年论文《试论东晋南朝的宰相制度》。不久，经过在唐师面前论证，唐师同意在此学年论文的基础上，扩写硕士论文。是年暑假即开始着手，到第三年暑假前，成稿近二十万字，名为《三省制略论》。原稿分为八章，从秦汉论述到唐五代，材料堆砌，内容庞杂，问题颇多。唐师审阅后，写出了很长的极具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认为临近毕业，修改会花很多时间，建议删去第八章“唐五代三省制的破坏”，只谈形成，改名《略论三省制的形成》。唐师的意见，显出了宏观把握历史进程的超凡功力，对我后来的治史风格也曾产生重大影响。后来，经王仲荦先生推荐，这篇论文重写了第八章，恢复旧名，顺利出版^[7]。

顺便提一下，1981年7月4日是唐师公历七十大寿，时值唐师访日归来不久，我特别写了一首词祝寿：

金缕曲

业师唐长孺老人七旬寿词。

曰若称稽古，忆龙门藏金匮，绳其祖武。马列宗风开蹊径，谁驾柴车筚路？况八代兴衰未究。封建分期争已久，立新坛，更见真旗手。挥史笔，如椽否？　　而今学筏东瀛渡。似当年、唐经九译，流风遐布。独我资同参也鲁，孤负薪传授受，正自愧苗而不秀。忽报椿龄不逾矩，集门墙，喜设尊师酒。金杯祝，无疆寿。

这是我在毕业之前写的最后一首词。毕业之后，遵照唐师教诲，很长一段时间，确实就没有再写诗词了。

1981年秋、冬之际，我研究生毕业（图6），获得硕士学位，分配到北京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协助唐师及整理组诸先生，正式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工作。此后直到唐师去世前，一直与唐师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从现存六十馀封珍贵的唐师来信看，主要是谈《文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但也包括很多其他内容。其中，与我个人事业有关的主要有二：

（一）鼓励我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我们知道：郑玄为东汉经学大师，他的《论语注》曾经极负盛名，却由于种种原因于北宋以后逐渐失传。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出土多件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曾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极大的轰动^[8]。而1959—1975年间，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又出土大量的《郑注》，其价值之大更不待言。我初次参加《文书》整理工作，对于如何利用《文书》进行专题研究，可以说茫然不知头绪。曾经就此专门写信向唐师求教。唐师于1982年6月1日来信说：“我想《论语郑注》很可以研究，所出甚多，可以成专册。”在唐师的鼓励下，我开始对敦煌、吐鲁番所出唐写本《郑注》进行综合整理。1983年5月，古文献研究室成立《敦煌古文献初编》编委会，经过几次讨论，拟出详细目录，由我承担全部《论语》（包括《白文论语》、《论语郑氏注》、《论语集解》、《论语义疏讲经提纲》等）的整理^[9]。当时有的先生担心我可能缺乏经学根柢，提出让王家琦先生与我合作整理《论语》。唐师于1983年8月20日来信说：“我想你和王家琦同志合作整理吐鲁番所出《论语》，倒是有意思的。但我对此是外行，可以请教张政烺先生，指导应该如何着手。”而实际上，我早已独自完成唐写本《郑注》整理初稿，并正在对初稿进行修改和增补。但这一情况，后来唐师才知道。唐师于1986年4月4日来信说：“来函述及大作《论语郑氏注》正在修改，甚为快慰。此书为研究《论语》者提供珍贵资料，极有价值。”稍后唐师听说我要评职称和打算写《高昌史稿》，又于同年7月4日来信说：“评职称……我想你务必把《论语郑注》做好，实至名归。”同年8月14日来信说：“我仍以为目前主要还是更好完成你的《论语郑注》。”同年年底，我终于完成本书全部修改和增补工作，定名为《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交给文物出版社等待出版。唐师对本书的出版一直非常关心，对本书的价值更是给予充分肯定。如：1987年8月30日来信问：“你的《论语》考证，是否已有出版眉目，甚念。”1991年7月11日来信说：“知道大作《论语郑注》已经二校，是很有价值的著作。”1992年2月28日来信说：“大著《论语郑注辑及研究》已出版，甚喜。这是足以传世的著作，以后研究《论语》架上必备此书。”还有很多，不赘举。我在本书《前言》中，谈及编著本书的原委时，也特别提到：

图6 唐长孺先生与1978级门生1986年5月摄于湖北蒲圻三至九世纪长江中游社会经济讨论会期间（左起：王世平、笔者、王延武、张弓、李春润、钟国发、李文澜）

我于1981年12月正式到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工作，有幸较早接触到这批唐写本《郑注》残卷。业师唐长孺先生主持整理工作，对这批唐写本《郑注》残卷极为重视，希望有人能够结合以前所出，对唐写本《郑注》进行综合校勘和研究。我不揣浅陋接受了这项任务。^[10]

