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唇曾经知道”——策兰与巴赫曼

一条弓弦

把它的苦痛张在你们中间

保罗·策兰（1921—1970）和英格褒·巴赫曼（1926—1973）于1948年5月在维也纳相识并相爱。然而，维也纳对策兰而言只是一个流亡中转站，作为来自罗马尼亚的难民，他不能留在奥地利，只能去法国，而巴赫曼当时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后来的二十年，两人在文学上都获得引人瞩目的成就。策兰与巴赫曼，代表着德国战后文学史上的一个时代。

巴赫曼比策兰小五六岁，生于奥地利与斯洛文尼亚、意大利接壤的克拉根福特。她父亲曾参加过纳粹军队，这使她长期以来对犹太人有一种负罪感。她本人自童年时期就对纳粹历史深怀厌恶和恐惧，在一次访谈中她说：“就是那样一个确定的时刻，它毁灭了我的童年。希特勒的军队挺进克拉根福特，一切是那样的恐怖。从这一天起，我的记忆就开始了……那无与伦比的残忍……那疯狂的嚎叫、颂扬的歌声和行进的步伐——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恐惧。”^[1]

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和策兰走到一起，并始终和他站在一起。她和策兰认识的时候，已开始创作小说，同时撰写关于海德格尔哲学的博士论文。她是在策兰的激励下走上诗歌道路的。她也比其他任何人更能看到策兰身上那些不同寻常的东西。1952 年，已在诗坛崭露头角的巴赫曼力荐策兰参加当年的西德四七社文学年会，为策兰在西德的成名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后来的“戈尔事件”中，她站出来为策兰辩护；1967年间，巴赫曼向自己的出版社推荐策兰做阿赫玛托娃诗歌的译者，后来，该出版社确定了另外的译者，是纳粹歌曲的作者，巴赫曼当即决定将著作出版权从该出版社收回。巴赫曼做了这一切。她深信作家卡尔·克劳斯的一句话：“每种语言的优势都根植于其道德之中。”

几年前，德国出版界的一个重要事件是策兰、巴赫曼书信集的出版。书信集名为“心的岁月”，出自策兰《科隆，王宫街》一诗的首句，共收入两位诗人自1948年6月至1967年7月整整20年间的196封（件）书信、电报、明信片及作品赠言，其中包括了策兰寄给巴赫曼的90封（件），巴赫曼寄给策兰的106封（件）。另外，还收入了策兰与巴赫曼的男友弗里希的16封相互通信、巴赫曼与策兰妻子吉赛尔的25封相互通信。这部书信集根据出版惯例，要到2023年才可以问世。为了满足研究者和读者的需要，苏尔坎普出版社征得双方亲属的许可，于2008年8月提前出版了。

这些书信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不仅是两位诗人富有戏剧性的爱情/朋友关系和人生、创作历程的记载，也是战后德国文学的见证，是与政治历史背景有广泛关联的个人档案。这一切，正如德文原版的《诗歌的信件秘密——诗学后记》所言：“巴赫曼与策兰的爱情关系是1945年后文学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章节。通过这本书信集，可以了解到这两位重要的德语诗人之间的关系及其文学与历史的维度。这是关于奥斯维辛之后的作家写作问题秘密的典型文案。”

在这“心的岁月”里，常常是巴赫曼不停地写信，而策兰保持沉默，或是只寄上“一小罐蓝”（见策兰1953年3月在寄赠巴赫曼的诗集《罂粟与记忆》上写的赠言）。但他们都从对方那里吸收了思想、激情和灵感，对彼此的创作和翻译都产生了重要的激励作用（“我窃取了你的龙胆草，因此拥有金菊花和许多/野莴苣”，策兰致巴赫曼）。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各自的“存在与死亡”深刻相关。当然，这种痛苦、复杂、持续了一生的爱和对话，也带有一种悲剧的性质。对这种“爱之罪”，策兰自己有诗为证：“嘴唇曾经知道。嘴唇知道。/嘴唇沉默直到结束。”（《翘起的嘴巴》，1957）

