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要饭记
1 上水
黄河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一说。
从青藏高原一路撞下来，它软硬兼施，浩荡东流，经过中原桃花峪成为中下游，到兰考东坝头，它不歇气，拐头北上，直奔大海。长垣、兰考两岸属这块“豆腐腰”里的一段软腰，这是九曲黄河的最后一道弯，一条五千多公里长的大河，数此地两岸河床最宽，易把控不住决堤泛滥。多少年里，在这块“豆腐腰”上蔓延过苍老的白云和鲜绿的草滩。
我生活在黄河西岸。西岸是封丘、长垣。东岸是兰考、东明。从前黄河发水，两岸叫作“上水”，含有一丝恭敬之意。上水不同于上酒上茶，“上水”预示着房倒屋塌，是度荒开始。
黄河滩里的同学田振河说，上水时，他家夜里能听到房塌声，扑通扑通，响得几十年后还胆战心惊。
2 大爷
两岸乡村，经常碰到要饭者，多以老人、妇女为主，有的女人拖带着小孩子，一路擦着鼻涕。其中不乏艺术细胞者，会打一段“莲花落”，乒乒乓乓，把气氛也打热了，竹板增加了喜剧效果。我母亲每当听到门外竹板声响，不劳那人开唱，赶紧把热馍送上。
要饭者都着柳条编的长篮，篮子似小舟的形状，大得似乎要张口吞下一个饥饿的村庄。
在东岸兰考，人们问要饭者：“哪儿的？”
“长垣的大爷。”
在西岸长垣，人们问要饭者：“哪儿的？”
“兰考的大爷。”
答话里有停顿和紧凑的妙处。中原人苦时也自找苦乐。尽管两位落魄者都是要饭的“大爷”，幽默里不乏苦涩。
阳光下，许许多多的“大爷”在黄河滩像蚂蚱一样蹦跶，行走。
我有一个五大爷，年轻时要过饭，最远跨河要到菏泽，积累了宝贵的行乞经验：要饭要选择范围，不要在自己村里要，更不在自家门口要，碰到亲戚熟人会拉到家里，面子上过不去。要行云流水远走他乡，既磨开脸面又自由自在，话也好说“圆番”。
两岸要饭形成了“河西人到河东要，河东人到河西要”的自然规律。接近两岸人才交流。
3 要饭
要着要着，便要成了一种“自由职业”。五大爷说：要饭让人生懒，能要三年饭，给个县长也不换。
多年后，我才看到苏东坡讲的那个穷汉言志的故事。
我在电影《焦裕禄》里看到一个片段：在中原寒冷冬夜，焦裕禄来到兰考火车站，站在弥漫的大雪里，他面对的是一个逃亡的兰考：那些站着的，蹲着的，依靠拐杖立着的，黑压压一地，来自全县各村，携家带口，一个个要扒火车外出要饭。他们在大雪里静默。
我看时眼睛湿润，如鲠在喉。人生落魄时没有上策、下策的选择，只有听天由命。
4 口音
小代是一位80后，在郑州创业，拥有好几家门店，去年回乡当支书，他母亲为此事至今不愿理他，骂道：好不容易跳出穷坑，咋能又折回？
年轻的代支书对我说，他们一家和要饭也有关联。他爷要过饭，是当年兰考要饭大军里的一员。还有一位大伯要饭，一路要到豫西，被一户人家看中，当了倒插门女婿，近几年才搭上线来往。
从1964年焦裕禄去世到如今，半世纪里兰考几乎是贫困的代名词，像一片桐叶包裹着苦涩。
我对兰考人的口音熟悉，有个现象，无论在郑州或其他地方，听口音就能判断出，有意思的是兰考人在外地从来不说自己是兰考的，都说是开封的，再问顶多说开封东。甚至两个陌生兰考人相见，都不会说自己是兰考的，一说出“兰考”俩字马上低半截，会被人瞧不起。
小代对我说，连说自己是兰考人都没底气。
要饭的名声像粘身的皮袄，兰考人一直穿着，揭不掉。
5 村事
小代当村支书第一件事是改善街道，在村里修了十一条路。村里道路原先四米宽，办红白喜事根本过不去车，现在八米宽，最宽十四米。他把道理讲透后，家家通情达理，有的人家让出四分地，他给三家补修了小门楼，墙上雕着花。
街道名起得很“形势”：田园路、如意路、文明路、幸福路，放到郑州也能跟上形势。
全县都种蜜瓜，他有自己主意，不随大溜。产业多样化，种植葡萄、苹果，培植草坪，因地制宜，只种能让老百姓放心的。
今年增加水产养殖，在冬天要举办村里“第一届捕捞节”。临走时小代对我说：“到时来捞一把吧，捞住捞不住都让你吃鱼。”
6 化石
有一天，我在郑州堵车，听到挖沟的一个农民工问一个骑摩托车送外卖的，哪儿的这么气势？小伙子大声回答“兰考的”，语气里带着底气。
我想到多年前那个关于两岸大爷的话题。
大河两岸，“要饭”一词以后会成为一个语言化石，需要语言学家加上历史学家注释，后人才能懂得。
那次我在兰考焦裕禄纪念馆，除了看到那把符号般的藤椅，看到熟悉的农具，除箩头、簸箕、笆斗外，竟还看到一只用柳条编的篮子。熟悉的面孔，上面肯定也粘过饭汤、鼻涕、眼泪和一段莲花落。
空篮子。装满空虚饥饿的时光。壬寅初，冯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