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高原的美丽与哀愁
石门春秋
《石门怨》是我给这篇文章首选的标题，稍一琢磨，就发现石门村的庄稼人尽管承受了许多不该承受的苦难，但他们究竟怨过谁呢？流逝的岁月？肆虐的黄风？暴戾的洪水？没有，并没有。之后，我又想把标题改为《石门功过》，想一想又放弃了，因为现在已不是谈功论过的时候，历史早就做出了公正的答案。那么，我写这篇散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告诉人们一个惨痛的教训？大概是吧。我一直乐观地认为，只要人类还有勇气把良知作为自己的旗帜，一切都还来得及，教训和忏悔都还来得及。甚至我都愿意相信：教训已经记取了，忏悔早就开始了。既然如此，那就把是非和功过抛开吧，那就把愤怒和怨气打消吧，平心静气地谈一谈石门村的历史，顺便告诉人们：我们可能还是有救的，生存的环境可能还是有救的。
乐土，乐土，画图难足
谁也无法复制那幅美丽的图画了，但它却深深镌刻在石门人的心里，老人讲给孩子，老师讲给学生，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
1924年，安谧的石门草滩上出现了第一批远来的移民。他们被这里的景色惊呆了：绿色无涯，波荡天际。人走在没膝的草丛中如同走在成熟的庄稼地里，沉甸甸的草穗敲打着双腿，哗哗的响声就像水浪在涌动；身后拉出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转眼又被草浪填平了。牧童把牛羊撒向草坡，唱着山歌，忘情地寻找野趣：捕捉那到处都在鼓翼欢鸣的秋蝉儿，采摘蓝的四瓣梅、白的石头花、红的水晶晶，以及由他们依据形色命名的镰刀花、喇叭花、铃铛花、四眼花、百日败花；或去寻找野果子吃，有沙枣，有酸杏，有花青，有核桃，有沙果，有桑葚；吃得满肚子饱胀了，再去追逐那些此前从未被人骚扰过的禽鸟，诸如红胸脯的凤凰鸟、爱啄土的青翅鸟、黑头白纹的墙头鸟、啼声如哨的叫天雀、羽白背青的榛子鸟，还有草百灵、沙燕子、布谷鸟、石鸡、斑鸠、野鸽子、挡霜雀儿，以及时常低回盘旋或扑下来掠食的各种鹰鹫。真是一个花草的世界，飞禽的乐园，令人迷醉忘返的地方。牧童们一玩就是一天，等到晚霞催归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牛羊不见了。他们跑着，喊着，惊散了草丛里的狍鹿、野狐、黄羊、獾猪，和寂寞惯了的猞猁、旱獭，而他们的牛羊却早已吃得腰圆腹鼓，一个个懒洋洋地静卧在遮挡人眼的深草中打着盹儿。
石门村，位于青海东部巴燕乡脑头的水峡山脚下。这里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湟水河的源头，是中国西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是一千多年前唐王朝和吐蕃王朝的分水岭日月山的臂膀。两条浓黛幽邈的庞大山沟组成了一片起伏跌宕的葱茏之地，上沟里有一对几乎在空中合拢的峭岩，宛如一个石砌的拱门，下沟里横卧着一块巨大的青石，好像一道高高的门槛，这便是“石门”的由来。两沟阴坡上，那层层叠叠的红柳、麻柳、黄刺、黑刺、浪麻、野花檎密不透风，漫步谛听，地下水穿石掠缝，汩汩之声隐约可辨。沟尽之处，绿坡顺沿山势缓缓而下，清泉四溢，溪流淙淙。山青，水明，风净，气爽，这得天独厚的西域风光，别有一番旖旎动人处。
然而，最有诱惑力的还是村庄附近的大片沃野，那是真正的良田厚土，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根本就见不着一块裸露的山石。当年袁生全老汉盖房要用一块柱顶石，谁知踏遍青山无觅处，只好赶着毛驴去石门沟脑驮运。远来的移民们就在这片沃野上开垦出了一百多块合计有一千多亩的耕地，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虽然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什么“生态平衡”，但他们将这一百多块耕地都一一用草坡间隔开来，并赋予它一个特定的名词：一地一间。这些“草间”小的与地相等，一般的都比地大好几倍；以草间养地，用草间放牧，保持水土，农牧兼顾，用地之科学令人叹服。1949年的土地改革对农田进行了再分配，虽然是还田于民，家家单干，但也没有破坏“一地一间”的土地格局，直到高举“三面红旗”之前，这一千多亩地一直保证着四五十户、二百来口人的温饱：即使不浇水，不施肥，它们的最低单产也能保住四百斤，其中少数地块还出现过“三十分田八九百斤粮”的单产奇迹。于是，石门村是湟源县的“粮食窖窖”的美称便风传遐迩。天时，地利，人和，刘进财花了六十元钱买了一把三弦，又弄来一把板胡，都缀上五色荷包，一有空闲不是弹就是拉，让幸福的声音在石门村的山山洼洼里悠悠然飘荡。1958年，“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的形势逼人，当别的地方因为农民无粮可交而出现“挖面书记”、“扫柜县长”（为了完成虚报的征购粮数字，县委书记和县长带人挨家挨户搜刮粮食，甚至不惜用笤帚清扫农民家中盛放面粉的柜子，农民便称之为“挖面书记”和“扫柜县长”）的时候，石门村依然是家有存储，队有余粮，尽管公社的带头人叮咛农民交粮时要“留点后手”，但石门人为了表白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仍然交出了三十多万斤小麦。那些善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以示“紧跟”的人便因巴燕公社有石门这样的“粮食窖窖”而给它改了名字——“巴燕公社”变成了“沸海公社”，也就是沸腾之海洋的意思。（但农民并不喜欢“沸海”这个名字，自作主张把“沸海”改成了“佛海”，也就是佛教之海洋的意思。他们固执地叫下去，最后连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了。所以，当我第一次来到湟源县时，从县政府的红头文件上看到的俨然是“佛海乡”。第二次来到湟源县时，名字便又恢复成最早的“巴燕乡”了。）
挡霜雀儿，魂归去，音犹在
1958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寒风呼啸，大雪纷纷扬扬，覆盖了村庄和大地。袁玉秀站在雪地上，举起沉重的镢头朝下挖去。可那长满杂草的土地像是蒙着一张鼓皮，“腾”的一下，镢头又被弹了回来。她尝试着又挖了几下之后，便一头栽倒在雪窝里。她哭了，大声地喊着：“老天爷，老天爷，这可怎么办？”她是被干部们从家里逼出来的，因为她没有完成白天的开荒任务。就在这种哭泣喊叫、掉皮落肉的逼迫之中，石门村的耕地从一千多亩“跃进”到了两千二百多亩，慢说坡势较缓的“草间”不复存在了，就连那四十度以上的陡坡“草间”也未能幸免。紧接着，“千斤粮，万斤肥”的口号又逼得农民不得不大量烧野灰，除了把那聊胜于无的草间的草消灭殆尽之外，连石门沟里的灌木丛也被一扫而光。以后的几年里，“放火烧荒，积肥增粮”的行动在石门村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石门村又成了大修“大寨式梯田”的“战场”，破坏植被的行动再次掀起高潮，被逼无奈的农民们为了修起整齐划一的梯田，和给这些梯田上足“打政治粮”的灰肥，连土底下的树根都挖出来烧掉了，直到整个石门山乡一树不见，一根不留，寸草不生，滴水不流。
很多人认为，破坏生态平衡，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它的恶果也只会在遥远的将来才能显现，不可能是现世现报的。但是，石门村从1958年愚昧地铲除茂密的植被开始，发展到“拉羊皮不沾草”的不毛之地，也不过仅仅二十年光景，其间破坏性较大的几次“大办”加起来也只有短短的十年，而大自然的惩罚不仅“现世现报”了，而且是十年八年就报，隔年或者当年就报，甚至是立竿见影就报。天谴如此迅速，令人触目惊心。
曾经，这里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水宝地，谁料二十年后竟成了“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的汉武轮台。从土改时的地埂看，临风的阳坡地已有二三尺厚的表土不翼而飞，避风的阴坡和滩地中，土厚处也不过一铧深，而且大多数耕地沙土间半。有人新近平整了一块近二分地的场面，被他小心翼翼收拢起来的表土却只有三立方左右。枯瘦的庄稼植根于如此瘠薄的土层中，哪一棵禾苗不愁旱，哪一片叶子不盼雨？可是果真叫应了上苍而落下一场大雨时，则又会在苍白的乏土皮上淌出千万条恍若泪痕的小沟小壑来，越发使得大地皱纹缕缕，衰颜陡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曾有一次山水漫灌石门村，但那水是清澈的，也是温顺的，并未酿成毁田毁屋的大灾。1962年到1979年间也曾有五次山水漫灌石门村，那可就大不一样了：黑水从水峡山上瀑流而下，沿着石门沟咆哮而去，失去草坡守护的沃土被一层层揭去，如牛山石雷滚，浩浩泥流车槽。当年连一块柱顶石也找不到的平展展的沃野，经过几次大水冲刷后，头大、盆大、羊大的石块无地不有，无埂不有，无路不有；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甚至横七竖八地出现了几十吨重的嶙峋巨石。沟壑纵横，满目疮痍，山穷水尽，黯兮惨悴。
曾经，这里的农民依赖土改中分得的土地直起了腰，户户有余粮，人人不愁饱。谁知他们把土地交给人民公社过了几十年集体化生活以后，这些土地再被还给他们时，竟变成了一片种粮不丰、种草不旺的沙碱滩。照袁生全老汉的话说就是：“倒进油也不长庄稼了。”1958年还以交粮多而赢得盛名的石门村，到第二年便被推进了“缺粮队”的门槛而成为历史嘲弄的把柄。粮食单产由四百斤降到三百斤、二百斤、一百多斤，最后成了三十来斤；交售给国家的粮食也由1958年的三十多万斤变为几万斤、万来斤，直到最后连四千一百斤的任务也是年年完不成。年年到县里、到公社（后来是乡）要粮要救济，成了干部们最头疼的事情。家家背债，人人欠款，许多农民无计生存，不得不丢下这块难离的故土到远方投亲奔友去了；剩下的人也都在到处捎话，八方打听，随时准备远走高飞。
