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舅舅
冰冷的瓷盆
童年时代，最喜欢跟着大人去做客，因为有吃有玩，更爱听那几句夸奖：“这孩子越长越好看了。”但有一家最怕去，那是大舅家。大舅家在高级住宅“上海新村”，房子很大，因为人少，每次去总觉得冷。更冷的是舅母的脸，她不喜欢婆家亲戚，从不笑也不搭话。大舅怕我妈妈不自在，常找话说，最后总是冷场。在我小小的心里，他们家像冬天一样充满了寒意。
幸好有那件瓷盆。瓷盆平时放在柜子上，我去了，大舅装上糖果拿给我。我不吃，爱看瓷盆。盆不大，很浅，青灰色，捧在手上凉凉的，沉沉的。盆中有只青蛙，身绿如玉，肚白如雪。眼突出，嘴鼓着吹气。青蛙十分逼真，我常怕“蛙”会跳出来，看一会儿就用手蒙上。因为有这只活灵的青蛙，大舅家才有了吸引我的一丝温润。
在一个夏夜，两个无良青年偷偷摸摸进了大舅家，把所有财物包括瓷盆洗劫一空。大舅心疼财物，躺在床上大哭。舅母劝他：“破财消灾，破财消灾！”此话却不灵验。
第二天深夜，两人又来了，他们打听过了，瓷盆乃宫中之物，有雌雄两件，这件雄盆，放上水，青蛙会吐泡泡，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老百姓家怎么可能有此宝物，一定是做大生意的官僚资本家。两人逼问道：瓷盆是配对的，另一件呢？
大舅从小养尊处优，其父是宁波商会会长，家财万贯，对于长子，当然是呵护有加。新中国后，大舅原在一家工厂做事，因为怕开会，胆小的他辞去公职，从此深居简出，靠定息、祖产生活。瓷盆是祖传之物，大舅不知就里，只当果盆用。大舅是那种只知埋头赚钱不知抬头看路的商人，搜尽枯肠，也答不出这个问题。为了这只瓷盘，大舅吓破了胆，一时无措，突发疾病去了。那个夏日，特别闷，特别热，蝉吵得人几乎窒息。大舅大睁双眼，穿着破汗衫，在“知了”“知了”的哀鸣中，化作了一片冰冷。
花开花落，草青草黄，四十年过去了，好些陈年旧影依然在心头飘动。我常想起那件瓷盘。当年既有识宝人，它应该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至今，我不明白“青蛙”怎么会吐泡泡，也不知道瓷盆是否真有雌雄两件。它也许真是稀世珍宝，也许哪一天，它会悄悄出现在拍卖会上，甚至拍出天价。但每想起那只“青蛙”，我就会不寒而栗：比起生命来，这盆，这蛙，究竟值什么！而大舅早已化作了灰，连墓都没有一座。
不安分的小舅
小舅陈雩庭于2018年12月7日在宁波白鹤新村家中无疾而终，享年九十七岁。至此，外公的子女全部离去。此文为2016年10月24日去宁波看望他后写成，现成纪念文了。
近日回宁波看望病中的小舅。行前，家人告诉我，他已卧床半年多，不能吃东西，脑子也糊涂了。九十七岁的小舅，到了这一步，恐怕来日无多了。
一见他，与想象中完全不同，虽卧床，瘦得只有皮包骨，气色却不错。他非但不糊涂，还滔滔不绝地回忆往事，思维清晰，语言表达顺畅。他一眼就认出我，高兴地说：“月丽，侬哪能会来！”拉住我的手，问长问短。
小舅是外公最小的儿子，受宠自不必说。外婆去世时，他尚未成年，外公忙于生意，家事无人管，对这个小儿子的照拂大概也很不周，他就这么“野蛮”地生长，变得狂放不羁。
