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高原的人文与恋歌
五个真实的故事
红牡丹好么白牡丹好
原野上生夭荣枯的芳草已是平常风景。当人们熟视无睹的时候，又是一个春风行绿的季节了。不知不觉草潮走向深广。骆驼客们又唱起来：
红牡丹好么白牡丹好，
一样儿好，
红牡丹颜色俊些；
外头的好么家里的好，
一样儿好，
外头的情意重些。
营地，篝火，夜晚，去拉萨的路上。就在那时，福生子学会了这首“花儿”。学会了就悄悄地唱。他知道自己人小，唱出声音来人会笑话。他听父亲问道：“外头的到底有没有？”华叔回答说：“没有。”父亲又问：“那你怎么知道外头的情意重些？”一阵笑。篝火呼啦啦地响。
一个月以后，运粮的驼队到了西藏的羌塘。父亲走不动了，对华叔说：“乏透了，乏透了，这么高的地势，我看我是乏透了，不顶事儿了。”说着一口气没喘上来，就把自己丢下了。这一丢就等于丢入了狼口，福生子和华叔挖坑埋葬了他，当天夜里他就叫狼给掏走了。华叔带着福生子拉着骆驼去了拉萨，又带着他拉着骆驼回到了家乡河西民勤县的石羊村。华叔说：“娃娃，守着你妈妈往大里长，死活不要再当骆驼客。”
其实父亲一死福生子就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他小声小气地唱：
红牡丹好么白牡丹好，
…… ……
母亲改嫁的那天，福生子立在石羊河北岸的沙原上，把自己唱得泪如泉涌。到处都是酸楚的风。他发现风把他的声音吹向了一座黄灿灿的草坯房。一个姑娘走出来，拿眼睃着他说：“你是个‘花儿’手吗？你唱得不罢你怎么了？”他不回答，以后永远也不回答，只是唱。他把那姑娘唱到了自己怀里，生儿育女。
一晃眼就是胡子拉碴。当几间平塌塌的草坯房变成了一些砖瓦建筑，沙原上的小村落变成了一座小乡镇时，福生子唱出了平生最后一次“红牡丹好么白牡丹好”的“花儿”。然后就是哑默，就迎来了受难的日子——他狗熊一样趴在地上，脖子上吊了一块死沉死沉的钢板，上面用锅墨子写着：大流氓、大嫖客、大反动。有人用麻绳在前面牵着他，有人用红柳棍从后面赶着他，天天游街，一游就是半个月。他眼睛瞪着地面，熟悉了小镇街道上所有的公蚂蚁和母蚂蚁。他尽量不压死它们。
镇外的石羊河哗啦一阵响。有人跑来冲他喊道：“你媳妇自绝于人民啦。”福生子一听就瘫倒在了地上，可能还是压死了几只蚂蚁。他知道，媳妇实在交代不出他那个“外头的”，受不了逼供，只好到阴间里图清净去了。他再也没有娶女人，自己拉扯着儿子，让他上了高中又上了大学。
“爸，听说你是个‘花儿’手。”福生子摇头。“爸，你唱一个。”他还是摇头，木呆呆地盯着电视：音乐，歌手，声嘶力竭。福生子想：“看把他挣的，屁都快淌出来了，还没有我唱得好哩。”他走到外面去，走到了石羊河的沙滩上。天蓝得什么也没有，大水的涛声撑大着空间，原野奢侈地遥远着。沙滩上到处都是脚印，但看不到一个人。福生子蹲下，掬起河水，喝了一口，又站起，一张嘴就猛亮地唱起来：
家花儿好么野花儿好，
好不过，佛前的绣球；
外头的好么家里的好，
好不过，个家的对头（自己的媳妇）。
儿子悄悄地立在父亲身后。他知道父亲是想念母亲了，突然就冷峻起来，鼻子一酸，无声地哭了。
（上大学时，我的同学王新桥给我说起过这个关于他父亲的故事，希望我把它写成长篇小说。然而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等我试着写出来时，居然仅仅是一篇如此轻小的散文。）
郎 猫
很小的时候，我住在西宁市礼让街的一座四合院里。一天晚上，突然一阵怪异的嘶鸣把我从梦中惊醒。我顿时吓得毛骨悚然。
像是一个小孩的哭喊，比刀子还要尖锐，起起伏伏、长长短短的，有低泣有悲号，有诉说有隐忍的愤怒。我揣测他的年龄一定比我小，不然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我推推身边睡着的哥哥。他翘头听了听，不知嘟囔了一句什么，就又闭上了眼。
突然，哭喊声停止了。北房的孩子绰号“剥皮老爷”的哗地打开了门，骂道：“狗杂种夜猫子，你今黑夜不叫人睡吗？”听声音，他大概用什么打了过去。一阵腾腾腾的奔跑声。四合院里的丁香树哗啦啦响。接下来是宁静。“剥皮老爷”回家了。我爬在窗口朝外看，却被哥哥从后面蹬了一脚：“睡，一只郎猫。”
郎猫？
郎猫，就是做了新郎的猫。能胡乱做新郎的猫大都是野猫。这野猫从那时起，夜夜都来骚扰，又哭又喊，声音越大就越像中了邪的小孩拼命闹夜，直到把人从睡梦中闹醒，直到“剥皮老爷”愤怒地出门，骂着用家伙把它撵走。丁香树哗啦啦响了不知多少次，抖下许多新开和开败的花瓣来，铺了一地。落英干了，散了，春天过了。我惊异地发现，已经有好几个夜晚不闻那哭喊了。
我问哥哥：“郎猫为什么不来了？”哥哥说：“它过了发情期，去抓老鼠了。”发情，就是发生了感情。对谁？当然不是对人。
“剥皮老爷”家原有一只豹纹雪山猫，是母的。春来不几日，“剥皮老爷”的舅舅将它捉拿走了。原因一是据说有身孕的女人常与猫接触，会影响胎儿发育，“剥皮老爷”的嫂子正挺着肚子；二是他舅舅家也有一只豹纹雪山猫，是公的，种的延续最好是纯而又纯，不然，就不是好猫了。
我记得那母猫：白雪的身子，只在屁股上由浅入深地描画出一坨杏黄，杏黄上面有三两个黑圈；尾巴黄白两色相连，粗大，常翘成拐杖；圆溜溜灰亮的眼睛像是霓虹灯前罩了一层春雾；咪咪声柔细轻软，听起来嗲嗲的讨人喜欢又让人腻烦。它喜欢钻进“剥皮老爷”嫂子的被窝里睡觉，喜欢在人坐着时跳上膝盖舔舐裤裆（“剥皮老爷”说这是因为那儿有尿臊气），喜欢在温暖的锅台上信步，喜欢吃杂碎，喜欢喝白糖水，喜欢在隆冬的雪地上打滚洗澡，喜欢攀上房顶站在漏水槽前背负青天朝下看。当然更喜欢的还是捉老鼠，我们四合院里的老鼠基本已经被它捉尽了。待“剥皮老爷”的舅舅把它带走后，人们发现，它还喜欢私定终身，致使那野猫糊里糊涂成了新郎而在院里的丁香树下满怀希望地喊它哭它。郎猫和母猫一定海誓山盟过了。母猫一定对郎猫说过：等着我，每夜都等着我。郎猫等不来母猫，就哭黑了每个春夜。
“剥皮老爷”的嫂子怀了又丢，丢了又怀。母猫一直没有回来。它新婚如何？是否生育？如有后代是否便是纯种的豹纹雪山猫？或者，野猫在它离开前已播进种子去，生下来的全是杂种？等等一切，我不得而知。
来年春，一个扬风搅雪的夜晚，随着自然界的鸣叫喧豗，一声凄厉而悲切的尖叫出现在门外院中。我和哥哥都从被窝里惊坐而起，面面相觑：郎猫？它又来了？
从此，春天，夜晚，便陷入郎猫的哭喊中。全世界又一次毛骨悚然。
开始几夜，“剥皮老爷”将它撵走了，撵走了它又来；后来就不撵了，任其哭喊泣号响彻宇寰。泱泱西宁城，让一只野猫叫来了春又叫走了春。当夜晚归于宁静时，那就是夏季了。
又一个春天，郎猫又至，哭声又起。又是惊讶，又是驱撵，又是认可。风和日丽，院里的人纷纷出来在房檐下晒太阳。
“白的，大白猫。我从窗洞洞里望见了。”
“我撵的我不知道？黑的，跑起来一绺闪电。”
“错了，是花的，我见过，白天，在街上，它朝水洞里窜去，又胖又大，凶叉叉的。”
院里的人议论纷纷。这郎猫闹了我们三个春天，我们却不知道它是什么模样的。“剥皮老爷”突发奇想，说：“我要毒死它，看看到底是黑，是白，还是花。”晒太阳的人们便不再吭声了。
记得那是个早晨，半空里生长着又厚又大的蘑菇云，有风，不怎么强劲，却可以吹散盛开的丁香花那浓郁的芬芳。空气凉飕飕的，像是下雨的前兆。“剥皮老爷”站在院子里大声喊：“死了，郎猫死了，快来看，死了。”从不同方向的门内走出了许多人，都围到了丁香树下。
死猫雪白一片，只在屁股上由浅入深显出一坨杏黄，杏黄上面有三两个黑圈，尾巴黄白两色相接，粗大，此时横斜在地上，半睁着的眸子露出一线晶亮，强烈地闪烁着不死的光芒。
“原来也是一只豹纹雪山猫。”
“怪了，这种猫是不会野的呀。”
我从大人们壮实的腿间挤进去，蹲下，小心翼翼地摸摸，它早已冰冰凉了。
喊没有了，人们也不再争议。春天照样去了又来，一个接着一个。许多年后，我对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说：“这是一只殉情的猫，至死才叫人知道它的形象。”女朋友说：“重要的是它的形貌吗？不，是它一辈子的约会，尽管每一次都会落空，但它相信决不会永远落空。你会和这只郎猫一样吗？”我嗫嚅着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是人。人总比猫要聪明优胜许多。
女朋友突然激愤地喊起来：“原来你不如一只猫！”
女人与太阳
一个朋友交给我一块有黑色纹饰的红绸子，并告诉我这样一件事——
那时，他是一名个体货运司机。数不清有多少次了，每当他经过玛积草原，就会看到一座红房子从草浪后面冉冉升起，等他摁响喇叭，红房子里就会走出一个穿皮袍的女人。女人戴着红头巾。红头巾的一角在脑后飘曳，很远就能听到哗啦啦响。女人总是朝他这边张望着，直到他消逝。他消逝的地方是青南公路玛积雪山段的第一个山豁口。
他常常猜测那女人，漂亮，健壮，一个人，守在红房子里，日日夜夜，等待着一辆墨绿色的五十铃运货车出现在公路上。五十铃的驾驶室里就他一个人。他是一个壮汉，什么都富有：精力和财产。他每月从西宁到果洛跑一个来回，人家说他挣海了。也就是说，他每月会有两次机会看到那女人。女人也能看到他，无论落雪还是下雨。似乎他们事先有约，而他每一次上路都是为了赴约。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在秋天的一个晴朗日子里，自己会走向那座红房子。原因很简单，他恰好尿憋，停车下来方便，下来就不想上去了。他对自己说，我就不能去要碗奶茶喝？一个司机在人烟稀少的草原去拜访一户人家是天经地义的。想着他就往那边走去。
好像他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现在终于停在了女人面前。他有些恍惚，仿佛还处在想象中。那女人的确很漂亮，因为漂亮，就使她的年龄有些模糊不清。他只能这样想：她至多三十五岁。
“有茶吗？我渴了。”
女人把水眼闪闪地一撩，回身走开。他迟疑着跟了过去。到了门口，女人取下带有黑色纹饰的红头巾，回头示意：来呀。他于是跟进了红房子。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他难以启口的。他喝到了奶茶，也喝到了那女人的全部水性。他给她钱。她不要。他问她在这里住了多久。她说二十年，并且还要住下去，直到出现一个很美好很美好的夏天。在那个夏天里，太阳会从西边升起。他专心致志地听着，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知道，草原人的想法总是稀奇古怪的。
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他经过玛积草原，依然会看到那女人，那飘飘欲逝的红头巾。但他再也不敢光顾红房子了。他断定她是个为了情欲不顾一切的女人，怕自己再次堕入诱惑。他也忘了那个会使她离开红房子的夏天。
那个夏天的到来是出人意料的。司机看到红房子前没有了女人的身影，才发现草原变得绿茫茫的。馒头花开了，金钱花开了，把一片片粉红和浅黄随意泼洒在绿绒毯上。鸟韵阵阵。玛积雪山的天上，滚动着携雷带电的铅青色云朵，弄得草原明暗相间，时时处在阴雨到来的前夕。他停车摁响了喇叭，摁了很长时间，才断定他再也摁不出那女人了。他毅然跳下车，走向寂静中悄然孤立的红房子。他看到门前栖落着一群食肉的红嘴鸦，等他走近时，鸦鸟便翻飞而上，旋落在房顶。他走进去，只听哗的一声，数十只鸦鸟惊恐地嘎嘎叫着，飞向窗外门外。他一个冷战打得浑身酥软，看到她已经悬梁而逝了。和她面孔相对的地方，挂着一块红绸子。他一眼就认出那是她的红头巾，便纵身一跳，将它拽下，像偷了别人的东西，踮着脚飞快地走了出来。
草原上到处是清新宜人的绿色岚光。横穿草原的公路上，汽车继续行驶，像一个墨绿色的太阳在地上滚动。远方，玛积雪山把神秘和威严播向四野。大地永远地宁静着。宁静地结束了货运司机的故事。
我把这个故事称之为玛积雪山之谜，说给不少人听。一位精通地方史的专家朋友告诉我，在古代玛积人的民歌里，有这样的句子：当太阳从西边升起，远征的男人就会回家。他猜想，女人的死因是在含辛茹苦二十多年后，并没有看到太阳从西边升起。我却以为，一个人只有死后才会看到太阳从西边升起。可司机说，那个夏天的某日早晨，他的确看到太阳悬在西天边际。而当他驱车进入雪山豁口时，听到阵阵马蹄声和嘶喊声从幽冥处传来。我不相信，太阳属于全世界，女人只属于草原。
其实，秘密就在红头巾上。那些黑色纹饰也许是一种古老的文字。但谁又知道它的内容呢？据专家朋友考证，玛积是古代藏族人的一个部落，早已经消亡了。
吉姆顿巴寓言
1992年夏天，我被邀请去参加吉姆顿巴草原的赛马会也就是物资交流会，顿巴乡的贡布乡长给我说起了牧民索朗丹增的故事，又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他吧，来这里的人都是要去看看他的。”我去了，看到了索朗丹增和他的老婆。但他们似乎并不欢迎客人，面无表情，连请我们进帐房坐坐的表示都没有。不欢迎客人的还有一只牧狗，它被拴在羊圈的木栅门边，一直冲着我们又扑又叫。乡长问道：“索朗你的羊呢？”索朗丹增说：“送人了。”乡长吃惊地喊起来：“怎么送人了？你们吃什么？”索朗丹增哭丧着脸，想说什么又没说，头一低进帐房去了。他的女人小声对我们说：“我又怀上娃娃了，羊不能再养了。”乡长叹口气，什么话也没说，拽拽我的胳膊，转身离开了那里。
以后的许多日子里，我一直想着牧民索朗丹增的故事——
没有人理睬索朗丹增，甚至连吉姆顿巴草原上的小孩也对他板起了面孔。因为他娶了盗马贼的遗孀做老婆。“再硬的冰遇到春天也会融化，再白的雪遇到勒勒草（一种可以做染料的植物）也会变黑。”格萨尔的后裔们总习惯于用一些古老的格言支配自己的行动。但索朗丹增明白，老婆是个老实本分的人，要是她真的有罪，也会像盗马贼一样受到天神的惩罚。盗马贼是在别人的帐圈里被人打死的。
索朗丹增娶老婆的最大愿望就是有个结实的儿子。老婆很争气，给他生的儿子比他想象的还要结实。他骑着马，在深冬的草原上转悠着，把自己有了儿子的消息告诉每一个碰到的牧人。牧人们很有礼貌地恭喜他几句，完了就远远地离开他，而他的本意是要让牧人们来自己的帐房里做客的。