曾经，这里的河水和潭水用不完，即使在别处缺水的冬季三个月和“卡脖子旱”的五六两个月，汪在五口水井里的水也都在两米以上，解决人畜饮水绰绰有余。而今河流消失了，潭水干涸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得靠井水为生，可原来的五口老井，已有三口成为枯井，其余的两口井一夜只能渗出十几担水。家家抢水，户户排队，有时逢年过节，水打不上来，有些人干脆把孩子吊下井去用舀子舀水。为此，国家曾投资四万元安装管道，试图引来山泉水，但因水源不足等原因，两公里长的管道还没投入使用就报废了。后来，国家又投资二十九万元，从六公里外引水解决石门等村的用水困难，但也只能缓解旱渴，依然无法满足人畜饮水，更谈不上灌溉农田了。花的是国家的钱，办的是人民的事，固然无可非议，但这些钱本来是不需要花的呀！
哪去了，令人怀念的挡霜雀儿？曾经，只要你啁啾鸣叫，严霜就不敢下来凌侮庄稼。而今，你的歌声消逝了，秋霜便来得早了，春霜却迟迟不去。还有你们，那些挡霜雀儿的伙伴们——红胸脯的凤凰鸟、爱啄土的青翅鸟、黑头白纹的墙头鸟、啼声如哨的叫天雀、羽白背青的榛子鸟，还有草百灵、沙燕子、布谷鸟、石鸡、斑鸠、野鸽子，你们都到哪里去了？是一去不复返了吗？难道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归去来兮，归去来兮……
弦断音哑，宁知石门悲？
山苍白，地苍白，人苍白；生态失去了平衡，生活失去了平衡，连人心也失去了平衡。
还是从我们的房东说起吧，她是村里的中等偏上户，有一定的代表性。村干部之所以把我们安置在她家，只因为她的男人出门挣“贷款”去了，家里能挪出一个铺着毛毡的土炕和一条半旧的床单、两床八成新的干净棉被。不过我们马上了解到，那棉被、床单和毛毡全是她在邻近的海晏县金滩乡过世不久的母亲因为怜惜她，背过其他姊妹偷送给她的故物。她的大男孩叫刘文珍，已经十七岁了，五岁时左眼害病，因为没有“闲钱”，至今没有治疗过一次，几乎成了半盲。可是他极懂事，天天挑水、背粪、垫圈，从不问母亲什么时候给他看病。有时清闲了，他会盯着堂屋正中的那张毛主席像，久久凝视，直到看得终于模糊了，朦胧了，他才会转身离去，呆呆地伫立着想心思。她的二姑娘刚刚定亲才十天，但受聘的一百五十元“干礼”早已因还债而分文无存，那套准备结婚时穿的外套也已经穿在她身上换不下来了，因为她的旧衣服已经给她的妹妹改做了冬装。
还记得那位曾经既拉板胡又弹三弦的刘进财吗？他就是女房东的丈夫，那个出门挣钱的人。我们看到，那把已经陈旧了的三弦依旧挂在当年挂过的地方，丝弦松弛，一任蛛网尘封，徒作了房中遮住墙窟窿的装饰，惹人怅惘。而那把曾经同样带给他生活情趣的板胡，却做了一副值不了几元钱的眼镜的赔偿——那一天黄风大起，几乎要吹落天边的日头了，他借来一副眼镜挡风，不慎被风刮落在地上摔坏了镜框。在那“一块洋钱，难倒好汉”的岁月里，这位曾经豁出六十元钱买乐器的五尺汉子，到哪里去找那几元钱呢？
独苗儿难活，孤火儿难着。女房东家的情景固然可悲，但石门村里那成排成连的三十以上的光棍汉们，有谁不是生活在悲中之悲里。他们都是庄户人家的一把好手，可就是找不上对象。袁明三，他父亲连续十四年给他托媒提亲，姑娘说了一个又一个，到头来还是“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的光棍一条。那次他父亲去金滩，女方的父母答应了，还说，那就先看看小伙子的品貌吧，只要没什么毛病就能定。老汉满心欢喜。谁知人家探听到石门村的状况后马上反悔了，小伙子去相亲时居然被挡在门外。娶不来媳妇，小伙子只好抛下自己的老人，到外乡外县去做“过门女婿”，这样的男青年光我们知道的就有十七个。至于石门村的姑娘们，大多数都在“只要地方好，财礼可以少”的原则下外流了；其中有八位姑娘作了“换门亲”中的“交换品”，为自己的哥哥或弟弟换回了媳妇。这种缺乏爱情的婚姻当然不是小伙子和姑娘们的所愿，他们何尝没有对爱情的渴求和憧憬？但在严峻的贫穷面前，他们的爱情只能在婚后的漫长岁月里寻找补偿，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呢。难怪石门村的年轻人不像从前那样遇见长辈就下马，遇见老人就起身了，因为他们认为，父辈们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值得珍惜的东西。父辈们感到冤枉：石门村的荒败景象怎么能归罪于他们呢？但他们又说不上或不敢说到底应该归罪于谁，只好代人受过似的在晚辈们面前或明或暗地表示歉疚了。
“式微式微，胡不归？”有户农家的男人被姨娘、阿舅的私债和电费欠款、磨课欠款等逼得出门卖劳力去了，第一次寄来还账的钱后，家中害着肺结核和心脏病的主妇挪前攒后地抽下了十五元，既不去医院治疗自己的病，也舍不得给孩子买支宽余的铅笔和橡皮擦，却以一只一元五角的高价买来了十只电孵小鸡，盘算着将来如何做一个养鸡重点户。这种用心良苦的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未免叫人心酸，但从她的盘算中，我们还是看到一种属于人的倔强的生存意志至死不眠地氤氲在苦难人的心里。马生英在外乡的妈妈病了，她去医院探望，看到床头柜上那瓶别人送来的罐头上有一枚美丽的商标，她生怕别人抢走似的赶紧轻轻撕下来，揣在了胸兜里。她把它带回自己的家中，贴在炕墙最显眼的地方，用那黄灿灿的画中橘子来点缀自家灰蒙蒙的生活。
在石门村，我们还看到，家家户户的面柜上、单桌上都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长溜儿捡来的玻璃酒瓶，他们天天掸尘，岁岁擦洗，尽量使商标完好；又低又黑的房屋里，那些酒瓶形成了一道五光十色的熠亮弧线，闪烁在不明亮的白昼和更不明亮的黯夜里。除了酒瓶，很多人家的墙上都或多或少张贴着小学生的图画作业，不知是家长的意思还是老师的布置，这些图画作业上画的都是花草树木、绿山绿水，似乎在凄惨地告诉人们：真正的已经失去了，我们只能画一些假的来安慰自己了。还有那些在庭院中央用石头围起来的花坛，那些用各色碎布拼缝的坐垫，那些虽然陈旧却可以遮住堂屋正墙污迹的伟人张贴，那些糊在窗户上的姑娘们用烟盒锡箔剪叠而成的各种图案，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石门村里，虽然美丽的自然风光永逝而去了，但人们对美的向往，对生活的期待并没有泯灭。不肯泯灭的美的向往自然也应该是对人类良知的向往，虽然只有可怜的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但我们仍然有理由把它看成是心灵的火种。什么时候，良知的火种能够燃烧起对生存环境、自然植被最盛大的热情呢？难道只有等到破坏已经发生，自然彻底残败，生态完全失衡了以后吗？
离别石门村时，秋天正从秃坡上、荒滩中、无麦的场面里消逝，又一个漫长而难熬的冬天就要来到了。我们无言地穿行在无绿的田野、无水的河道里，只有在心里沉沉地说一句：人们，记住这石门人的悲哀吧，因为石门村的今天也正是许许多多地方的今天，或者明天。
我们可能还是有救的，生存的环境可能还是有救的。
1950年纪事
（这是朋友的往事，在我记录它的时候，隐去了真实的姓名和地点。）
1950年，我们昆仑中学的二十多个学生提前毕业，选拔到哈国城新政府的各个部门工作。我被分配到了林业局。当时的哈国城工作委员会委员温自光兼任了刚刚成立的林业局的局长。
和我先后来到林业局的还有三个退伍军人、两个旧政府的职员和一个旧林校的年轻老师。
这天，温自光温局长在他的办公室里召集会议，说了上级对我们林业局的要求，然后就分派工作。马武管树，朱有田管草，刘展红管花。温自光温局长认为树、草、花是主要的，应该由三个退伍军人管理。次要的是林中活物，由两个旧职员分管，东方淡管地上跑的，赵伯欣管天上飞的，我做文书。剩下旧林校的年轻老师周敬福没什么可管的，温局长思考了半天说：“你就管管虫子吧，蚂蚁啦，屎壳郎啦，蜘蛛啦，树林子里多得很。”
周敬福眉头一皱说：“咋管？”
温局长说：“先数个数，统计一下。”
周敬福说：“数得清吗？”
温局长说：“数不清也得数，政府给你饭吃你总不能什么事也不干吧？你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地数下去，等你哪一天数不清了，报个数就成。”
东方淡说：“我管的是地上跑的，地上跑的有老虎豹子，怎么数？我连老虎窝在哪里都不知道。”
温局长说：“你直驴子一个，脑筋恁瓷实，谁叫你去老虎窝了，要命不要？你去侦察呀，问老乡‘你们这里有没有老虎’，老乡说‘有’，就算一个。”
东方淡一笑说：“深山老林里的老虎老乡也没见过，问谁去？”
温局长说：“那就不费那个事了，敌人不出现你就不能消灭他，子弹又不是猫儿，不能闻着气味钻洞是不是？”
东方淡说：“你叫我们数清老虎就是为了消灭老虎啊？那还得发枪，我成军人了。”
温局长说：“你这是做梦娶媳妇，就是老虎吃了你，也不能给你发枪。猪不忘哼，猫不忘腥，狗不忘忠，你掉转枪口打我们怎么办？”
刘展红说：“那就得先给我们发枪，他打老虎我们打他，一物降一物。”
朱有田冷笑一声说：“缴了枪还想拿枪，驴日的刮民党反攻倒算啦。”
东方淡的脸色唰地白了，大声说：“我不是刮民党，也从来没有拿过枪，不过是在旧政府里混一碗饭吃，这种人多得是，芸芸众生一大群，你们总不能都往刮民党那边推吧？”
温局长一拍桌子说：“什么你们我们的，让你新生给你工作就是恩情大无边，楚界汉河你倒分得清，是不是心怀不满哪？”
马武说：“温局长说得对，东方淡不能管老虎，管老虎就得消灭老虎，就得拿枪，拿了枪还得了？我提议我和他对调一下，管树是不需要武装的，用锯子锯就是了。”
温局长沉吟着：“也好，地上跑的就归你了。天上飞的也得用枪用炮，朱有田和赵伯欣干脆也调换一下。管树管草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给你们一个机会好好工作，共产党是重表现的。”