关于小舅的往事，大多是父母亲讲的，口碑真的不怎么样。他从小就不肯好好读书，外公办的崇本小学就在菱漕头家旁边，子女都在那儿上小学。他三天两头不去，或者上着课，人就不见了。先生打他手心，他把戒尺抢走，先生要大家写字，他把本子撕了。他贪玩，打弹弓，掏鸟窝，捉蟋蟀，把蜻蜓头掐了，系根绳看它飞……但他不欺侮人，也不打架，只是不爱被关在课堂里读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小学好不容易毕了业，外公把他送去上初中，他本性不改，依然贪玩。外公怕他闯祸，送他去上海学生意。他的学历，勉强算是初中肆业。
到了上海，小舅先在外公的“三阳南货店”当帐房助理。这下他如鱼得水，上海这个花花世界，比宁波开放得多，好玩的地方也更多了。他只有十几岁，没人管束，店里看他是老板儿子，当然也不敢去管。上海滩三教九流，消息传得很快，都知道他是大老板陈兰荪之子，家有花不完的钱，都来巴结，巴结的方法是投其所好，带他玩：跳舞、跑马、上馆子……女人、白相人（花花公子）、青红帮等等，都找上了小舅。
这样一来，小舅在上海一下子就名声鹊起了，哪里有好玩的，哪里就有他。在哪里出现，他的身旁就围着一大堆人。幸好从小家教严，他只是玩，并没有涉及赌和毒。
玩，要钱，那么多人陪着玩，更要钱。小舅在“三阳”拿薪水，每月只有十块大洋，照他的水准，吃饭都不够，没钱，他有办法，他在帐房间，“三阳”的钱随便拿，店里人不敢得罪他，敢怒不敢言。很长一段时间，外公以为他在上海好好学生意，对他的胡作非为毫无所知。他广交朋友，或者说是“朋友”上门来广“交”他。他越玩越大，去四马路的长三堂子如同回家，上海滩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76号”，他随便进出，还弄了把枪别在腰里，倒不吓唬人，只是好玩。国际饭店、百乐门……凡是好吃的，好玩的地方他都是常客。一大帮子人跟着他跑东跑西，花钱如流水，他成了圈子内外有名的“小开”。
“三阳”是个南货店，生意虽不错，也禁不住他这么折腾。窟窿越来越大，事情终于败露，外公大失面子，气得病倒。外公赔了一大笔钱，儿子在“三阳”做不下去了，怎么办？小舅已十七岁，还是给他讨个老婆收收心，于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嫁给了未曾谋面的他。舅妈出身很好，家里有钱，远近闻名，人也漂亮，按外公意思，比小舅大三岁，可以管管他。
他们在上海结婚，排场当然很大，是西式婚礼，新郎穿西装，新娘披婚纱，小舅的狐朋狗友都来了。外公很开心，他以为结了婚，儿子“就是大人了”，应该会长点记性，婚前有个什么不检点的，都会改好。
婚后他们住在太原路外公买的洋房里，佣人、包车一应齐全。外公安排小舅开了“弹安三轮车公司”，让他当经理，给了一大笔钱，让他把公司撑起来，有事做，有钱赚，又有貌美如花的老婆，小舅却本性难改。
小舅母是旧式女子，信奉“夫比天大”，她不敢管也不会管小舅，小舅变本加厉，照样混日子，吃喝玩乐，天天不着家，像家里有座金山似的，大手大脚挥霍无度。
一年后，舅妈生了大女儿，取名小雪。老婆做月子，小舅没了拘束，常夜不归宿。家里用了出窠娘，还有娘姨，但没人管束，下人也欺主，小舅妈又年轻，不懂照顾孩子，结果小雪在月子里就夭折了，夭折的原因匪夷所思，大白天，小毛头乱动手脚没人管，把小被子蒙在头上，活活憋死了。外公得知后，气伤了心，大发雷霆后，把小舅一家叫回了宁波。
外公在西马路有两幢楼房，他与大舅、二舅、三舅、小舅，还有未出嫁的小女儿住在一起，家里人多，都不做事，靠外公养活。这一大家子人，姑嫂、妯娌、公媳、子女之间难免矛盾不断，碍着外公威势，表面上都客客气气，暗地里花样百出。外公家有粗作丫头、包车夫、看门老汉，还有房里娘姨、阿小（买来的小女孩，当作身边使唤丫头），人数比主人还多。