我多年治学的习惯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享受创作过程，不太关心人家怎样评价，所以我个人的著作既很少送人，也从不拿去参加评奖。也正因如此，一直不知本书在国内外学术界的真实反映。后来接到日本研究《郑注》的大家金谷治先生和台湾研究《郑注》的大家陈金木先生来函，才知他们对本书评价也非常之高。199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见到李学勤先生，2001年在长沙参加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遇到清华大学一些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人，才知他们都曾专门去书店购买本书并置之座右。证明本书确如唐师所说：“这是足以传世的著作，以后研究《论语》架上必备此书。”唐师见识高远由此可见一斑。

（二）支持我撰写《高昌史稿》系列专著。我们知道：传世文献关于高昌历史的记载非常贫乏，以致很多问题在当时就已说不清楚，到现在更加成为难解之谜。吐鲁番文书的出土，大大丰富了高昌历史研究的资料，也使撰写专门的《高昌史》成为了可能。我初次参加《文书》整理工作，首先接触的就是高昌郡国文书，虽然当时并未萌发撰写《高昌史》的念头，但对整理组是否有先生想写《高昌史》十分有兴趣。记得到古文献研究室后，给唐师写的第一封信，就问到这件事。唐师于1982年1月12日来信说：“马雍同志（也是参加整理组同志）已写《高昌史》，可能已完稿。”直到这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告诉我，说马雍先生可能并未着手写《高昌史》，才使我正式萌发撰写《高昌史》的念头。但由于这个消息只是朋友转告，并非直接来自马雍先生，我并未马上着手。过了很久，由于马雍先生不幸英年早逝，这个念头才又重新萌发出来。1986年夏，刚卯兄来京出差，曾在我家短暂逗留，我与他谈到想写《高昌史》的事。稍后接到唐师同年8月14日来信，说：

刚卯来京，不知曾晤见否？他说您想写《高昌史》，因为听说我要写，所以没有动手。我并无此意，过去马雍同志曾想写《高昌史》，不知有无遗稿。如果马书未成，我想您完全可以从事此项著作。而且要赶快着手，因为主要资料不外吐鲁番文书及高昌墓砖，如果有人从事，就很难不重复。

不仅支持我撰写，还希望我快点着手。唐师同年9月9日又来信告诉我：

高昌史的资料主要是史传及吐鲁番文书与墓砖，我想你完全可以掌握。国内研究成果不难见到，国外成书的只有嶋崎昌的一本，他所见资料有限，有的是题外之文。此外，唯最近的白须净真有几篇论文。总之，在收集资料和参考国内外论著方面都不太困难。当然，还有大小问题有待研究解决，需要花精力。书若写成，可以肯定能超过日本人的论著。能够早一点动手为佳，迟恐他人先我为之。目前，似尚未听说有人要写（马雍同志恐未成书）。

仍希望我快点着手。1989年春，我向有关方面申请国家青年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请唐师为本课题第一推荐人。唐师对本课题期望甚高，推荐书全文为：

王素同志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具有深厚的学力，多年来参加新发现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充分掌握有关本课题的材料，曾发表专著及论文多篇，多有创获，是一位优秀的青年史学工作者。高昌郡和高昌国的历史，史籍记载缺略，自吐鲁番文书陆续发现后，数十年来中外学人颇多论述，但还没有利用新出资料，综合前代成果，全面探索的著作。我相信王素同志的学力，能够完成本课题的研究，填补这一史学上的空白。特此推荐。

1992年2月28日，唐师还来信询问：“《高昌国史》进程如何，这也是很有价值的著作。”我的《高昌史稿》系列专著目前已出版“统治”、“交通”二编^[11]，还有“政制”、“经济”、“文化”三编，材料都已收集齐备，准备陆续撰写。已出版的“统治”、“交通”二编，国内学术界反映不错^[12]。日本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权威池田温先生收到我赠送的“统治”、“交通”二编，于2002年8月下旬来信说：“先生活动多般，特别吐鲁番文献整理研究，学界认为世界中的冠军，我们期待着您不远完成‘政制’、‘经济’、‘文化’诸编，提高学界水平。”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我更因此二编的出版，在学术界获得“高昌王”雅号。可惜的是，最早认识这套系列专著价值并始终支持我撰写这套系列专著的唐师，没能见到这套系列专著的陆续出版，就不幸去世了。我曾撰一挽联，载于《高昌史稿·统治编》的《前言》，原文如下：

