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奇人何崇政——一个被逼上江湖、拒不接受招安的书生

2011年初春的一天上午,我来到雅安的名山县城之外,把车停在一块树林僻地上,顺着泥泞不已的小路,我艰难往上行走。寒风阵阵,雨雪让我的嗅觉变得格外敏锐。当一滴飞雨追上另外一滴飞雨,当一支响箭追上另外一支逃亡之箭,以“飞行交媾”的突兀方式完成大灌顶仪式。我还是不能相信,在那发霉的历史殿檐上,怎么会长出一朵小花?!

为了修订我的非虚构长篇散文《踪迹史——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闿运交错的历史》,前不久我从四川一大学图书馆借出晚清名山县知县胡寿昌所撰《蒙寇志略》一书,胡寿昌自署“愚溪山人”,在柳宗元笔下,愚溪的纯洁秀美与自己的高尚情操、文学才华彼此呼应,把愚溪不能有益于世的惋惜和自己抱负不能施展的抑郁融合在一起,字里行间蕴蓄着自己被埋没受屈辱的愤懑、不平和抗议。很显然,胡寿昌以此自命,也是大有心绪之人。此书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刊刻于成都,数万字篇幅全部记载的是李蓝起义军(起义首领是李永和、蓝朝鼎,故称“李蓝起义”)攻打雅安、名山、丹棱、洪雅、眉山县的战事,围绕小小的名山县一地,胡寿昌忠实地记录了一系列大小血案。

来自云南昭通的李蓝大军横扫巴蜀腹地的1860年,胡寿昌年仅三十出头,在同行王崇昆眼中,他俨然英姿飒爽,气度不凡。在得知被朝廷授命为四川名山县知县后,感恩戴德。他慷慨自许,认为受命于危难之际,国家寸土决不可弃,与同时被授命为丹棱县知县的王崇昆歃血为盟,结为兄弟。道理十分简单,既然均为战事惨烈、防备形同虚设的一介小县之长,唇亡齿寒,不能不互为依托。

两个知县各自到任后,“招集流亡,备器械、练图勇,为守御计。无日不往返函商,有令必回”。尽管拼死抵挡,奈何起义军如山洪一般汹涌咆哮,因为无力立即肃清境内敌军,他们先后被清廷撤职问责。1861年骆秉章入蜀后,省城臬司杨重雅认为,这两个人为人处事“异于流俗”,极力向总督骆秉章推荐这一对“城隍庙的鼓槌”,在国家危难、无人可用的情形下,骆秉章认可,他们终于又得到起用。当然,这已经是名山县战事之后的事情了。

在李蓝大军占据宜宾吊黄楼一线,刀锋直指岷江一线的犍为县、名山县时,《蒙寇志略》中特意提到一个本土人物:何崇政。

熟悉一点巴蜀武术历史的人知道,峨眉派亦刚亦柔,一派玉树临风。南宋时期,已经眉毛纯白的德源长老“白眉道人”模仿山猴动作,创编出一套猴拳,一直流传至今。德源长老还把峨眉山僧道的武技资料搜集起来,编写《峨眉派拳术》一书,这是目前找到的有关峨眉武术的最早文字资料,是峨眉派武术发展成熟并自成体系的标志。在这个谱系里,何崇政具有承先启后之功。而关于这一记载,均为传说,并无进一步证据。

在四川近代史大量资料里,何崇政被人称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记室”(相当于随身秘书),说他兵败脱难后,削发为僧,法号“湛然”,来往于川西、川东等地,以哥老会的组织形式结交八方豪杰继续反清,曾经在峨眉山住持多年。他还撰有《峨眉拳谱》一书(亦称《拳乘》,据说至今留有残本,但我未见过进一步的披露),成为峨眉派武术理论奠基石,开篇有诗“一树开五花,五花八叶扶。皎皎峨眉月,光辉满江湖”的概述。这其中“一树”指峨眉武术,“五花”指巴蜀的五个片区,而“八叶”则指四川武林中的“僧、岳、赵、杜、洪、化、字、会”八个门。“五花八叶扶”意味着五个不同地区的流派和八个拳术门派互相影响,互为依托。

