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总序

承程郁缀教授、朱惠国教授青睐,以为余研治秦观有年,在他们主编的《秦少游诗词文精品》即将付梓之时,嘱写一篇序言。两先生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两所名校,在学术界颇负盛名,自前年开始,接任全国秦少游学术研究会正副会长,颇想有所作为。《秦少游诗词文精品》一套小丛书便是在两位先生的倡议和主编下的一项成果。盛情难却,余不揣谫陋,以衰朽之年,笨拙之笔,勉成此文,介绍秦观的生平、思想与创作,庶几可供读者做一些参考。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生于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卒于宋徽宗元符三年(1100)。他是我国宋代文学的杰出作家,多才多艺,在诗词文赋方面均有重要成就。现存《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为其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秦观出生在高邮东乡(今三垛镇)一个耕读之家,青少年时期,慷慨豪隽,强志盛气,十分仰慕郭子仪、杜牧的为人,立志杀敌疆场、收复故土。一时愿望难以实现,便度过一段漫游生活。三十岁前后,曾到历阳(今安徽和县)、徐州(今属江苏)、会稽(今浙江绍兴)省亲访友,探古揽胜。家居期间,时而“杜门却扫,日以文史自娱;时复扁舟循邗沟而南,以适广陵”[1];有时也会寄迹青楼,并以其词作“酬妙舞轻歌”[2]。秦观于神宗元丰八年(1085),中进士,先除定海主簿,未赴任,寻授蔡州教授。这一年神宗去世,哲宗继位。翌年改元元祐,主张变法的新党代表人物王安石不久也病故,国家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哲宗年幼,朝中大政一切听命于高太后。司马光、吕公著等旧派人物得以重用。元祐二年(1087),苏轼以“贤良方正”向朝廷推荐秦观,不幸为忌者所中,只得引疾回到蔡州。直到元祐五年五月,才以范纯仁之荐,被召到京师,除太学博士,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元祐六年迁正字,但在洛蜀两党的斗争中,依附蜀党的秦观遭到洛党贾易的攻击,以行为“不检”罢去正字。过了二年,方始迁为国史院编修,授宣德郎。汴京三年,是秦观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他和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同游苏轼之门,人称“苏门四学士”,而苏轼“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对他的文章“未尝不极口称善”[3]

高太后去世,政局又变。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新党重新上台,旧党纷纷遭到打击。苏轼先贬惠州(今属广东),再贬琼州(今属海南)。秦观也因“影附”苏轼而出为杭州通判,又因御史刘拯告他增损《神宗实录》,道贬处州,任监酒税的微职。绍圣三年(1096),又以写佛书被罪,贬至郴州(今属湖南)。在郴州住了一年,奉诏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次年又自横州徙雷州(今广东海康)。在“南土四时尽热,愁人日夜俱长”[4]的境遇中,他预感到生命不会长久,便为自己写了挽词。元符三年(1100)五月,新接位的徽宗下了一道赦令,苏轼自海南量移廉州,途经海康,和他见了一面。随即他自己也被放还。当年八月十二日,醉卧藤州(今广西藤县)光华亭上,溘然长逝。终年五十二岁。秦观一生事迹已被编入拙著《秦少游年谱长编》,此处不再详细展开。

秦观与苏轼一样,一生起伏均与北宋的党争有关。神宗熙宁间王安石变法,动机不可谓不好,然而旧党人物如文彦博、富弼、司马光、吕公著、孙觉、李常以及苏轼等对此均持不同政见,纷纷予以反对。而且新法在执行中,又暴露出不少弊端,并出现了一些以权谋私的官吏,于是没有多久就趋于失败。王安石变法时,秦观才二十二岁,尚居家读书,未及参预政治。他仅是在元丰初所写的《田居四首》诗中涉及青苗法、市易法等推行后的影响,如云:“倒筒备青钱,盐茗恐垂橐。明日输绢租,邻儿入城郭。”“辛勤稼穑事,恻怆田畴语。得谷不敢储,催科吏旁午。”虽是批评,语气比较温和,同苏轼“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5],“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6]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到了元丰七年,王安石新政失败,退居金陵半山,东坡自黄州量移汝州,遂捐弃前嫌,前往探望。离开后,东坡又写信向王安石推荐秦观,王安石热情地回了信,说:“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诗,手之而不释。”[7]可见他们当时已消除了党争成见,言归于好。但秦观对王安石新法并不完全排斥,元祐三年应制科所上的策论,既不反对新党的免役法,也不反对旧党的差役法,而是建议“悉取二法之可用于今者,别为一书,谓之元祐役法”[8]。唯有科举法的改革(神宗熙宁四年从王安石议,罢诗赋,停制科,专以经义、论、策取士),触及了秦观的个人利益,常常引起他的不满。如《次韵邢敦夫秋怀十首》之九云:“祖宗举贤良,充赋多名儒。执事恶言者,此科为之无。”他在元丰中为了应举,不得不学习王安石所制定的《三经新义》,每每牢骚满腹。这时的思想,颇与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所说的“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相似。

