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缘起湖上的学子

第一章 缘起湖上的学子

丰子恺与杭州的缘分很深,这种缘分始于他到杭州投考,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之时。出了校门后,丰子恺在故乡石门湾和上海、杭州之间往来奔波,也曾几度寓居杭州,亲近西湖。他把杭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起初不经意的你

秋到江南,白菊飘香,空气里弥漫着甜蜜的味道。1898年11月9日(农历九月二十六),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江南水乡石门湾丰家老屋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就在这天清晨,丰子恺诞生了。这是丰家盼了许多年后盼来的第一个男孩,可谓阖家欢喜,连木场桥头后河边的杨柳也笑弯了腰。丰子恺的父亲丰为儿子取乳名“慈玉”。祖母丰八娘娘立即叫人摆起香烛敬神谢恩。丰子恺就在全家人的宠爱下健康地成长。

丰子恺出生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时,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国内的有识之士力求维新救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在内外交困之下,清王朝正走向穷途末路。

1900年,因庚子之变,例行的乡试推迟了。1901年10月是光绪皇帝三十岁的万寿圣节,按例应加开恩科,也一并推迟到 1902年补行。就在1902年秋,丰第四次赴杭州应试,为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第八十七名举人,这在当时的小镇石门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中举之后,丰本来可以于次年进京会试,但不巧的是,他当年即遭母丧,必须在家守孝三年。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丰再也没有机会做官,只好在家设塾授徒。1906年秋分时节,他就因肺病去世。

起初,丰子恺在父亲的私塾里受教,学名丰润。父亲去世后,母亲钟云芳送他入镇上的于云芝私塾读书。1905年科举废除后,各地先后办起学堂,以代替私塾,于云芝的私塾也改成小学堂。

石门镇上的西竺庵小学旧址(徐盈哲 摄)

1910年,小学堂借用西竺庵祖师殿为校舍,正式定名为溪西两等小学堂。民国初年,地方上办自治会,实行选举,为便于选举,流行同音简化字,一位老师为丰润改名丰仁。溪西两等小学堂后经改组,原有高等部分的学生归入新办的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校址仍在西竺庵。1914年初,丰子恺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

小学毕业,面临升学。丰母钟云芳很是忧心,与邻居沈惠荪先生商量丰子恺的前途问题。沈惠荪是小学校的校长,也是丰家的亲戚,在石门镇上算得上是有见识的人。在他的建议下,钟云芳决定送儿子去省城杭州投考中等学校,恰好沈惠荪的儿子沈元与丰子恺同班毕业,也要去杭州投考,由沈惠荪亲自送去。于是,钟云芳便拜托沈家父子带丰子恺同行。

1914年夏天一个炎热的早晨,钟云芳一早起来为儿子整理行装,照例给他吃了糕、粽,期盼儿子“高中”,然后把儿子送到沈家。丰子恺就随沈家父子搭快班船到了长安镇,再坐火车,来到省城杭州。这是他第一次到杭州,这一年,他虚龄十七岁。

丰子恺的父亲去世早,母亲虽不识字,却身兼慈母、严父之职,是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对丰子恺一生影响很大。之前,她曾与沈惠荪商量过,认为丰子恺投考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一师)最合适。当时家乡新办学校,需要教师,师范毕业可以当老师;而且父亲早逝,丰子恺是家中长子,当老师可以在家乡觅职,不必外出;另外也考虑到师范学费低廉,毕业后不必再升学,可以减轻家里负担。钟云芳将这三层道理再三说给儿子听,儿子也频频点头。

带着母亲殷切的期待,带着求知的梦想,丰子恺踏上了杭州的土地。

杭州毕竟是省城,这里的学校多如牛毛,而且规模也比石门镇上的小学大得多,图书馆和书坊里的书堆积如山,琳琅满目。丰子恺的心也如西湖边的柳絮随风飞扬,强烈的求知欲望,占满了他的心房,使他几乎忘记了母亲的叮嘱。之前母亲曾说过,学商业必须要到大城市的公司去谋差事,他没有父兄,不可离家远行;读了中学,毕业后要升学,家里又负担不起。而此刻,丰子恺唯一担心的是,这回入学考试如果不能通过,落第回家怎么办?不行,绝对不行!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考取!他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