◎清代木版印刷《御题天下大峨眉山胜景图》

《峨眉拳谱》出自“何崇政”之手不假,该书一直在巴蜀武林被尊为武学经典。但我以为,这个作者,是托名的,这种情况古已有之。

其实,何崇政既非太平军,更非翼王石达开的“记室”,而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异端,后来担任李蓝起义军中的“护国军政司”。显然,与后来升任四川提督的唐友耕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流氓无产者,他当时是塾师身份,小有薄田,根本无须因枵腹而亡命天涯。

影响颇大的《崇庆县志》记载说,何崇政为蒲江县干溪保人,为落第秀才,这一记载不对。还是胡寿昌的记载更为准确,他的《蒙寇志略》言之凿凿:何崇政生于清咸丰年间,外号“何蚂蚁”,出生地在蒲江县与名山县接壤的何家山。关于何蚂蚁,还有一番来历:何崇政少年时梦见自己蚂蚁附体,所谓“天下蚁动,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驰马之秋也”。因为梦,他显然已树立了成为栋梁之材的人生理想。他少年时代就膂力无穷,精通武艺,加上为人“豪侠好义,急人之急,远近恶少争附之”。他本系己酉科秀才,属于正朔之辈,对农民起义军异常仇视。由于他好大言,有点李卓吾遗风,咸丰六年(1856年)何崇政参加府试,因针砭时弊,遭到主考官指斥和鞭笞。据说他一度得到术士李御风的“神授兵书”,于是心存异志。咸丰九年(1859年)李永和、蓝朝鼎揭竿而起,何崇政一方面满怀对制度的愤懑,另一方面知道属于他的时间开始了。

这就像献宝的卞和一样,他得到的回报,却是体制的当头棒喝。晚清《名山县志》记载说,何崇政一心报国,苦心孤诣上书《平洪杨策》,请咨送江南大营效力。当时川军中向荣为主帅,知府蔡步钟以“违制笞之”。尽管何崇政慷慨陈词,渴望制度能够理解他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但这样的陈述均被官人理解为一种利用危局讹诈政府的伎俩。看来蔡步钟也并没有打错,因为按照清制,士子不谈国事。

历史大错被保守、傲慢的蔡步钟就此铸成,他为此必须偿付巨量的鲜血才能赎清。

被乱棍打出,何崇政报国之心不死,他直奔前线而去。他在快到宜宾的路上偶遇四川提督马天贵率领的兵马,何崇政拦住军队高呼“献策”,奉上《擒蓝李策》。马天贵看着这个一身褴褛的强人,不料他再次口出大言,咋咋呼呼,马天贵感觉官威受到冒犯,下令“笞之”。何崇政缺乏卞和那样的耐性,他愤激到了极点,走出门来,何崇政仰天大喊一声:“那就怪不得我了!”

他立马掉头,直奔驻扎在宜宾城边的李蓝起义军营垒。义军多为胸无点墨的云南农民,从天落下一个能文能武的人才,不禁喜出望外。为展示自己远非纸上谈兵之辈,何崇政决定在叙府石梯桥一带,策划了一场甘蔗林的伏击战。他的计谋很简单:就是将“擒蓝李策”改为“擒天贵策”,颠而倒之,就连设伏地点也没有变。他信心百倍,等待好“收成”。

面对极容易隐蔽兵马的川南甘蔗林,提督马天贵十分轻敌,他遭到了一场突然的伏击战。慌乱中他往开阔地乱跑,一步蹈虚陷入另外一侧的水田,动弹不得,被围上来的起义军砍成烂肉。由于一举击毙四川提督马天贵,续战又擒副将张万禄、都司余振海,连歼清朝大员,起义军像吃了炸药一样,挡之者死。要知道,马天贵是李蓝大军入川以来击毙的最高级别官员。

这一下,何崇政火得不行,出任起义军的“军政司”一职,不少人投奔其麾下。何崇政精于枪法和棍法,因此在军中常教士兵习武,深孚众望。新任四川提督蒋玉龙手下能人太少,尽管都是一副化悲痛为力量的样子,但在名山县被何崇政的兵法所困,起义军将其打得狼狈不堪。