在秦观的文章中,有一篇《李公择行状》骂王安石极为厉害,如云:“是时,王荆公辅政,始作新法,谏官御史论不合者,辄斥去。……时荆公之子雱与温陵吕惠卿,皆与闻国论。凡朝廷之事,三人者参然后得行。公言陛下与大臣议某事,安石不可则移而不行;安石造膝议某事,安石承诏颁焉,吕惠卿献疑则反之。诏用某人,安石、惠卿之所可,雱不说则又罢之。孔子曰:‘禄去公室’、‘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今皆不似之耶?”也就是说彼时三人小集团把持朝政,而吕惠卿与王雱反而凌驾于作为宰相的王安石之上。

元祐二年,旧党分裂。是时吕公著为相,群臣以类相从,遂有洛党、蜀党、朔党之说。洛党以程颐为首,蜀党以苏轼为首,朔党以刘挚、梁焘等为首。新党人物大都在野,他们冷眼旁观,伺机报复。秦观当然站在他的老师苏轼一边。因此便成了洛党攻击的靶子。元祐三年,秦观应制科(即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所上策论中有《朋党》上下篇,其中不少议论为党争而发。他要求皇帝“不务嫉朋党,务辨邪正而已”。言外之意,便是影射洛党为邪党,而蜀党为正党。于是他便遭到洛党的攻讦,与黄庭坚、王巩一起,皆被“诬以过恶”[9],落第而归。元祐七年七月,秦观由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迁正字。此时洛党的朱光庭、贾易转而投靠以宰相刘挚为首的朔党以干进。贾易率先上了一章,“诋观不检之罪”[10],又弹劾苏辙“阴使秦观、王巩往来奔走,道达音旨,出力以逐许将”[11]。于是秦观为正字二月而罢。可见在洛蜀之争中,秦观被卷入很深,所受的打击也很惨。

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倡言绍述,起用新党,旧党中任何一派皆被斥逐。此时秦观也被逐出京,名列元祐党人碑“馀官”之首,最后卒于藤州。秦观的前途和生命,就在惨烈的党争中葬送了。

在政治思想上,秦观也和苏轼一样,同时受到儒释道三家的影响,比较复杂。他自小学习《论语》、《孟子》,后来迫于应举求禄仕,又习王安石所制定的《三经新义》。因此儒家思想成了他的基本思想。另外,家庭信佛,对他也有影响。他说“余家既世崇佛氏”[12],“蹇吾妙龄,志于幽玄”[13]。元丰七年,苏轼荐秦观于王安石,说他“通晓佛书”,王安石答书也说“又闻秦君尝学至言妙道”。可见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比较全面地接受儒佛道三方面的教育。

儒家思想积极的一面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少游大半生似以这一思想为指导。他曾说:“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不伟哉!于是字以太虚,以导吾志。”[14]又说:“今吾年至而虑易,不待蹈险而悔及之。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邑里如马少游,于是字以少游,以识吾过。”[15]这种“或进以经世,或退以存身”[16]的思想,是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教义相一致的。在伦理方面,他也与儒家的观点相似,如说“子之事父,其生也养志为大,养口体次之”[17]。养志之说,就是从《孟子·离娄》篇而来的。秦观在这里是要哲宗以儒家的“孝”来治天下,希望他继承神宗遗志,“图任元老,眷礼名儒”,实际上是为“元祐更化”制造舆论。

但是秦观的儒家思想并不是纯粹的,他与当时程颢、程颐所提倡的“理学”大相径庭。二程认为“天者理也”,“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而“不可外求”。他们还提倡为学以“识仁”为主,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便须“以诚敬存之”[18]。秦观填了一首《水龙吟》词赠给蔡州营妓娄琬,程颐读了其中“天还知道,和天也瘦”二句,大为反感,乃曰:“高高在上,岂可以此渎上帝!”[19]程颐还宣称:“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20]