牧人们不来，寒流却不期而至，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下白了吉姆顿巴草原，下白了索朗丹增的帐房。四周杳无人迹，好像满世界就只有他们一家和一只牧狗、一群羊了。大雪天不能放牧，羊在圈里饿得咩咩叫。
一天中午，牧狗在羊圈附近咬死了一只饿得浑身摇晃的幼狼。索朗丹增把死狼的皮扒下来，准备晾干后让老婆缝个皮筒子，裹在儿子肉乎乎的身子上。无意中他把血里呼啦的狼尸扔在了羊圈门口。等傍晚天色将暗，他走出帐房想看看有没有天放晴的迹象时，发现羊圈的木栅门已经被饿羊们用头撞开了，那堆没有皮毛的狼肉被羊啃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了一具湿漉漉的骨头架子。刹那间，索朗丹增明白发生了什么：就在自己的帐房前，在自己的羊群里，出现了羊吃狼的奇迹。而过去，从创世的什巴大神开天辟地到牧人们不理他，吉姆顿巴草原上世世代代流传的都是些狼吃羊的故事。一股喜悦的热流使他脸上新添的皱纹豁然舒展，那些皱纹是孤独留下的痕迹。他想，要是他把这件事儿告诉牧人们，牧人们一定会争先恐后地来到他这里，看看羊吃狼的奇迹，也看看他的儿子。那时候，他将大声对老婆说：“客人们来了，快煮一锅新鲜的羊肉，烧一壶滚热的奶茶。”老婆一定会高兴得手忙脚乱，因为她和他一样，也希望自家的帐房成为牧人们向往的地方。他这么想着，心里美滋滋的，脸色和天色都好看多了。
第二天，云开雾散。索朗丹增骑马出门了，牧狗习惯地跟上了他。他迎着被冰雪洗浴过的太阳，满雪原转悠着把羊吃狼的奇迹告诉了每一个他碰到的牧人。
牧人们都表现出少有的惊异，但一听说狼已经被吃得只剩下了骨头，便怀疑起来，不感兴趣了。
“索朗你听着，等你的羊咬住了活狼的喉咙，我们再去你家参观。”
牧人们一个个远远地离他而去。他伤感万分，唉声叹气地回到了家里。老婆一看他的脸色就知道怎么回事，说：
“我的好人，是我害了你，你把我撵出帐房去吧。”
他摇头。他苦苦地想，自己的羊虽然吃了死狼肉，但怎么可以咬住活狼的喉咙呢？帐房外面，羊群发出一阵阵凄厉的叫声。好几天没有放牧，它们已经饿急了。他侧耳听听，似乎听出羊叫声里有一种凶残的渴望，有一种逮着什么吃什么的猛恶。他隐隐约约意识到，饥饿大概是能够改变一切的，包括羊的本性。他觉得自己不妨试一试。
于是，他找到贡布乡长，从乡政府借来了五六个套狼的夹子锁，安放在了羊圈的四周。没过两天，一只被同类咬瘸了腿的公狼就成了他的猎物。他让老婆搬来一块石头，和狼紧紧地绑在一起，放在了羊圈里。狼拼命挣扎着，羊群吓得四处乱窜。临到天黑，这只几天没有进食的狼就已经挣扎不动了。羊群挤在离狼较远的角落里，惊恐地看着。又过一天一夜，狼死了，饿羊们开始围挤在一起用狼皮磨牙，磨着磨着就撕破了狼皮，血流了出来，羊们舔着。后来，狼肉就不见了。它和第一只死狼一样，只剩下了一具骨头架子。
索朗丹增觉得他的试验正在接近成功，便又开始布置夹子锁。六天过去了，他捉住了四只狼。饿疯了的羊群也就依靠狼肉维持着生命。又过了一天，当第五只套住的狼被他捆绑在石头上后，他便对老婆说：“好日子就要到了，快快准备好肥肥的羊肉、浓浓的酥油茶吧。”老婆也和他一样，坚信今天是好日子，说：“羊肉已经放到锅里了，酥油茶已经灌到壶里了，我和你分头去请我们的客人吧。”他点头同意了。为了防止在客人到来之前羊群吃掉这只活狼，他把它放在了羊圈外紧靠帐房的过道里。
索朗丹增骑马离开了家，牧狗习惯地跟上了他。他骑着马满草原转悠，对碰到的每一个牧人说：“去我家看看吧，咬不住恶狼的喉咙，就不是我家的羊。”
牧人们还是不相信。他说：“那就和我打赌吧。”
没有人和他打赌。因为他们都知道，索朗丹增的目的是想让他们给他面子，去他家做客。
他从早晨转到中午，没有一个牧人随他的心愿听他的话。他灰心极了，要不是想到自己那结实健壮的儿子，他也许就会自杀。自杀是很容易的，骑马往南走到太阳落山，就能看到鄂陵湖，在湖面上敲开一个冰窟窿跳下去，一切忧愁就烟消云散了。唉唉，孤独的日子真难过，死人才配有这种没人理睬的生活。他朝自己的帐房走去，可一想到自己带给老婆的仍然是失望，便又掉转马头，信马由缰地朝前走，也不知要去哪里。
太阳正红，残雪在沟沟洼洼里闪着白光。眼看就到春天了，但他心里一点也没有牧草即将返青的欢悦，愁苦的脸上又多了几道孤独抹上去的皱纹，古老的悲歌在心里悄悄升起：
远方的山影没有太阳照耀，
荒凉的山坡上
有一只刚出生的羊羔……
唱着，他听到了一阵马蹄的骤响和牧狗的叫声，猛抬头，看到几个牧人骑马朝他奔来。他愣了。他不相信牧人们会主动来找他，而且是骑着马飞奔着来找他，而且是喊喊叫叫地来找他。但这的确是事实，他不由得精神一振，愁眉慢慢地展开了。他策马迎了过去。
“索朗，你的羊真的是吃狼肉的羊啊。”
“你们去我家了？”
“你老婆给我们说好话，就剩下没有下跪磕头了，我们能不去？”
还是老婆有本事。他一阵狂喜。
“快回去看看吧，满草原的人都去了你那里，你家的帐房就要挤破了。”
他带着牧狗，驱马朝前奔去。那几个人互相看了看，紧紧跟在他后面。
索朗丹增看到，自家的帐房四周挤满了人，不光有男人还有女人。他高兴地对他们长长地吆喝一声，跳下马，扔掉手中的缰绳，嘿嘿笑着迎了过去。家里从未来过这么多客人，就像吉姆顿巴草原上的赛马会一样热闹。这是他的荣耀，也是老婆和儿子的荣耀，这样的荣耀千载难逢。“大家都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大家都来了。”但是他马上发现，人们的面孔冷冰冰的，他的热情并没有引来预想的回应。啊，自家的帐房太小了，装不下这么多客人，真是不好意思。他歉疚地望着他们，突然发现饿羊们已经撞开羊圈的木栅门跑了出来，那只被他放在羊圈外紧靠帐房的过道里的活狼也已经被羊啃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一具湿漉漉的骨头架子了。
他叫起来：“你们已经看见了吧，我家的羊是吃狼的，是吃活狼的。”
有个牧人说：“看见了，看见了，索朗，不要管羊管狼了，快进帐房去看看你家的人吧。”
这时他听到了老婆的哭声。他说，哭什么？突然又意识到哭是自然的，自己也应该哭。把这么多客人拒之门外了，哪个主人不着急？他兴冲冲地走进帐房，看到里面竟没有摆上热腾腾的手抓肉和一碗碗的酥油茶，顿时气得直想捶老婆几拳。
老婆被几个女人包围着歪坐在毡铺上。
有个牧人说：“索朗，你的羊不光吃狼，还吃人哩。”
索朗丹增傻乎乎地点点头：“坐啊，坐啊，你们为什么不坐啊？”他四下看看，满帐房都是人，哪里有坐的地方？他不知所措地来回走着。
紧跟着他来到帐房里的牧狗突然汪汪汪地叫起来。他训斥道：“你叫什么叫，快出去！”牧狗不仅没有出去，反而扑向了面前的毡铺。
索朗丹增一步跨过去，伸手要拽狗，眼睛猛地一闪，盯住了毡铺上的一摊血。
他愣了，惊异地叫了一声，接着便打出一个冷战，抖落了所有的喜悦。
他扑过去，抱起了裹着狼皮的儿子。鲜血顿时从毡铺延伸到了他的胸前。他看到狼皮已经撕裂，儿子的喉咙被咬出了一个大窟窿，脸上身上血肉模糊。他呆痴地瞪着狼皮，嗓眼里呼噜呼噜的；渐渐地，那呼噜声变成了一阵阴森森的闷笑……
索朗丹增家的客人从此络绎不绝。
奶羊之死
他不吃肉，他叫万海风，我的朋友。但我知道，最早的时候，他仅仅是不吃羊肉，因为奶羊死了——
秋苞谷已经熟透，一阵阵甜丝丝的苞谷味儿随风扑碎在脸上。那女人斜劈镰刀直不棱登往前赶，一喘气就是一抱噼啪焦响的苞谷秆儿，转身一丢，再去斜劈一抱。她的男人那个民办教师跟在她后面，把苞谷掰下来堆成了丘。蜷曲的紫红樱子泪一样到处飘洒。
万海风因为什么事儿路过那里，跟在他身后的民兵队长说：“就是这两口子。”民办教师两口子像是听见了，都罢了活儿望着他们。万海风怵然一惊：真是惨不忍睹，这两口子的样儿不比秋苞谷端正多少——民办教师枯瘦枯瘦的，他的女人也是枯瘦枯瘦的。女人一枯就无奶，就喂不饱吃奶的娃娃了。怪不得他们偷偷养起了奶羊。
万海风和民兵队长朝前走去。斜劈镰刀的声音又响起来，嚓嚓嚓的很有劲。万海风猛的一个警醒：他们这是在向我示威呢。他让民兵队长明天就把民办教师家的奶羊拉到队里去。民兵队长摇摇头说：“人家要跟我拼命哩，奶羊是卖血钱换来的，是娃娃的娘奶。”万海风哼了一声说：“报纸上已经说了，自留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你怎么愣是不懂？什么脑子。苞谷面糊糊就当不成娘奶了？当不成就别生养。”
果然就拼了命。万海风听民兵队长说，民办教师和他的枯女人一人捞起一把镰刀，护着奶羊呼哧呼哧喘牛气。怀里的娃娃撕烂了嗓子哭。女人说：“拉了娘奶我就剁人，剁不了你就剁你家里人，剁不了你家里人我就剁我自己，娃娃我不养了，我跟他一起土门关里走。”万海风想：这又是示威，她把她嚣张成母老虎了。又责问民兵队长去拉羊为什么不带人带枪，毙不得他们还吓不得他们呀？民兵队长说他后晌就带人带枪去拉羊。
还是不奏效。民办教师把手里的镰刀换成了铁锨，瘦兮兮地劈腿而立，头发奓成了芨芨草，吼道：“要羊没有，要命有一条。”民兵队长朝天放了一枪，想不到人家反倒扑过来，撕开衣裳说：“瞎了眼吗？我的胸腔在这里，朝这里打。”民兵队长带人带枪赶紧往回跑。
万海风说：“枪杆子居然对付不了他？这个资本主义尾巴是非割掉不可的，你要是办不到，就给我把王裤裆叫来。”民兵队长走了。
王裤裆是青海东端民和县川口街上的一个贼，人说他有裤裆里偷蛋的本事。他跑来，听说是偷羊，嘿嘿一笑说：“这算个啥嘛，我给你马到成功。”万海风说：“你别大意，办成了我给你记十个工分。”王裤裆说：“工分就算了，以后只要你别管我就成。”
第二天早晨，出工路过生产队的羊圈时，万海风看到了那只奶羊。挡羊的五娃把它拴在圈门外，丢了一些青草。万海风一边吃惊它垂吊在肚子下面的奶子居然这么硕大这么红亮，一边叫五娃少喂点。五娃不理他，赶着队里的羊群上山去了。奶羊想跟去，挣不脱拴它的麻绳，“咩咩”地叫着。万海风寻思这羊的奶有什么好喝的，正要离开，一个念头砉然而出：队上偷了他们的，他们就不会偷队上的？拴在这里不保险。他过去从羊脖子上解下麻绳，用脚踢着赶它往前走。奶羊犹豫着，岔开后腿，拥着沉甸甸晃悠悠的硕大奶子，想跑又不能跑地追撵羊群去了。
五天以后，傍晚，霞火烧的格外美。五娃来找万海风，说是羊奶子烂了。万海风来到了羊圈，才知道奶羊是不能上山的。山上到处是蒺藜，把那硕大红亮的羊奶子划得稀烂。民兵队长也来了，故意对奶羊上山大惊小怪。万海风强调说：“只能这样，我总不能派民兵守着它吧？”民兵队长说：“就不会拉到我家里？我管着它。”万海风瞪他一眼说：“你想喝羊奶了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羊奶喝了拉稀屎哩。”奶羊卧斜了身子，一阵阵惨痛地咩叫着。万海风蹲下去瞅那烂若霞火的奶子，发现伤口已经感染化脓了，一些嗜血的蠓蝇嗡嗡嗡地飞起又落下。他说：“看样子得消炎，你明早去公社卫生院找几瓶青霉素来，我让赤脚医生给它打上。”民兵队长应承着走了。
公社卫生院不给青霉素，说是人用都没有，怎么还能用在羊身上。民兵队长问万海风怎么办。万海风说：“谁叫它往刺窝里钻哩，现在就看它命大命小了。”奶羊知道他们在说它，头耷拉在地上，大绷着光溜溜、湿漉漉的眼睛，两股金黄的锋芒梭镖一样扎过来。万海风不禁一个寒战，心想：它到了阴间，眼睛里肯定有我的形象。
奶羊死了。
秋苞谷就要收尽的时候，万海风又一次见到了民办教师和他的枯女人。他们把苞谷秆子扎成捆，打算背回家当烧柴。万海风想这焦秆子是队里的，要沤成肥料搞秸秆还田，他们怎么变公为私了？但他没有说出来，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他们自然也是沉默到无言，甚至都不看万海风一眼。那么寂静，辽阔的裸野一片驳杂。
万海风不知道后来民办教师和他的枯女人怎么样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娃娃活了没有，活得如何，作为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队员，不久他就离开民和县川口公社川口大队回到了省会西宁。
许多年过去了，在一次朋友聚会中，面对一桌五颜六色的酒菜，万海风心情沉重地对我说起了这件事。我敷衍了事地宽慰他说：“那是‘极左’思潮泛滥的结果，是上面布置的，错误也好，罪行也罢，都与你无关，你不要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万海风说：“对奶羊和民办教师一家的灾难来说，‘极左’思潮也好，上面的布置也罢，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执行政策的我，我当时要是有一点点同情心，奶羊就不会死，民办教师一家的日子就肯定会好过一些，可是我这个人，当时怎么就那么愚蠢、那么残忍、那么不讲道理、那么‘左’呢？”
我突然意识到万海风正在深刻忏悔，同时也知道，他早就不吃羊肉了。一年以后，当朋友们再一次聚会时，我发现他已经戒吃所有的肉了——猪肉、牛肉、鸡肉、鱼肉，只要是动物的肉，他都敬而远之。我对他说：“别的肉你可以不吃，但你生活在青藏高原，怎么可能不吃牛羊肉呢？”他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
爱情与原子弹
看到了原子弹才想起她，恍然明白，她就是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她的风信年华。她叫陈妤。把青春献给原子弹，这是陈妤在那个不算太久远的年代用黑葡萄一样的眸子告诉我的一切。但是我读不懂，我在“国家最高机密”面前，显得就像一个傻透了的间谍，想知道一切，却又不善于捕捉任何信息。比我更傻的是李国权，他居然会认为“陈妤这个人不诚实”。而陈妤对他的疏离，恰恰又是因为她必须“不诚实”。“不诚实”的女人，也许正是我们曾经幻想过的那个最可信赖的女人。
一个银白色的圆球，直径约有一米，顶端笔直地竖着一根天线似的辫子。这就是原子弹模型，一比一的比例。它被银白色的三角金属架支撑着，在空旷的草原上映照着天上的景色：云卷云舒，月落日出。
距离原子弹模型二十五米，是用于控制和观测的隐蔽部。一米半厚的铁铸的高墙上，伤痕累累，斑迹重重，就像经年累月风剥雨蚀的树皮。