曾经上书《平洪杨策》的何崇政,对当时天下形势自然熟知,他对“蓄谋窥川”的石达开也不会没有耳闻。由此,《名山县志》所载的蓝大顺“通款洪杨”和“拜何崇政为护国军政司”两者之间就显出了内在联系。可以认定,“通款洪杨”也就从此成为李蓝义军的既定方针。何崇政给李蓝起义军的建议是,应该联络四川南部一带的啯噜党,使之成为生力军。这样,啯噜、土匪、强盗、商人纷纷加盟到反体制的营垒中,连名山县的文生邓凌霄也加入进来,这让名山县知县甚觉丢人。他未必知道,丢人是小事,跟着,丢命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

四川师范大学黄尚军教授给我提供了一份珍贵史料:成都蒲江县大塘镇洪福村三组何李氏墓碑背面,载有起义军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天在蒲江、邛崃一带活动的情况:

“……庚申年蓝贼扰蒲江,至邛州攻城不克,自州到名山。名山人‘何马蚁子’带数百人投蓝贼。至辛酉年,何贼伙人数千来札蒲江。是年六月初旬,忽来峰顶漕札营。六月十六夜,我父在宋山碥避躲,被贼人掳去。至六月二十七日,贼等撤营去名山。于七月二十一日,分数千人迭回卻攻邛州,闻有大兵到州,不果。是夜,我在场上店内借宿,为贼所获。复札骑龙山。至二十八日,贼回名山大营。……至八月初八晚,贼令次旱撤营,各归本营。……是夜,贼令西营打前队,至古城桥,见对山(疑为“围”)众多。至新店子场口,我就此等父,未几,上杀至,我亦同贼走挐坝场,过数里逃出……”

◎李蓝起义形势图

这一来自民间石碑上的记载,以鲜活的口语充分证明了“何蚂蚁子”为害“桑梓”的行为,也说明了战事给民间带来的深巨灾难。雅安知府何鼎勋认为名山县被起义军占领,是老百姓通敌,掩护何蚂蚁以及起义军,传檄邻县,会剿名山百姓。令人发指之处是,待湘军收复名山后,以“名城失陷久,其逗留城中者,必非好百姓”的官场逻辑,下令将全城百姓毒杀!我想,这笔血债,何鼎勋只会记在乱党头上。

雅安知府何鼎勋切齿不已,他的两本围城笔记可以佐证《蒙寇志略》的真实性,并弥补了记载的简略。他指出,在攻打名山县城时,何蚂蚁子对父老乡亲宣告:“名山系我桑梓地,先人之墓庐在,予不敢扰。有妄取民间之一草一木者,悉叱令送还。名人安之,备渐弛。”

这其实是一出烟幕弹,起义军于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八日突入名山县。这涂炭桑梓的行为,更让当地人发狂。

鉴于在四川连续战败,蓝朝鼎(蓝大顺外号蓝大烟杆,继任者也打这一旗号)率军北上入陕,何崇政率领的起义军成为川西一支独立军。1861年春,各州县衙趁蓝大烟杆率部北上围攻绵州之机,秋后算账,捕杀曾跟随义军的农民及其亲属。为振李蓝军威,何崇政提出“吃大户、杀赃官”的口号,蒲江、邛崃、大邑、崇庆一些乡镇的农民群起响应。其时,清廷再次调兵围剿,估计“何蚂蚁子”的读音关系,官府竟喊成了“红蚂蚁子”。何崇政对此一笑置之,来了个将错就错:“龟儿子些怕红,我们就是要红!”于是下令打红旗、戴红标,坦然接受“红蚂蚁子”称号。5月,何率义军进入崇州隆兴场,待机攻取州城。州人副将张联陞率官军团勇,在中和场组织防御,被义军打败。越日,义军迂回到西河坝,知州董钧令民众守城,调乡团屯于城外。这时,在嘉定的袭侯杨炘(名将杨遇春之孙)闻讯,率兵赶回崇庆增援,同张联陞联合守城。11月兵分三路攻义军,不久“名将之后”杨炘阵亡于金龟桥,各军士气大减,义军乘胜攻城。内应谭八在城堞瞭望,中流弹负伤,被官军发现后立即诛杀。内应已失,州城防守严密,起义军只得退兵。这年冬天,清廷调提督胡中和率楚军配合各州县兵勇,对义军分割围剿。何崇政率主力与楚军大战于大邑县城西,终因寡不敌众,就此下落不明。