赵伯欣连连点头。东方淡绷着脸不说话。
温局长又说：“我们的工作是从数数开始的，首先要数清楚，看我们到底有多少家底。”
散会了。
温局长把我留下说：“你今天看见了，这些人念念不忘枪杆子，一有机会就想表现。给你个任务，监视东方淡、赵伯欣、周敬福三个人，你是刚从学校出来的，他们不提防。”
我顿时很紧张，说：“我……我不会监视。”
温局长说：“这好办，他们背后说什么做什么，你记下来向我报告。”看我愣着，他又说：“你要主动接近他们，让他们相信你。”
我点着头说：“我是不是先跟他们交朋友？”
温局长说：“对对对，但不是真正的朋友，不能跟他们讲义气。”
我说：“这我知道。”
从我们家到林业局，要经过好几条街。为了主动接近，我对东方淡说：
“有三条街上的树我帮你数过了，一共六十棵，你再数一遍，看跟我数的一样不一样。”
东方淡说：“那就以你数的为准，咱们不要重复劳动，三条街是六十棵，三十条街是六百棵，哈国城有多少条街，一乘就全知道了。今后的工作重点是城外，是森林。”
我说：“哪里有森林？你怎么知道？”
东方淡说：“普查呀，要跋山涉水到处奔走，查清哪儿有树哪儿有林，采集标本，搞清都是什么树，有多少品种，然后归类登记，印成书，以后人们查起来就方便了。有人一辈子都在找植物，发现物种多了，就成大科学家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他说：“这算什么，赵伯欣知道的才多呢！在咱们这儿，他算是个权威。”
我说：“赵伯欣怎么是权威，温局长才是权威。”
东方淡冷笑一声说：“他还不如你，你还是个中学生，他呢？哼。”
东方淡说罢就离开了我。我很失望，觉得他要是再说下去很可能就要反对政府了。
我又去找赵伯欣。
我说：“听东方淡说你是权威，我以后跟你学。”
赵伯欣笑笑，说了声“好”。
我说：“你教我，现在就教。”
赵伯欣说：“以后吧，你看我怎么做，慢慢就学会了。”
完了我去找周敬福，也说起向他学习的事。
周敬福冲我笑笑说：“你跟我学什么？我跟你差不多。”然后就不理我了。
周敬福不爱说话，却喜欢唱歌，浑厚的男低音，忧伤得叫人不知死了好还是活着好。
白色的浓雾阵阵升起，
迷住了我的双眼和茫茫大地，
有一首哀歌回荡在心里，
我欲唱又止将隐痛藏起。
我一听他唱这首歌鼻子就发酸，就感到有一种东西在胸腔里浮上来沉下去，就忘了自己还有监视他的任务，呆钝地停留在一种悲沉而辽阔的境界里，久久不能自拔。
大概是歌声的感染吧，我虽然痛恨周敬福的冷淡，但从来没有给温局长报告过周敬福的言行。所以每次等我报告了东方淡和赵伯欣的情况后，温局长总要问：
“周敬福干什么了？”
我说：“上街数虫子了。”
温局长问：“他不说话？”
我说：“他不说话，就唱歌。”
有一次温局长说：“他唱什么歌你给我学学。”
我就学着唱起来。
温局长皱着眉头听着，半晌说：“国民党里没有这种歌，共产党里也没有。”
我说：“那就让他唱吧，咱不管他。”
温局长说：“他都唱出‘藏起’了，怎么能不管？你知道他要把什么藏起？他要把不满藏起。新社会了，他不满什么你知道吗？你给我好好监视他，他这个人大有名堂哩。”
但我仍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名堂。我甚至下班后跟踪过周敬福两次，每次都看到他哪儿也没去，就回家了。
城市的花草树木以及飞禽走兽、蚂蚁蜘蛛很快数完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数的，反正他们每人都报了一串数字。温局长让我造表把那些数字都登记上。我一边登记一边问他们：
“马武，七只狼是怎么回事？我在哈国城长大，从来没听说过哈国城有狼。”
马武说：“有，我看见了。”
我说：“你看见的肯定是狗。”
马武叫起来：“你以为我连狗都不认识？狗有一个营，都是能咬死人的那种狗。”
我说：“咬死人的狗我也没见过。”
马武说：“是我管还是你管？你登记就是了。”
我登记着，又问朱有田：“麻雀十万、乌鸦十万、野鸽子十万、老鹰十万，怎么都是十万？”
朱有田得意地一笑道：“说明我管的多呗，我是司令，别人都是团长、营长。”
我只好都写了十万。又问刘展红：“你光说红花九千朵、蓝花五千朵、紫花六千朵、白花五千朵，到底是什么花？”
刘展红说：“我哪里知道，我问过温局长，温局长也不知道。”
我说：“那你问问老百姓啊，老百姓肯定知道。”
刘展红说：“我问了，稀奇古怪的名字我不会写。”
我问周敬福：“怎么你管的蜘蛛才二十个？屎壳郎才六个？”
周敬福说：“我就见过这么多。”
我又说：“蚂蚁六亿五千万个，你是不是扒开蚂蚁窝数过？”
周敬福说：“是的。”
我说：“一窝蚂蚁乱糟糟地胡爬，能数得清楚？”
周敬福说：“踩死了数。”
我一边记着一边说：“好，这个办法好。”
朱有田喊起来：“都踩死了，不是没有了吗？你成光杆司令啦。”
我一愣：“对啊。”再看周敬福，周敬福毫无表情，显然他是知道踩死就没有了的道理的。我说：“那这六亿五千万蚂蚁还登不登了？”
朱有田说：“不能登，都死毬完了，他管什么？”
马武说：“要登要登，管它就是要让它死，要是死了都不算，那我还打不打老虎，打不打狼了？不打老虎不打狼就不给我发枪了。”
朱有田嘿嘿笑着说：“天上飞的一个都不能死，我的人马越来越多，谁打死鸟我就打死谁，我更需要枪。”
东方淡对我说：“你就登记上吧，不登周敬福不是白数了？”
我想也对，就不顾朱有田的反对将数字登记在了表上。接着登记树木，我问东方淡：“木会是什么树？”
东方淡说：“不是木会树，是桧（贵）树。”
马武嘲笑道：“贵树？人有贵贱这我知道，树怎么也有贵贱？”
东方淡说：“只要是生命都有高贵与卑贱之分。”
我说：“不是贵贱的贵吧？”
东方淡说：“你给他解释什么？”
朱有田嘿嘿一笑说：“高贵的在哪里？在天上。”
我说：“地上肯定也有贵重的，少了就贵重，比如赵伯欣写的这个虎耳草科绣球花属东陵八仙草，不贵重能叫这么好听的名字？”
马武说：“这是什么名字？有这样给烂草烂花起名字的吗？我一镰刀把它割了，看它再贵重。”
朱有田说：“什么科长什么署长的，你自己草民一个你管得了？烂草也科长，那天上飞的不就局长省长啦？”
我一听他这么说，赶紧拿出本子记下来，心想他把局长省长说成是天上飞的，那不就是飞禽走兽了？而且，他管着天上飞的，照他这么说，局长省长也归他管了。我想马上就去报告，突然又很沮丧，这是朱有田，不是旧职员或者旧林校的老师，温局长可没有让我监视他。
想不到我没有报告朱有田，他倒报告了我。朱有田钻到温局长的办公室里，说我偏向周敬福，给周敬福登记死蚂蚁。
他说：“一登记就是六亿五千万，我管的天上飞的再多也超他不过了。”
温局长严肃地思考着，说：“他管的是不能超过你管的，你去找文书重新登记，就说你管的麻雀有十亿。”
朱有田心虚地说：“真的有那么多？”
温局长一拳砸到桌子上说：“我说有就有。”
朱有田又说：“东方淡说他管的树贵重，别人管的下贱，文书这叛徒照样登记上了。还有，赵伯欣管他的草叫科长署长，他要是给草起个局长省长的名儿难道也给他登记？这不是把局长你当成烂草了吗？”
温局长一听事情严重了，骂了一句赵伯欣的娘，又吼道：“你把文书这混蛋给我叫来。”
朱有田转身来到我面前说：“温局长要你去一趟。”
我看他脸色很光亮，眼角挂着一丝奸笑，就感到十有八九温局长要训斥我了。我跳起来，跑进了温局长的办公室。
果然温局长一见我就吼道：“周敬福是怎么回事？他的蚂蚁死了你还登记？一死就是六亿五千万，那是中国人民不是蚂蚁。”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这还得了，也不知是周敬福还是温局长，反正有一个把蚂蚁当成人民了，而新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
我结结巴巴地说：“周敬福看蚂蚁走走动动数不清就踩死了，踩死就数清了。”
温局长说：“我现在管着你们，我要是数数你们，难道非得踩死了你们才能数清？走走动动就不能数了？再往大里说，一个市、一个省、一个国家，要登记户口，难道非得把人弄死了才能登记？”
我已经冒汗了。
温局长说：“以后不能让周敬福管蚂蚁了，他是个坏人，比蒋介石还要坏，杀人不眨眼皮子。”
我说：“那，那，那让谁管？”我寻思可千万别让我管，我要是不踩死也数不过来。
温局长吼道：“谁也不要管了，都死毬尽了还管它做什么？”
他喘口气又说：“东方淡说他贵重别人下贱，你就同意了？为什么不报告？我白信任你了。你要是当叛徒我就开除你。烂草也成科长署长了，那我是什么草？是高草是蒿子？”
我吓得浑身发抖，小声小气地说：“我是要报告的，报告朱有田的事情。”说着我从口袋里掏出本子来，翻开念道，“朱有田说烂草也科长，那天上飞的不就局长省长啦？”
温局长瞪圆了眼睛说：“是朱有田说的还是别人说的？”
我说：“是朱有田说的，不信你问他自己。”
温局长说：“这还问什么？他说得对啊，别说局长省长，就连毛主席也是天上飞的。东方红，太阳升，太阳就是毛泽东，太阳每天都要从东头飞到西头，你难道不知道？”
我愣着，突然说：“既然太阳是天上飞的，那他朱有田是不是也要管太阳？”
温局长说：“是啊，他管的就是天上飞的。”
我说：“他管太阳，他大还是毛主席大？”
温局长没想到我一个不到十七岁的少年会把他引到绝路上，吃惊地沉吟片刻说：“你脑袋不笨啊，朱有田这浑蛋说的是不对，这浑蛋怎么扯到太阳月亮上去了。”
我说：“他倒没说太阳。”
温局长说：“那是谁说的？”
我说：“是温局长你自己提到的。”
我继续发抖，本来不想说什么，但一紧张嗓子里的话就蛤蟆似的往外跳。我看到温局长的脸色变了，懊悔得差一点扇我自己一个耳光。我恨着自己，使劲用牙咬住嘴唇，生怕满肚子的蛤蟆再往外跳。
温局长阴沉了片刻，突然又哈哈大笑，说：“我唱唱歌子，唱唱歌子，东方红，太阳升嘛。朱有田他说他的，他说错了有领导，你盯着他干毬吗？我叫你监视的是周敬福，是东方淡，是赵伯欣。他们的问题你报告了多少？你不报告你就失职了，要你干毬用，哈哈，干毬用。”
他一边骂我一边笑，于是我也咧嘴一笑。这一笑就松弛了，一松弛我差点说出“你才干毬用”的话，赶紧把嘴闭上。
温局长说：“要发枪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是新社会，新社会的人是分阶级的，不是靶子就是枪，你是要端枪呢还是要当靶子？你可要想好，敢跟赵伯欣他们穿一条裤子的，我们就把他当靶子。听说赵伯欣家里开着铺子，这就是资本家，资本家是要接受专政的。”