由此可见洛蜀之争,不仅在政治上有分歧,在哲学乃至文艺思想上也颇有差异。为此,秦观在《春日杂兴》诗之十中剀切陈词:“扬马操宏纲,韩柳激颓浪。建安妙讴吟,风概亦超放。……儿曹独何事,诋斥几覆。原心良自诬,猥欲私所尚。螳螂拒飞辙,精卫填冥涨。咄咄徒尔为,东海固无恙。”事实证明,同属儒学,却有不同的学派,他们相互之间,也时常引起斗争。

秦观所崇尚的儒学,在不少地方还融入了道家思想和佛家学说。他那占了整整一卷篇幅的长篇哲学论文《浩气传》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此文从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出发,融合了《庄子》、《列子》、《抱朴子》、《黄帝内经》,由儒及道,纵横捭阖,反复论证,表现出精深的哲学思辨。如云:“元气为物至矣!其在阳也,成象而为天;其在阴也,成形而为地……况于人乎?”将气与阴阳天地乃至人性结合起来,这当然不仅是儒家思想,固然与《周易·系辞上》说过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相似。而《列子·天瑞》篇也曾说过:“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庄子·知北游》则将气联系到人,说:“人之生,气之聚也。”《抱朴子·至理》篇也说:“人生气中,气在人中。”《黄帝内经·素问》说得更明确:“人以天地之气生……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少游的《圣人继天测灵论》谈道德,讲体用,也是融老、庄、易学于一炉。他的《变化论》、《君子终日乾乾论》,则着重阐释义理。他的《心说》,认为“心”与道家的玄虚之说是一致的:“夫虚空之于心,犹一心之于天。”这两句乃是用佛家之说。《景德传灯录》卷五信州智常禅师云:“于中夜独入方丈,礼拜哀请大通(和尚),乃曰:‘汝见虚空否?’对曰:‘见。’彼曰:‘汝见虚空有相貌否?’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犹如虚空,返观自性,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见是名真。……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极乐世界。’”《心说》中所说的“虚心”,则本诸《庄子·人间世》:“虚者,心斋也。”“有心者累物”,则本诸《庄子·刻意》:“故曰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无物累,无人非。”可见少游以儒学为本,旁通释老,他所论的“心”,与禅宗万物皆空、一切本无、以心为本之思想有一定联系,与庄子学说也息息相通。由此可见,少游之说掺杂了佛老之学,体现了宋儒思想不同于其他时期的某些特征。

儒释道思想虽贯穿于少游的一生,然视境遇变迁而显得轻重各异、主次不同。一般在他仕途顺利时,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就比较重,居于主要地位。而一旦遭到挫折,他就借助佛老,遁入虚无,以求精神解脱。例如他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后,就作《自警》诗云:“莫嫌天地少含弘,自是人生多褊窄。争名竞利走如狂,复被利名生怨隙。”他为自己找寻了一条出路:“从兹俗态两相忘,笑指青山归未得。”绍圣元年坐党祸贬监处州酒税时,他以念经礼忏、抄写佛书为乐。元符元年在谪居雷州时度五十岁生日,作《反初》诗以自慰,表示“心将虚无合,身与元气并。陟降三境中,高真相送迎”。此时,他似乎是一个道家信奉者的形象了。

秦观的创作根据其生活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从熙宁二年(1069)作《浮山堰赋》始,至元丰八年(1085)止,是秦观创作的前期。其间除了两度漫游、三次应举之外,基本上是在高邮家中学习时文以备应举。两度漫游:一度是熙宁九年(1076)与孙莘老、参寥子同游历阳(今安徽和县)之汤泉,得诗三十首、赋一篇(见《游汤泉记》);一度是元丰二年(1079)春搭乘苏轼调任湖州的便船南下,省大父承议公及叔父秦定于会稽,郡守程公辟馆之于蓬莱阁,从游八月,酬唱百篇[21]。此外,他还常到离家不远的扬州和楚州,有诗投赠扬州守鲜于侁和吕公著,并与楚州教授徐积相酬唱。三次应举分别为元丰元年、五年和八年。前两次均未考中,均有诗词反映落第心情,记录了往返京师的行迹。著名的《满庭芳(山抹微云)》词,就是将仕途失意的“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其间有《对淮南诏狱二首》,究竟为何陷入诏狱,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史料可资考证。总之,这一时期的纪游之作占绝大多数,可称少游创作上的发轫时期。