《蒙寇志略》还记载了一桩“不雅”之举。当地绅士冯朝杰、杨廷梁等人献计,何崇政如此难以对付,实乃本邑耻辱,“是其忘亲背祖,大逆灭伦,罪宜根株尽翦。从来讨叛逆者,必先发其祖墓,冀可一鼓成擒”。既然牛啃南瓜找不到地方下口,胡寿昌与提督蒋玉龙就秘密动手了。他们连夜带领500名士兵,黎明时分来到何家山掘开了何崇政的祖坟,雪亮的锄头伴随第一缕阳光倾泻而下。这是何崇政的父母合葬墓地,地下有石埂,宛如土龙盘踞,隐然有王者之气。打破棺椁,满棺白浆流出,飞出无数野蜂。堪舆家对此地的评价是“地脉天矫,峰峦凶恶,养成戾气,非吉壤也”。

这远不是当地腐儒凭空臆想出来的举措。一是有挖祖坟的历史传统,二是李蓝大军战事期间,官军就曾经为之。

在中国文化中,挖人祖坟是最狠毒的。当年李自成攻入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凤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掘了皇帝的祖坟。崇祯皇帝怒不可遏,以牙还牙,派人掘了李自成的祖坟。李自成知道后,开始了疯狂报复……在互掘祖坟的暴力循环中,彻底践踏伦理让暴徒们获得了大快感。即使在近现代,挖人祖坟、断人龙脉的事件也多不胜数。这是一种严重有违于伦理的行为。花县知县牟崇龄收到上谕后,即奉命急将洪秀全的祖坟掘毁。但即便如此,太平天国一役,死亡就达几千万人,何曾有半丝作用呢?

但体制中人怒极攻心,就挖过李永和母亲的坟。

1903年,美国探险家埃德加·盖洛到达云南大关县的大旗山下,就是关河和洒渔河的交汇地岔河。岔河旁的麻柳湾是李永和的祖坟所在地。盖洛从当地人口中得知,异端李短褡褡的祖坟被官府侦知,“狂喜之际,官府光顾了这个河岔口,掘坟毁尸。这样一来,龙脉已毁,这个家庭的气数就断绝了!此后不久,反叛势力被除掉,这位大头领被杀了”

如果说打开所罗门王的锡瓶是放出了魔鬼,那么国粹化的开坟掘墓,则是让阴魂在朗朗乾坤普照下蒸发遁迹,可万一阴魂又附寄在哪一个泥腿杆子身上,迅速在脑后堆积出“反骨”,那又如何是好啊?

就好像与李短褡褡“同甘苦、共命运”一样,官府发掘何家祖坟后,据说何崇政的起义军逐渐式微,打仗多方掣肘不利索了。单是一次战斗失利,就在名山县被擒3800余名起义军,损失战马1385匹!其实,他依靠智谋出任蓝大烟杆的军师,占据名山县两个月,先后转战于青神、蒲江、大邑、雅安、荥经、天全等十余州县,献计擒斩了清军重要将领张万禄、余振海等人,尽管何崇政部的起义军在名山陷入四面楚歌之境,但何崇政还是逃脱了。他混入湘军果左军胡元廷军门营内,改头换面,名字变成了“昆山”。当骆秉章的缉捕批文发到胡元廷手中时,何崇政已远走高飞了。

胡寿昌一直惦记着这个让他寝食不安的恶人何崇政。他承认,何崇政是他的心病。在他主政成都三道堰、游子堰等水利设施的清淤工程时,突然得到了何崇政投射在水面上的鸟影。

从四川近代史资料来看,何崇政一度还“打入敌人内部”,在胡中和的湘军营中秘密活动,四川总督骆秉章下令通缉,刘蓉亲往雅安查询,何崇政最后壮烈牺牲。

实际情况是,何崇政伪造记名提督胡中和的行军关防令,跑到宜宾的屏山县调动军队。得到这个信息,胡寿昌认为何崇政是准备与宋士杰余党继续为乱,这反而佐证了何崇政亡命江湖继续谋求反清的真实情况。胡寿昌会同张子民太守,设法羁縻住何崇政,秘密与叙州太守朱海门张开罗网。他在《蒙寇志略》里提到重要的一句话,“送郡城讯明正法”,把何崇政的脑袋传遍他犯下罪行的各州县。显然,这里出现了记载问题,要不然是胡寿昌冒功,就是所杀的那个何崇政是个冒牌货。