陪着我的朋友说，这里是六分厂，简称靶场，是专门用来进行爆轰试验的场所。在1964年到1987年的二十三年间，这里进行了数十次核武器的爆轰试验和穿甲弹的穿透力与威力试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诞生前的所有模拟爆炸和冷试验，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我不知道陈妤是不是在六分厂工作，但我希望她经常出现在这里。这里是中国科学家把高深莫测的原子理论变成武器的前沿阵地，是物理演化成物体、化学聚焦为能量、数学创造出威力的地方。在我的想象里，正是陈妤用纤细的食指准确地按下了最后一个灯钮，或者正是她在爆炸零时的前十秒钟发出了脆亮的声音：“9、8、7、6、5、4、3、2、1，起爆。”或者正是她掌管着测试仪器，测量出了钢铁、水泥、木材等等物体的物理效应，以及生物和化学效应。或者她的作用更重要——她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秘密研制者”，一个和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周光召、陈能宽等“两弹元勋”们一起工作着的年轻的女科学家，她不止一次地从观测孔里看到了试验成功后的彩色烟雾和失败后的灰色寂静。她的喜怒哀乐和所有“两弹元勋”们的喜怒哀乐一样，完全由一个大约一米直径的银白色圆球左右着。甚至我都希望，这原子弹和氢弹是她一个人搞出来的，就像母鸡孵蛋那样，由于她陈妤天长日久的温暖，中国大地上终于有了核武器的声响。
第一次见到陈妤，是1977年的冬天，我作为《青海日报》的记者，李国权作为省广播电台的记者，一起去海晏县采访。火车的车厢就像一间行动的冷库，没有暖气，冰凉彻骨，皮大衣裹在身上，就像穿着一件体恤，轻飘飘的。想喝一杯开水暖暖身子，走过了七节车厢，也没有看到一间有开水的锅炉房，问列车员，列车员说：“我们不供应开水。”
突然，一切都变了——不冷了，我们也不想喝开水了，甚至都没有冬天的感觉了。李国权后来告诉我，这时候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把皮大衣脱下来，脱下来给她。她出现了，陈妤出现了。她在车厢过道里跺脚，漂亮的姑娘在车厢过道里来回跺脚。脚的动作吸引了李国权，他发现她的脚很好看，尽管她穿着翻毛皮鞋。从脚往上看，越看越好看，即使她穿着棉袄，拉不直的曲线也让腰臀一再地优美着；再往上，就是眼睛了。就像所有一见钟情的情人那样，李国权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看到的最美丽的眼睛，很抽象，很概念，却又如此明亮地打动了他。而给我的印象是，它们并不抽象，它们是两颗又大又圆的黑葡萄，在干燥寒冷的高原，悬浮在你视域之内最美好的地方。水灵灵，有什么能比沙漠里的黑葡萄更能让你想到水灵灵呢？
李国权终于没有勇气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她。他知道过于唐突的帮助会让一个异陌的姑娘感到紧张而断然拒绝。他就像一只雄鸟、一头公鹿，本能地意识到，最重要的首先是引起对方的注意。他唱起来，用浑厚的男中音跟着广播唱起来——《在那遥远的地方》。
我当时不理解，那一天的火车上、广播里，为什么会没完没了地播放同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李国权一遍一遍地跟着唱，声音越来越大。车厢里许多人都在看他，那姑娘自然也注意到了他。他似乎很得意，一得意就把词儿唱错了，把“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唱成了“每天看着那细细的皮鞭”。有人冲他喊道：“你看着皮鞭干什么呀？”满车厢的人都笑了——这首歌谁不会唱？他居然唱错了。姑娘没有笑，她离开了车厢过道，坐进了离我们两个空挡的座位。李国权的歌声戛然而止。
他当时肯定很沮丧：情歌把姑娘唱没了，唱到高高的椅背后面去了。但仅仅过了两分钟，李国权的声音又响起来：“你说《在那遥远的地方》是藏族民歌还是哈萨克民歌？”我说：“我不知道。”李国权说：“我告诉你，这首歌的署名一共有四种，一是‘藏族民歌’，二是‘哈萨克民歌’，三是‘青海民歌’，四是‘西北民歌’，但我觉得他是西北青海的藏族民歌。”我说：“你凭什么说它不是哈萨克民歌？”李国权说：“《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哈萨克民歌的风格截然不同，而跟藏族民歌非常相似。你听我给你唱。”他于是唱起哈萨克民歌《美丽姑娘》：“美丽的姑娘见过万万千，唯有你最可爱，你像冲出朝霞的太阳，无比新鲜；把你的容颜比做花，你比花儿更鲜艳，世上多少人向着你，望得脖子酸。”唱完了他说：“怎么样？相差十万八千里吧？我再给你唱一首藏族民歌。”他唱起来（歌词我忘了），唱完了又说：“怎么样？风格很相近吧？”我说：“我听不出来，我觉得这三首歌相差都很远，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他说：“你不懂，你不懂音乐。我再给你唱一首……”我当时哪里知道他是唱给那姑娘的，不耐烦地说：“你别再唱了，人家都看着我们呢。”他说：“看就看呗，怕什么！”我站起来说：“那你自个儿唱吧，我上厕所去了。”
等我上厕所回来时，发现李国权不在了。而那姑娘又开始在过道里跺脚，她实在是太冷了，她的翻毛皮鞋似乎一点也不保暖。我寻思：这么冷的天，她干吗不穿得再厚一点？想着用皮大衣裹紧了自己，正要坐下，就见李国权哈着热气快步走来，大声说：“走走走，我们去餐车，餐车里有暖气，我已经给列车长说好了。”
我们两个拿起包，朝前走去。路过那姑娘时李国权说：“你也走吧，看把你冻的，小心冻坏了脚。”姑娘用一口纯正的北京话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李国权说：“我们是记者。”姑娘犹豫了一下，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包，跟在了我们身后。
餐车到了，热浪扑面而来，好像整列火车的热量都集中在这里，浑身上下顿时就暖融融的。李国权没话找话地问那姑娘：“不冷了吧？”姑娘说：“不冷了。”她有点腼腆，不多说话。而我和生人接触，也是能少说就少说的。这恰好给李国权制造了机会，就听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着，说什么我忘了，反正是东拉西扯，扯着扯着又唱起来，还是跟着广播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有点烦，说：“好像一张唱片上就这一首歌，翻来覆去地唱。”这时姑娘开口了，说：“因为金银滩就要到了。”我和李国权不解地互相看了看：什么意思？姑娘又说：“我想你们应该知道，《在那遥远的地方》最早就产生在金银滩，是王洛宾改编得最好的歌。”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在那遥远的地方》与王洛宾有关，也是第一次听说这首情歌就诞生在离西宁只有一百多公里的金银滩。（后来我从报纸上知道，1946年王洛宾骑着马来到金银滩草原采风，认识了一个牧家姑娘，那姑娘歌唱得好，人也长得好，使王洛宾灵感大发，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把那姑娘的歌声改编成了更加动听的音符，又创作了歌词，中国从此有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又陆续接触到一些新版的歌曲集，看到《在那遥远的地方》的署名已经变成“哈萨克民歌王洛宾编曲”，或“藏族民歌王洛宾改编”，或“青海民歌王洛宾编曲”，或“王洛宾作词编曲”了。）
我问道：“那么它到底是哈萨克民歌，还是藏族民歌？”没等陈妤回答，李国权就说：“是哈萨克民歌还是藏族民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一个汉族青年对远方的草原姑娘的向往。”陈妤平静地说：“我觉得它是藏族民歌。因为在金银滩生活的牧民都是藏族和蒙古族，没有哈萨克族，青海的哈萨克族都在离金银滩八百多公里的柴达木腹地——阿尔顿曲克草原上。”我说：“可是哈萨克族有“姑娘追”（喜庆的日子里，姑娘骑马用鞭子追打跑在前面的小伙子）的习俗，《在那遥远的地方》里恰恰又有‘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这一句。”姑娘说：“是吗？”李国权说：“那是王洛宾的想象，纯属巧合。再说我在牧区也遇到过藏族姑娘举着赶羊鞭满草原嬉笑着追打小伙子的事儿，谁能说这样的生活场景没有被王洛宾瞧见呢？”姑娘说：“这就对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应该是一首经过王洛宾再度创作的藏族民歌。”
我问姑娘：“你是干什么的？不会是搞音乐的吧？”姑娘说：“不是。”李国权问道：“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姑娘说：“在矿区。”我们都说：“矿区就在金银滩，怪不得你对这首歌的来龙去脉这么熟悉。”
李国权显得很兴奋，又说了许多话，和她互相通报了姓名，也把自己的地址留给了她。他说：“把你的地址也给我吧。”姑娘果断地说：“我的地址就算了吧。”李国权说：“那我到矿区怎么找你？”姑娘顿时就冷淡了：“你找我干什么？”李国权赶紧说：“那你来找我吧。”姑娘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半个小时后，我们一起在海晏县火车站下了车，然后就是分手。矿区离海晏县城还有十多公里，不通公共汽车，她说她得去找顺路的车。李国权问道：“哪里能找到顺路车？”她说：“有顺路车的地方呗。”说着走了。李国权恋恋不舍地望着她，直到她消失在冬天呼呼叫嚣的冷风里。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妤，她留给我的印象就像《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样美好而虚无。而对李国权来说，这第一次见面不仅使他唱足了虚无的情歌，更使他萌动了沉实的情爱。他跃跃欲试，煞费苦心地开始了追求。首先，他必须再次见到她。矿区虽然离海晏县城不远，但他绝对打听不到去矿区的路怎么走，进矿区的门在哪里。他断定陈妤必然要出来，必然还要坐火车，就硬是在火车站等着，硬是把她等来了。他说他等了整整五个月。
就在他终于等来她的那一刻，他遭受了平生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她居然不认识他了。他只好提起那次坐火车，提起那次我们对《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讨论。她终于想了起来，笑了，云开日出，豁然确斯。陈妤说：“你等我干吗？”李国权说：“这里有几封信，你看了就知道。”那是些一个耍惯了笔杆子的记者写的情书，当下她就被感动了。我寻思虽然在那个神秘荒寂的矿区，在那种春寒料峭的年代，她没有读到过更好的情书，但真正感动她的并不是情书里李国权展露的那一点文采，而是他的举动，他居然等她等了整整五个月，就算一个星期从西宁来一趟，那也得二十趟。
他们开始交往了。陈妤从来不去西宁找他，都是他从西宁来海晏县的县城和她见面。不打电话不写信，下一次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就在这一次见面中说好，如期而至，风雨无阻。就这样过去了半年，又是一个冬天了。
海晏县的司法部门正在审理一宗强奸诱奸案，由于案件有点奇特，报社让我去摸摸情况。行前我给李国权打电话，他说：“我们一起去，你可以见见陈妤，她还问起过你呢。”火车上，李国权对我说：“陈妤这个人不诚实，她怎么连干什么工作的都不告诉我？”我说：“她为什么要告诉你？”李国权说：“她当然得告诉我，我们已经不是一般的关系了。”我说：“也许她的工作不太好，不想对别人说。”李国权说：“工作不太好告诉我呀，我帮她调，只要在西宁，只要不离开青海，有的是办法。”
县城到了，陈妤就等在火车站。她好像更漂亮、更水灵了。说真的，我也是个青春激荡的人，我也很喜欢她，只是李国权捷足先登了。该死的李国权！
在他和她经常约会的西海饭店，我们一起吃饭。李国权说：“今天我们俩跟你去你们单位看看吧？”陈妤说：“不行。”李国权说：“你总说不行不行，为什么？”陈妤说：“不为什么，就是不行。”我说：“你就让国权去看看吧，他想给你调一个更好的单位。”陈妤说：“没有更好的单位，我们单位是最好的。”李国权说：“是吗？那让我们参观参观嘛。”陈妤说：“你怎么总想去我们单位？你是什么人？”李国权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陈妤不说话了，有点生气的样子。我匆匆吃了饭，然后就告辞去办我自己的事情了。
海晏县的这宗强奸诱奸案真是有点奇特，一个算命打卦跑江湖的老头，在来到海晏县的一年多里，强奸诱奸了十几个妇女，有的还是未成年的少女。每次作恶前，他都要说：“你梦见原子弹了，你肯定梦见原子弹了。原子弹是什么？我给你看。”奇怪的是，所有受害的妇女都没有告他的状，所有这些妇女的丈夫在知道甚至看到他的恶行后也都没有告他的状，告状的是一个与强奸者和被强奸者都没有任何关系的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对我说：“多丢人啊，我们这个地方尽出这种事。什么原子弹，这个算命的老迷信，他把他自己当成原子弹了，真不害臊！”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美国著名的“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的诗句：“美国，我操你，用原子弹操。”美国是原子弹的肇始者，它的诗人这样诅咒它，用一句中国的古话，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大致了解了一下强奸诱奸案的案情，觉得它涉及到许多人的隐私，不好报道，就钻进海晏县委去省上开会的车，打道回府了。我没有告诉李国权，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西宁的。