这些书信首先见证了他们的相爱。“保罗，亲爱的保罗：我向往你及我们之间的童话。……我可以比别人更能理解你的诗歌，因为我们曾经在里面相遇，从那以后，贝阿特丽克斯巷^[2]就不复存在。我常常想念你，沉湎于你的诗歌，并在里面与你对话，将你陌生而黝黑的头抱在我的双臂间，想把你沉重的石头从你的胸口搬开……让你听到歌唱。”这是巴赫曼1949年5月底从维也纳写给策兰的一封信稿。

有别于一般的情爱，这个故事中的年轻男主人公向对方奉献的信物是“罂粟花”。这也许是因为从这奇异的花中可以提炼鸦片，而鸦片是一种麻醉、镇痛的物质。幸存者也想忘却历史，因为他们要活下来，不被奥斯维辛的死亡幽灵所纠缠，因而罂粟会成为策兰诗中重要的意象。为巴赫曼的生日，策兰还写下了《花冠》这首名诗：“我们互看，/我们交换黑暗的词，/我们互爱如罂粟与记忆，/我们睡去像酒在螺壳里，/像海，在月亮血的光线中……”

为纪念这种爱，策兰1952年在西德正式出版的诗集就叫《罂粟与记忆》。

《花冠》深受巴赫曼的喜爱，她这样回复策兰：“我常常在想，《花冠》是你最美的诗，是对一个瞬间的完美再现，那里的一切都将成为大理石，直到永远。”“唉，是的，我爱你，而我那时却从来没有把它说出。我又闻到了那罂粟花，深深地，如此的深，你是如此奇妙地将它变化出来，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为此，巴赫曼渴望去巴黎，“别问我为什么，为了谁，但是，你要在那里等我……带我去塞纳河畔，我们将长久地注视，直到我俩变成一对小鱼，并重新认识对方”。

但是，那些莫名的障碍也一直存在于他们之间。策兰在1949年8月的信中写到：“你知道吗，英格褒，为什么去年以来我给你写得很少？不仅仅是因为巴黎将我逼到一个如此恐怖的沉默中……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你对我们在维也纳的那短短的几个星期持什么看法……也许我弄错了，也许就是如此，我们相互之间要回避的地方，恰好正是两人都想在那里相遇之地，也许我们两人对此都负有责任。不过，我有时对自己说，我的沉默也许比你的沉默更容易理解，因为，我所承受的黑暗更久远。”

的确，作为大屠杀的一个幸存者和流亡者，策兰“承受的黑暗更久远”。这在他于维也纳期间写给巴赫曼的《在埃及》一诗中就体现出来了：

你应对异乡女人的眼睛说：那是水。

你应把从水里知道的事，在异乡女人眼里寻找。

你应从水里召唤她们：露丝！诺埃米！米瑞安！

你应装扮她们，当你和异乡女人躺在一起。

你应以异乡女人的云发装扮她们。

你应对露丝、米瑞安和诺埃米说话：

看哪，我和她睡觉！

你应以最美的东西装扮依偎着你的异乡女人。

你应以对露丝、米瑞安和诺埃米的悲哀来装扮她。

你应对异乡女人说：

看哪，我和她们睡过觉！

这首诗真是异常悲哀。异乡的爱情给诗人带来了安慰，使他感到了“水”，但也更深地触动了他作为一个幸存者的精神创伤。诗题“在埃及”，首先就喻示着犹太人的流亡。据《旧约》记载，犹太人曾在埃及为奴，后来在摩西的带领下出了埃及。诗中的三位女子，都是犹太女子常起的名字，其中露丝为策兰早年在家乡泽诺维茨的女友，曾帮助过策兰躲避纳粹的迫害。米瑞安为摩西的妹妹的名字。“你应从水里召唤她们”，这一句不仅富有诗意，而且震动人心。诗人试图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保持平衡，但他做不到。策兰的一生，就带着这种艰难重负。

而巴赫曼，也一直试图帮助策兰摆脱。她在1949年11月24日的信中写到：“我应该去看你……我很害怕，看见你被滔滔的海水卷去，但是，我要造一条船，把你从绝望中带回来。为此，你自己也必须做点什么，使我的负担不致太沉重。时间和别的许多东西都在和我们作对，但是，它们不能将我们要拯救的东西毁灭。”落款是：“我紧靠着你，/你的英格褒”。

