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的福音
1935年的一天，天津中西女校国文范绍韩老师照例布置了周记作文，19位高中一年级女生用毛笔写完，当场交了卷。但这回很特别，范老师要带领大家自编一本集子，选出每个人一年中比较好的作文合集，起名《十九支箭》。
范老师在前言《我的话》里写道：“这一篇篇的作品，都是这人生途中一阶段上团结的印痕，有一天你们到了另一个环境，回想起来，你们便永远忘不了这一种‘力’，更要继演着这一种‘力’！”母亲说范老师的话掷地有声。
母亲的学名叫杨静如，当时年芳16岁，正处于青春迷茫时期，会“忽然感到悲观失望”。同班同学，也是高才生的钱伯桐在集子里这样描写她：“娇小淑女，性格温柔，态度稳重，是大家闺秀的典范。底有奇才蕴心胸”，然后笔锋一转：“遇事不勇，每为退让所。”她要静如“我劝你，振精神，往前冲，锻炼身心，做一个巾帼英雄”。
可如何冲破优越旧家庭金丝笼般的桎梏呢？东北沦陷，如火如荼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母亲却不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初中毕业后想去学画，家里的老人以当画家终会贫病落魄为由不让她去。她非常苦闷，想找人倾吐，最崇拜的哥哥这时已赴英伦，家里再没有可谈心的人，她想到了她所崇拜的写《家》《春》《秋》的作家巴金，巴金先生无疑是她除了哥哥之外，最理想的精神支柱。
不久，巴金真的给这个女中学生回信了！这篇写自79年前的少女作文《新的我》，正是在收到巴金第一封信后写的，并被范老师选进集子里。
仅这一件具有“出土文物价值”的旧事，在今年11月纪念巴金诞生11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响雷。恰逢第11届巴金学术研讨会召开，主题是“巴金和他的理想主义”。
我无从了解巴金的回信里写了些什么，我只是从字里行间强烈感受到母亲在读信后像拨开迷雾见太阳，虽有点冲动和幼稚，但起码她变得快乐起来。她以前看什么都是灰色，现在看到了希望，变得勇敢了，真可谓一篇典型的理想主义的产物！
对这次会议，去还是不去，我们母女俩讨论再三。母亲说那年李伯伯（我从小就这么称呼巴金）走，我们家里人就一个人也没去送，叫你代表去，你那时家里有客人走不开。我说是啊，要不然我后来怎么写了一篇《假如我有翅膀》呢？
作为那篇作文作者的女儿去开会，既荣幸又有压力。我一再问，您到底要不要做个书面发言呢？她望望我，并没做回答。只是在我动身的那天早上，我发现她靠在床上专心致志写东西的样子，像个虔诚的女学生，虽然白发稀疏，背驼得厉害，可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分明依然在《新的我》的道路上跋涉！
近日去看姨妈，98岁的老太太提到当年我妈写作文这件事，还很兴奋，用她仍很足的底气大声背诵这篇作文的头三句：“我觉悟了！我到如今才觉悟！但是，我并不以为晚！”她说这三句把我们都吓了一跳，你想想她（指我妈）那么小，怎么有这么大的劲儿？
那一时期，巴金一共给母亲写了十封信，天津租界沦陷前，外婆叫家庭教师池太太的丈夫池大夫查一下母亲留下的两大箱东西里有没有“违禁品”。池大夫认为巴金的书和编的刊物没什么，倒是那些信件有危险，于是一把火全部烧掉，连同巴金三哥李尧林和母亲通的四十封信。
母亲珍藏《十九支箭》很久，却难逃在“文革”中化为灰烬的厄运。她只记得集子封面是绿色的，前三页是师长的像，是大家用凑的两元五角钱印的。20世纪80年代她意外地收到一位老同学留存的集子复印件，让她惊喜万分，思绪飞回天津的往事，其中自然有国文班刊问世。三年后，她开始和巴金的三哥李尧林交往，留下一段梦幻般的记忆。
1938年7月7日深夜，几位被母亲称为“翡翠年华”的高中女生不甘当亡国奴，结伴离开了天津。充盈着学术自由空气的西南联大在召唤她。
我在巴金研讨会上发言最后说：“从此，一颗理想的种子在我妈，也是年轻的小杨静如心里种下了。”
每个人都有一次“新的我”，或早或迟，新的我就是觉醒时刻的到来。有的人觉醒了就洗心革面，有的人一辈子浑浑噩噩。母亲和巴金通信长达半个世纪，她以先生信中鼓励她的话“相信未来，未来是美丽的！”为一生的座右铭。我又何尝不在巴金题写的“赵蘅同志，奋勇前进！”的鞭策中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当年同班的“十九支箭”，今天健在的还有我的母亲和吴华英阿姨两位。
初稿于2014年12月4日北京寒天
修改于同年12月8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