一个月以后，李国权来青海日报社找我，神秘地说：“你知道矿区是出什么矿的？”我摇头。他说：“你知道不知道矿区根本就不出矿？”我摇头。他说：“你知道不知道矿区就是国营二二一厂？”我还是摇头。他说：“你知道二二一厂是制造什么的？”我说：“只知道是保密工厂，具体制造什么不清楚。”他说：“是制造原子弹的。”我愣了：“制造原子弹的？原子弹离我们就这么近？你听谁说的？”他说：“听谁说的你别管，反正消息绝对可靠。怪不得陈妤神秘兮兮的，我下次见到她一定要旁敲侧击地问问她，看他对我老实不老实。”我说：“对，你一定要问问她，你们的关系不一般了嘛，她应该告诉你。”李国权说：“最重要的是，我要知道她具体是干什么的，是制造弹头的，还是制造弹屁股的，或者是搞设计的，是研究原子物理的，是保管绝密资料的。”
第二天正好是个星期天，是他和陈妤约会的日子。他去了，也问了。据他说，陈妤当时根本就不承认二二一厂是制造原子弹的。她说：“怎么可能呢？我一点也没听说过。我们厂就是一般的国防工厂，就跟国防公办系统的无线电一厂、无线电二厂一个样。”李国权说：“你对我撒谎，你不信任我，你没有把我当成你最亲密的人。”她说：“这跟我的工作是两回事。”他说：“不，一回事，我有权知道你的一切，你也有权知道我的一切。其实十二级以上的干部都知道二二一厂是制造原子弹的，你对我还保什么密啊？”她说：“我是干什么工作的，这对你很重要吗？”他说：“老实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诚实，你对我的信任，你把我和你看成是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陈妤说：“我听不懂你的话，我和你不可能是一个人，尤其是在工作上。”他们吵起来，不欢而散，连饭也没有吃。
后来李国权和陈妤又见了一面，或者两面，或者三面，总之仅仅过了两个月，李国权就变得失魂落魄了。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到陈妤了。他说：“她既没有电话，又没有通信地址，你说我怎么办？我每个星期天还是去海晏县城，还是去西海饭店等着，可我不能永远这样等下去吧？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到矿区找找她？”我说：“最好你别去找，如果矿区真的是制造原子弹的，你去了对陈妤不好，人家还以为你是陈妤叫去的呢。”他说：“没错，我绝对应该为她考虑，可是感情这东西，有时候并不听你的话，你说怎么办？”
李国权还是去了，他当然没有见到陈妤，甚至都没有看到二二一厂的围墙。他在辽阔的金银滩草原上走着，正在疑惑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厂时，突然被“六号哨”的军人从背后抓住了。军人严厉地望着他：“你是干什么的？”“记者。”“你来这里干什么？”“找人。”“找谁？”“找我妹妹。”“你妹妹是干什么的？”“我妹妹在矿区工作，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这里不能来，这里是禁区你不知道吗？”“知道，可是我母亲病危，我得通知我妹妹。”他的谎言赢得了军人的同情，军人没有抓住他不放，只是打电话给省公安厅，又通过省公安厅打电话给省广播电台，证实有这么个人以后，监视着他走出了禁区。他灰溜溜地回来了。领导找他谈话，说：“谁让你去二二一厂了？不要以为你是广播电台的记者，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不是小事，公安部门都过问了。”
李国权来报社找我，说：“你说我怎么办？我现在什么心思都没有，就想着如何见到她。”我说：“还是老办法，去海晏县的火车站或者西海饭店等着，每个星期都去，我就不相信她从此就不出现了。”李国权说：“也就只能这样了，好在我不怕等。”
等啊，等啊……
不知道不怕等的李国权是不是每个星期天都在海晏县的火车站或者西海饭店等着陈妤，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每一次都会在去海晏县的火车上随着广播九转肠回地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更不知道在等不来陈妤的时候他是如何从内心深处斩断了自己对这个美丽女性如痴如狂的思念。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我去海北州做长驻记者，辗转在祁连山的农业区和牧业区采访，等一年后回到西宁，便听说他已经走了，随同父母调到西安去了。他们全家都是陕西人，父母要落叶归根，他也就“见异思迁”了。耿耿寸心的李国权就这样见异思迁了。我一直偏执地认为，这是他的背叛，他背叛了自己，也背叛了遥远的金银滩。
1982年夏天，好像是一个上午，快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把早退的我从报社大楼的楼下又拽了上去。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杨记者你好，你还记得我吧？我是陈妤。”我愣着：“陈妤？”她说：“我是从海晏来的，刚到西宁。”她一提到海晏我就想起来了：“记得记得，你是矿区的陈妤。”
我们在西宁大十字新华书店门口见了面，然后又到西大街的鱼餐厅吃饭。陈妤依然很漂亮，就是有些憔悴，有些苍白。她说：“我给广播电台打电话，听说李国权调到西安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西安的地址？”我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给你打听。”她想了想说：“算了吧，我也是路过西宁，顺便来看看你们，明天就走。”我问道：“你是回家？探亲？”她说：“不是，我调走了，要离开青海了。”我顿时显得很高兴：“你要调回北京了？太好了。”她笑了，说：“干么要回北京？我要去新疆。”我说：“去新疆？那不是更远了吗？”她说：“我从事的工作就是要远离人群。”我说：“新疆什么地方？”她说：“马兰，罗布泊的马兰。”我惊呆了：“那是沙漠，没有人烟。”她说：“过去没有，现在有了。”（解密以后的1992年，我才从报纸上看到，马兰已是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基地的总部所在地，早就是一个有人群，有公路，有机场，有商店，有旅馆，有通讯设施的戈壁中心了。）我提起李国权在海晏县火车站或者西海饭店对她的等待。她沉默着，突然叹了口气说：“其实我远远地看见过他，我很感动，真的很感动。但我是不能再和他保持那种关系了，因为我发现我一定不可能是他想象中的那种女人。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已经结婚了。”我说：“是吗？怪不得他走了，我还以为是他没有耐心等下去了呢。”她说：“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对不起他。”我安慰她说：“你只能这样，告诉他实情也是对他的负责。怎么样？”她说：“什么怎么样？”我说：“你的丈夫，他和你是一个单位的？”她摇摇头，说：“单位上哪有合适的，我还没有对象呢。”说着低下了头。我愣怔着：原来是一个谎言，一个美丽而残酷的谎言。沉默。我说：“我明天去火车站送送你吧。”她说：“不用，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呢。”又说了一会儿话，她看看表，起身毅然和我分手了。
就这样，陈妤不声不响地离开了青海，离开了产生过“中国最著名爱情歌曲”的金银滩。我胸腔里有点酸涩，好像爱上她的不是李国权，而是我。是的，我并没有机会爱上她，但是我很酸涩。以后，只要一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就会想起陈妤，就会有一种排解不去的酸涩，那是“回头留恋”的酸涩，那是“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的酸涩，那是金银滩的二二一厂带给我的酸涩。尤其是现在，当武库已经解密，原子城已经开放，我的酸涩就更有一种“前老子后娘，提起来话长”的味道了。
陈妤走了十二年我才有机会来到她工作过的地方。这个地方已经变成西海镇了。西海镇的前身就是所谓的“矿区”，就是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国营二二一厂，也叫“中国核武器研究院”或“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基地囊括了整个金银滩，金银滩是一片一千一百七十平方公里的茫茫草原，平均海拔三千三百五十米。
我和所有不明就里的人一样，一来西海镇就有一个疑问：当初为什么要把核武器研制基地选在这个地方？陪着我的朋友告诉我，选址工作是在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专家组踏勘了四川、甘肃、青海三省的选点，认为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地处达坂山和日月山之间，属于平缓的山丘草原，便于隐藏，且地域开阔，有利于建设，更重要的是人口密度小，需要搬迁的仅一千七百多户、近九千名牧民和二十七万头牲畜，加上它离西宁只有一百多公里，物资供应较为便利，因此成为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理想地点。
地点一定，毛泽东就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这话说得很自信，自信的后面隐藏着中国对苏联老大哥承诺援助的信任。
但仅仅过了一年，老大哥就靠不住了。1959年6月，苏联来信明确表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就意味着中国和苏联在核领域签定的四个协定中，最主要的技术援助已经被撕毁。对国家来说，这是一种耻辱。为了记住并甩掉这个耻辱，梦想中的第一颗原子弹被命名为“596工程”，或者叫“争气弹”。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公开场合愤怒地说：“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又对研制核武器的科学家们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其实没用“十年功夫”，代号为“二二一厂”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就研制成功了代号为“596”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新闻公报》：“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实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两年八个月以后，《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新闻公报》：“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两次《新闻公报》中，都提到爆炸现场是“西部地区”，这个“西部地区”当然不是青海的金银滩，而是新疆的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基地。也就是说，金银滩的产品，罗布泊爆炸。
终于爆炸了，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出现在遥远的罗布泊腹地，接着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惊天动地的响声震耳欲聋，轰隆隆地滚过天际，刹那间，冲击波的狂飙席卷了无边的戈壁滩。人们用肉眼看到了烟雾的变幻，先是橘红，再是明黄，再是靛蓝，再是柳绿，再是乳白，再是嫣红，最后形成了一朵参天而立的巨大蘑菇云。恐怖已极的原子弹竟是如此美丽。
之后，依靠金银滩的二二一厂，中国又进行了十四次核爆炸试验，完成了热核弹头的武器化过程。
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政府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如果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都能够承诺并且坚决做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原子弹和氢弹之类的核武器不就变成一堆废物了吗？行走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马路上，我最大的愿望便是：所有的研制都等于零，所有的爆炸试验都不过是为了对付核威胁与核讹诈而做做样子，所有的核武器——全世界的核武器最终都变成一堆废物、一种古玩、一枚纪念品，一个被人遗忘的邪恶的咒语。