小舅自由惯了，回到外公身边，钱受到限制，再不能乱花，人又受到管束，不能随便外出。外公不要他工作，免得惹事生非，每个月发点零花钱，吃饭在一起，冬夏衣服公中出钱，如安分过日子，生活完全无忧。但小舅野惯了，他哪受得了这种日子。外公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家里又没女主人—外婆1936年去世后外公未再续弦，很多事没法管，即使有些事知道不妥，他也管不过来。兄弟各自成家，虽住在一个院里，也是各人自扫门前雪，看笑话的有，管事的没有。有时明知小舅又在外面花天酒地，他们也懒得管。
小舅依然荒唐，三天两头溜出去，钱没了，问舅妈要。舅妈的陪嫁丰厚，手里有钱有首饰，她给得起，也不敢不给。孩子一个个生出来，小舅像没事人似的，照样玩。就这样，一直玩到外公去世。
外公一死，树倒猢狲散，根据遗嘱，儿子分了钱，两幢房子由大舅、三舅、小舅抽签分。小舅运气好，分到一幢楼，大舅、三舅两人合分一幢。分家时，大舅明里暗里占了很多便宜，因为三舅、小舅都不管事，分的只是明产：帐上的钱，还有西马弄、菱漕头房子和祖田，其余如外公许多实业的股份、债券、珠宝、金条、名人字画等，两个兄弟不知道也不懂，一笔糊涂帐，据说都给大舅拿走了。这是我后来一直听舅舅，还有父亲说的。
对于小舅，手里有了一幢楼，底气足了。为了不受拘束，他第一个把房子卖掉，后来卖了十三根大黄鱼—一百三十两黄金。当时，这笔黄金是一份巨额财富，可保下半辈子过舒服日子。不安分的小舅不知守财，用八十五两黄金在鼓楼买了房。其实这房子远不值这个价，因为小舅不懂行情，别人又都知道他手里有黄金，连骗带蒙成交的。明明说好是八十五两黄金，结果不知怎么被忽悠，成交是一百零五两黄金，外公留给小舅的这份财产所剩无几了。
他照样玩，常常去上海一住就是一两个月。最荒唐的一次还带回来两个长三堂子的“倌人”，把舅妈赶出卧室，三个人在里面鬼混。舅妈生了二子三女，没人帮，忙得脚朝天，日子过得一团糟，他不管，孩子从来不抱，也不看。舅妈只好“眼泪淘饭”，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样过了几年到解放了，小舅已把田、屋都卖光，钱也没了，成了“无产者”。再无人可靠，也无钱可用，因为家都败光，他倒成了赤贫，什么帽子都扣不到头上，坏事变好事了。
有人为他安排了工作，他也不知是谁帮了忙，不上班全家要饿死，只好去了。去的是“三江贸易公司”，说是私营的，叫他当经理，其实掌权的另有其人。那时他山穷水尽，只得老老实实学做生意，可是那些生意他真的不懂，买主卖主还常不见人影，买卖的是药品、医疗器械，甚至还有枪、弹药等。这种生意怎么好做？他有点疑惑，但有人告诉他，这家公司已开了不止一年两年，一直做，没关系的，还要他只管收账，不用问其他。那时，宁波刚解放，仗还在打，历经江湖的他，慢慢看懂了，也就安心做个甩手掌柜。
新社会了，那些乌烟瘴气的地方关了，他周围的白相人逃的逃，销声匿迹了。小舅无处可玩了，他开始好好地学做事，对家里也关心了。只是，舅母被他伤透了心，夫妻俩一直吵，变成一对怨偶，一直吵到老，吵到舅母去世。
舅母年轻时性格温和，她像姐姐一样对小舅照顾、忍让。她相夫教子，学做家务，几个子女都很正气，也孝顺。解放后，舅母成了小学教师，白天上班，晚上理家，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个人忙。小舅虽不玩了，但大少爷脾气不改，什么事都不管，更别说做家务。更气的是小舅的工资不肯给家里用，就是给也很少。他只管自己，衣服鞋子要买老牌子，吃的要老字号，用的也挑最贵的买。舅母吵不过他，只好忍气吞声，独自挑起家庭重担。他们有五个子女，那时工资低，舅母过得很艰难，慢慢地她脾气越来越坏，后来变得有点怪了。这对夫妻是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吵来吵去，小舅依然我行我素，舅母没办法，只好“拍桌打凳”撒气，家里气氛极差。