后来，巴赫曼真的从维也纳去了巴黎，但策兰的精神重负也传给了她。她总是觉得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阴影，她甚至“感到某种窒息”。这次旅行后她写的《巴黎》一诗，就传达出这种深深的迷惘。在此后的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件事，策兰要收回他送给巴赫曼的家传的戒指，这使巴赫曼很受伤，不过她也理解，她知道“这个戒指的历史——对我而言，这历史是神圣的……而我只能对你说，我可以以面对死者的良知佩戴这戒指”。在信中她还这样请求：“请别忘记，因为你的诗歌我才写作；我希望，我们之间别的协议也不会由于我们的论争而受到伤害。”

也许，这就是命运：他们只能作为两个独立的诗人相处，但不可能生活在一起。策兰因为戒指一事而感到对巴赫曼“犯下了罪”，巴赫曼也接受了这种命运。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巴赫曼在维也纳盟军电台红白红得到一个编辑职务，她以忘我的工作来打发时光，并开始创作广播剧。在通信中她只是请策兰多给她寄诗来，“有时，我只能通过它们来生活和呼吸”。

在巴黎度过最初艰难的几年后，1951年11月，策兰认识了后来的妻子、版画家吉赛尔，并于一年后成婚。1952年5月，他和巴赫曼一起参加了西德四七社文学年会（巴赫曼在信中嘱他一定要带上《死亡赋格》朗诵）。同年，他的诗集《罂粟与记忆》在斯图加特出版，其中《死亡赋格》一诗很快在德语世界产生了广泛、重要的影响。

1953年也是巴赫曼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她以《大货舱》等四首诗获四七社文学奖，作为一个文学新星成为西德《每日镜报》的封面人物。同年12月，她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延期偿还的时间》，之后她辞掉了电台的工作，和音乐家亨策到意大利的伊夏岛居住。1955年，策兰在西德出版了诗集《门槛之间》。1956年，巴赫曼的第二部诗集《大熊星座的呼唤》出版。他们各自将自己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引人瞩目的高度。

这是战后德语文学“诗歌的十年”。1958年，在不莱梅文学奖获奖辞的最后，策兰这样说：“我相信不仅我自己带着这样的想法，这也是一些年轻诗人的努力方向。”策兰所说的这些年轻诗人，主要包括了四七社诗人群，如埃希、巴赫曼、恩岑斯贝尔格，以及后来致力于小说创作的格拉斯，等等。相对于在战后复出的表现主义诗人本恩的“绝对诗”与布莱希特的社会讽喻诗歌，策兰显然与上述四七社诗人有更多的共同点。埃希于1950年第一个获得四七社文学奖，他的成名作《清单》，成为战后文学清算和语言净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巴赫曼的“到期必须偿还延期偿还的/时间已出现在地平线上”（《延期偿还的时间》），带着一种紧迫感和警示感，已成为战后时代意识的一部分。恩岑斯贝尔格的诗则更多地带着一种历史反省和批判的锋芒，如《写进高年级的课本》（刘国庆译）：“不要读歌赋，我的儿子，读一下航空时刻表：/它们更为准确。趁为时不晚，/打开海图。要警惕，不要唱歌……”

策兰和巴赫曼一起，经历了这样一个激发着他们的诗的年代。1957年10月11日，策兰到西德乌佩塔尔参加文学联盟年会（该文学联盟于1945年年末成立，全名为“精神革新协会”），并在那里与巴赫曼重逢。在四年没有联系之后，他们顺从了他们之间的那种引力，并恢复了他们的爱情关系。会议之后，他们一起来到科隆，住在邻近大教堂和莱茵河畔的王宫街一家旅馆，该街区一带在中世纪为犹太人的居住地和受难地（不仅在纳粹时期，在中世纪发生的一场大瘟疫中，犹太人就曾作为祸因惨遭集体屠杀）。策兰后来写出了这首诗，并从巴黎把它寄给了巴赫曼：