我大绷着眼睛，明白在温局长眼里我毕竟还不是靶子，心里顿时宽松了些。
温局长又说：“哈国城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和花草树木都已经数完了，我们该去数数城外的了。有个叫康加松巴的地方你听说过吧？我们就到那里去。
一听说要去康加松巴，大家都很高兴。最高兴的是赵伯欣。他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话：
“康加松巴有原始森林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又问他：“你怎么知道？”
赵伯欣说：“我去过。”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为了调查康加松巴的植物，我在那里待过一年半。”
又停了一会儿他忍不住说：“康加松巴有许多植物新种，尤其是草本，很多都是第一次发现。上一次去很多标本我都没来得及采集，这次一定要补上。”
我说：“正好你是管草的。”
他说：“是啊是啊，康加松巴很怪，是草都开花。刚打春时满山遍野就会开出一层莫羞花，人说这样一种小红花天还没热时就先开了，羞都不知道，好比少女没长大就想嫁人了，所以叫莫羞。莫羞花败了又有后娘花，花蕊上有大黑点，周围是小黑点，就像一群孩子跪在后娘跟前。后娘花什么颜色都有，常见的有红的和雪青的两种，开起来也是满山遍野的一层。接着是牛拉水花，蓝色的，枝蔓一串串铺在地上，花也就一串串像牛撒尿一般。这三样花一茬接一茬地开败了，才会有别的花争先恐后地开起来，一直开到冬天。山沟里有蕨麻花、四瓣梅、铃铛花、蜜罐罐花，山坡上有野菊花、马莲花、石头花、滋油花、苦菜花、野胡麻花、水晶花、薛仁贵花。这些都是土名，学名叫血满草、山荷叶、西藏点地梅、唐古特虎耳草……”
我说：“你还是说土名吧，土名好记。”
他嘿嘿一笑说：“除了花，还有罕见的高大灌木林。这一片是红柳、麻柳、黄柳、辫麻子，那一片是浪麻、猫儿刺、黄刺、黑刺、忍冬、花楸，连冰凉的岩石都铺满了树，老乡把那树叫爬冷炕。还有乔木，云杉、冷柏、白桦、紫桦、油松、台湾桧……”
“什么台湾桧？台湾的树也长到咱这儿来了？你是不是想起蒋介石了？”朱有田突然插了进来，没想到他也在听。
赵伯欣说得很兴奋，并不在乎这威吓，继续说：“还有辽东栎、陇南杨、大叶槐……”
我说：“树不归你管，你还是说别的吧。”
赵伯欣说：“对对，树不归我管。有树就有鸟，火焰焰的翅膀和胸脯都是火红的；土钻钻的腿很长，嘴也长，天天啄土，羽毛也成土色了；马龙头的黑脸上有一道白；挡羊雀儿的叫声就像人吹的口哨；石头鸟是白麻相间；和尚鸟拇指一样大……”
我说：“哎呀别说了，天上飞的也不归你管。”
朱有田说：“让他说让他说，我还不知道我能管这么多。”
赵伯欣嘿嘿一笑又说：“钻天百灵能在空中踩蛋，山里娃只在山头上做窝。体大的鸟儿有石鸡、斑鸡、绿鸽子、黑老怪、翠八哥、白鹰、黑鹫、大雕、鹚枭、恨喉、咕咕喵唔、啄木鸟、种豆豆、白霜鹅儿……”
这时马武喊起来：“有没有地上跑的？”
赵伯欣说：“只要天上有飞的，地上就有跑的。狼、麝、黄羊、猞猁、哈拉、狐、狍子、马鹿、梅花鹿、野兔、灌猪、黑豹、雪豹、马脸猴、哈熊、豺狗子，最多的是黄鼠狼和蛇，有三楞蛇、花蛇、黑蛇、眼镜蛇，还有……”
马武问：“有没有狮子、老虎？”
赵伯欣愣了一下，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一下子就沉默了。
我想赵伯欣第一次说了这么多话，我该不该给温局长报告呢？
我没有报告。我觉得赵伯欣懂得那么多，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是不对的。不久我们去了康加松巴，考察了一个月就回来了。以后的几年里，林业局的人常去康加松巴，知道那里有了林场，林场的主要任务就是砍伐木头。又过了几年，康加松巴林场突然撤消了，因为那里已经没有森林了。一片蓊郁茂盛的植物温床和野生动物的天堂，在短短的几年中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与此同时，哈国城的植物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动物除了蚂蚁之外，有的少了，有的绝了。
一切都是从我们数数开始的。
青海湖——断裂和崩溃之湖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面积为四千四百二十七平方公里，湖面海拔三千一百九十七米，最深处三十八米。湖中有五个小岛，以海心山最著名。”这是1966年4月版的《中国地图册》有关青海湖的介绍。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青海湖会不会永远都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会不会它现在已经不是了呢？或者说，即使它现在还是老大，那也是逐渐缩小走向衰弱的老大，用不了多少年老大的地位就会拱手相让了。谁也无法阻拦这个自然地理的悲剧按照它应有的逻辑发展下去。在令人无可奈何的趋势中，我们看到的情形只能是青海湖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实际上作为古大海的遗存（也有人认为是三百万年以前，因地层断陷产生洼地积水而形成的新构造断陷湖泊），青海湖的历史一直就是一个越来越小的历史。1988年，中国学者和瑞士、澳大利亚学者合作研究青海湖古气候特征时，在湖畔黑马河边一米以下的黄土层中发现了十余件以刮削器为主的旧石器和骨器以及大量的炭渣、灰烬、贝壳，经确认这些遗物的形成年代距今有一万一千年左右，它出现在高于青海湖现在水位一百多米的黄土阶地上，说明那个时候青海湖的水位比现在至少要高出一百米。远古的人类居住在湖边的洞穴里，渔猎为生，繁衍生息，不知道有没有想到他们面对的那座大湖和人的生命一样，也全然不是永恒的。
面积的缩小是不可扭转了，那么湖中的小岛呢？是不是如同《中国地图册》介绍的那样永远都是“有五个小岛，以海心山最著名”呢？会不会现在已经不是了呢？是的，已经不是了。其中崛起于湖西水中的鸟岛早就和陆地连为一体，不再是真正的岛屿，只能算是半岛，或者连半岛也算不上，只能算是一片湖岬或一片滩涂了。由于湖水沉降，湖中的小岛即裸出湖面的礁石渐渐多起来，甚至连湖体都分裂成了几个以上。1985年我发表了中篇纪实小说《大湖断裂》，虚指道德断裂，实指湖体断裂。当时有人公开指责我：你这是胡扯，青海湖环湖一周一千里，这么大的湖怎么会断裂？直到2001年底，才有人告诉我：你没有胡扯，你说对了，青海湖真的断裂了。他提供给我一条发表在2001年10月23日《京华时报》上的消息，消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盐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海洲在研究青海湖卫星影像图时惊奇地发现，举世闻名的青海湖分离出了两个新的子湖。”（加上原来紧贴湖东岸的尕海和耳海，现已有了四个子湖。）该消息又说：“形成子湖的原因是湖水下降，湖底逐渐裸露，加上风沙侵袭，逐年形成了一条沙堤。”其实子湖一说纯属美化，说白了就是由于生态遭到破坏，湖床凸现，青海湖从中间断裂了，断裂成好几个湖了。时间终于证明：“大湖断裂”不是虚妄之言；时间还将证明，大湖会继续断裂下去，断裂成许许多多个子湖，然后飞快地消失在人类还有时间为它凭吊、为它伤逝的日子里。
青海湖日益缩小和日益破碎的原因不外是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这样的恶化既有天灾也有人祸，更多的则是天灾和人祸的联袂——人祸诱发了天灾，天灾扩大了人祸，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全球气候变暖，青藏高原上空的臭氧层黑洞兴风作浪，使得湖水的蒸发量与日俱增，好比有一只巨大的勺子不断舀起湖水泼向城市和陆野，虽然是“物质不灭”，但湖水一旦泼出去就不是水而是泥、而是气、而是废物了。二是雪山消失，冰川退化，作为水源补给的大小近八十条河流有百分之八十已经干涸，主要供水河布哈河、乌哈阿兰河、沙柳河、哈里根河、甘子河、倒淌河、黑马河有的已是半枯状态，有的经常出现季节性断流。三是环湖草原牲畜严重超载，加上大面积开荒种粮种油，湖区人口不断增加，天然灌木林遭到严重破坏，原始的生态荡然无存，水土保持已是毫无可能，致使土地沙漠化的速度惊人，蔓延之势不可遏止。鸟岛四周二十年前还是一片野秀峥嵘的草场，现在已是风过沙起，黄尘一片；大湖南部靠近黄河的地段，无边的荒漠早已经代替了无边的草野；大湖北岸海晏沙漠的膨胀扩大更是来势凶猛，飞来的沙山座座相连，聚浪成海。在沙漠肆无忌惮的吞噬下，浩瀚的环湖草原岌岌可危，渺茫的青海湖岌岌可危。
2002年夏天，当湖南电视台绿色传媒节目的制作者面对青海湖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而寻找历史踪迹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们，你们读一读《环湖崩溃》吧，那上面早就预言了青海湖的今天。几乎在同时，作家陈士濂撰文指出：“提到青海湖，《环湖崩溃》绝不能忽略。这部展示荒原人性的作品既是寓言，也是预言，它以振聋发聩之稀声，向世人提出了警策。”《西海都市报》记者祁永年在该报发表《拯救青海湖》一文，文章第二节的小标题便是“环湖崩溃”。他写道：“《环湖崩溃》十七年前问世后，许多人认为它近似寓言，但这种寓言如今被现实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生态危机是青海湖不能回避的现实。”