听说可以同时报考几所学校,丰子恺便不问学校的教育宗旨和将来的造就如何,只拣报考日期不相冲突的一所中学、一所商业学校,连同浙一师一起报了名。

发榜那天,喜讯传来,丰子恺被三所学校同时录取,且成绩名列前茅——以第八名被中学录取,以第一名被商业学校录取,以第三名被师范学校录取。

虽然有三所学校可以选择,但丰子恺心里早已拿定主意,打算选择师范学校。这不但与母亲的意愿吻合,更重要的是,之前他比较了这三所学校,师范学校的校舍规模宏大,有七进巍峨的教学大楼和不少附属建筑物,而且就建造在父亲当年考举人的贡院的旧址上;校内藏书楼图书丰富,能满足他的求知欲,各方面条件都很合意。

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缘分,这一选择,母亲高兴,丰子恺也合意,真是皆大欢喜。

初识

1914年,丰子恺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书,先入预科班。他是该校创办以来的第五届学生,学制为五年。

丰子恺初入浙一师时,发现实际情况与自己期望的很不一样,有点失望,对预科班和学校的生活很不满意。预科班的英文从ABCD教起,算术先教四则题,功课太浅了,他有点后悔自己的选择,早晓得应该去读中学。而且,他有着自由放任的个性,也很不适应寄宿舍严格的集体生活,这使他开头的一年过得非常痛苦。

他曾经写过《寄宿舍生活的回忆》来描述那段生活。在他看来,把学生们集中在寄宿舍中,与动物园里把数百只小猴子关闭在大笼子里没有什么两样。起床和就寝都要在规定的时间集体行动,吃饭也是如此,尤其是食堂里的种种情形,叫人看了又气又好笑。七八个食欲旺盛的毛头小伙子围住一张饭桌,协力对付几只高脚碗里浅零零的菜,犹如“老虎吃蝴蝶”。他对当时的共食制极为反感。

还有住宿,丰子恺更觉得不合理。数百个学生每晚如羊群一样被驱赶到楼上的寝室里,被强迫同时睡觉。早上,他们又被强迫同时起身,一齐驱逐到楼下自修室中。晚上九点半就寝,十点熄灯。如果在校园中多流连一会儿,就得在暗中摸索,还要受舍监的指责。早上想要在被窝里多睡一会儿,就要牺牲早饭,甚至被锁闭在寝室大门内。丰子恺青年时代有不易入睡的习癖,在家时可以保留一盏灯火,学校里则不行,他为此很苦恼。他留恋家庭生活的温暖,心中常想回家去,但又说不出口,郁积在心中,很是烦恼与痛苦。

最可怕的是学校的体操课。丰子恺最怕背毛瑟枪做兵操课,练习跪击时要把屁股坐到脚后跟上,他的腿部结构异常,用力坐下去时疼得厉害。有一次,因为蹲得不够低,被助教用双手在肩上一压,丰子恺痛不可当,连人带枪倒在地上……

凡此种种,丰子恺都很不习惯,痛苦得很。他很想家,想母亲,好几次借上厕所的机会,独自离开自修室,到操场偏远的一个角落里,望着天上明月,唱起《可爱的家》,独自发泄离愁别绪。

对这种寄宿舍的生活,丰子恺感到无限拘束、无比不快,甚至悲哀。他崇尚自由,一生中好多时光宁可赋闲,也不愿意去学校、机关任职受束缚,也与这种个性有关。丰子恺三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外甥搭他的船,从石门同行到嘉兴。原本他坐船沿着运河前行,还有几分悠闲,嘉兴的寓所又十分舒适安静,他在船上十分愉快。当听说外甥要去上海过寄宿舍生活后,他十分同情,忽然兴味索然,百无聊赖,甚至感到可悲可怕,黯然神伤。可见,当年的寄宿舍生活,给他留下了多大的阴影。

对丰子恺来说,值得安慰的是,初到浙一师时他遇到了一个知心同学杨伯豪,这给他的苦闷生活增添了一点点喜色。

那一年录取的预科新生共八十余人,分甲乙两班。自修室则是全校十班混合编制。丰子恺与杨伯豪同在甲班,且又在同一个自修室,便注定了两人相识相知的缘分。

杨伯豪,名家俊,浙江余姚人,是丰子恺进校后初识的同学,两人很谈得来。杨伯豪具有冷静的头脑和卓尔不凡的志向,而丰子恺那时年幼单纯,只晓得一味用功,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前途。