心的岁月，梦者

为午夜密码

而站立。

有人在寂静中低语，有人沉默，

有人走着自己的路。

流放与消失

都曾经在家。

你大教堂。

你不可见的大教堂，

你不曾被听到的河流，

你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

多么好的一首诗！诗一开始的“心的岁月”，即给人一种屏心静气之感，似乎诗人所经历的全部岁月，把他推向了这一刻。接着是“梦者”的出现，他不是因为眺望星空而是因为“午夜密码”而站立——这种策兰式的隐喻，指向了历史和宇宙那黑暗的、解不开的谜。

接下来，诗人由眼前所见延伸到历史的深处，并由此发出了他的追问：“你大教堂。”句式很不寻常，而且在诗中单独成节，我们可以体会到当一个诗人在午夜面对宇宙的寂静和黑暗、面对那消失的苦难历史从而直接发出呼喊时的那种内心涌动了！

诗写到这里，被推向一个高潮——“你大教堂”，这就是诗人要追问和述说的一切，而接下来的，不过是它的回声。因此在全诗的最后，诗人所追问的大教堂、所凝望的黑暗河流和所倾听的钟声，被转入一个更深邃、内在、不可见的层面，从而有了更深长的意味。

尤其是“你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这最后一句，它成为两位诗人再次走到一起的深刻见证。在后来给巴赫曼的信中，策兰自己也曾引用过这一句诗。它已成为他们之间的一种精神暗号。

诗歌和爱一起被点燃。《白与轻》是策兰回到巴黎后不几天后寄给巴赫曼的。他在信中写道“读吧，英格褒，读吧：给你，英格褒，给你——”：

镰刀形的沙丘，未曾数过。

风影中，千重的你。

你和我的

赤裸着伸向你的胳膊，

那失去的。

光柱，把我们吹打到一起。

我们忍受着这明亮、疼痛和名字。

而在诗的最后，诗人这样询问：

你睡着了吗？

睡吧。

海洋的石磨转动，

冰光和那未听到的，

在我们的眼中。

爱情的复发带来了诗。接下来，在一连数日的信里，都是策兰写给巴赫曼的诗：《碎石驳船》、《翘起的嘴巴》、《万灵节》、《日复一日》、《一只手》等。对于这些接踵而至的诗，巴赫曼也有点不知所措，就干脆默默地承受着它们的冲击。

的确，现在，是巴赫曼在“承受更久远的黑暗”了。在该年10月28日至29日致策兰的信中她写道：“我要感谢你，你把一切都告诉了你的妻子，为了使她‘节省时间’，我却要说，即使她能减轻，也是更加负债了。……我必须说明理由吗？”“当我必须想到她和那孩子（即策兰和吉赛尔之子厄里克，1955年生）时——而我永远不可能避免这个问题——我就不可能和你拥抱。我不知道接下去会如何。”

这就是“爱之罪”。以下就是策兰的这首《翘起的嘴巴》：

翘起的嘴巴，可以感觉：

黑色的植物。

（需要它，不找寻光，留下

雪纱，留下

你的猎物。

两者都可以：

触摸，禁止触摸。

两者谈着爱之罪，

两者都想存在与死亡。）

叶片疤痕，嫩芽，密密睫毛。

在眼睛尽头，陌生的日子。

豆荚，真实而开放。

嘴唇曾经知道。嘴唇知道。

嘴唇沉默直到结束。

但在策兰那里，也有一种深深的喜悦，在收到巴赫曼的上封信后他这样回复：“毁灭吗，英格褒？不，当然不。……不必抱怨那场暴雨，那场侵袭了我的暴雨——对我而言，无论什么后果，它都是幸福和喜悦。”“你也知道，当我与你相遇之时，你对我来说既是感觉也是精神，两者都是。它们永远不能分开，英格褒。”“想想《在埃及》。当我读它，就看见你步入其中：你是那生命的泉源，也正因为这样，你是我言说的辩护者，并且将继续如此。……然而，即使单独的言说什么也不是，我也要和你一起沉默。”“英格褒，如果生命不迁就我们，还等待它并为此而存在，对我们而言，这将是一种最错误的方式。”“存在，是的，我们可以，并且可能。存在——为了相互存在。”