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环湖崩溃》是我以青海湖为依托忧患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部作品，我在这里提到它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这部作品的确已经和青海湖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那些破坏过青海湖生态环境的人，同时也参与了对这部作品的指责。他们说它“歪曲了历史，侮辱了草原”，“夸大污点，耸人听闻，看不到美好，悲观主义”等等。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不到二十年，这部作品所依据的破坏生态的事实已经十几倍、几十倍地扩大了，环境的“崩溃”在我们极不情愿的时候成了现实的一部分。而《环湖崩溃》只不过是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青海湖走向衰弱的历史，看到了真实的穿透力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多少年以后，我们还会感到它那刺人心肺的锋芒。青海湖以及辽阔的环湖草原的人为破坏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草原退化、荒漠增加、河流枯竭、水位下降等问题，只不过是一个日甚一日的发展过程，它的结果必将是大湖的干涸和物种的灭绝。已经不会太遥远了，我们将站在卵石累累的老湖底，无可奈何地说一声：永别了，青海湖。
同时永别的自然还有湖中的湟鱼。湟鱼学名叫裸鲤，是著名的高原冷水鱼种。由于水体的寒冷、缺氧和高浓度的盐碱，以及几乎没有藻类植物作为饵料，湟鱼全靠水本身的营养维持生命，湟鱼生长的速度非常缓慢，差不多十年才能长一斤，一年只能长一两。过去，居住在环湖地区的游牧民是从来不惊扰鱼类的，甚至为了防止进入河中产卵的湟鱼被马踩死，过河时总是弯腰用鞭子轻轻抽打水面。但是后来，从1980年开始，湟鱼资源惨遭破坏的警报就频频传来：鱼越打越少，越打越小，渔政人员遭殴，湟鱼面临洗劫。洗劫湟鱼的不光有本地的农民，还有成千上万来自四川、河南等地的偷捕者，他们使用严令禁止的底拖网进行铁壁合围似的扫荡，不管大鱼还是小鱼，几万斤几万斤地往外倒卖。湟鱼每年夏天都会进入河道在淡水中产卵，产卵时节，布哈河、沙柳河、哈尔盖河、泉吉河、黑马河等主要河流都会聚集大量的亲鱼。偷捕者就在这个时候下网，一网就是上千斤。中国人最气恼的就是听人家骂他们断子绝孙，可是他们干的却尽是让人家断子绝孙的事儿。有些人做得更绝，他们在河的上游拦河造坝，致使下游枯竭，半米厚的死鱼铺满了长达十多公里的河道。我看到和听到如此悲惨的情形，每每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些人怎么这么坏啊，这么坏的人怎么不遭报应呢？大概是时候没到吧。
青海湖是国际七大湿地保护区之一，是鸟的天堂，有鱼鸥、鸬鹚、斑头雁、棕头鸥等等，它们多数是候鸟，是来青海湖畔生儿育女的。可是现在湖里的鱼越来越少，大鸟的肚子都吃不饱，怎么还能拉扯儿女呢？鸟类正在逐年减少，本来以青海湖为落脚点的候鸟很多都已经飞到更加遥远高旷的藏北湖泊中去了。这样的情况如果再逆转下去，过不了多久，著名的鸟岛（如前所说它已是一片湖岬或一片滩涂）就会因为荒无鸟迹而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成为一种写进书本或讲给孩子们听的老一代的记忆。
但是且慢，要是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的记忆里伴随着“青海湖”和“鸟岛”也会有“罪恶”这个词汇——是谁的罪恶造成了如此败坏的后果呢？是人的。是哪一些人的？是那些缺乏自然良知的人的，是直接参与了破坏和决策了破坏的人的——他们是灾魔之源，是罪恶的邪祟瘟疫，是人类的记忆里那被诅咒、被鄙视、被同仇敌忾的一部分。
青海湖是“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心脏”。青藏高原的“心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我们能做的，也仅仅是期待——我们期待着手术，期待着成功，期待着恢复。手术的时候，或者即将手术的时候，或者手术即将失败（这或许是一个谁也无法挽回的必然）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想说，只想说说青海湖的名称，只想在她去世之前提醒大家牢牢记住：她的名字曾经是一个象征，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是历史上所有伴它为生的人的神圣的心念，是自然最富魅力的呈现。
青海湖原来叫青海。因为青海的存在，才有了“青海省”这个名字，也就是说，“青海省”是由“青海”派生出来的。派生出“青海省”（1928年）以后，为了和“青海”有所区别，就在“青海”后面加了一个“湖”字，变成了“青海省的湖”，这就好比儿子起了一个和老子同样的名字，为了和自己不重样，硬是改变了老子的名字——我们人类做事，总是有些蛮不讲理的。青海在古代，还有另外一些称呼：汉代人称为“西海”，即西方之海的意思；又称为“仙海”，《汉书·地理志》上说“金都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仙海”，有仙海必有仙山，“海心山”就成了“仙山”。古羌人则称青海为“卑禾羌海”；鲜卑族迁居此地后又称其为“鲜水海”。藏文史料称之为“措温布”或“安木多”，都是“青色的湖”的意思。神话中又把它称为“赤秀洁莫”，意思是这片泱泱水域是女神王发怒，让泉水从大地中涌出，淹没了万户人家以后才形成的；简洁地说，就是“万户消失于女神王之水”。唐代藏文史料还曾把环湖草原称之为“域扎西雅莫”，意思是“吉祥的盛夏草原”。元代蒙古人进入青藏高原后，又称为“库库诺尔”，意思是“青色的湖”。
青色的湖，怎么就不能是永恒的湖呢？
可可西里——哭泣中的美丽少女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行政区划，加上界限的模糊不清，我们暂时还无法准确地说出它的面积，通常被人们应用的“八万三千平方公里”是一个比较随意的并不确切的数字。一般来说，它是以可可西里山为中心的一片由高山和丘陵、台地和平原、河谷和盆地组成的荒原，这片荒原向北延伸到昆仑山，向南延伸到唐古拉山，向东延伸到通天河流域，向西越过青海省界延伸到西藏的双湖一线，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广东省的面积，平均海拔在五千米左右，最高峰为北缘昆仑山的布喀达坂峰，海拔六千八百六十米，最低点在库赛湖以北昆仑山博卡雷克塔格山脚下的红水河一带，海拔四千二百米。
在概念上，多数人至今还以为可可西里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因为他们没有把那些长年累月深入荒原腹地偷猎野生动物的人算作人，其实他们也是人，而且是一些异常强悍霸道的人。有了这些偷猎者之后，就有了一年四季守望在烈风酷寒中的反偷猎人士，再加上淘金人的大批涌入，加上旅游、探险以及科学考察，可可西里在整体上已经不是一片无人区了，它只是局部无人，只是还没有形成城镇和村落，只是来这里的人没有打算天长日久地待下去罢了。在青藏高原，没有固定居民的地方多了，但被称做“无人区”的就只有可可西里和紧连着可可西里的藏北高原。现在，这两个地方都已经络绎不绝地有了人的踪迹，而且是带来了污染和破坏了环境的人群以及人类社会的踪迹，“无人区”的叫法是不是已经名不副实了呢？
照我的想法，当然还是“无人区”好，还是名副其实的“无人区”更适合人类和地球的需要。可可西里是一个高寒贫瘠的地方，生长着薄薄的一层高山冰缘植被，这些植被短命矮小，贴地匍匐，可怜可疼，仅能满足藏羚羊、藏原羚、藏野驴和野牦牛等野生动物的食用需要，根本就经不起人的践踏和铲挖，“无人区”也就等于是自然保护区，是动物和植物借以休养生息的避难所。有人曾经问我，既然可可西里如此贫瘠，野生动物为什么要选择它作为栖居之地呢？我说那不是动物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逼迫。人类一步一步地侵占了所有适合生存的地方，侵占了野生动物的家园，野生动物只好一步一步地撤退，最后聚集在了人类暂时还无力占领或无力长久居住的可可西里。这就是说，可可西里是野生动物的最后一块领地，是躲避人类追杀的唯一堡垒，它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不，不是天堂！哪有如此荒寒、如此缺氧、如此短吃短喝的天堂？要是人类的威逼稍有松懈，藏羚羊、藏原羚、藏野驴和野牦牛一定还会回到原来那些水草丰美的地方。