有一天,两人谈到入学的事。丰子恺说是听从母亲和先生的意见,进了这个学校。而杨伯豪却说:“这何必呢!你自己应该抱定宗旨!”从这天起,丰子恺对杨伯豪产生了敬畏之心,并意识到自己应该有觉悟、有志气。

杨伯豪对学校的宿舍规则,也常常抱不平之念。他在生活上对丰子恺很照顾,一次丰子恺发疟疾,是他代丰子恺求寝室长开门取衣服,并送丰子恺去调养室。他对丰子恺说:“你不要过于胆怯而只管服从,凡事只要有道理。”这给丰子恺带来许多温暖与激励。

杨伯豪的个性与众不同,每逢不喜欢的课,他便公然旷课,自己在自修室看喜欢的书,舍监训诫也不听,只管到藏书楼去借《昭明文选》《史记》《汉书》等自己喜欢的书来看。他的学识很广博,丰子恺很佩服他,深深被他吸引。

春天来了,两人利用周日,常常一同游西湖。杨伯豪总喜欢带丰子恺到那些无名景点去玩。西湖边上、保俶山上、雷峰塔下,留下了两个年轻人的足迹。杨伯豪的一举一动,对丰子恺很有吸引力,丰子恺不知不觉地倾慕他,追随他。

有一次,丰子恺春游西溪后,写下了《溪西柳》一诗:

溪西杨柳碧条条,堤上春来似舞腰。

只恨年年怨摇落,不堪回首认前朝。

春天刚走,夏天很快就来了。放暑假的前一天,丰子恺与杨伯豪又去西湖山水间游玩。归途中,杨伯豪突然对丰子恺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游玩了。”丰子恺惊异地问为何这样说。杨伯豪说,他决心脱离这个学校。丰子恺听了,沉默良久。他知道,伯豪说了,便一定会做到。

果然,秋季开学时,学校不再有杨伯豪的踪影,先生们少了一个令人头痛的学生,而丰子恺则少了一位私心倾慕的同学。他照旧过着那种苦闷的日子,不过心底里却因杨伯豪的影响而起了变化。对于学校的反感,对于寄宿舍生活的厌倦,在他心中不断堆积着。“艳红姹紫无消息,赢得是新愁。故里音书寂寂,客中岁月悠悠。”他思念朋友,思念故乡,孤独寂寞,再无人可以倾诉,无处可以排遣。

丰子恺没有想到,卓尔不群的杨伯豪会这样快地离开自己的生活,之后又未能逃脱社会的重压,还早早地离开了这人世间。杨伯豪离开浙一师后曾担任过余姚市第一中心小学校长,终日生活忙碌,年纪轻轻便死于传染病。从那之后,丰子恺永远失去了这位曾给他许多安慰、许多鼓舞的知心好友。后来,他曾写《伯豪之死》一文,怀念伯豪、赞赏伯豪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相聚与别离,令人唏嘘。

杨伯豪是丰子恺初入浙一师时碰到的第一位知心好友,虽然相聚时短,但感情深厚弥久,终生难忘。可以说,与杨伯豪一起游识西湖,也是少年丰子恺与杭州的初识,纯真而美好。

浙一师旧址一角,楼上为宿舍,楼下为自修室,院内梧桐现存少数

游春人在画中行

事实上,丰子恺选择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缘际会,他入了一所名校,在此受教于诸多名师,奠定了他献身艺术的基础。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前身是创办于1908年的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1912年改名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又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许多在学界颇负盛名的人都曾在该校任教,如首任校长沈钧儒,继任校长经亨颐,教师有夏丏尊、马叙伦、张宗祥、许寿裳、鲁迅、沈尹默、李叔同、姜丹书等。他们中的许多人与丰子恺有交往,有的是他的老师,有的后来成为他的终身挚友。