“存在——为了相互存在”，这话是多么坚定而又耐人寻味！就在接着的下一封信里，策兰还这样说：“《科隆，王宫街》不是一首美丽的诗吗？……英格褒，通过你，通过你。如果你没有说过‘梦者’，它怎么会产生呢。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可以生存。而现在我耳边又响起了你的声音！”在信中他还告诉巴赫曼他将在11月底去慕尼黑，“回到跳跃之处”。

就在策兰说的这个时间的稍后几天，策兰去慕尼黑朗诵诗歌后与巴赫曼又相会了。关于此行，策兰写下了《日复一日》，并把它寄给了巴赫曼：

你这焚烧的风。寂静

曾飞在我们前头，第二次

实在的生命。

我胜了，我失败了，我们相信过

昏暗的奇迹，那枝条，

在天空疾书，负载着我们，在月球轨道上

茂盛，留下白色痕迹，一个明日

跳入昨日，我们拿来

那盏灯烛，我哭泣

在你的手掌。

就在写这首诗后，策兰还从准备出版的诗集《语言栅栏》里选出21首诗编为一卷送给巴赫曼。在他那时的信中，他还充满激情地记下了巴赫曼与他在慕尼黑火车站惜别的情景，记下了火车上那“不同寻常”的一幕：火车启动后，他拿出巴赫曼的诗集开始读，“仿佛一个沉溺者进入一种完全透明的光中”，当他抬起头来，他发现坐在窗前的那位年轻女士正在拿出最近一期的《音调》杂志，并开始翻页，“她翻呀翻呀，我的目光可以跟随着她翻页，我知道，你的诗歌和你的名字即将出现。于是，它们出现了，翻阅的手停留在那里……”

总之，巴赫曼已无处不在。她已占据了他的全部存在。

不过，这只能是短暂的爆发，而且会留下痛苦的伤口。就在巴赫曼与策兰相聚的时刻，她也在想着巴黎的吉赛尔，并因此而深深自责。另外，她也需要有自己稳定、安全的生活，因此，从1958年11月起，她开始与瑞士著名作家马克斯·弗里希同居（此后他们在一起过了四年）。也许正因为如此，策兰在1959年出版的诗集《语言栅栏》里，把上面这首诗的最后几行改为：

……一个明日

跳入昨日，我们拿来

丢失了那盏灯烛，我把一切

扔进无人的手掌。

看来命运是注定的，它会从明日“跳入昨日”。在这种跳跃中，丢失了未来，丢失了那盏灯烛。手掌也成了“无人的手掌”。而他们都只能生活在一种致命的“缺席”里。策兰在1963年出版的诗集干脆就叫《无人玫瑰》。

在这之后，这两位诗人仍经常保持着联系，但他们都已理智多了。1960年5月，流亡、定居在瑞典的犹太女诗人奈丽·萨克斯获得德国梅尔斯堡的文学奖。由于多年前最后一分钟逃离柏林的恐怖记忆，她不愿在德国过夜，决定住在瑞士苏黎世，然后绕道到梅尔斯堡领奖。于是策兰一家专程从巴黎到苏黎世看望萨克斯，并在那里见到巴赫曼和弗里希。这两位诗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微妙了。

而在这前后，策兰与巴赫曼之间的联系，更多的和一些文学事务有关，和海德格尔生日庆祝专辑以及持续多年的“戈尔事件”有关。巴赫曼和策兰都是海德格尔很看重的诗人，因此他请他们在自己生日时写一首诗。巴赫曼对海氏在希特勒时期的表现当然持批判态度，但也“始终看到他思想和作品的突破之处”，因此写信给策兰询问是否给海氏写诗，策兰拒绝了。拒绝的原因，不仅在于海氏本人，更在于策兰不想和庆祝专辑名单上某些在他看来“不干净”的政治投机分子为伍。策兰的态度，最终促使巴赫曼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至于“戈尔事件”（即戈尔的遗孀对策兰“剽窃”的指控），不仅是深刻影响策兰本人的一件大事，也把巴赫曼深深卷入了其中。

1949年11月，策兰流亡到巴黎一年多后认识了超现实主义前辈诗人伊万·戈尔。戈尔本人很看重策兰的诗歌才华，请策兰将他的诗从法文译成德文，并在1950年2月的遗嘱中将策兰列为戈尔基金会的五位成员之一。