六十年绛帐传薪，集成吐鲁文书，共守指归开后学；

八千里深衣受命，泣捧高昌史稿，独持心丧祭先师。

以此表达我对唐师深沈的景仰和无尽的哀思。

综观我二十多年的治学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些微成就，都与唐师无私的关怀、培养、鼓励、支持分不开。唐师对于我的恩泽，远非这篇小文所能表达。而唐师对于学术界的恩泽，更是山高水长，难以尽述。以《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与出版为例。我们知道：原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是国内整理出土文献的专门机构，曾经主持过不少出土文献的整理，但成为完璧者却寥若晨星。从多卷本项目来说，1975年成立的《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吐鲁番出土文书》三个整理小组，到目前（2004）为止，《银雀山汉墓竹简》（计划出版3卷，仅出版第1卷，文物出版社，1985年）、《马王堆汉墓帛书》（计划出版6卷，仅出版第1、3、4卷，文物出版社，1981、1983、1985年）均未出齐，仅唐师主持整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10册、图文对照本4卷，文物出版社，1981—1996年）堪称完璧。我保存的六十馀封唐师来信，主要都是谈《文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至今重读，仍能感受唐师一切为了繁荣学术的拳拳之心。即使在出现某些无稽流言的时候，唐师也不改为了繁荣学术的初衷。正如唐师1983年11月1日给我来信所说：“我年已七十，七十老翁何所求，只是希望把文书整理工作及身完成而已。我觉得有的同志很不了解，我为什么要如此热心地参加这工作，总以为我有所图，那就只好由他去说了。”唐师对于学术界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4年12月。）

[1] 《二十述怀》三首（1973年，时下放荆门）：（一）“小谪人间二十春，居然哀乐往来频。飘蓬犹胜沾泥絮，落溷何如堕席茵。玉树生阶勤问字，桃花夹岸愧知津。曲高和寡寻常有，岂学模棱与拜尘。”（二）“黄粱未熟梦何妨，饭颗山头味正长。休画蛾眉夸黛绿，且燃藜火事丹黄。明时指鹿难为马，叔世牵牛不易羊。独把生涯快羁旅，仰天一笑对秋霜。”（三）“崎岖前路蹇驴艰，逝者如斯更不还。千古蒿莱埋壮志，几人事业托名山。会须小饮三杯醉，难得浮生半日闲。幸有元龙豪气在，不辞问舍到田间。”此三首七律，后均发表于《华夏吟友》第3卷，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第3页。

[2] 《丙辰秋再返嘉鱼茶场访旧》二首（1976年）：（一）“红尘滚滚路迢迢，又驾征车出市嚣。人似飞鸿常作客，身如瘦马怕衔镳。一麾江海情犹昨，再唱河梁事更遥。他日低徊俱是梦，玉关无恙月轮高。”（一）“惯从浪宕度生涯，此地销磨二载差。零雨飘花疑落木，残钟破梦报栽茶。床头试捣求浆杵，篱角空停问字车。休觅更阑读书处，旧题尘满碧笼纱。”此二首七律：第一首曾载梅浦诗社编《梅浦吟草》第3期，武穴市梅川印刷厂，1988年，第4页（但题目、文字稍有不同）；第二首后来亦发表于《华夏吟友》第3卷，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第3页。

[3] 非常遗憾，唐师给我的这封信，后来被武大历史系要去，一直没有退还。故以上所述，仅凭记忆，不一定完全准确。

[4] 我家里原有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是我外祖父郑南宣老先生的，经过“文革”抄家，已经残缺不全，故阅读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是从父亲王冀民先生所在的华中农学院附属中学图书馆借出来的。家藏线装本“二十四史”，尽管残缺不全，我仍十分珍惜，后来武汉大学毕业分配来京，仍将它们都带到了北京。

[5] 此词曾发表于《武大战报》1978年5月13日第3版。

[6] 近撰《试述东晋桓彝之功业》一文（刊《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25—36页），材料和某些观点即出自《长编》。

[7] 王素《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1986年。

[8] 王素《敦煌本〈论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百年）——历史文化卷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70—482页。

[9] 参阅邓文宽《〈敦煌古文献〉详目介绍》，《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4年第3期（总第3期），北京市海淀区草桥印刷厂，1984年，第4页。

[10] 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页。按：原“不揣浅陋”后有“承乏”二字，为文物社三审专家未经我同意妄加，导致叠床架屋，故删除。

[11]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又《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

[12] 参阅：荣新江《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书评），《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186—188页；孟宪实《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96—600页；孟宪实《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8—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