丰子恺入学时,校长是经亨颐,他十分注重教学改革,提倡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尤重德育,注重人格教育,传播新文化。当时的浙一师无疑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经亨颐的教学理念,吸引了与之相投的李叔同、夏丏尊、姜丹书、单不厂(音庵)等名师前来执教,开创了艺术教育的新风气。而丰子恺幸运地成为这些名师的学生。名师出高徒,在这样的氛围里,他自然能受到更好的教育,进入更高的平台。

对丰子恺一生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李叔同、夏丏尊这两位恩师了。他在1929年写的《旧话》一文中曾回忆道:“我的入师范学校是偶然的,我的学画也是偶然的,我的达到现在的生涯也是偶然的。我倘不入师范,不致遇见李叔同先生,不致学画;也不致遇见夏丏尊先生,不致学文……”偶然,便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缘分。

丰子恺入浙一师的第二年,李叔同担任他所在的预科班的音乐美术老师。

李叔同(1880—1942),原籍浙江平湖,出生于天津,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他多才多艺,精通美术、音乐、演剧、文学、书法、金石等,为中国最早的话剧团春柳社之创办人,也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洋绘画、音乐者之一。1912年7月,李叔同应经亨颐校长之聘,来到浙一师任教。

师从李叔同,对丰子恺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时,学校重视美术、音乐科,校内有开天窗、设画架的图画教室和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并配备有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下午四点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一直有人在对着石膏模型练习木炭画,其氛围如同一所艺术学校。

丰子恺他们就是在这样的良好氛围里,听李叔同上音乐图画课。李先生上课很严肃,样子“温而厉”。每次上课前,李先生已在上下两块可移动的黑板上清楚地写好内容,上课铃响,他站起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同学们早知道他的脾气,上课从不敢迟到。

当时的师范生都要学弹琴。上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琴旁,看李叔同范奏。李叔同每周给学生们上一次弹琴课,新课教好,示范后,就由学生自己回去练,一周后还琴。一旦弹错,他便会指点乐谱,令学生从某处重新弹起。还琴不能通过时,他会用平和而严肃的语调低声说:“下次再还。”有时没见他说话,学生也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出自己还琴没通过,请求下次再还。他话很少,说话总是和颜悦色,但学生非常怕他、敬他。丰子恺最怕还琴。还琴的时间总是在午餐后到下午第一节课之间,因为要还琴,他养成了快速吃饭的习惯,吃完即匆匆去教室还琴。

那时候,丰子恺最喜欢李叔同教他们唱歌,歌曲是李叔同自己作的。如《西湖》:

看明湖一碧,六桥锁烟水。

塔影参差,有画船自来去。

垂杨柳两行,绿染长堤。

飏晴风,又笛韵悠扬起。

……

又如《春游曲》:

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装束淡于画。

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

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

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每每在丰子恺他们唱得正兴浓时,下课铃声响起了。音乐课后是博物课,对于丰子恺来说,那兴味真是有天壤之别。

在预科班时,丰子恺的学习成绩屡次名列第一,文艺格外见长。但三年级后,师范学校的课程渐渐注重教育与教授法,而丰子恺认为学校开设这些课,是阻碍自己进步的。他曾梦想过,将来或从事古文研究,或进理科大学研究理化,或入教会学校研究外文,而当时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学习师范类课程,因此感到无奈与烦恼。

后来,李叔同来教图画课。李先生的教学法非常新奇,他不再让学生临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笔画帖》和《水彩画帖》,而让他们学木炭写生。上图画课时,学生不必用书,只管到设有三脚画架的教室去上课。

学了木炭写生后,丰子恺觉得“今是昨非”,还深深体味到一种与英文、数理完全不同的兴味,因而渐渐疏远其他功课,埋头木炭画中。由于受李先生的影响,丰子恺把整个兴趣都投在了西洋画上,因而进步神速。

有一晚,丰子恺为了一些事去见李叔同。欲告退时,李叔同特别叫住他,郑重地对他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李叔同当时兼授南京高等师范和浙一师两校的图画课。最敬佩的老师说的这两句话,一下子激励了丰子恺。当晚,他“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他的这个志向,终身未变。

从那以后,他专心于艺术,常常托故请假到西湖边写生,而荒废了许多师范生的功课。一、二年级都考第一名的他,三年级后降到第二十名。多亏有前两年的好成绩,平均起来,毕业成绩还算好。