令人愤怒而难解的是，就连如此贫瘠的最后一块领地，人类也不打算让给野生动物，掠夺家园和枪杀生灵的事件屡屡发生，几乎成了一股恶潮，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向那片恒久的寂地无边的高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数量在一百三十万只以上；六十年代初饥荒袭遍全国，人们成群结队荷枪实弹地走进了可可西里，野生动物的家园成了解决人类饥荒的肉食品出产基地，藏羚羊的数量骤然减少到七十万只以下；以后又有了回升，到了八十年代初，就又是百万藏羚羊悠然栖居、漫步草野的景象了。但是对藏羚羊来说，这是最后的辉煌，是晚霞燃烧的时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个转捩点，是可可西里走向嘈杂和破败的滥觞。在这个转捩点上，人类开始显露了自己贪婪的本性，野生动物开始走向了灭绝的境地。先是涌入可可西里的十万淘金人为了解决食物而大开杀戒，接着就开始了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取皮弃肉的大规模武装围猎。以此为开端，对藏羚羊、藏原羚、藏野驴和野牦牛等野生动物的大肆屠杀就愈演愈烈，再也没有停止过。藏羚羊生活在高海拔地带，极度的寒冷使它们进化出了一身厚密的绒毛，这种绒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动物绒毛，一公斤生绒的国际市场价为两千美元，是名副其实的“软黄金”。用它制作的“沙图什”披肩更是贵中之贵，一条长两米，宽一点五米，重一百克，轻柔到可以从一只戒指中穿过去的披肩，市场售价竟是三万到四万美元。据了解，境外制造“沙图什”披肩的全部原料，都来自中国的青藏高原。人类真是疯了！消受“沙图什”的欧洲人真是疯了！人类的疯狂奢靡和暴利引诱导致了藏羚羊绒的疯狂走私，更导致了对藏羚羊的疯狂追杀。追杀连年累月，不间断地持续到了今天。今天的可可西里，已经看不到大片的藏羚羊群了，偶尔看到三只五只，也是稍纵即逝。据一位参加过反偷猎枪战的森林警察说，现在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不会超过两万只，整个青藏高原的藏羚羊也不会超过三万只。从一百三十多万到不足三万，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就如此彻底地毁灭了一个庞大的物种群落，真是魔面自画，鬼相己成！人类的形象就这样被人类自己塑造着，定格在了高天大地之间，定格在了惊恐万状的野生动物眼里。
“可可西里”是蒙古人起的名字，意思是美丽的少女。当美丽的少女已经不再美丽，当血雨腥风已是原野的风景，当我们钟爱的姑娘屡屡被强盗蹂躏，我们深藏内心的除了同情和哭泣，就只有愤怒了。
1994年，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太阳湖地区，一次就查获藏羚羊皮一千三百余张。不幸的是，在押解几个偷猎者走出可可西里的路上，这位反偷猎英雄突然遭到了偷猎者的顽固抵抗，一时间，那种只有在美国西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激烈的枪战出现在了可可西里的太阳湖畔，瞄准过藏羚羊的半自动步枪这次瞄准了索南达杰。索南达杰轰然倒地，整个青藏高原都为之欻拉拉颤抖了。索南达杰被枪杀后，我曾专程去那片荒原采访并凭吊这位了不起的反偷猎英雄，我看到被缴获的赃物——数千张藏羚羊皮和数千只藏羚羊角悲惨地堆积在原野上，风沙号叫着，天地之间塞满了凄哀。我好像听到了不甘消逝的蹄音依然在天边流淌，听到轰隆隆的奔逃声突然变成了反抗人类屠杀的冲天呐喊。后来我又关注过一个叫杨欣的成都汉子为筹资建造长江源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而东奔西走。奔走是艰辛的，直到焦头烂额，直到痛哭流涕。这情状证明了社会乃至人类在爱护地球、保护家园方面的迟钝和吝啬。人们一次次怠慢了杨欣，怠慢了野生动物最后的栖息地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怠慢了濒临灭绝的数十种野生动物，这是人类的耻辱，是我们尚不见流血的自戕。而杨欣——请允许我诚实地赞美一个精神同道——是不愿自戕的先锋，是二十世纪最有感染力的觉悟者，是用自己的生命抚平地球伤口的保护神。
杨欣的奔走呼号终于有了回报，全世界都知道可可西里荒原建起了第一座和偷猎者决一死战的堡垒。当1998年8月19日保护站附属设施工程竣工时，大学生志愿者赵昕和索南达杰的继任者我国第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野牦牛队的领导人扎巴多杰共同升起了国旗。这是第一面在青藏高原为着野生动物而升起的旗帜，招展的时候连藏羚羊也流泪了。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两个多月，1998年11月8日，索南达杰的继任者（也是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就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自杀发生了，搞不清原因的自杀让所有知道他的人都惊呆了。不少媒体以“可可西里痛失保护神”、“可可西里守望之星殒落”为标题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不要去追究自杀的原因了吧，因为任何原因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在那片荒寂之极的地方，任何一个为保护野生动物鞠躬尽瘁的人，即使是自杀，他生前也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罕有的勇士。因此我们仍然要表达我们全部的痛惜，然后追问一句：谁是继任者？我们早就说过了：献身于自然的人永远是最高尚的人。但我们，我们的大多数，谁又会为了这种高尚而舍弃那些早已经习惯了的生活追求——不吃野生动物的肉，不穿野生动物的皮，不用野生动物的头角骨骼做器皿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样做的，我只知道我自己：当全社会都有了平等对待野生动物的友善意识，当我们的世俗生活里渗透了绿色和平的汁液，假如我是偷猎者，我就会自杀。是的，应该自杀的不是保护神，而是偷猎者。因此我在这里呼唤人类的良知，呼唤偷猎者的良知，呼唤我们的家园里那些失道者亦即地球的敌人的良知。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人人都可能是生态家园的失道者——1985年夏天，为了采访淘金人，我曾经到达过可可西里仙女湖一带，方圆六七平方公里的湖水是清澈的，透过数米深的水还能看到湖底的石影；后来，没过几年就不行了，我从朋友处得知，那儿的水已经成了喝了就拉肚子的脏水，那儿的水面上漂着令人恶心的垃圾，那儿——曾是仙女沐浴过的地方——已是地不灵人不洁了。清波没有，倒影没有，秀色没有，湖韵没有，好的都没有了，只有坏的，那就是垃圾，是不堪入目的污染以及隔着十里八里都能嗅到的脓臭。脓臭的制造者有淘金人，有旅行者，有记者，有科学考察人员，还有过路的司机和一些闲杂人等。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偷猎者，他们在湖边剥取了成千上万只藏羚羊的皮毛，羊血染红了湖水，湖水变成了羊血，一湖羊的血。
我听说有这样一则寓言：可可西里除了动物就是神祇，一旦有人闯入，动物们就奔走相告“魔鬼来了，魔鬼来了”。这时，它们或者被神祇解救，或者毙命于魔鬼的残害之下。但不管是被解救的，还是被残害的，它们都会牢牢记住魔鬼的容貌，它们的灵魂总有一天都会按照它们记住的容貌变化成魔鬼也就是人的形象。那些枪杀过藏羚羊的人们，当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一个容貌酷似你或近似你的人时，你一定要小心，那不是凡胎所生，那是幻化而来，那就是被你残害过的藏羚羊，他如今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你自己。他和你照面和你擦肩而过的目的，就是要搞瞎你曾经瞄准过藏羚羊的眼睛，或者给你传染上某种疾病——也许是SARS，也许是禽流感。我还听说有一只藏羚羊在被追杀而无可脱逃的时候跪在了偷猎者面前，前肢合十，流泪作揖。难道我们就不能暂且相信灵魂的存在，认为那是索南达杰或扎巴多杰附丽在了藏羚羊身上吗？这是英灵的乞求，是自然对人类的乞求，是可可西里对一切施虐者和强暴者的乞求。
一切保护自然的行动，都是替天行道；一切破坏自然的行动，都是逆天行事。而逆天行事的另一层意义是：自取败亡。
秋风秋雨中的孟达林
1983年秋天，在参与了孟达自然保护区的首次考察后，我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并且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
在天池边的护林房里住了一宿，我和孟达林一起醒来，首先看到的是绯色胭云笼罩下的天池。天池，孟达一绝，面积三百多亩，最深处二十多米，水色溶溶，波光漾漾，四周树高林密，重峦叠嶂，万顷苍翠，如海奔流。我用天池清凉的水洗脸漱口，烧水煮饭，饭罢，抬头一看，中天云翳正在悠悠北去，天就要放晴了。林业专家高志扬欣喜地对我说：“走喽，去天池自然大坝。”
路上，高志扬告诉我，孟达处于甘肃和青海交界的青海境内，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衔接地带。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湿润，四周耸起的积石群峰犹如屏障，阻止和减弱了来自高原内部干燥的冷气流，植物丰富芜杂，兼有亚热带和亚寒带原始森林和次生林的特征，这对于研究古青藏高原的植被状况，研究辽东栎、华山松、台湾桧以及珍珠梅、木姜子、文冠果等温带植物被历史遗留在高寒带的奥秘，研究云杉林和桦树林罕见的自然更新能力，研究孟达林区生态环境的奇特和优越，研究植物群落分布的生态特征以及历史的成因，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因为孟达集中了长江流域、秦岭山脉、华北平原、长白山区的许多植物，这里也应该是一个理想的生物学教学基地。孟达自然保护区的面积不到青海省总面积的三万分之一，却生长着约占全省四分之一的植物种，按科系算则约占全省种子植物的百分之八。就现在掌握的情况看，孟达自然保护区共有种子植物九十科，三百零二属，五百三十七种。其中广布于世界的有四十二属，分布在亚热带的有九属，生长在东亚的有二十一属，故乡在温带的有两百多属，中国特有的有九属，而其中的五十余种是青藏高原其他林区未发现过的新分布种。