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这曾是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实现了；实现了以后，我们的梦想又变成了“全面禁止并彻底销毁所有核武器”。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梦想，是从“有为”到“无为”的升华，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就好比太阳，升起之后必然要降落；就好比登山，上去之后必然要下来；就好比旅游，到达之后必然要回归。——这是我们的行为艺术，创造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彻底毁掉它；用途也许没有，过程就是一切。
化剑为犁的信息出现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存在了三十年以后。
1987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撤销二二一厂。
1993年7月，经国务院和青海省人民政府批准，青海省海北州首府从门源县浩门镇迁往二二一厂。州府迁来后，此地被命名为西海镇。
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这个基地位于青海省，曾为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作出了历史贡献。”
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暂停一切核试验。
二二一厂终于成了全世界第一个退役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曾经被它的神秘堵挡在视域之外的我们，终于可以来到这里，来到依旧缠绵在情歌里的金银滩，随便走走，随便看看，当然也可以随便唱唱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一座工厂，
人们经过了它的厂房，
谁也不敢留恋的张望。
边走边唱，陪着我的朋友不时地指给我看。
这就是二二一厂纪念碑。高二十五米的花岗岩碑体上，是前国防部长张爱萍的题字：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碑顶是一颗银色的圆球，那是原子弹的模型。碑体下方是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爆炸的蘑菇云浮雕，那是升起的造型，是漫与天接的姿态。
这里是“18甲区”，过去原子城的指挥中心。有一座很普通的三层楼，叫“将军楼”，昔日中国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将军和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周光召（也许还有陈妤）等一些科学家就居住和工作在这里。
这里是负责火工和组装的二分厂，也叫总装厂。有围墙，墙上有铁丝网，门口有哨亭，围墙四周是瞭望角楼，半掩体的总装车间就像绿浪中露出水面的赭色岛礁，上面有鹰的窝巢。
这里是进行无线电系统控制和铀部件加工的一分厂；这里是负责核物理和放射性化学试验的七分厂；这里是供电、供热、供火的四分厂。这里是三分厂，不知道过去是干什么的，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一座铝厂了。
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立着“退役工程竣工纪念”碑的“亚洲第一坑”，在它的下面，深深掩埋着所有的放射性污染物：设备、工具、材料、工号、拆毁的厂房以及衣物，不是土埋，是用可以阻挡一切辐射的金属的密封覆盖。这项工程耗资一千多万元，竣工以后，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等权威单位，组织了三十多位专家，按国际标准进行了严格测试，证明其终态安全是有保证的，完全符合退役标准。也就是说，没有污染了。
陪着我的朋友请我在帐篷宾馆吃饭。一望无际的草原、纤尘不染的蓝天、高高飞翔的雄鹰、悠然吃草的羊群，这是金银滩的本来面貌，是和平宁静的田园，是我们的梦。还有歌声，藏族女歌手央金给我们唱起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惊奇地发现，这首情歌由她那高亢尖亮的嗓音唱出来，就不仅是优美而舒展的了。我听到了旷野里疾风呼啸般的爱的呐喊，听到了放浪中宽广无边的忧伤，听到了期待中的颤抖、月光下的寂寞。寂寞啊，爱情是寂寞的，原子弹是寂寞的，因为它们都在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如今虽然不时有远道而来的参观者，但那种天高地厚的寂寞依然是过去的模样。
金银滩产生了“中国最著名爱情歌曲”，也产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这莫非是天作之合？爱情和原子弹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两种对抗——干戈和玉帛、冰雪和烈火、恐怖和感动，也代表了呈现于人类的两种生活常态：追求幸福和反对战争。它们都可能是悲剧，也都可能是喜剧；都可能是阳光，也都可能是阴影。它们互为因果，互为衬托，互为依存的背景。爱情因为有了原子弹，而显得强大无比；原子弹因为有了爱情，而显得温柔有加。它们统一在我们的生存哲学里，给我们壮胆，给我们许多不会惊醒的睡眠，给我们一个个气定神闲、处之晏然的日子，使我们不再因失恋而哭泣，不再因恐怖而发抖，不再因爱情和原子弹什么都没有而惶惶不可终日。
和平，宁静，给你，永远。
就要离开金银滩了，我又一次想起了陈妤。陈妤要是不走呢？不，她总会离去的，就像核武器总会从我们眼前消失。她去了一个更加遥远的地方，她一去，原子城的西海镇、情歌回荡的金银滩就显得不再遥远了。
我们在已经不再遥远的金银滩神往地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那“遥远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 ……
妙 音
永远忘不了楚玛尔河沿江央寺的印经喇嘛云丹多吉。他说过他一辈子都在印经，在布上印，在纸上印，在羊皮树皮上印。除了印他还雕刻。有一次他把经文刻在木质的经筒上，那经筒很大，约有十米的高度，近五米的直径。油漆之后他和他的寺友把经筒抬进河里，悬空安装在水中。于是急流冲击着经筒，经筒不停地转啊转，日复一日。
经筒转一圈，就等于念了一遍经。自然的伟力代替着人的力量，也代替着人的虔诚和执着。这一种统一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统一完了就是分裂。夏天，楚玛尔河发大水，把经筒冲走了。云丹多吉说：“水去了哪里经筒就去了哪里，它去了通天河你信不信？去了金沙江你信不信？去了川西川南你信不信？去了大海大洋你信不信？”我不停地点着头。他又说：“经筒去了就不回来了你信不信？”这我就更信了。
同样不回来的还有那雕刻的艺术，有那一往无前的痴迷所创造的信仰的文字，还有力量——那种永不复返同时也永远滋蔓着的力量。那是情感的力量，绝对是情感的，而不是肉体的。云丹多吉说：“我也要去的，总有一天我也要去的，去另一个世界，在未来，在海上，在晶莹的山上，在原野，那个碧绿连天涌的原野。”
然而，水还是水，今天减少了，明天增多了，去了的永远去了，来了的永远来了，长流不息。
云丹多吉说：“我想啊，从那时起我就想，不用转经筒行不行呢？不用把经文刻在经筒上再把它放进水里行不行呢？因为当神灵希望经筒漂过长长的河水，漂进大海的时候，我不能每天往河里放一只经筒哪。我要是把经文刻在水里，每天都刻十万八千句，等满河满海都是经文了，我也就可以去了。二十四臂的白玛哈嘎拉（护法神）说：‘功德圆满的人，你可以去了，跟着你华丽的经文，漂到海上那座光明的殿堂里去吧。’”
老喇嘛云丹多吉坐在河边，从此有了对水刻艺术的幻想，而我也从此有了对水刻艺术的等待。我发现了希腊风格的菩萨，那是刻在木头上的；我发现了大威德怖畏金刚的原初造型，那是泥雕的；我发现了一千多年前的《甘露》，那是刻在岩石上的。我还发现了刻在钢板上的、橡皮上的、塑料上的甚至肉体上的六字真言，唯独没有看到水的雕刻，哪怕一笔一画。
有时候想，云丹多吉啊，还有我，不必幻想，也不必等待，世界上不会有水刻艺术，因为水是流动的。
又想，正因为水是流动的，才有了这幻想，这等待，才有了云丹多吉静默的宗教——我想象他每日坐在河边，望枯了眼睛还要望着那水，苦思冥想。这就是生活，生活的全部，平静而伟大的佛陀式的存在方式。云丹多吉仿佛已经死了，他的心脏还在跳动，呼吸还是畅通无阻，就已经死了。或者说，他死了以后，心脏还会跳动，呼吸还会畅通。他的生命永远在水边，在水里，在冥想中的水刻艺术里。
我于是明白，那是一种献身的目标，是我们称之为理想的那种东西。那种东西因为永远的虚无而呈现永远的美丽。
楚玛尔河是长江的源头，河沿上的江央寺是宗教的一片莲叶。它起源了人类关于水刻艺术的命题，然后动荡在思维的空间。我发现云丹多吉的精神已经接近人类关于生命永恒的思考极限了，那是一种多么静默、多么高贵的存亡境界。
一切关于终极目标的追求，都将因为意识到水中不能刻上自己的名字而得到慰藉——既然不能刻字那就不刻了，那就变换一种存在的方式把自己溶入水里。或者说，何妨做一股水呢？因势而走，所有的障碍都无法阻拦，所有的洼地都能繁殖思想的鱼虾，所有的流淌即流浪、即漂泊、即无归宿，都是我们的归宿。
同时我发现了徒劳是什么，那些云丹多吉的反面都将因为明白水中不能刻上自己的名字而灰心丧气——你不是在追求金钱美女吗？你不是在迷恋官位声名吗？一切都不过是想在东逝的流水中刻上名字的举动。太愚蠢了，能留下什么痕迹呢？除非你来做水，你是水的一滴。而做水是有条件的——总是从上往下流，而决不是从下往上爬。这就是说，人必须占有思想的高峻、精神的高海拔，才可以得到历史长河的容纳，否则就完蛋，就是爬虫。
我想起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去隔壁办公室倒开水，正碰上人家在暖瓶上刻名字。朋友说：“刻名字干嘛？谁偷你的暖瓶？偷水不就行了，有本事你在开水中刻上你的名字。”刻名字的人说：“你这不是瞎说吗？”
这真是瞎说了，但根据我的经验，大凡真理都是瞎说出来的。假设我们承认这只暖瓶是此人的产品，他在塑料壳上雕刻名字的举动就有可能被认为是追名逐利。暖瓶自然会存在，可是水呢？或许早就没有了。没有水的暖瓶如同没有水的河，能指望它发育出什么来呢？云丹多吉的幻想和我的朋友的说法，或许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一个是要上天堂，一个是要下地狱的，其原因在于：一个是宗教的，一个是世俗的；一个是欢欣的，一个是悲哀的；一个是静默的，一个是嘈杂的。任何人都必须选择其中的一项，但未必知道为什么。
我想起云丹多吉曾经把楚玛尔河里的石头捞到岸上，刻上经文后，又把它请回河里。有个旅游者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呀？”
云丹多吉说：“你问我还是问石头？要是问我，我就说你问石头；要是问石头，石头就会说你问喇嘛。喇嘛不问石头，石头不问喇嘛。所以你啊，还是问问叫你问的那个人吧。”
旅游者摇头：听不懂。
对没有悟性，听不懂的人，你还能说什么呢？
云丹多吉曾经对我说：“我是江央寺的喇嘛，知道江央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妙音。”
无记涅槃
从前，在青海省化隆县的夏琼寺，有一个名叫波且扎西的少年喇嘛，每天天不亮起身，洒扫庭除，煮茶烧饭，伺候他的师傅和别的活佛喇嘛洗漱用膳，然后自己匆匆吃几口糌粑，便去那因多年失修而脱落了壁上彩画的经堂盘腿而坐，或跟着师傅学课，或跟着众喇嘛诵经。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五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寺院突然失去了清静，先是来人推倒佛像，后是来人捣毁庙堂，忽一日来了更多的人，要把所有僧众抓起来批斗游行。
师傅推他一把说：“你人小，人家不注意，还不快跑？”
他说：“我往哪里跑？”
师傅说：“往家里跑。”
他说：“我没有家。”
师傅说：“我知道你姐你哥你父母六〇年都饿死了，寺院就是你的家，看现在这阵势，你只能往西藏跑了，西藏才有清静的寺院也才有你的家。”
波且扎西偷偷离开了他从五岁失去亲人后就开始做喇嘛的夏琼寺，朝着师傅指给他的方向往西而去。他一路化缘一路走，半年以后来到了西藏拉萨。然而，拉萨也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波及地了，根本就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有的寺院跟夏琼寺的遭遇差不多，有的寺院紧锁了大门，里面静静悄悄没有经声，外面冷冷清清不见香客。在整个拉萨，他没有看到一个穿红衣袈裟的人，活佛和喇嘛都被驱散了，都淹没到俗人俗世里头去了，也没有找到一处能够接纳他的供养三宝的地方。他在拉萨街头流浪了一个月，又用半年多的时间，一路化缘一路走，回到了家乡化隆县。化隆县的夏琼寺已是人去庙空，一片残破景象。他躲进已经没有了佛像的经堂，止不住地号哭起来。
哭声引来了一个人，那人吃惊地说：“这不是波且扎西吗？好长时间没见你了，你去哪里了？”
他抬头一看，见是个熟悉的香客，正要回答，那人又道：“快走快走，别叫人家看见了，现在没有人待在寺院里，一进寺院就成牛鬼蛇神了。”那人一把拉起他，慌慌张张离开了夏琼寺。
拉他离开夏琼寺的是大巴河林场的汉人李春发。李春发说：“你就跟着我去林场侍弄树木吧，别人问起来，你就说你还俗了，再也不念经了。”从此他便成了大巴河林场的一个少年临时工。