自从跟着李叔同学木炭写生的画法,读了美术论著,丰子恺“渐渐寻出门径”,画画也进步起来,从此把一切画册视同废纸,确信学画只需“师自然”。

那时,丰子恺迷恋于写生画,常常到西湖边写生。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同坐船的老人眼睛生得特别高,便从袋里摸出一支铅笔来,竖起了向老人的面前伸过去,打算测量其比例。老人以为丰子恺拾到了铅笔要还给自己,笑着伸手来接,然后又笑着说:“这不是我的东西。”还有一次,丰子恺在站台上等火车,站台立刻成了他的图画室。他发现一个卖花生米的人眼睛细得寻不着,他想看清楚那人的眼睛高低生得如何,便走过去。那人立刻笑嘻嘻地问他要买多少花生米,他只得将错就错,买下一包。这类笑话还有不少,可见他作画的专心程度。

当时学习的西洋画及西洋音乐,多从日本介绍进来。为了直接接触原著,从多方面提高丰子恺的艺术修养,李叔同还给他“开小灶”,要求他在学习必修的英文外,再苦修日文,并利用课余时间亲自辅导他。丰子恺后来日文进步神速,游学日本,也与李叔同的启蒙分不开。

丰子恺崇敬李叔同,他在《我与弘一法师》中写道:“就人格讲,他的当教师不为名利,为当教师而当教师,用全副精力去当教师。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夏丏尊先生曾经说:‘李先生的教师,是有后光的。’像佛菩萨那样有后光,怎不教人崇拜呢?而我的崇拜他,更甚于他人。”

在李叔同的艺术熏陶下,丰子恺第一次领略到艺术的强大魅力,艺术的新芽由此萌发。因为带着这样艺术的眼光来观察自然、描绘自然,丰子恺也真正领略到了杭州西湖山水之大美,从此醉心于艺术,在艺术的大海洋里快乐地徜徉,一如“游春人在画中行”。

1918年,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爱的教育

一切都是缘分。丰子恺选择了浙一师,也就选择了他献身艺术的命运。于是,命运之神为他送来李叔同,成为他艺术上的启蒙者;又为他送来夏丏尊,成为他文学上的启蒙者。学生时代能遇到这样的好老师,之后又终身受教,丰子恺实在是太幸运了。

夏丏尊(1885—1946),浙江上虞人,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李叔同一样,夏丏尊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师,诗文、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文、自然科学、绘画鉴赏等,样样都通。

1914年,丰子恺进浙一师读书的时候,夏丏尊在浙一师任舍监,并教授国文、日文。夏丏尊担任丰子恺的国文老师,这是丰子恺认识夏丏尊并与之交往的开始。后来,李叔同出家后,就由夏丏尊来教授丰子恺日文。

在丰子恺的印象中,夏丏尊与李叔同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都充满了敬爱之情。李叔同对学生的态度是和蔼可亲,从来不骂人。夏丏尊对学生则是心直口快,学生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操心,都要关心体贴。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起初,学生们觉得忠言逆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取诨名“夏木瓜”,后来知道他是真爱学生,“夏木瓜”就成了爱称。凡学生有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有一个顽皮的学生曾说:“我情愿被夏木瓜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般,李先生是“爸爸的教育”,夏丏尊是“妈妈的教育”。

尽管两位老师的教学方式不同,但在丰子恺的眼里,夏先生的国文课与李先生的图画课、音乐课一样严肃而有趣。因为他们两个人同样博学多能,深解文艺之真谛,教课都能引人入胜,深得学生敬仰,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学生无不心悦诚服。

夏丏尊曾经说,李叔同当教师,好比一尊佛像,是有后光的,所以令人敬仰。丰子恺认为这也是夏丏尊的“夫子自道”。

丰子恺一直将夏丏尊当作自己的文学启蒙者。在浙一师,他一直专心学习绘画、音乐,其他各科并不着意,但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与业余的日文学习始终不放松,这自然与夏丏尊的影响分不开。

夏丏尊教学生作文,其方法很有特色。他让学生写一篇“自述”,要求大家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个学生写自己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匐奔丧”。夏丏尊苦笑着问他:“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那个学生羞得脸颊绯红。还有一个学生发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丏尊厉声问他:“那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说得那个学生无言以对。