小舅家庭生活不幸福，源头在包办婚姻。那时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前两人都没见过，小舅只有十七岁，还未成年，根本没准备好承担丈夫、父亲之责。舅母再漂亮，人再贤惠，对他来说都只是个陌生人。两人性格不合，小舅又是长不大的男人，两人无法磨合，婚姻不幸福，小舅就往外去寻找刺激。舅母看他不成器，满腔怨气变成积怨，从贤淑的良妻变成河东狮吼的悍妇，两人越走越远，这一辈子不知怎么熬过来的。
大前年，舅母去世了，小舅也老了，他把自己料理得很好，一点不觉孤独，也许，这是彻底解放了。他的晚年由女儿照顾，三个女儿都继承了母亲的优良品格，很孝顺，她们轮流来家里做家务，小舅享受这样的生活，很安心。小舅最遗憾的是大儿子德庆因病英年早逝，这儿子是小舅最喜欢最看重的，因他为陈家生了孙子。孙子取名陈杰，小名叫阿杰宝。大儿子一家与舅舅生活在一起，后来大儿子去北京发展，阿杰宝从小由二老带大，对老人也很孝顺。大儿子在京发展不顺利，后来回宁波，工作不顺，夫妻又离了婚，不幸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对小舅、舅母打击很大。儿子死了，舅母就此病倒，后来脑子也糊涂了。小舅身体一向不错，这次也生了病，好几年才走出这个阴影。阿杰宝很听话，大学毕业有了工作，一直与他们住，结婚后才搬出去，但双休日，节假日必带着孩子回来住，是个很懂事的孩子。
小舅后来被认定为“离休”，与他广交朋友有关。宁波刚解放不久，就有人为他安排工作，这家公司是地下党为解放区购买药品等物资开的，他算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还有一位姓吴的专员，是当年的麻将搭子，他特地找到小舅，说当年你不畏艰险，为我们望风，是有功的，所以你可以算离休，还为他开了证明。小舅没想到他当年不分青红皂白交朋友，还交到了地下党，为革命做了贡献！于是，他享受“离休”待遇，不过不算离休干部，是离休老工人。尽管待遇不如离休干部，也是莫大的荣誉，至少，医疗待遇大大提高，退休工资也比同龄人高一大截。
小舅喜欢新生事物，讲究生活品质，在我们还不知空调这些电器时，他早装上了，什么取暖器、按摩椅、高清电视机……他都早早享受起来了。一直到老，他总穿得山清水绿，头发整齐，出门皮鞋锃亮。他个子瘦小却很精神，学历不高，却勤于看书看电视，天下大事他都了然于胸。
他恪守传统，很早就宣布，只有儿、孙才是陈家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娘家所有东西，一把草都不会给她们。三个女儿从小就习惯了父母的“偏心”，一点没怨言，照样天天来照顾，对阿杰宝也爱护有加。从不管家的小舅，真是好福气！
在非常时期，小舅没受冲击，很奇怪的，解放前他那段历史似乎并未写入档案，也许因为他没加入过任何党派，也没担任过什么职务，即使别着手枪，也只是好玩，故似乎没人往他头上泼脏水。再者，后来很多年，他只是个工人，不算干部，也没有职位，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工作，他生性不喜欢管闲事，也不爱与人交往，在单位里连话都懒得说。所以，他没有朋友，也不可能有敌人。那段日子，外公的子女只有他没吃过一点苦，没人来找麻烦，安然度过了。