秦观创作的中期是从元丰八年(1085)考中进士开始至绍圣元年(1094)止。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逝世,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斥逐新党,起用旧臣司马光、吕公著为相,接着实行“元祐更化”,逐渐废除熙丰新法。少游的创作与整个元祐时期相适应。元祐元年(1086)他为蔡州教授,三年,以苏轼、鲜于侁荐,进策论五十篇,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试。时洛蜀党争起,少游被洛党“诬以过恶”,遂引疾归汝南。五年五月,复由范纯仁、曾肇荐,自蔡州入京都,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历秘书省正字,官至国史院编修。在京四年,诗人政治上曾两次遭受打击,一次是上面所说的举贤良不中,一次是元祐六年(1091)七月迁正字仅两月,又因洛党弹劾而罢。这两次打击他并未直接发之于吟咏,仅在某些篇章中作了曲折的反映。这一时期篇章相当丰富,内容也较复杂,同前期相比,除模山范水之外,增加了对时局的关心,如《次韵邢敦夫秋怀十首》之五,表示同意司马光割弃熙河与夏人的主张;而在《送蒋颍叔帅熙河二首》之二中,又说:“要须尽取熙河地,打鼓梁州看上元。”对契丹与高丽,也曾发表己见。政见虽因时而异,但其爱国思想却是贯彻始终的。这一时期写了为数甚多的政论文,也为歌楼舞榭填了不少词,内容多为艳情,然不失品格,可说这是他创作上的丰收时期和发展时期。

从绍圣元年(1094)三月被逐出京,至元符三年(1100)赦归,是秦观创作的后期。这一时期长达七年,按理作品应该较多,但除词之外,人们钩沉辑佚,仅得诗五十七首。如从元符元年过岭后计算,仅存诗三十三首,散文则仅存数篇。这主要是因为作者身处放逐之中,一方面有使者承风望旨,没有创作自由;一方面是贬所不断变更,即使有所创作,也容易散失。尽管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但无论在抒情的深度上和艺术技巧上,都远远超过以前两个时期。这首先表现在词作中,贬谪之初,他就以《望海潮(梅英疏淡)》、《风流子》、《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抒写了不幸的预感;既谪之后,又以《千秋岁》、《踏莎行》、《如梦令(遥夜沉沉如水)》、《阮郎归》其三、其四以及《好事近》等,倾诉迁谪之恨。他的《千秋岁》曾引起苏轼、黄庭坚、孔仲平、李之仪、王之道、丘崈、释惠洪等的共鸣,纷纷次韵,形成一股范围很大的波澜,在词史上形成一个贬谪词创作的高潮。此时少游所作的《雷阳书事三首》、《海康书事十首》,以质朴的语言反映了自己谪居岭南的生活和思想,还勾勒了这一地区的风俗画,诗风为之一变。因此不妨说,这一时期标志着他创作上的成熟。

以上三个时期的划分,只能是一个大概。若细加研讨,每一时期还可分为若干阶段,如中期便可分为蔡州阶段和汴京阶段,这里就不暇细说了,留待读者详审作品。

秦观历来以词著称,其词清丽淡雅,韵味醇厚,且能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向来被视为婉约词的正宗。对于少游词的成就,大家耳熟能详,此处不再展开。其实除了词之外,秦观在诗文方面也取得较高成就。只可惜长期为词名所掩,少为人知。所以明人胡应麟就说:“秦少游当时自以诗文重,今被乐府家推作渠帅,世遂寡称。”[22]现在应该还他以本来面目。

人们谈到秦观诗,多称其七言绝句,如《春日五首》、《秋日三首》。《雪浪斋日记》就曾说“海棠花发麝香眠”,“诗甚丽”;元好问《论诗绝句》评《春日》诗其二则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此意当沿袭南宋敖陶孙《臞翁诗评》“秦少游诗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之观点,不过经他形象化的描述,女郎诗二语,遂成千古定谳。其实文艺作品应该呈现多种风格,既有阳刚之美,也应有阴柔之美;既有东坡的“丈夫诗”,也应有少游的“女郎诗”,这样才会造成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其实少游诗何止七绝一种体裁,又何止“女郎诗”一种风格。他的五古和七古早就受人激赏。王安石答东坡书称其诗云:“清新妩丽,鲍谢似之。”元丰三年吕公著知扬州,他以《春日杂兴》之一投卷,吕本中举其中“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二句,引李公择之语评曰:虽“谢家兄弟(得意)之作不能过”[23]也。说明他的诗已超过南朝谢灵运和谢惠连。苏轼读了他的《和黄法曹忆建溪梅花》诗,更和诗赞之曰:“西湖处士骨应槁,只有此诗君压倒。”[24]以为压倒林逋的名作《山园小梅》,容或过誉,然此诗咏梅,务在神似,不能不是一大特点。至于少游过岭后所写的诗,吕本中已称其“严重高古,自成一家”,这里就不再复述了。