林场场部的墙边有个一人深的土坑，他在坑沿上搭起枯枝，覆上茅草，把李春发送给他的草席和铺盖一铺，那便是家了。步出家门，往前一百米，就是大巴河的乱石滩。
李春发说：“这乱石滩就是你的了，你就在乱石滩上种树吧，种多少算多少，林场食堂管你的吃喝，一个月再给你三块钱的工资。”
他说：“我不要工资，我多吃点饭成不？”
李春发说：“食堂是管饱的，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工资还是要给的。”
他说：“那我就给林场好好干。”
五个月之后，乱石滩上的石头没有了，变成一抹平坡了；第二年又有了几畦绿茸茸的油松苗和两亩扦插在土塄上的青杨苗。油松苗和青杨苗似乎是转眼长大的，很快就是翠绿一片了。
李春发对别人说：“波且扎西过去是寺庙里的人，会念经，他一念经观音菩萨就知道了，观音菩萨给了他一些宝水，宝水泼到哪里，哪里就会密密麻麻长出树木来。”
果如其言，乱石滩上的树林年年扩大，等到波且扎西十六岁的时候，这片树林已经由最早的几亩变成了一百六十亩，树种也不断增加，除了油松和青杨，还有了落叶松、云杉、扁柏和新疆杨。人人都吃惊，这波且扎西怎么这么能耐，只要经过他的手，不管什么树都会疯了似的往粗往高里长。而对此，波且扎西本人并不觉得。他只知道天一亮就起床，干馍就茶填饱肚子，然后进树林，平地，挖坑，栽苗，浇水；中间除了去林场食堂吃午饭和晚饭，他是从不休息的，直干到星光满天，万籁俱寂，才会回到他在树林中间给自己盖起的那座土坯房里，一觉睡到天亮。
时间不居，转眼又过去了十多年，乱石滩上的树木越来越高，林子越来越大了。随着气候的变化，几十里以外的夏琼寺里又有了青灯佛塑、经声梵音，被驱散的活佛和喇嘛们陆续回来了。波且扎西的师傅还活着，听说徒弟在大巴河林场种树，派了人来叫他回寺里念经去。他把树林交给了李春发，自己回到了夏琼寺，一边念着经，一边想着自己一手种起来的树林子。然而念了一个星期，他就坐不住了，跑回林场想看看那些树木，一看就生气，就发誓再也不走了。他看到自他离开以后，他的树林损失了许多，有被人盗伐的，也有被牛羊啃坏的。
他央求李春发专门去了一趟夏琼寺，捎话给他的师傅：“念经是积德，种树守林子也是积德，师傅你就让我守着树林子积德吧，我不回寺里去了。”师傅理解他，再也没有打发人来叫他。
他又开始在乱石滩的树林子里迎日送月、熬冬盼春。不同的是，他发现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制的落实和私有化程度的提高，钻进树林盗树和放牧的人越来越多了，他除了继续种树和养树，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对付这些破坏林木的人。
1983年夏天，在临近大巴河的一片落叶松林边，在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时候，波且扎西被五个人摁住了，抱腿的抱腿，搂腰的搂腰，扭胳膊的扭胳膊，因为波且扎西从林子里赶跑了他们的一群牛，又逮住了一头，要牵去林场按制度罚款。
这几个人当然不依，夺回了牛，又死摁着他逼问道：“以后你还罚不罚款了？”
他说：“当然要罚，我还怕你们不成。上个月从西宁来了几个大干部，一人手里攥着一杆枪。我说你们打掉鸟儿的一根毛我都不答应。有人不听，端枪就要瞄准，我扑过去就把枪口堵住了，夺下那人的枪，交给了林场。林场罚了他一百块。大干部的钱都能罚，你们的钱为什么不能罚？快放开我，我波且扎西是夏琼寺的喇嘛，我浑身都是法力，你们几个算啥，敢把我怎么样？”
有人说：“我们都是大巴河对岸的，也算是你的乡亲，你六亲不认，我们今儿要你的命哩。”
波且扎西说：“你们这些人，脑子钝得就像斧头背，就是要了我的命，林子也不能随便让你们糟蹋，林子是佛爷的，是佛爷给人间的福报……哎哟，我的胳膊，疼死了……好我的兄弟哩，快放开。”
“那你说，还罚不罚款了？”
“哎哟，不了，不了，不罚款了。”
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松开了手。波且扎西爬起来，甩了甩胳膊，忽地跳出了包围圈，跑前几步，从地上捞起一把铁锨，急转身，大吼一声扑了过去。
“他要拼命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几个人一阵紧张，拽着牛，拔腿就跑。波且扎西骂骂咧咧紧追不舍，一直追过了树林，追到了河里。他们是趟河而来的，自然要趟河而去。可是谁也没想到，河水变了，比他们来时变大了，似乎大了好几倍。
有人说：“哎哟妈呀，这样深。”接着就扑腾起来，他大概以为自己的那两下狗刨是可以渡过深水到达对岸的，但水不光是深的，而且是急的，他被冲走了。月光下，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黑色头颅迅速消逝在下游的浪峰里。剩下的四个人赶紧回到了岸上，声嘶力竭地喊着那人的名字。
波且扎西愣怔着，问道：“是不是冲走了？”
那几个人说：“放你的狗屁，好端端的人怎么会冲走？他是回家去了。”
波且扎西说：“那就好，那就好，你们快回去看看，看家里有没有他。我这里求你们，以后你们千万不要再来林子里放牛放羊了。”
几个人牵着牛逆河而上，寻找过河的桥去了。
以后的事情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林场的人说，波且扎西把一个进林子放牛的人追到河里淹死了。波且扎西吃了一惊，跑去问李春发：“真的死了？”
李春发说：“真的死了。”又说：“这些日子你小心点，死者全家要来跟你算账哩。”
波且扎西说：“算什么账？”
李春发说：“以命换命呗，听说铁锨已经准备好了。”
波且扎西说：“那我就等着。”
他就那么老老实实等着，等着被死者的全家狠打一顿，打断他的腿，打折他的腰，或者就像李春发说的那样，用“以命换命”的理由一铁锨拍死他。这一等就把夏天等没了，也把秋天等过去了一大半。落叶松黄了，青杨和新疆杨黄了，满地的草更是一片金黄。油松、云杉、扁柏虽然还绿着，但显然已不是水灵灵的而是枯巴巴的了。波且扎西已经把“以命换命”的事儿抛在了脑后，照例干他想干的，在林子四周栽上蒺藜，防止牛羊马骡进来吃草啃树；又翻新了自己那间已经住了十几年的土坯房的房顶——盖了一层新鲜干爽的茅草，上了一层水浸不透的房泥。他高兴地对李春发说：“明年春天肯定不会漏雨了。”
但是春天没有到来，而且对波且扎西来说，春天永远不会再来了。或者说，对春天来说，波且扎西已经不再是一种存在了，包括他的土坯房，包括他那用生命的全部一树一树培育起来的整个树林子。是火灾，是放火烧林的那种火灾。林场的李春发说，当大火烧起来，当风把火焰从这棵树送到那棵树，当救火已经不可能的时候，波且扎西没有跑，他就像在夏琼寺里念经一样盘腿坐在了土坯房里，任凭火焰烧着了房顶上新鲜干爽的茅草，烧着了他自己——他平静地坐化了。这样的死让人想到涅槃，想到佛在告别人世时所具备的那种超越于生死之上的境界，想到成佛之道对火的钟爱是自蹈也是宿命。然而，毕竟波且扎西是追撵过人，并让那人在惊慌失措中走向了黄泉的，不管他有多么正当的理由，那人的死于非命对他永远都是一个阴影，只要他活着他就得为此忏悔。
死者家人过于激烈的报复肯定是会惊动法律的，一切公正的法律都应该与佛道监察人世的光焰明锐之金刚杵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波且扎西，定论是早已有了的，曾有佛言：“其造化介于黑白二业之间，不可断为善，亦不可断为恶者，若其自觉于世无愧，坦然归寂，亦可往生净土，不受轮回苦。以往一切经均将此漏记，故曰无记涅槃。”
酒高原
从酒高原上常常传来喝死人的噩耗。那些噩耗一再地提醒我们，酒是醉人的无常、醇厚的魔鬼，它让你在情投意合之后悄然死去，无怨无悔。正是这样，对喝死的人来说，酒既是致命的杀手，也是幸福的伴侣。当杀手猝然而止的时候，他们已经千百次地幸福过了。
有个小伙子初一、初二、初三、初四都在马不停蹄地给大家拜年，到了初五，正要陪着新婚妻子回娘家，回拜的人就把他堵在家门口了。他高兴啊，感激啊，动情地说：“我是什么人？不过一个晚辈、一个参加工作才不到两年的小青年，烦劳处长、科长、各位老师都来看我。老婆你走吧，我不去了，我得留下来招待大家。”他拿出家里所有的酒，斟满了六个能盛二两的大酒杯，双手捧着敬献给客人。客人有推辞的，他说：“你们喝不喝随便，我可是先干为敬了。”他一杯一杯往下灌，是没吃早饭没吃午饭空着肚子往下灌，是怀着感恩的真诚带着高原的豪气往下灌。客人络绎不绝地来，他络绎不绝地灌，也不知灌了多少，到了晚上，再也不来人了，他便一头倒在沙发上睡着了。这一睡便从此不醒，等他新婚的妻子从娘家回来时，他已经硬邦邦、凉冰冰的了。妻子哭道：“你就是个实在人哪，你这么实在干什么？你实在得都把命搭上了。”喝死的小伙子我认识。我琢磨，他如果对拜年的客人礼貌性地虚与委蛇他会死吗？他如果把“先干为敬”只当是非说不可的语言而不是非做不可的事儿他会死吗？酒是好酒，是六十度的白酒，喝了的人都没事儿，就他一个人喝死了。
他喝死了之后大概有半年，人们常常提起他，说他是个诚实的人，是个乐观的人，是个爱热闹的人。具备了这三点，他当然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了。爱热闹的人愿意喝酒，乐观的人不怕喝酒，诚实的人必须喝酒。在青藏高原，经常把自己泡在酒场上的人，差不多都具备这三个特点，都是一些幸福生活着的人。这样的人，万一被酒喝死了，似乎也是无愧于一生的。
再说一个被酒喝死的人。他是从内地来高原的，不会喝酒但喜欢热闹，只要是扎堆的、聊天的、说笑的场合他都去。这样的场合怎么可能没酒呢？有酒不喝怎么可能待得长久呢？他慢慢地学着喝起来，喝了三四年，死了。不是酒的问题，是肝脏的问题，遗传的问题。他的消化系统天生不胜酒力，可他偏偏来到了一个不喝不聚、不喝不闹、不喝不聊的地方，你说他怎么办？他要么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那可能会活得久些，但活着的色彩呢？黯淡兮无光。要么就像他自己选择的，常常往那些挨三顶五、闹酒翻天的地方钻，虽然早早地夭逝了，却是活了一年，乐了三百六十五天。
一般来讲，在青藏高原也就是酒高原的饮酒群落里，没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寂凉——独酌干什么呀？有酒无令不算酒，有醉无朋不算醉。也没有“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的兴趣——两人太少了，两人喝酒能喝多长时间？还“一杯复一杯”呢，那可是用火柴一点就能燃烧的烈烈青稞酒，连喝几杯就醉了，不像古人喝的是水酒，低度的，跟如今米酒、啤酒的度数差不多。也没有“风前酒醒看山笑，湖上诗成共客吟”的雅致——酒场中的人，高官平民、商贾教授、三六九等、芸芸众生，黄的、白的、荤的、素的什么都说，爱情的、放浪的、颓废的、革命的什么都唱，唯独不作诗，一作诗就酸了，连酒、连嘴、连肠子都酸了。更不会有“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文人之狂——酒高原上的作家和诗人反而是不怎么贪杯的，他们对做人的流俗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对文学始终不肯放弃理想主义的追求，自然也就不愿意把许多精力和时间抛掷在一杯酒的争执和一句令的输赢上。
甚至也没有“举杯消愁愁更愁”的事儿，发愁的人、发愁的时候，反而是较少沾酒的。在多数人的观念里，喝酒是为了走出孤独，抛开忧愁；是为了纵酒为乐，物我两忘；是为了亲朋高兴，良友美好。一句话，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哪得工夫。愁兮兮苦巴巴不能投身欢乐、制造热闹的人是不配喝酒的，他们只配喝水，喝茶，喝汤，或者什么也不喝，就喝猎猎东南西北风，正所谓“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愁啊，一人凌风，无限凄清，满目荒景，天为谁春？高原人，即使发愁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贴近着自然，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合一在电光朝露、风吹云散里。愁绪在悲风中活跃，酒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酒是欢宴之水、喜闹之物，不想喜闹的人喝酒干什么？
是的，至少在表面上，在酒高原的饮酒群落里，绝少独自扶头话酒愁的人。有的是“团团聚邻曲，斗酒相与斟”的热闹；有的是“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的放达；有的是“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的幻想；有的是“杯盘狼藉人何处，聚散空惊似梦中”的失落。不错，失落了，长棚万里，酒尽人散，把感情寄托在酒场上的人内心没有不空旷的，没有能马上找回自我的，找不回自我就是失落，再坚强的性格也受不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热闹到放达到幻想再到失落，这几乎是所有铺排着人影、食影、酒影的场合所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孕育了另一个过程，那就是从失落到孤独、到寻找、再到热闹——失落诱发了孤独，为了驱散孤独，便去寻找或者创造热闹，于是新的一轮喝酒又开始了。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酒高原、醉高原、连麻雀都能喝二两的青藏高原。