小舅一向花钱如流水，解放后“油水”没了，他仅靠工资过日子，手头当然很紧，子女五个，再不管不顾，他这个当爸爸的也得负担家用。大舅、三舅早在上海落地生根，几十年里从来不回宁波去。外公家产分后，在土改中，因他是资本家，地被分了。乡下的祖田、坟田，本不该分，但仍分了。西马弄房子卖了，只有菱漕头房子在。房子里值钱东西早分的分，卖的卖，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剩下不少“屋肚肠”—房里的家具。上海的舅舅不回去，这些东西他们也不要，于是就剩下小舅可以去收拾残局。听乡下族人说，那几年，小舅时不时回去，把“屋肚肠”装船，一船船运出去卖了。虽说不值大钱，但那时物价便宜，卖掉的钱还是很可观的。
小舅最后一次运东西，大概在困难时期，船上已没有大物件，只有破破烂烂的杂物，箩筐，锄头，铁锹，簸箕什么的。乡人说，屋里已搬得“精光滑特”，连一根草也没剩下。三位舅舅的菱漕头房子后来都卖了，那时房子不值钱，每间只上百元。从六十年代起，菱漕头已不再属于外公家，都住进了外姓人。只有对面原属外公弟弟陈莲生家的房子里还住着阿华舅舅一家，一直到这次全村拆迁，阿华舅舅还住在这里。
前几年，因造植物园，菱漕头拆迁，按理拆迁与小舅已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听同村的益美姑姑说，小舅回去大吵几次，有次还拍桌子，差点把拆迁办桌子掀翻了。他的理由是这田、这屋都是陈家的，房子虽没了，根还在，外面晒谷场，前后通道，廊沿……都没分过，仍姓陈，怎么可以说拆就拆？要分！小舅说的这些当然是歪理十八条，本无可能分房，但村支书说，陈家还有祠堂、菱漕在，崇本小学也在，总是陈兰荪的功劳，还是照顾他们，分套房子吧。
支书怕上海两位舅舅的后人也来吵，要小舅让这两家人写好保证。说只分一套房，已是照顾，为的是陈兰荪为村里为宁波做了许多事，是乡里的感恩，分房子不是“明份账”，其他人不好来吵。姑姑说分了一套房给小舅，但后来我问小舅，他不承认，说分房要办很多手续，要东跑西跑，家里没人做这些麻烦事，没分到。按小舅脾气，不分房给他，他肯定要吵到底，不罢休，不可能半途而废。而分房要人跑，办手续麻烦，特别要上海两位舅舅后人写保证，实在也是难事。我没有去深究，分析下来，房子肯定没拿，应该是拿到了现金补偿，这次拆迁分到房的还有现金补偿。小舅打死不承认，自有他道理，无非怕上海几家人知道了来分钱，干脆说没有，少麻烦。其实上海两位舅舅后人都不见得会为此事去宁波吵，即使知道了，大概也不会去宁波找这些麻烦的。所以小舅是得益多的人，他运气好。
几年前的国庆节，小舅来了上海，阿杰宝用车送他来沪，住在三舅女儿小华家。小华从小与小舅关系好，很亲，当他是“上客”，让出了自己卧房，每天好菜好点心招待，还陪他去寻旧。
小舅去了“三阳”，他对店里人说旧事，店里人一头雾水，那天负责人不在，店员忙做生意，没人理会这位老人。小舅一肚子“淘古”没处说，心里很不爽。他又去了国际饭店，在那里喝咖啡吃蛋糕。他坐了轮椅逛南京路，说：“不认得了，怎么那么多人！”九十多岁的小舅穿得山清水绿地逛街，真是好兴致。那年他身体挺好，人也清爽，只是不能走长路。因为怕有闪失，他住了两夜就回宁波了，说还有“百乐门”没去，不尽兴。