沿小溪而上，听清风爬过树隙草尖的脚步声。那苍翠的云杉、洒金的花楸、焰火般耸动的山里红、浅碧悠悠的刺五加、隽秀素洁的血满草花、逸气横生的藤山柳，一切都在风中起舞。高志扬说，在孟达，植物学家可以采摘到珍贵的标本，摄影爱好者可以寻找到迷人的风光，探险者可以在攀登“拔断筋”（天池边一座陡峭的山峰）的过程中领略风险之美，游客们可以观景休假可以品尝野猕猴桃、野草莓、野葡萄、野沙枣，李时珍的子孙们可以看到三七、党参、鬼臼、贝母、七叶一枝花等多种药材——孟达林区的药用植物繁杂，多数还没有采集到标本，如果有人肯投资，在这里建立一个植物药培植和引种实验地肯定是大有潜力的。
我们停下来。高志扬说：“这就是天池自然大坝，也叫竹子坪，这里的竹子叫华秸竹，整个青藏高原唯独孟达才有，是熊猫最爱吃的食物。熊猫是中国特有的，华秸竹也是中国特有的。”我看到亭亭而立的华秸竹如同风中仙女，紫红的叶鞘，鲜嫩的竹枝，丛丛相连，浩浩漫漫地延展开去。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在竹林上空飞来飞去，见了我们也不害怕，不时地落在我们眼前身后。我们穿过仙女侍立的竹丛，沿着天池边的小路往里走，涉过了清泉河，赏过了孟达人字瀑，钻过了一片灌木林，最后登上幽邃的天池北峰。放眼望去，但见遥远的黄河如同一缕飘带缠绕在地涯天际处；飘带连接着一片如山如堡的黑森林，那是宽阔的塞满了葱茏的孟达第一沟的沟口。高志扬说：“沟中有红桦、白桦、紫桦、云杉、白腊木、雨燕、杜鹃、斑鸠、野雉、灰鹭、蓝马鸡……”正说着，什么东西一闪而过，他叫起来：“看，是林麝，还有岩羊，看见了吧，就在山崖上。”
…… ……
那一次，我在秋天的孟达林里待了一个星期，惬意得我都不想回城市了。孟达林给我的印象如同仙境，仙境给我的印象就是孟达林。在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我发誓我一定还要来这里，多住些日子，多见识一些稀奇的植物和动物，多有一些在清凉的森林浴中淘洗净化污浊身心的幸福感。
一晃就是八年。八年以后，我才有机会再一次走向孟达林。
也是秋天，细雨霏霏，如丝如缕。上午十一点，我和省林业局的李工程师坐着一辆顺路的大卡车，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县城出发，沿黄河迤俪而行。一路上，经过了“野狐跳”（黄河两岸峭壁相向，间隔仅有丈余，野狐一跃可过）、“骆驼礁”（黄河中形似骆驼的赭色礁石）、“河心牛”（河中牛形的山）、锁通关”（黄河穿越积石峡时的一大险关），凭吊了“禹王石”（大禹治水，始于积石，偌大一块古老的花岗闪长岩便是他休息打盹的靠背石）、“经书洞”（古代有高僧在此译经修行）、“马耳坡”（相传炎黄之争时，黄帝挥剑斩断了炎帝坐骑的耳朵，耳朵落在此地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耳形山）。傍晚，我们告辞了大卡车，登上徒有虚名的油松坡，借宿在离林场不远的一个叫塔撒坡的撒拉族小村庄里，接触到一些参与过守护孟达林的撒拉族村民，听他们说起一个叫韩得明的老护林员，感叹不已，直到深夜。
第二天我们冒雨登山，前往孟达天池。步仄径，临清流，头顶烟雾飞走，身旁歪松夹道，秃山叠叠，枯叶层层，残树阵阵，坏木纷纷，真正是“阁道崚嶒，似我回肠恨怎平”。伤逝抑郁的时候，猛然间我问自己：我是来干什么的？我不是来寻找七彩的杜鹃林那令人迷醉的景观的，不是来领略青杄树那九次遭到断头伐而依然不屈地再生出十六个分枝的顽强风采的，不是来欣赏被慈禧太后加封过的山梅花的娇艳的，不是来和未曾相识的野生啤酒花交朋友的，不是来见识祥瑞的菩提树（学名叫暴马丁香）、奇特的露仁核桃、神秘的连理槐、一身红袍的唐古特圆柏、活了数百年还在结果的山楂树的；更不是为了多住些日子，多有一些在清凉的森林浴中淘洗净化污浊身心的幸福感。我只是想来看看，看看早就听说的发生在孟达林区的猖狂盗伐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李工程师告诉我，孟达林区原有成片的辽东栎，现在这一质地优良的资源已经砍伐殆尽；数千棵珍贵的台湾桧，也已经看不到几棵了；冷杉几乎全部被盗伐；青杄的遭遇更是目不忍睹，中龄以上的树尽数遭到多次断头砍，再下来就该锯掉两人合抱、三人合抱乃至四人合抱的古树主干了；许多物种面临绝迹的危险，林界下限每年都在迅速后退，新的毁林痕迹说明，林缘地带平均每年都会损失三千多根可做檩条的树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的损失更为严重，严重到了根本就来不及统计的地步。
继续往山上走，风声雨声送来一路泥泞。那条石板路——青色的幽径，在峡谷苍松荫庇的地方舒展着身子。穿越灌木丛，又过神仙洞，再登断头青杄岗；止步，小憩，眺望山景：榛榛莽莽，郁郁苍苍，在那些盗伐者还无法攀登的险要地带，依然是枯藤老树，参天茂密。君子登高必赋，赋什么呢？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沉默。是谁轻轻抹去了激荡在我心头的绿色感喟？是背靠着的这棵低俯头颅的青杄树吗？是屹立在脑海里的那个撒拉族老护林员吗？是的，他矍铄，他挺拔，他硬朗，他刚健，他执着，他顽强，他不屈，他不朽——是韩得明，是青杄树。
从斧声的节奏、隐现的脚印、闪烁的光点、声音的高低中分辨盗贼的去向和人数，然后带着护林队的人，包抄过去，大吼大叫着撵他们走开。他们当然不会是一些听到吼声就逃跑的人，用石头还击，用利斧威胁，用恶语攻讦，甚至还挖了陷阱想让他一脚踩空掉到悬崖下面去。韩得明风雨不动，只用一句话来对付他们：“你们要砍林，可以，先把我砍死再说。”在他朴素的思想里，有一个牢固的观念，那就是如果容忍孟达林的毁灭，人失去的将不仅仅是森林，而是生命赖以存在的根本，是整个生活的希望，照他的话说就是：“树少一片，人枯一群，林子是我们的命根根。”韩得明是艰难的，他克制了一个农民对承包地的眷恋，屏弃了一个老人对晚年安乐的希求，把时间几乎全部花在巡山守林上，伴随他的只有冷馍、凉水、陋室、草棚、阴风、急雨、蠓虫、野兽，还有被打伤的身体、被抢空的腰囊、被撕烂的衣服，还有常常出现在集镇上的私人通缉令：“韩得明赶集时谁来报信，或是谁把他打倒，到×××处领奖二十元。”韩得明苦涩地笑着说：“打倒我，没那么容易，我不去赶集你们到哪里去打倒我？”然而，在面积为十七万亩的林区中，有着形成网络的许多小道，韩得明和他的护林队员都是一个嘴巴两条腿，有什么法力阻止四面来八方走的盗伐者？眼看着不断有参天大树几百棵几百棵地倒下，他经常要做的便是跪伏在死树上，面朝苍天，流着眼泪，大声呼唤真主的保佑。
难道森林一定要用眼泪来浇灌？难道资源一定要用鲜血来保卫？是的，至少在孟达应该是这样。好像是昨天，那个秋风萧瑟的日子，莺鸟阵阵啼鸣，草馨缕缕袭人，蓝马鸡朝深林飞去，屙下一粒裹在粪里的树种。如果这粪裹的树种落在土壤里，用不了多久，就会冒出一个嫩嫩的幼芽，那是一棵参天大树的童年。然而，土壤被砍下来的枝丫覆盖了，枝丫上的条条针叶仍然是苍绿的，丝毫没有觉察生命的源泉已经枯竭。韩得明带着人抓住了两个毁林者，痛骂了一顿后，押着他们往山下的林场走去。这时，从浓荫遮蔽的地方蹿出一个手持利斧的人来，尖声叫唤着胡乱砍杀。斧光闪耀，在空中划过道道弧线。韩得明的左胳膊当下被砍断了，肩上、胸上、头上到处都是伤，血流了一地。盗伐者跑了，韩得明倒下了。
孟达林瑟瑟发抖。认得那些个野蛮的毁林人，它乞求他们收敛一点，哪怕刈戮的利斧只对准祖辈父辈们苍虬老健的躯体，而对稚憨的幼株胚芽多少动一点恻隐之心；认得那个叫韩得明的撒拉族老护林员，它乞求他千万不要撒手而去，尤其是在这个秋风阵阵、寒凉乍到的日子里，尽管它也知道人的死活是由不得自己的。它害怕如果没有了韩得明就会再次出现五六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盗伐团伙，就会再次被迫接受人为火灾的考验，就会再次发生以支援建设的名义大规模乱砍滥伐的事情。团伙盗伐、人为火灾以及有组织的乱砍滥伐，对孟达林和整个中国西部的森林来说，都是一些灾难性的词汇，它代表了人类的意志，代表了森林走向灭绝的全过程。
……翻过青杄岗，便是凝碧的天池水。秋水是似曾相识的，豪风是似曾相识的，护林房是似曾相识的。然而，四周的森林已是今非昔比了，稀疏着，出人意料地稀疏着；斑秃着，癞子一样斑秃着。好比一个旧爱的姑娘面色憔悴、衣服褴褛地来到了你的面前，严峻的现实是：你还爱她吗？她已经多次被人糟蹋过了。我的心在滴血，我的牙齿已经咬得扁平，我的眼睛正在放射愤怒之光。但是我知道，最有能力占据我心脑的情绪还是无奈，我只能长叹一口气，然后上前紧紧地抱住她。
痛苦的现实必须要用痛苦的心灵来承载：我爱孟达林。
草原的声音引领我们悲悯
想起贵南县的森多草原了：一片旷达的山垣之上，有一条河在静静地流，好像多少年都没有人畜惊扰过那里的清澈了；有一些草在青青地长，好像那是永远的秀挺，是草原夏天永远的证明。我这样说，是因为在我经过的山垣北坡，在方圆二十公里的夏窝子（夏季牧场）里，已经看不到水的清澈和青草的踪迹了：牛羊过处，绿色席卷而去，褐土翻滚而出，只留下无数牛羊的蹄印，和无数同样是褐色的羊粪蛋、牛粪饼，在枯干中等待着明年牧草的复苏。外地人以为草原上的牛羊跟别处的牛羊一样是不辨东南、插花吃草的。不，它们实际上是拥作一片、挤作一摊的，是朝着一个方向一路吃过去，一直吃得草原寸草不留，漆染了似的变成黑褐色。牛羊太多，草场太少，这种扫地以尽的畜牧方式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
一天早晨，我正在队长巴桑家的帐篷里喝茶，一个放牧员进来质问队长说：“为什么不让我去河东草场？”队长说：“南山草场还能放牧，去河东干什么？”放牧员说：“南山草场能不能放牧草原知道！”队长说：“草原的事情我比你清楚，你赶紧去吧！”放牧员说：“倒霉的时候在后头哩。”放牧员走了以后队长对我说：“放牧员说得对，‘南山草场能不能放牧草原知道’！但是公社不听草原的话，我也没办法。”我的疑问是：“草原怎么能知道，难道它会说话？”巴桑队长苦苦一笑说：“草原的话是狼毒说出来的。”