丰子恺后来热衷于文学创作,对其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夏丏尊了。他曾在《旧话》等文章中回忆说:“我在校时不会作文。我的作文全是出校后从夏先生学习的。夏先生常常指示我读什么书,或拿含有好文章的书给我看,在我最感受用。他看了我的文章,有时皱着眉头叫道:‘这文章有毛病呢!’‘这文章不是这样做的!’有时微笑点头而说道:‘文章好呀……’我的文章完全是在他的这种话下练习起来。现在我对于文章比绘画等更有兴味。现在我的生活,可说是文章的生活。”

出了校门后,丰子恺也一直追随夏丏尊先生学国文。从浙一师毕业后,丰子恺先在上海办学,后赴日本游学。从日本回来后,他就同夏丏尊共事,当教师,当编辑,交往比较多。在毕业之后的近二十年间,于丰子恺而言,夏丏尊亦师亦友,两人很是亲近。其时,李叔同已出家,芒鞋破钵,云游四方,和夏丏尊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在丰子恺眼里,他们还是以前的先生,不过所教的对象变了而已。

夏丏尊不但教丰子恺作文,还指点他在绘画上创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丰子恺离开故乡逃难,夏丏尊则一直留在上海。他每次给丰子恺的信中,总有几句是关于绘画的。他自己不作画,但富有鉴赏能力,论画很有独到见解。在传统中国画中,有人物的画历来只有两种,一种是以人物为主的,一种是以风景为主、人物为点缀的。但夏丏尊认为应该还有第三种画,即人物与风景并重的画,这也是他所盼望出现的理想的绘画艺术。这些论画的见解,对丰子恺很有启发。

正因为遇见了像李叔同、夏丏尊这样的好老师,丰子恺后来成了艺术家、文学家。可以说,浙一师时的学生生活,也是丰子恺艺术人生的起点。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23日,丰子恺在重庆得知夏丏尊逝世的消息,伤心不已。他作《悼丏师》,回忆往日跟随夏丏尊的经历,文末写道:“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想到这里,丰子恺的两行热泪沉重地落在稿纸上。

夏丏尊译《爱的教育》书影

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1918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几个师生模样的人走出浙一师的大门,南行出涌金门,向虎跑寺走去。在距离虎跑寺不远处,他们停住了。诸学生哽咽,而只有先生神情坦然:“从此没有李先生了,只有弘一僧了。”

这不是一次寻常的出行,而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场著名的送别。送行的是丰子恺、叶天底、李增庸三个学生,告别的是一代艺术大师李叔同。

这一场送别,对于丰子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终生难忘。从此,他与李叔同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师生关系;从此,他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年,丰子恺二十一岁,他在浙一师读书的第四年,他最敬仰的李先生忽然就出家了。其时,李叔同三十九岁。1918年的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三),丰子恺与两位同学送李叔同到虎跑寺正式出家。李叔同穿上袈裟,剃了头发,等待择日正式受戒。后来丰子恺再去看望他时,见他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丰子恺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

此前,李叔同曾有志于学道。1916年,夏丏尊从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可以使身心得到更新,又说古人如释迦牟尼、耶稣,都曾断过食。李叔同读后,决定照样去实行,便由校工闻玉陪同,到杭州虎跑大慈山定慧寺实行断食。断食十七天后,他自觉有“身心灵化”之感。后来,李叔同便学佛并正式剃度出家,成为僧人,法名演音,号弘一。

李叔同决定出家之前,从容地安排好了许多事情,不仅结束了在浙一师的课业,关于丰子恺的继续深造,他也做了安排。他把丰子恺介绍给1918年春来华的三宅克己、大野隆德、河合新藏等日本画家,让丰子恺陪同他们在杭州活动,又请夏丏尊教导丰子恺日文。

出家前数月,李叔同带丰子恺到西湖玉泉寺去看望程中和。程中和在“二次革命”时曾当过团长,亲去攻打南京,后来忽然悟道,看破红尘,将在虎跑寺出家为僧,先暂时住在玉泉寺为居士。丰子恺见到程中和时,见“他穿着灰白色的长衫,黑色的马褂,靠在栏上看鱼。一见他那平扁而和蔼的颜貌,就觉得和他的名字‘中和’异常调和”。程中和,便是后来的弘伞法师。