不止一次地听人说，全世界人均白酒（烈性酒）销售量排名第一的城市是莫斯科，第二便是青海省的西宁市。也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这些人干点什么不好，非要把那么多时间、那么多金钱花在喝酒上。其实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令我自己大吃一惊：要是没有烈酒作为他们生存的伴生物，能活八十的就一定只能活五十或者六十，能盖大楼的就一定只能盖几间平房而且是土坯房，能舍耕为业做教授或者吹拉弹唱做演员的就一定一事无成甚至难以养家糊口，能在高原生活一辈子的就一定只能度过最初的三五年然后不择手段地孤然离去。
为什么？高原人的总结是：一寒二远三为山，四是坦荡五是迁，六艰七安八是闲，九烦十怨不算完，烦怨之后须达观，最后一个是孤单。
寒、远、山、坦是酒高原的自然面貌；迁、艰、安、闲是酒高原的人生状态；烦、怨、观、单是饮酒人的心理因素。
寒：高寒地区，人容易蜷缩，喝它三杯两盏，可以驱寒，人也舒展。况且喝酒早已是集体行为，到了场合里，一人散发一点热量，这个场合就温暖如春了。春之温暖，既是环境的变化，更是“心理气温”的回升。
远：荒远之界，不毛之地，命长寿短，痛深愤浅，谁知之者？天高皇帝远，谁管咱？只有酒管咱。咱管谁？咱谁也不管就管醉。“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越是遥远荒凉，就越会及时行乐。
山：阻隔之物，雄浑之体。它使人与外界无法交通，却又让天生浪漫的“居客”陡生一种孤豪之感，把酒临风，想见莽莽昆仑，巍巍祁连，也不过就在我脚下；或有狂放者，自比大山，置酒高会，一醉入云端。
坦：坦荡辽阔，茫茫无边。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辽阔便是灾，是忧伤的源泉，是人最大的无奈。你会有多少年不见生人、不见来客的感觉，会有囚居在天涯一角永远走不出去的感觉，会有被人群忘怀被外界遗弃的感觉。你天天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之中到处找人，找到了又无话可说，只有喝酒，只有喝醉，然后逍遥想象，拓展出一个自以为是的繁华世界、热闹场景来，游荡其间，醺醺然不知其乡关何处了。
迁：一为迁客居黄沙，望断关山不见家。“迁客”是泛指，不见得就是流放。移民、支边、盲流、调动、驻防、屯田、下放、打工、流浪，都是“迁身之客”。迁客来此，本能地要寻找依靠，至少应该有心理上的依靠，于是就“老乡见老乡，满桌酒汪汪”了。
艰：高原冷峻而荒蛮，生存之艰难不用赘言，遇到过不去的铁门槛，常常是独木难支，须得找人解决。解决的办法是唯一的也是永远有效的，那就是喝酒。老婆让你喝，朋友让你喝，领导也让你喝，喝着喝着你就忘乎所以了。有诗为证：“衣壮精神酒壮胆，同志原来是好汉，不用骂来不用喊，三脚踢过鬼门关。”其实这是借助于遗忘和时间来摆平困难，等你醉得不省人事了，说不定过不去的铁门槛就自动消失了。古人有“事大如天醉亦休”的说法，这意思到了高原人嘴里，就成了“端起酒，做刀枪，千难万险醉中来抵挡”。
安：适应了高寒荒凉，不再有离愁别恨，接下来就是平平安安过日子了。酒宴是平安的象征，猜拳是平安的说明，醉态是平安的一部分。打架不算啥，疯话不算啥，骂娘不算啥，闹出种种广为流传的笑话更是不算啥，要紧的是自由，是本真，是穷乐。咸菜大碗酒，喊声响如鼓，回家不识路，春宴醉到秋。
闲：酒高原上，有许多云遮雾罩的地方，那里天玄而地黄，偏僻而缺氧；那里没有外国人的投资，没有开发建设的基础，没有“拉动内需”的市场，那里的人想干什么干不成什么，想要什么得不到什么，事事窘迫，样样拮据，只有时间是绰绰有余的。要这些时间干什么呢？百有一存，那就是喝酒。三个小时是短的，六个小时是经常的，九个小时不算多，通宵喝酒有的是。当然还有夜以继日喝个不停的，这是少数，人总是要醉的，海量们都醉了，马拉松的酒宴也就散场了。
烦：简单惯了，稍微一复杂就烦。烦了怎么办？喝，一喝就不烦了。他们是质朴实在的，你不必如此大吹法螺；他们是真诚直率的，你不必这般矫饰虚诈。办不成就不办了，曲里拐弯干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几个钱吗？喝，最终还是要喝，还是要醉的。他们醉而心宽，贫而长寿，只要不少了酒钱，能不烦就不烦。他们是最容易烦的人，又是最容易不烦的人。
怨：怨你让我来到了这里，怨你让我生在了这里，怨你让我走不出这里，怨你让我老死在这里。但这样的怨恨是没地方诉说的，只好喝酒，一喝酒怨恨就变了：“你别狂，我是酒中好儿郎，恨不得三捶两棒，把你灌醉慨而慷。”一喝酒怨恨就没了，那猜拳时毫不节制的吼叫，那醉意中肆无忌惮的笑声，早就把内心深处蹦跳而出的创痛驱赶到爪哇国里去了。更有“痛”饮者，只管尽情地把自己灌醉，一醉方休，便睡死过去，没有任何声音了。高原人，都是些怨而无声的人，是忍者。忍者，仁也。
观：是乐观，也是达观。酒高原上的人在对酒的爱好中，隐藏了自己活着的洒脱和处世的松弛，隐藏了对前景的乐观和对自己绝不放弃人生的信任，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的气度。他们不喝愁酒喝喜酒，不喝闷酒喝闹酒，不喝苦酒喝蜜酒，甚至都不喝应酬之酒而只喝诚实之酒，不喝工作之酒而只喝消闲之酒，不喝不醉的酒而只喝不醉不散的酒。达观是金，苦一点，不怕，只要有酒；孤独了，不怕，只要有人跟咱喝酒（最最可怕的是：酒无人请，拳无人猜，醉无人管。这就麻烦了，你连最后的堡垒也崩溃了）；穷厄来临了，更加不怕，“今夕有酒今夕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用高原人的话说，就是“今天的肝子比明天的肉香。”宁肯赊账，也不能少了酒宴。这种欠债喝酒的做法，松懈了他们生存的紧张感，不期然而然地让他们现代起来，那就是透支消费，就是超前享受，而且是勇敢无畏地透支和超前。高原上的饮酒人，从老一辈开始就发誓：永远不做守财奴。
单：难道不是孤单的吗？流放荒野，毛羽零落者有之；远来支边，冰炭不投者有之；爱人内调，鸳鸯分袂者有之；向往沿海，南去不成者有之；怀才不遇，无处搁身者有之；初来乍到，相顾无识者有之；乡路遥远，庆吊不通者有之；思念爹娘，无法探望者有之。更有那“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的人，带着一腔孤愤，行走在平沙无垠的古战场，自媚着飘零心肠，嘤嘤地哭泣。他们在无奈之中选择了酒，酒场无父子，管你是君子小人、管家奴才、鬼怪妖魔、将相帝王，就一个字：喝。酒成了一切的归宿，成了最后的家园，要不然怎么活？要不然谁理你？酒是孤单的爸爸。
人是群居动物，他们用多少世纪的生活经历想出了对付荒凉和寂寞的办法，那就是同心一德。而在青藏高原，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那无限辽远的气势和旷世孤独的感觉，把团结友爱这样一个最最普通的伦理要求提高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在这里，人与自然的矛盾远远大于人与人的矛盾；生存变成了挑战而不是享受，生命的坚强表现为对脆弱的适应而不是相反。自然冷漠着，拒绝着，狞厉着，直截了当地告诉人类你最需要什么——最需要互助，最需要集体会合时的安全感，最需要人靠人、心靠心地活着。于是，酒的伟大和正确便应运而生了。酒是媒介，是纽带，是能让大家同聚一起欢歌笑语的黏合剂。酒把相隔万里的感情融洽在咫尺之内，把败坏你情绪的孤独和寂寞用遗忘之掌轻轻抹去，把绝望和冀望的界限彻底打破，然后让你再也分不清你想得到什么，你不想得到什么。你在微醉之中感受到了人群的美好，在朦胧之中发现了声援的重要。你忘记了高山的阻挡、低云的压迫、风沙的威胁、寒冷的摧残，丢开了辽阔的无奈、荒凉的恐怖、缺氧的沉重、冬夜的漫长，不再觉得自己是无助的、乏力的和渺小的。是的，不是渺小的，只要有酒，人类就永远不会是渺小的。
人又是话语动物，他必须说话，而且要自由地说话，无所顾忌地说话，这既是最高的愿望也是最低的本能。为了实现最高的也是最低的存在标准，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酒，酒的另一个伟大作用也就乘兴而起。酒把诚实和自由给了你，把最可宝贵的话语权给了你，把打开思想的钥匙给了你——你可以借着酒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人当真，也不会有人拿你是问，就像古人说的：“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头上巾”是古代儒生的标志。）也就是说如果不痛快地喝酒，如果喝了酒不畅所欲言、腹心说话，就辜负了知识分子的身份。“浩歌惊世俗，狂语任天真”，说狠了，说过头了，说得别人不高兴了，有什么要紧呢？不过是醉话、谵语、疯言、妄说而已，而已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酒高原上，虽然本土的居民比如藏族、蒙古族、土族，都是海量的民族，都有豪饮的习俗，但真正以酒为家、猛喝不衰的却是汉族。汉族分为古代的移民和近代的移民，这两股河流的汇合，再加上少数民族对酒的壮爱，才造成了当今酒高原上嗜酒如命的风土。
酒高原的中心是西宁和拉萨，但就喝酒来说，以西宁为甚。夏天的西宁，只要天气晴朗，几乎日日都是万人空巷奔酒场。这些酒场在郊外的山上林中，在所有的公园里、茶园里，在市区内一切有树的地方。可以说，无论在哪里——路边还是河边，田头还是街头，只要有一点树林子，就会有人钻进去，团圆而坐，吆三喝四。没有哪里的人群能像西宁人那样对树林子充满了激情，他们以鸟的冲动充分利用着树的荫凉和户外的清新，把生活的全部内容都搬进了以酒为媒的聚餐中。聚餐需要很长时间，因为实际上是聚酒，是酒的铺张，是酒在肠胃中源源不断的流淌。聚酒结束的通则是醉倒在地，可偏偏人人都是会喊叫、会出汗、会排泄（喊叫、出汗、排泄可以助人散发酒精，多喝不醉）的酒桶，从上午喝起，不到月朦胧鸟朦胧的时候不会醉，而且醉了也不倒，硬撑着还要喝，直到头大如盘，脸赤如染，筋疲力尽，瞌睡潮水般袭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酒高原上的人什么也不干，只是在喝酒。不，他们干得一点也不比别处的人少，机关在照常办公，商店在照常营业，证券在照常交易，报纸在照常出版；照样有万丈高楼平地而起，照样有高速公路飞架南北；白衣天使并没有忘了抢救病人，公安干警也没有耽搁追捕罪犯；学生有人教，花草有人管，大门有人看，垃圾有人捡。只是他们干得比较不那么精于内讧，比较不那么急功近利，比较不那么死要面子活受罪。他们不会一想到今天某个地方有一场酒局等待着自己光临，就高兴得手脚并用，麻麻利利干完了活，然后就走人了，也不管到没到下班时间就去喝酒了。我有时候想，那些沿海城市发达地区的人看上去很忙，但如果把所有的应酬、所有的内讧、所有的掣肘、所有的装模做样、所有的花架子都减掉，一个人正经用于工作的时间实际上也没有多少。而在酒高原上，人们为了多一点时间喝酒，无意中减掉了一些无碍的程序、无谓的虚饰和无度的争吵。看似闲散无聊的背后，却隐藏着效率、单纯、直接、实在和人际关系的优化。
我有个朋友，调到北京工作，几年了都不习惯，给我发来的“伊妹儿”迄今仍然是“可叹无知己，高原一酒徒”。荒凉和孤独是酒高原上酒风浩荡的重要原因，可是到了北京他觉得更荒凉、更孤独，因为再也没有无拘无束的酒场，再也没有无话不谈的酒友，再也没有忘忧忘愁的斗酒酹天了。当然酒还是要喝的，不过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伤感之饮罢了，不过是“寥落生涯唯酒知”的失意之饮罢了，不过是“有酒无人过清明，潇潇雨中似野僧”的清冷之饮罢了。独对寂寞的时候，一个七尺大汉，竟把自己哭成了泪人儿。泪人儿告诉我，他在酒高原上生活了三十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调回北京，如今回来了，才知道真正属于自己的不是北京，而是青藏高原。青藏高原，那是被烈酒融化了冰雪、浇透了旱漠、泡软了生活的高原，那是以酒为旗、以醉为美、以豪饮为男子汉标志的高原。那里的酒日子让他学会了感激，让他懂得了如何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四季不散的寒流里，让他充实地活着且有了交口称誉的业绩，也让他有了不少笑话。是的，笑话，他有多少笑话可以记录在案哪。
在格尔木工作那会儿，一次他和邻居老纪去朋友老黄家喝酒，喝完了坐一辆车回来，他从右边的门下车，老纪从左边的门下车，绕到汽车后面，两个人互相看了看，便把手握到了一起。他说：“你好你好，这么晚你去哪里了？”老纪说：“老黄家喝酒去了。你这一向干什么呢？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在西宁工作那会儿，一次他喝多了酒朝酒店外面走，透过玻璃门看到马路边正好来了一辆公共汽车，抬脚就跑了过去。只听哗啦一声响，他倒了在地上，这时他才明白过来：这是门哪！酒店的保安拉住他，让他掏干了身上的钱赔了撞碎的玻璃才让他走。从此他长了记性，只要喝多了酒，便轻易不敢出门进门，生怕那门是玻璃的，自己看不清再撞上。一次在公园里喝酒，喝到晚上大家都走了，就他一个人呆坐着不动。老婆给他打电话说：“都半夜了你怎么还不回来？”他说：“他们把门关死了，我喊了半天没人给我开。”老婆说：“你再喊，大声喊。”他于是又喊：“开门，开门。”还是没有人开。他对老婆说：“管门的人回家睡觉去了。”老婆说：“等着，我带着钳子去接你，看能不能把门撬开。”老婆坐出租车来到了公园里，一见他就气得把钳子扔到了地上，喊道：“这里哪有门？你是不是把空气当成门了？起来，跟我走。”他说：“你不要骗我，我不跟你走，这么大的玻璃门，撞碎了我赔不起。”
一个人每到一个地方工作，便留下一个故事，让大家在酒余饭后时不时地说起，且一说就哈哈大笑，即使是酒后失态的笑料，那也是值得的。须知大部分人是留不下事迹的，包括有些颐指气使的人，为官一世，走了根本就没有人说起，甚至不走也没有人说起，一旦说起，那也是气，而不是笑，不如一酒徒让大家感到舒心快乐。