近日听爸说，小舅危在旦夕，我正好有事去庄市，特地多留一天去看他。小舅妈去世后，他的三个女儿周一至周五来家里照顾他，他不肯用保姆，几个女儿来，他也“一毛不拔”，近两年才有点像个父亲了，谁来，每天给一百元，除了吃饭钱，算是给点补贴了。自5月开始，他觉得腿上无力，不再起床，起先吃饭、如厕还会下来自理，最近三个月，慢慢地连翻身都不行了，最后只能被困在床上。
小舅拉着我手问长问短，问到妈，那时妈已不会说话，但我没如实说，骗他说是妈要我来看他。小舅说，带信给四姐（我妈），都老了，时节介嘞（就这样了），和众自顾自（都自管自），好好过一天是一天了。他说，等好起来，还想再去上海一次，最后去一趟，看看四姐，看看老朋友。我向他保证，等天暖和了，春天到了，他能走路了，我开车去接他，陪他去百乐门跳舞。小舅笑说，舞是跳勿动了。我说，可以请个美女陪着聊天。他很开心。其实，我们都明白，不会有这么一天了，但都假装相信。
墙上挂着外公外婆的照片，我没见过，拿下来看，是外公和两个外婆的画像翻拍成的照片，三人都穿清朝服装。外婆很清秀，三姨特别像她。我拍了照，这是很珍贵的资料，我第一次见到。我和小舅拍了合影。我扶他坐正，他身上是皮包骨头。他靠在我身上，记忆中我从未亲近过他，连握手都未有过。这是唯一也是最后一次，我离他很近，用双手抱他，用我的肩让他靠着。他的白头发凌乱，身上有老人味，被子床单也不干净，但我仍然让他紧紧地依着。娘舅驮（大）来头，他的身上流着和我同样的血脉，尽管几十年很疏远，但仍是我的亲人。
临别，小舅握住我的手说，望望（问候）四姐。我走勿动，勿会去看伊了，欧伊（叫她）好好吃饭。我没敢说，妈已不会吃饭了。我们再没说去上海……我向他挥手告别，最后说的一句话也是，舅舅，侬好好吃饭。舅舅望着我，说，月丽，节末（今天）我交关（非常）开心，侬来看我。侬走好，慢慢走。我不敢说话，走了。生离后面就是死别，舅舅知道，我也知道。因为小舅一直住宁波，我们与他的关系比较疏远。不像三舅，一年之中好多次不是他来就是我们去，很亲。妈除了阿娘去世，几十年再没回到老家。小舅在解放后有了正式工作，也没处可“野”，孩子多，家累重，他很少来上海。印象中，从记事起，我与小舅没见过几次。
不能忘记的是，我来上海上学是小舅带我出来的。其余事都记不清了，只记得与他在轮船上住一个小房间，墙上有圆圆的窗。船开了很久，远远的看见岸上有人，很小，我奇怪地问舅舅，那些人为什么那样小？他说是小人国。现在想起来，这个回答很有童话意境，真不大像他的为人，居然挺会哄孩子的。这个“小人国”的回答记忆深刻，后来我看到了巨人国、小人国的童话，很长时间相信，世界上的确有小人国。
在船上，大多是睡觉，没留下什么有趣的记忆，只记得他给我吃橘子，小小的，很甜，他说是黄岩蜜橘。那时宁波到上海，傍晚上船，到第二天下午才到上海，二十多小时。好像没饭吃，阿娘给我带了灰渍团，吃了好几个。
20世纪80年代，爸妈在宁波住，我常回去。有次妈过生日，舅舅、舅妈一起来了，买了蛋糕。小舅在姐姐面前，似乎很放松，不断笑，话也多。舅妈却板着脸不大说话，那时她的脾气已变坏了。有一次，我与爸妈一起去他们家，舅妈已变得很古怪，不肯用保姆，也不准女儿做家务，家里乱七八糟，厨房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拿抹布擦桌子，抹布油叽叽的，弄得手上黏哒哒，再看碗也没洗干净。他们留饭，爸妈不好拂面子，坐下了，我也只好坐下。这顿饭怎么吃得下！是饿着肚子回家的。妈妈好心劝舅妈，自己做不动，用个保姆帮忙。舅妈勃然变色，说，你们知识分子，我们搭不够的！用不起什么保姆！弄得妈不知说错了什么话，尴尬极了。