除了说何崇政被官府击毙之外,地方志里还有三说:一说“后起义失败,不知所终”;一说“后来降清廷”,这显然是污蔑;一说竟然成为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记室”,翼王行踪飘浮,这最不可能。我分析,何崇政芒刺一般回到了民间的山野,身形一抖,就成为了一片枯叶。他在峨眉山落发为僧,法号“湛然”。他常居云遮雾绕的白龙洞,偶尔山风催发酒力,山魈鬼叫,虎豹的吼声震落蝉鸣,他会走几路拳法疏通筋骨,这才有了精研武术、演绎《峨眉拳谱》的后事。也就是说,峨眉武术固然源远流长,但以派别崛立武林,却是从何崇政开始的。

唐友耕率振武军到达名山县的时间,是在石达开的先锋“赖剥皮”赖裕新率军入川的时候,唐友耕主要是在邛崃、蒲江、名山、雅安要隘之处设卡防堵。他听到胡寿昌对何崇政的叙述,颇不以为然。须知,唐友耕精于枪法,他很想会会这个神乎其神的何崇政。可惜的是,历史没有为他安排这个对决机会。

由于战事代价惨重,凡是被起义军入侵的州县,骆秉章逐一提议罢免当地懦弱无能的父母官,这涉及二十几个州县的官员。但他还是清醒的,对那个热血青年、名山县知县胡寿昌记忆犹新,称其“才识兼优,长于吏治,晓畅军事,洁己爱民”,奏请功过相抵,这是唯一的一个得到“恩眷”的地方官。胡寿昌因此被委派为唐友耕部等四路军队提供后勤供给。刚刚经历战火的弹丸之地名山县,为此提供了2万名军人的口粮,可见百姓负担之重。当时的驻守情况是,记名提督胡中和驻扎泸定桥,湘果营将领萧庆高驻扎飞龙关,湘军将领何胜必驻扎飞仙关,唐友耕驻扎汉源富林驿,成为阻截石达开强渡大渡河的生力军……

秀才造反,百年不成。但秀才被逼无奈,即便是短短几载,足以搅动一地的历史与黑暗。其实他们的失败是注定的,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有时是出于一种责任,出于一种命定和无奈,是抛却个人利益的执着,是用自己的骨灰,以一点一滴的失败来为武力流亡画上圆满的句号。所以,知道这个结果而挺身一击,总比坐等这个结果加诸头顶抽干自己的血要好。古来被逼上梁山的知识分子有多种策略算计,“做大了”等候招安成为一种主流模式,但决绝的何崇政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从无悔意,已然不是负气用事或倾慕权力,才华尽而气数绝,才华不尽而与一域同辉,似乎才是属于他的“梁山踪迹”。我不禁想起卡夫卡的话:“凡是活着的时候不能应付生活的人,就需要用一只手稍阻挡住他对自己命运的绝望……同时他要用另只手记下他在废墟中看到的东西,因为他能看到与别人看到的不一样的东西和更多的东西。归根结底,他在一生中都是死者,但却是真正的幸存者。”

2014年仲春,改定于九眼桥

  1.  陈力:《中国野史集粹》第3册,巴蜀书社,2000年9月版,第230页。
  2.  黄尚军、董红明:《巴蜀牌坊铭文所见清代农民暴动与起义初探》,《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3.  何鼎勋《雅安围城记》《雅安河防记》手抄本,由四川大学图书馆藏。
  4.  李有明、蒙绍鲁《往事存稿》收录了《雅安围城记》《雅安河防记》全文,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58页。
  5.  威廉·埃德加·盖洛:《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1903)》,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161页。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