前人对少游之文,评价也很高。东坡就曾说:“秦观自少年从臣学文,词采绚发,议论锋起。”[25]黄庭坚也说:“少游五十策,其言明且清。笔墨深关键,开阖见日星。”[26]少游的策论,不但论事说理,切中时弊,而且行文流畅,清新可诵。同当时一些刻版式的策论相比,自然高出一筹。但是严格说来,少游的策论受东坡影响较大,尚欠个人风格。其原因之一便是这些策论大都是在东坡指导或影响下写成的。元丰三年,苏辙贬往筠州,少游托他将所写的策论《奇兵》及《盗贼》带给贬居黄州的苏轼,轼答书云:“似此得数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实者,不须及时事也。”以后少游即依此原则撰写其他策论。原因之二是有些地方沿袭了东坡的观点。如策论《序篇》云:“臣闻春则仓庚鸣,夏则蝼蝈鸣,秋则寒蝉鸣,冬则雉鸣。”表面是用《礼记·月令》,实则受到东坡《李端叔书》“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的启迪,而此书是在元丰三年托他转交的,不可能没有看到。又如《韩愈论》称韩文杜诗为“集大成”,人们多以为是少游创见,其实也是东坡的观点,见陈师道《后山诗话》及东坡《答吴道子画后》。其《盗贼下》一文云“有缙绅先生告臣曰”一段,明人张即指出:“实指苏公,殆非设言也。”[27]由此可见,少游策论“与坡同一轨辙”,“此少游之所以不及东坡也”[28]。真正代表少游散文风格的,应该是他的哲学论文,故近人林纾说:“集中如《魏景传》及《心说》,皆直造蒙庄之室,为东坡中所无。”[29]此外,他的小品文《眇倡传》、《二侯说》、《书晋贤图后》、《辋川图跋》等也都富有情趣,颇堪把玩。其《清和先生传》博采事典,以拟人化手法,为酒立传,似承韩愈《毛颖传》胎息,逞才肆意,亦颇可观。

此次秦少游学术研究会两位会长将秦观诗词文中的精品选出,分别编册,并请黄思维、谢燕、刘勇刚和吴雅楠诸君分别加以注释和简评,相信对广大读者了解和鉴赏秦少游的作品一定会有所裨益,并将对进一步推动全国秦少游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著述亦然,难免存在某些不足,尚希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是为序。

徐培均2013年7月撰于沪上岁寒居


[1] 秦观《与李乐天简》。

[2] 秦观《梦扬州》词。

[3]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

[4] 秦观《宁浦书事六首》第三首。

[5]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其二。

[6] 《山村五绝》。

[7] 《舒王答苏内翰荐秦公书》,见日藏宋乾道高邮军学本《淮海集》卷端引。

[8] 《淮海集》卷十四《法律》下。

[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四。

[1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三。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三。

[12] 《五百罗汉图纪》。

[13] 《遣疟鬼文》。

[14] 宋陈师道《秦少游字序》。

[15] 宋陈师道《秦少游字序》。

[16] 宋陈师道《秦少游字序》。

[17] 《淮海集》卷十二《国论》。

[18] 《二程遗书》卷二。

[19] 宋陈鹄《耆旧续闻》卷八。

[20] 《二程遗书》卷十八。

[21] 见《谢程公辟启》。

[22] 明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

[23]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八引《童蒙诗训》。

[24] 《和秦太虚梅花》。

[25] 《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

[26] 见《山谷诗集》卷十九《晚泊长沙,示秦处度湛、范元实温,用寄明略和父韵五首》之五。

[27] 明嘉靖张鄂州刻《淮海集》引。

[28] 林纾《淮海集选序》。

[29] 林纾《淮海集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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