后来，妈在宁波过七十岁生日，我特地回去，小舅一个人来的，三姨也来了，很开心地一起吃了一顿饭，气氛极好。宁波还有小姨，那时她已生病不认人了。否则四姐弟聚在一起，多好！这是唯一的一次在宁波我见到妈和姐、弟在一起吃饭。他们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一直笑，一直笑。不管长得多大，变得多老，兄弟姐妹都是血脉相连的亲人。
爸妈回上海后，小舅时不时打电话给妈，妈常说“现在雩庭像一个人了（意思是他知道问候姐姐了）”。妈有时也打电话去，姐弟俩倒比以前亲多了。前年小舅国庆节来上海，特地来看妈。小舅坐了轮椅，妈坐在靠椅上，两人拉着手，泪光闪闪的。妈说，我没坐轮椅，侬哪能（你怎么）先坐上了？小舅说，平时不坐的，走长路不行了。妈笑他，你坐轮椅，怎么“蓬嚓法（跳舞）? ”大家都笑。那时，小舅身体不错，只是寂寞，舅妈走了，虽然女儿们天天轮班来，总没有共同语言。再是怨偶，总还可以吵吵架，现在说话的人没了，要吵也没人理了。小舅说他早上起来，打开门，就坐着看门前走来走去的行人，还好是一楼，否则连人影都看不见一个，“啊要闷煞”！那天，小舅坐一会儿就走了，没吃饭，他急着要去南京路。妈送他到门口，两人拉着手，妈说，九十多岁了，路上当心哦！小舅说，四姐，侬也当心，下回再来上海望（看）侬。妈一直送他到电梯旁，电梯门关上了，小舅喊了一声：“四姐！”妈流泪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八九十年代，我去宁波的次数很多，但想不到去看小舅。除了本来就不亲，主要是怕舅妈，她脑子不好使，说话“没轻头（乱说话）”，我怕自讨没趣。一直到2016年，我因想写外公家史，两次去看了小舅。他是我唯一活着的舅舅，因一直住宁波，他知道不少外公家事，给我说了许多我不知道的事。只可惜他当时很年轻又不当家，许多事没参与，因年代久远，有些事也记不清了。他不仅说，还把一些人名写了下来。很遗憾以前我没想到去采访他，许多资料都不复存在了。
就在那天，德胜表弟正好回来，知道我在找外公墓，自告奋勇于第二天带我去找。总算在九龙湖公墓找到了。我第一次去看他时，小舅怎么也想不起来外公葬在何处，第二次，才在德胜表弟帮助下，千辛万苦地找到了。
妈能讲话时，小舅时不时打电话来，两人七搭八搭地讲讲话。后来妈不能讲话了，小舅与爸没什么可说，电话也不来了。10月7日，我去庄市参加庄市祠堂祭祖仪式，去看了小舅。当时他已不大能动。11月3日，我回老家参加“镇海籍名家故乡行”活动后，又去看了小舅，他的状态已不大好，但思维清晰，还想起外婆姓吴，我问过许多陈家人，他们都不知。
舅舅拉着我手说，想吃老母鸡吊的鸡汁，要吃大闸蟹，可惜吃不下了。他床头柜上放着一瓶可乐，饿了喝一口，还能吃几口粥。世上最痛苦的事，是思维清晰，意识清醒，但身体却先罢了工！本来他三个女儿轮流来家里照顾。最近，大女儿美君摔跤，脑骨骨裂，躺倒在床。二女儿身体弱，一不留神就要昏倒，一向由二女婿来服侍丈人，但二婿现患前列腺癌已转移至骨，不能尽责了。只有三女碧君二十四小时侍候，没有替换又不肯用保姆，实在吃不消也只好硬撑着。
老人到人生末路这个难题，是个死扣，无人能解。临走，我暗暗祈祷，上苍善待舅舅，让他好好地走吧，别受折磨了。
11月11日妈离世，我给小舅电话，小舅没哭，只是说：“哦，四姐走了？叫伊好好交走（叫她好好地走）! ”然后关照送两只花圈，一只写“小弟敬挽”，一只是四个子女“德庆、美君、惠君、碧君敬挽”。
2019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