这是1984年夏天，我第一次知道那种被大家称为馒头花也就是狼毒的植物，原来是草原关于自身健康的表达。狼毒是一种草本植物，植物学的名字叫“瑞香狼毒”，马耳似的阔叶，馒头形的花朵，白中透紫的颜色，不时有一股浓香随风而出；因为是单性花（雄花五瓣对生，雌花六瓣对生），狼毒便把黄色的花蕊突挺出来，等待着授精或者受粉；根茎可以入药，有清热解毒、化淤止痛的功效，可治疗瘟疫、溃疡、疥疮、顽癣、炎肿等。狼毒是有毒的，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对牲畜来说，狼有多可怕它就有多可怕，如同俗话说的：“今儿吃狼毒，明儿吃马肉”——说的是马吃了狼毒就会立刻毙命；“骆驼见狼毒，唐僧遇白骨”——说的是妖艳的狼毒之于骆驼，好比白骨精觊觎着唐僧。但对草原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它的药用价值和它含有的毒素，而是它生长的地方。巴桑队长告诉我：“只要草原一退化，狼毒就会长出来，好像是在对牲畜说，‘你别吃了，你别吃了，再吃草原就死了’。”
我惊异于狼毒的作用，知道正是通过它对牲畜的毒害，草原拒绝了对自己的过分掠食，赢得了一个歇地再生的机会。它是草原保护自己的有效行为，是防止草场迅速沙化的警示标志。等到草场喘息已定，又是芳草萋萋、绿茵如坪的时候，妖艳的狼毒之花也就瘦了，败了，不再长了。
我更惊异于巴桑队长和那个放牧员的表达，他们在谈论一件有关牧业生产的枯燥事情时，居然跟讲童话一样有趣，完全是拟人化的手法。不，岂止是手法，也应该是他们的意识和草原以及狼毒的意识在维护生存关系时的对话和交流，是人和土地、牲畜和牧草互相理解、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的表现形式。首先，在牧人们看来，作为生命的草原以及狼毒和人一样是有思想、有灵魂的，草原完全懂得人的意思，人也完全懂得草原的意思，人和草原所不同的仅仅是表达的方式：草原用狼毒来讲理，人通过牲畜来说话。其次，在人和草原的对话中，正确的一方往往是作为弱者、作为被践踏者的草原，而人虽然是错误的，却有权力“不听草原的话”，一意孤行的结果就是草原会用寸草不生来表示自己的悲哀，来惩罚人类的霸道。就像那个放牧员说的：“倒霉的时候在后头哩。”这当然不仅是放牧员的警告，而且更是草原的警告，巴桑队长已经告诉我们了：“草原的话是狼毒说出来的。”
和狼毒一样作为草原预警语言的还有牛粪。牛粪是牧民的燃料，是吉祥的天赐神物，有了它茶炊就是滚烫的，食物就是喷香的，帐房就是温暖的；它使人类在高寒带的生存有了可能，使牧民迁流而牧的生活有了保证。草养牛，牛出粪，粪暖人，人可牧，牧有草——多么密切的生态链条，多么圆满的良性循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能源，以取之不难、用之不尽的牛粪的形式暖热了广袤的草原。如果你让一个牧民对活着的条件作出排序，他们一定会说，第一是牛羊，第二是糌粑，第三便是牛粪。但是牛粪对人来说并不仅仅意味着燃烧，在它温良的性格里也常有闪电般的一击，这一击足以让人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驯服的东西。我在森多草原的时候就曾经遭受过这样的一击，一击之后我的右手肿胀成了馒头，接着整个胳膊就抬不起来了，我就赶紧找寺院的藏医喇嘛治疗。他让我喝了一个星期的马尿脬（也叫白莨菪，草药）汤，才算把肿消下去。藏医喇嘛告诉我：“你是被瘴气打了，拾牛粪的时候要小心啊！你是城里来的，最好戴双手套，湿牛粪不要动，半干的牛粪先用脚踢翻，等瘴气跑散了你再拾。”我这才知道草原上遍地都是的牛粪并不是俯可拾、仰可取的，牛粪下面有瘴气，瘴气是见肉疯的，活蹦乱跳地到处钻，碰到哪儿，哪儿就肿。
但是牛粪和狼毒一样，对草原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它能产生瘴气，而是另外一种事实——我是在森多草原了解到的：越是退化的草场，牛粪下面的瘴毒就越大，手拿手肿，脚踢脚肿，有时候连牛腿也会熏出肿胀来。巴桑队长告诉我：“这是牛粪代表草场跟人说话哩，意思是说别在这儿放牧了，这儿已经不行了。”这是牛粪的劝说，是关于草场已经过牧的信号，它往往也会成为绿海变荒漠的前奏，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草原荒了，夜以继日地荒凉成不毛之地了，真可谓“一毒成谶”！后来我仔细比较过草地上的牛粪和秃地上的牛粪，发现其中的道理大概是这样的：在没有退化的草场上，牛粪下面一般都有蓬蓬松松的草枝草叶作为支撑，是通风透光的；而在退化了的草场上，牛粪直接贴在潮湿的黏土上，没有走风漏气的缝隙，瘴气自然就越聚越浓，越浓越猛了。其实道理的明白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牧人们通过牛粪听懂了草原的声音，又把这种声音变换成了人的语言来说服自己不要违拗草原的意志。不管他们是否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但人对自然之声的掌握和传达足以证明：人原本是属于自然的，只要人在必要的时候尊重一下自然的请求，就不会成为自然的弃儿而终生无所依归。事实上，就草原来说，只有到它老迈、疲倦、无力照顾人类的时候它才会抛弃人类，才会拒绝它从来没有厌倦过的付出，而以贫瘠和荒凉冷眼相向。而人在这种时候，往往已经做绝了和自然势不两立的事情，虽然愧悔得要死，厚着脸皮想恢复关系，但已经来不及了。老去的不能再青，失去的不能再回，费力劳心地去做种种修好如初的事情，往往是人有意而事无情。“君不见担雪塞井空用力，炊沙作饭岂堪食？”不如当初就听了牛粪的话，“行不得也哥哥”？
对牧人来说，听懂草原的话并不折不扣地按照草原的吩咐去做，这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基本要求，是独特的生产方式给予他们的贴近自然和顺从自然的自由。但实现这种自由的前提必须是他们有支配草场的权力，不能牛羊是自己的，草场还是公有的；必须是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能把大规模增加商品牛和商品羊作为牧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从保护草原和长期利用草原的意义上说，追求暂时的商品畜的高额出栏率，显然是一种规求无度的盲目做法和短视行为。我们的牧业史已经证明，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依然是唯一最有生命力和最适合草原生态的畜牧业经营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并不能使牧民的生活超越温饱，绰有余裕，却不至于使他们丢弃家园，颠沛流离，在海拔更高的地方抢夺野生动物的草地。我因此想到，牧民们尽管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利追求一种丰衣美食的高质量的生活，但途径只应该是得到必要的生活补贴和获取一定的环保经费，只应该是发展畜产品的细加工，而决不应该是盲目增加牲畜的存栏数。杀鸡取卵的事情只能做一次，得不偿失的错误只能犯两次，长期犯下去那就有华屋丘墟，涂炭自身的危险了。佛说：“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舐之，则有割舌之患。”什么样的愚蠢都可以原谅，引刀入嘴，贻害子孙的愚蠢是断不可原谅的。小心啊，养育了人类的草原一旦变成沙漠，那就是生命的葬身之地。还是巴桑队长说得好，连马都知道保护草原，何况我们是人呢？
不错，我们是人。巴桑队长说了，我们是人，我们应该比马知道得多一点。但实际上似乎并非如此，至少在我这里是这样，因为首先我不知道马是怎样保护草原的。我疑惑地追问巴桑队长，他笑了笑，带我来到他的坐骑跟前说：“你看我的马，我的马在干什么？在吃草，你看它是怎么吃草的？它只吃两寸以上的大草，两寸以下的小草它决不吃一口。为什么，因为小草根浅，稍微一拽，就会连根拔起。马知道，连根拔起的吃法是断子绝孙的吃法。”说实在的，对巴桑队长的这番话我当时并不以为然。我觉得马不吃小草的原因是它的嘴唇太厚，吃草时垫在地上，牙齿根本就够不着草叶。但是后来，在我接触了更多的马以后，我发现我错了，巴桑队长是对的。如果别无选择，马完全可以把嘴唇挤上去，露出牙齿来啃掉一寸以下的小草，或者说它更爱吃鲜嫩多汁的小草。它还可以把坑窝里的草用蹄子连根带茎刨出来吃掉，可以龇牙咧嘴地把贴在地皮上的地衣啃干舔净，甚至可以用舌头化开河滩里的冰雪吃掉冻在里面的青草。然而，如果不是饥饿难忍或者危及生命，马决不会用这种极端的方法采食牧草，决不会吃掉小草。因为马知道，小草还要长大，小草是草原的未来。
马是智慧的，更是向善的，在保护它的衣食父母——草原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让我们这些牧马驭马的人类嗟叹不已，汗颜不已。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要是我有资格题词并以此号召天下，我一定要题“向马同志学习”，还要题“向狼毒致敬”，还要题“向牛粪鞠躬”，还要题“做一个巴桑队长那样的好牧人”——尽管我知道，巴桑队长已经是过去时了，因为能听懂草原的话的巴桑队长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巴桑队长自然是属于死了还活着的那一类人，至少在我心里是这样的。因为他教我听懂了草原的声音，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面对草原就觉得它正在注视着我，正在和我亲切交谈；风、雨、土、石、花、草、虫、兽，都是它的语言，是它的思想，是它对我的自然启蒙。而所有的自然启蒙都意味着对我的提升，意味着我可以用草原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青藏高原了。
——草场一片片消失了，草原一天天缩小了，沙化已经出现，新生的沙漠正在形成，牛群和羊群已经没有吃的了。我想起了贵南县的森多草原：有一条河在静静地流，有一些草在青青地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