李叔同在正式受戒之前,又与自己的两位得意门生,擅长绘画的丰子恺和擅长音乐的刘质平一起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并亲自在照片上题字:“弘一将入山修梵行,偕刘子质平、丰子子恺摄影。戊午四月十五日。”此为丰子恺留下的唯一一张与弘一法师的合影。

就在出家的前一晚,李叔同又叫丰子恺、叶天底、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自己的东西分送给他们。

丰子恺得到李叔同亲笔自撰的一个诗词手卷,其中有一首《金缕曲》,是1905年李叔同将到日本时作。词曰: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凇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那晚,李叔同展开手卷给丰子恺看的时候,特别指着这阕词,笑着说:“我作这阕词的时候,正是你的年纪。”又说:“此前尘影事,子姑存之,藉留遗念云尔。”丰子恺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只是“年幼无知,漠然无动于衷”。

丰子恺还得到一部残缺不全的《莎士比亚全集》。李叔同当时对他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另外,他还得到了一包李叔同在俗时的照片。

让丰子恺倍感珍贵的是一册《人谱》(明刘宗周著,书中列举古来许多贤人的善言懿行,凡数百条)。在这书的封面上,李叔同亲笔写了“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在送书前的某一天,他叫丰子恺和其他几个同学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指出一节给他们看,并讲解“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更具体地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丰子恺那时正热衷于油画和钢琴的技术,听了他的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先器识而后文艺”,丰子恺自始至终记着李先生的教诲,毕生切切实实按照这个去实践。

当时,许多人都不理解李叔同为何要出家。认识他的人都觉得甚为可惜,为中国艺术界少了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而可惜。

1919年,丰子恺在杭州见了弘一法师,后来返乡回石门湾,向母亲讲起了拜访弘一法师的事。又在橱内寻出他出家时送的一包照片来看。其中有穿背心、拖辫子的,有穿洋装的,有扮《白水滩》里的十三郎的,有扮《新茶花女》里的马克的,有打扮成印度人样子的,有穿礼服、穿古装的,有留须穿马褂的,有断食十七日后的照片,还有出家后穿僧装的照片。在旁同看的几个亲戚都很惊讶,有人说:“这人是无所不为的,将来一定要还俗。”有人说:“他可赚二百块钱一月,不做和尚多好呢!”之后,丰子恺又把这包照片带到上海,给立达学园的同事和学生们看。有许多人看了,又问:“他为什么做和尚?”

是啊,李先生为什么出家做和尚?这也是丰子恺内心一直在探究的问题。终于有一天,他悟出了先生出家的原因:李先生出家不是因为消极、悲观,而是“行大丈夫事”。丰子恺在许多文章中都讲到了这个观点,如在《拜观弘一法师摄影集后记》中写道:

我们的法师的一生,花样繁多:起初做公子哥儿,后来做文人,做美术家,做音乐家,做戏剧家,做编辑者,做书画家,做教师,做道家,最后做和尚。浅见的人,以为这人“好变”“没长心”……我的感想,他“好变”是真的……全靠好变,方得尽量发挥他各方面的天才,而为文艺教育界作不少的榜样,增不少的光彩。然而他变到了和尚,竟从此不变了……可见在他看来,做和尚比做其他一切更有意思。换言之,佛法比文艺教育更有意思,最崇高,最能够满足他的“人生欲”。所以他碰到佛法便叹为观止了。料他“不久要还俗”的朋友,现在大约也能相信我这句话:“佛法最崇高。”

当时,人们都以为李叔同是受了什么刺激,因而遁入空门。丰子恺却认为,李叔同出家是必然的。后来,他还用人生“三层楼”做比喻,做了进一步的诠释。

丰子恺在《我与弘一法师——卅七年十一月廿八日在厦门佛学会讲》中写道: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智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

在丰子恺看来,弘一法师“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第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第二层楼,于是爬上第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因为“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楼的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

丰子恺这个人生“三层楼”的比喻,是他对李叔同出家的精辟解读。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深懂弘一法师追求更高人生境界,真正是“行大丈夫事”。