但是，戈尔逝世后，戈尔的遗孀克莱尔·戈尔对策兰的译文很不满，认为它们带有太多的策兰本人的印记，并阻止出版策兰的译作。这使他们的关系布下了阴影。1952年，策兰的《罂粟与记忆》出版后在德语世界获得高度评价，这在克莱尔那里引发了强烈反应。从1953年下半年起，她就把指控策兰“剽窃”的“公开信”及相关“资料”寄给众多作家、评论家、出版社、杂志和电台编辑。她列举了《罂粟与记忆》与戈尔1951年出版的诗集中相似的句子和段落。但实际上，《罂粟与记忆》中除了一首，其他诗作均出自策兰1948年在维也纳出版的诗集《骨灰瓮之沙》（该诗集后来因印刷错误太多而被策兰本人撤回、销毁，只卖出去了少许几本），而且这本《骨灰瓮之沙》策兰也于1949年11月送给过戈尔本人。克莱尔的指控是很恶毒的，手法也很“精明”，她把她丈夫遗留的德文诗歌及片断仿照《骨灰瓮之沙》的风格做了手脚，并通过戈尔法文诗歌遗作及自己的作品加以补充，甚至将这些遗作的日期改为1948年前，并在西德出版，以置策兰于不利的地位。另外，她还盗用了策兰的未能出版的戈尔诗歌的德译，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翻译。

这样，关于策兰“剽窃”的传闻不胫而走。1954年，在西德就有人指责策兰抄袭。1957年策兰在不莱梅朗诵时，听众中还有人问起了克莱尔的指控，使策兰愤而离席。更使策兰难以承受的，是对他个人的这种诋毁与在西德死灰复燃的反犹浪潮的某种“同步性”。1957年他在波恩大学朗诵时，反犹分子曾在他朗诵的教室黑板上写下恶毒的标语。更可怕的伤害还在后面：1960年春天，慕尼黑一家新创办的诗歌杂志以“爆猛料”的架势，以“关于保罗·策兰的不为人知的东西”为题，发表了克莱尔的信，并在编者按中声称拒绝“舔策兰先生的屁股”。几家西德著名的报刊不加任何考证和辨别，就直接引用了这些诽谤性的东西。这实际上使对策兰的指控达到了一个高潮。

纵然巴赫曼、恩岑斯贝尔格、延斯、斯聪第等著名诗人和批评家都曾出来为策兰辩护，德国语言和文学学院、奥地利笔会都一致反驳这种指控（正是在克莱尔的信公开发表以后，德国语言和文学学院决定将该年度的毕希纳文学奖授予策兰），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以致策兰很难从中走出。他不仅感到自己成为诽谤的对象，也感到自己成了新反犹运动的牺牲品，在1962年年初写给阿多诺的信中他就这样称：“这整个事情是一桩德雷弗斯丑闻，卷入的还有其他所谓的思想界精英。”（阿多诺并没有回复这封信，也许在他看来策兰过于敏感了。）在给朋友沃尔曼的信中，策兰还这样说：“此事根本不再是关于我和拙诗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全体尚能呼吸的空气。”在信的边缘他还补充写下：“人所不愿见到者，终究是诗。然而诗还是有的，因为荒谬……”^[3]

策兰的内心的确十分苦涩，在承受伤害的同时，他的反应也日趋极端了（实际上，从克莱尔那里发出的恶毒能量，已破坏了他的生活，并加速了他的最终崩溃），以致他把文学圈里的人分为两种：仗义的朋友与敌人的同谋。策兰的英译者汉伯格在策兰诗选修订扩大版的后记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他也曾收到克莱尔寄来的那些东西。他十分厌恶，请她不要再寄。不过，因为他不曾公开站出来“表态”，从此被策兰视为“叛徒、敌人和摧毁者”。

这些，都体现在策兰与巴赫曼那几年的通信中。巴赫曼当然一直和策兰站在一起，为策兰做了她能做的一切，但她也在不断地劝策兰从中摆脱出来：“关于新一轮戈尔事件：我恳请你，让这件事在你心中灭亡，这样，我认为它在外面也会死亡。对于我来说常常如此：那些迫害我们的东西只有在我们让它们迫害我们的时候才发生作用。”“真实使你超越于其上，所以你可以在那上面将之拂去。”（1958年2月2日）