北京的酒徒朋友在最近发来的“伊妹儿”里有这样几句：“你还没改掉不喝酒的毛病啊？你不喝酒我怎么去找你？喝吧，再不喝酒我就跟你断交了。世人结交须黄金，你我来往酒一瓶。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是的，我曾经是个爱喝酒的人，后来就滴酒不沾了。但我不沾酒以后的有些作品仍然写得满篇酒气，原因是我喜欢爱喝酒的人，也结识了许多爱喝酒的朋友。读了我的作品的人以为我是个嗜酒如命的瘾君子，常常打来电话说：“什么时候喝一回啊。”我应付着：“行啊行啊。”其实我很虚伪，我干吗不老老实实告诉人家，我已经不会喝酒了呢？我写过一部以石油人和酒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叫《天荒》。一个朋友读了说：“我头都大了，就像喝了几十瓶你酿造的杂牌酒。但我不得不承认，你把喝酒的感觉写得太真实了。”我说：“是吗？”其实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喝酒的体验了。
有一次朋友聚会，菜摆了一桌，酒抬了两箱，气氛很热烈。大家推举我首先“打通关”——就是顺时针和所有人轮番划拳。我拍着胸脯当仁不让，喊着：“一拳六杯，六拳过。”六六三十六拳，每和一个人划拳，就要喝掉三十六杯酒。一圈儿十五个人，那得喝掉多少杯酒？大家都是酒场里的好手，没有谁怯场，都翘起大拇指跟我“哥俩好”。我气势磅礴地吆喝起来，声音洪亮得几乎能把屋顶掀翻，酒令也出得华丽，一拳一个典故，有一点张扬，有一点卖弄：“六根不净啊”、“榜眼是你啊”（二）、“九发中原啊”、“桃源三结义啊”、“十面埋伏啊”、“一佛出世啊”、“仙姑敬你啊”（八）、“后进的子龙啊”（四）、“七贤闹竹林啊”、“竹林里进了进了”。一圈儿下来，他们都不行了，酡颜醉色者有之，胡话连篇者有之，晕三倒四者有之。我也喝了七八十杯，一肚子饱胀，但是我没有醉，我不可能醉，因为我有“护卫金刚”。我的“护卫金刚”就是那些对我知根知底的朋友，他们是负责斟酒的，给对方斟的是六十度的青稞酒，给我斟的是……不好意思，给我斟的是水。——我说了我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
有时候想起来，觉得自己挺没趣的，为什么要欺骗那些诚心实意跟你喝酒的人呢？尽管这年头商店里的商品都可能是假冒的，新婚妻子的处女膜都可能是假做的，舞台上的歌星都可能是假唱的，但这些诚实的人绝对想不到酒场上也会有假喝的。他们一个个都醉了，都很佩服地对我说：“你的酒量真好。”我只有脸红，就像欠了他们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心里老大不痛快，愧疚了好些日子。但我没有想过应该身体力行去还债，我毕竟少时没有“酒传”，长大没有“酒教”，离酒已经太远太远了。
有时候想起来，觉得自己活得挺累的。一场酒下来，大家都糊涂了，唯独你自始至终清醒着，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就你一个人是“难得糊涂”的——不错，从青年到中年，我一直都清醒着，似乎还准备一辈子就这样清醒下去。清醒有什么好呢？无非是攒眉世上情，忧患人间事而已，真是有点累了。
有时候想起来，觉得自己平生没有醉过酒，真是一大缺憾——别人是一边醉着，一边真诚着（所谓酒后吐真言）；而我是一边清醒着，一边虚假着。如果清醒的结果仅仅是多了一层虚假，那又何必清醒呢？我是不是也应该醉一回了？是不是也应该披发佯狂、长歌当哭一回了？就像唐人李白那样：“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就像宋人刘克庄那样：“束蕴宵行十里强，挑得诗囊，抛了衣囊，天寒路滑马蹄僵，元是王郎，来送刘郎，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邻墙，推倒胡床，旁观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就像《红楼梦》里空空道人给雪芹先生示看《石头记》时，雪芹先生说的那样：“既是假语村言，但无鲁鱼亥豕以及背谬矛盾之处，乐得与二三同志，酒余饭饱，雨夕灯窗，同消寂寞。”这就是“文期酒会”了，一帆风月，两点星霜，三页文章，四声浩叹，然后拍案而起，不为别的，只为浮一大白。
是的，我羡慕古人，羡慕那些酒神、酒仙、酒鬼、酒状元的落拓不羁，也羡慕酒高原上我那些酒徒朋友们“得醉即为家”的生活态度。我知道我需要什么：“一醉一陶然”的平民之乐，“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的哲人之境，“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的文人之通脱。我其实早就明白没酒的生活是乏味的生活，而我是不希望自己永远地乏味下去，更不希望我那些朋友跟我在一起时永远地不觞不咏，伴我乏味。有道是“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有道是“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有道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终于在今年（2003年）的酒夏之节，在我回到青藏高原探亲访友的时候，当着那么多“高原酒神”的面，我喝了一大杯最好的能点起蓝焰的青稞酒。我是想喝醉的，但是没有，那闻着香、抿着辣、咽着烫，然后就是满肚子舒畅地燃烧着的烈性的青稞酒，反而让我愈加地清醒起来。我有点失望。朋友说：“再喝，再喝一杯你就醉了。”我又喝了一杯，果然就醉了——为了不让朋友和我自己失望，我假装醉了。假装醉了的我触景生情地唱起了歌，是一首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酒歌”——《跟往事干杯》：
人生际遇就像酒，有的苦，有的烈。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有泪，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
朋友们跟着我唱起来：
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当做一场宿醉；明日的酒杯莫要再装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
这八月燠热里红红火火的酒夏之节，这酒夏之节里窈窈窕窕的绿色高原，等你下次再让你的酒徒酒神举杯邀我、对酒当歌的时候，我一定要真的醉一回了。酒高原，是忘忧原，是期许了好梦的思醉原。
我等待着醉酒，仿佛酒也等待着我。等待，是生活的全部。
妖媚的那棱格勒河
那棱格勒河位于昆仑山南麓，是横亘在哈萨克游牧区乌图美仁和大旱漠塔尔丁之间的一条河流，它的上游是著名的多喀克荒原，再往上也就是接近昆仑山发源地的流段叫楚拉克阿拉干河，它的下游也就是接近大沼泽的地方是吉乃尔河流域。谁也不会想到，就是那棱格勒这条名不见经传的季节河，会在荒原数百条河流中悄然孤出，闪烁着阴森危险的光波，成为令人心悸的妖鬼吃人河。
妖鬼最早的吃人记录出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西北军阀马步芳试图从青海腹地打开新疆门户，控制塔克拉玛干沙漠以东的若羌地区以及辽阔的北疆，同时在昆仑山以南形成对西藏在边界上的布控。数千藏汉民夫被军队押解着来到大戈壁的酷地里，用每天死亡十数人的代价拓展出一条白晃晃的路来。这样的行为不管其政治目的是如何的不堪，但就其敢于在生命禁区筑造景观来说，仍然是人类进取未知的一部分。就像当年秦始皇修长城一样，旷无人烟处斧凿石勒的痕迹证实着民夫们凄凄惨惨、生死不保的营生，竟是前不见古人的凌云之举。
但那棱格勒河并不成全马步芳，冬天枯水时修通的路，到了春天河水一来，就顷刻崩毁了，崭新的未用过一次的路从此断为两节，再也不能连续，连遗落在西岸的民夫也无法渡河回去，只好流落到青新接壤的阿拉尔草原和藏北高原，娶个牧民的女人做老婆，生儿育女，逐水草而居了。他们因祸得福，草原上自由自在的牧人生活强似挨打受骂的民夫千倍。
据说这个春天，这次冲毁路段死了一百多人，不管是军人还是民夫，死后的情状都是一样的：全身精赤，仰面朝天，胸腹撕开了，心脏掏走了，下身不见了。多么暧昧的残忍，多么妖媚的毁灭，男人的下身不见了，连心也给拿走了。由此可以断定：那棱格勒河是女人河，那棱格勒水是春情之水。
后来又有过几次冲毁，只要是春夏两季，只要是男人过河，就没有不死亡的，就没有不精赤不残体的。至于女人，人们说很少来这里，来过一次，大概是几个去花土沟油田逃荒或者去对岸那棱格勒寺拜佛的甘肃妇女，被水卷走之后，几十里以外的下游河滩上出现了她们的影子，还活着，居然还活着，因为她们是女人。女人对女人，总是同病相怜、互相关照的。于是人们就更相信那棱格勒河是女人河了。
你是男人，有一个女人爱你，就把你所有的好东西拿走了，最好的东西当然是你的命。命只有一条，于是你就漂起来了，一个没有男根的漂浮物居然是彻底奉献的化身？——是的是的，她爱你，爱得不夺走你的命就不知道如何表达，这就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那棱格勒式的表述。而你的态度是：要么因不理解而诅咒，要么因超越自己而宁静——当然是永恒的宁静。
也有第三种态度，那便是恐惧，便是死里逃生者的选择：1992年7月14日，一辆二十五吨奔驰水罐车大大咧咧驶过河床，河水瞬间暴涨，水罐车沦陷，水流转眼漫过驾驶室。司机和助理赶紧爬上大水罐的顶部。河水跟上来了，淹过罐顶，几乎把他们冲倒。他们互相搀扶着立成了柱子。两天两夜，没吃没喝，瞩望两岸，是那种只可诅咒的空旷。一个说看样子咱们死定了，可是我还没活够，我不想死。他朝着隐隐可见的那棱格勒寺不停地作揖：佛爷保佑，佛爷保佑。一个不说话，死就是沉默，那就提前沉默吧。就这么绝望着，突然水就落了，那棱格勒妖女收回了欲念，不再纠缠。他们开着水罐车出来，一上岸就软了，再也开不动车了。司机说：“我要是再过这条河我就不是人了。”
1994年6月，油建公司的一辆卡车陷进河里，水流漫过车箱，眼看就要没顶了，司机和乘客弃车而逃，水浪翻上车顶就撵过来。他们没命地跑啊，幸亏离岸不远，水浪将他们拍倒时，已经可以扳住岸边的石头了。被遗弃的卡车到了冬天水枯以后才从淤泥里挖出来，已经不是车而是一堆废铁了。
如此弃车而逃的，光我知道的就有不下三十个人，七辆卡车和五辆吉普被那棱格勒妖女的粉拳揍扁了。这样的女人，敢于打铁砸钢的女人，要了你的命还要你跟她做爱的女人，一定是冷艳无比的，一定是淫荡无度的，一定是天上的公主、人间的王后了。这狗日的女人！残酷的雌性希特勒，教会人们的只能是不怎么美妙的举一反三：荒原，一切不可逆料的野性的景观，往往具有冷艳之美、淫荡之风、残酷之性。暴水如此，飓风如此，烈阳如此，泥淖如此，干旱如此，严寒如此，连辽阔、连寂寞、连沙砾石头，都是如此的冷艳，如此的淫荡啊！荒原为证，你永远警惕的，不是女性的鬼魅妖娆，而是你自己无法摆脱勾引的神赐的天性。
我天性喜欢冒险，趁着去西部油田旅行的机会，就说过一过那棱格勒河怎么样？朋友说你要去，我跟着，我路熟人熟，尽量不叫妖怪媚了你。我心说那或许就没劲了，我但愿能看到河水淙淙响的地方，丽若晨星的女子跃然而出，艳光一闪，便霓虹璀璨，便黑夜白昼，便人间天上，便是一河仙界之花的烂漫了。如此就死去，就给她——生命给她，心脏给她，那个东西也给她——人活着，不就是为了给啊给吗？
我们上路了。正是七月，荒原上草长水流的时候，我们从花土沟出发，坐着大型五十铃，过大乌斯，过芒崖塬，过黄风山，过甘森草原，到达塔尔丁，再往前就是那棱格勒河了。我们被筑路队拦截在离河岸两公里的地方。筑路队长说不能过，这个季节，轿车不能过，卡车不能过，大型五十铃也不能过，你们这些人就更不能过了。朋友说：“我们就是来过河的，过不去你队长想办法。”队长是朋友的朋友，皱着眉头说：“非要过？过去干什么？”朋友说：“世界大战发生了你知道不知道？地球末日来临了你知道不知道？东边的太阳落山了你知道不知道？那边就是彼岸，过去就是西天，你说我们过去干什么？”队长笑了：“好，好，好！让你们过，叫妖女子拉去睡了觉我可不负责任。”朋友说：“睡觉可以，送命不行，你不负责谁负责？”队长说：“咱们先吃饭喝酒，明天再说。”
在筑路队的简易工棚里住了一宿，一大早赶往河沿，不禁有些茫然：哪里是河呀？队长说脚下就是河了。至此我们才明白，那棱格勒河是数十股水流的合称，这些水流今天这里，明天那里，胡乱流窜着，仿佛没有禁锢的思想。好在那棱格勒河有世界上最宽阔的河床，水流的自由奔涌得天独厚，你就流吧，流到哪里都是那棱格勒河。队长说：“五十多公里宽的河床上不便架桥，我们就浇筑了几十座漫水桥，让水和车都从上面过。但就是这样，也得看季节，现在这个季节任何车辆都不能单独过。”
这时我们发现一个庞然大物正在朝我们移动。朋友说：“你把铲运机调来了？”队长说：“我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于是，双引擎，六百匹马力，轮胎几近三人高，山一样雄伟的德国造铲运机，拖起了我们的五十铃，就像历史的车轮那样，碾着坎坷，碾着涡流，轰轰烈烈往前走去。我看到水的咆哮中无数金色的光芒宝剑似的刺来，但是不痛；看到水中到处都是女人的眼睛，就像漂滚着十万八千个黑玛瑙，玛瑙的瞳光寒寒地激射着我们，但是不痛；看到妖女的红唇正在裂开，裂开，吸着水，吐着水，朝向我们，踏浪而来，猛地咬我们一口，但是不痛；看到女人的发辫瀑泻于昆仑雪峰，黑绸似的流淌着，满河都是花簪了，辫梢蓦然撩起，狠抽我们一下，但是不痛；看到我舍命而来，在勾引与被勾引之间流浪，青春激荡的时候，一头撞向南墙，但是不痛；看到筑路队长迎着水浪朝我们扑来，大喊一声：“小心！”我们在惊愕之中触摸水的冷艳，适才明白：
过河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