送别李先生去往人生的更高境界,让丰子恺心中也产生了一种更深一层的敬意与膜拜,这对他以后的艺术人生也自然而然产生了深刻影响。虎跑送别,与其说是送别,不如说是迎接:迎接新的人生,探究艺术真谛。

1918年,弘一法师(中)出家前与丰子恺(右)、刘质平(左)合影

送往与迎来

时间过得真快,送别李叔同出家的第二年,1919年夏天,丰子恺在浙一师五年的学习生涯也将结束。要告别熟悉的校园,告别熟悉的师友,告别美丽的西子湖,他的内心有期待,更有惆怅,有感恩,更有感慨。

浙一师,对丰子恺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平台。李叔同、夏丏尊等名师的悉心引导,为他以后的艺术人生奠定了方向;持续五年的刻苦学习,让他打下了良好的文学、艺术的底子。再加上西湖山水的熏陶,年轻的丰子恺艺术才华初露。

当时,浙一师有许多绘画、金石篆刻的课余组织,校长经亨颐和李叔同、夏丏尊等先生均精于此道。如桐阴画会(后改名“洋画研究会”)和乐石社(后改名“寄社”),就是李叔同创导的。桐阴画会还曾出版过《木版画集》,都是浙一师的师生自画、自刻、自印的作品。丰子恺长于绘画,被推举为画会的会务主持,因此认识了许多同窗好友,如叶天底、沈本千等,他们常常在一起钻研艺术或背着画箱到西湖边写生。

1918年5月,丰子恺作速写《清泰门外》,画的是一个老婆婆,一手挎竹篮,一手携小孩向前走去,简单几笔,却非常生动。这是现今发现的丰子恺最早的画作。

1919年5月,桐阴画会同人借杭州平海路原省教育会二楼举行第一次作品展。丰子恺、姜丹书、叶天底、沈本千等十多人的一百多件作品参展,还请弘一法师来检阅指导。这是丰子恺作品第一次公开展出。

学生时代的丰子恺,还喜欢作诗填词。1918年秋,他首次发表诗作,在浙一师《校友会》第十六期上发表《晨起见园梅飘尽口占一绝》《溪西柳》《春宵曲》《浪淘沙》《朝中措》《满宫花》《减字木兰花》《西江月》八首诗词。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丰子恺最早的诗词作品。

晨起见园梅飘尽口占一绝

铁骨冰心霜雪中,孤芳不与众芳同。

春风一夜开桃李,香雪飘零树树空。

春宵曲

花老无风落,阴浓过雨新。

故园春色半成尘,正是绿肥红瘦最伤神。

西江月

百尺游丝莫系,千行啼泪难留。

艳红姹紫无消息,赢得是新愁。

故里音书寂寂,客中岁月悠悠。

春归人自不归去,尽日下帘钩。

丰子恺当时的诗词作品中多写伤春、惜别、怀乡之情,那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他多愁善感,是一个敏感的文艺青年,又有点儿“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1919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中国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五四运动爆发。而这一年,对于丰子恺来说,也有几件人生大事。这一年的3月13日,是农历花朝日,丰子恺回故乡石门湾结婚,妻子是崇德县望族徐芮荪之女徐力民。浙一师时的学友杨伯豪寄来贺诗曰:“花好花朝日,月圆月半天。鸳鸯三日后,浑不羡神仙。”

同年7月,二十二岁的丰子恺从浙一师毕业,拿到了毕业证书。他雇了一条船,将衣被等日用品及李叔同赠送的书籍等物品装到船上,告别了浙一师,告别了杭州,沿京杭运河回到了故乡石门湾。

当他的船靠近后河边老屋的时候,镇上的人都来观看,大家看到满满一船东西,都以为他带来了什么珍贵宝物呢。后来发现他载回来的是一船书和日用品,都觉得不可思议,还有点失望。

但是,这些东西,对丰子恺来说却是宝物。这里面有李叔同赠送给他的纪念物,凝结着老师的心血与教诲。可惜的是,抗日战争期间,这些东西,与缘缘堂一起化为灰烬。李叔同留给丰子恺的念想也就只能是回忆了。

告别了浙一师的校园,丰子恺又走进了另一个校园。1919年的秋天,他去了上海,和学长吴梦非、刘质平一起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做起了教师,开始了新的人生之路。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即今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20世纪50年代曾经改名为杭州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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