但是，巴赫曼的这种好心劝告，在策兰那里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这里还有一件事，批评家君特·布吕克尔发表在1959年10月11日柏林《每日镜报》上的对策兰诗集《语言栅栏》的评论文章，也引起了策兰的愤怒。（该文称策兰的诗歌“缺乏实体的可感性，即使通过音乐性来弥补也无济于事。虽然这个作者喜欢用音乐的形式来写作：比如名噪一时的《罂粟与记忆》中的《死亡赋格》……在这些诗歌中，几乎没有什么乐音发展到可以承载意义的作用”，等等。）他把这篇文章的复印件寄给了巴赫曼，以期听到反响。但是，巴赫曼在回信中仍是好心相劝，马克斯·弗里希在来信中则大谈对文学批评究竟应该持什么态度，这使策兰彻底陷入了绝望。（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这样一篇“文学批评”，是怎样撕开了策兰的创伤！）策兰在1959年11月12日写信给巴赫曼，极其愤怒地说：

你还知道——或者是很多次：你曾经知道，我想在《死亡赋格》里试着说什么。你知道——不，你曾经知道，而我现在却要提醒你——《死亡赋格》对我来说至少也是：一篇墓志铭和一座坟墓。无论谁对《死亡赋格》写了那些——像布吕克尔这种人所写的那些——都是对坟墓的亵渎。

我的母亲也只有这座坟墓。

在这封信的最后，策兰甚至要求巴赫曼和弗里希不要再和他有任何联系：“请求你们，不要把我置于要将你们的信件退还给你们的境地！”

不过，就在这封信发出去后，策兰又给巴赫曼去了一信，态度也缓和了一些：“我的求救的呼声——你没有听它，你没有进入你自己的内心（我期待你能够那样），你在想着……所谓的文学。”“而马克斯·弗里希，他用了这个词‘事件’——其实是一次呼叫！——它却是文学的起源……”

就在巴赫曼因策兰的上一封“绝交信”而绝望时，她又收到了这封信，“感谢主。我又可以正常呼吸了”。她感到自己受到很大的伤害和委曲，同时她又抱着一线希望：“我必须谈谈我们。我们不能让它发生，我们得再次找到使我们走到一起的路，我们不能失败——如果那样，会毁了我。”

1960年前后的那几年，他们就是在这种彼此伤害而又互相需要的情形下度过的。巴赫曼，这位看上去坚强、理性的知识女性，实际上如她自己所说，也同样是一个“常常感到沮丧，在各种重负之下濒临崩溃，身上带着一个如此孤绝、充满自我解体和疾病的人”。在“戈尔事件”中她已为策兰做了很多，但她内心的“艰难”，也只能留在以下这封她从1961年9 月27日之后陆续所写的未寄出的长信中。该信的起因是策兰的电话，在通话中策兰又在抱怨过得怎样“糟糕”、“无助”，这使她深感沮丧，并感到“我没有更多的勇气再继续我们的友谊”了：

…………

亲爱的保罗，跟你说这些，也许又是不合时宜的，感到要说什么真是很困难。但是，正确的时候却不存在，不然，我早就讲出来了。我真的相信，在你自己的心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幸。从外部来的那些丑恶的事情，不需要你向我保证，那的确是真实的，因为我知道其中的大部分会毒害你的生命，但是你可以穿过它们，你也必须穿过它们。现在，就全靠你，只有你才能正确对待它们。

信的后面，自然又转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上，她不无心酸地这样说：

我到目前为止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和伤害，最严重的还是你施加于我的——……所以，我们应该开诚布公，不要失去对方。我也自己问自己，对于你来说，我是谁，在这么多年之后？一个幻象，还是一个不再是幻象的真实存在？因为，对我来说，在经历了如此多的事情之后，我只希望我作为我自己存在，今天，你真正看清了我是谁了吗，今天？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令我绝望。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在乌佩塔尔重逢之后，我相信了这个“今天”，以一种新的生命，我证明了你，你也证明了我，这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我接受了你，不仅是和吉赛尔一起，还有新的发展、新的苦难和新的幸福的可能性，它在我们共同承受的岁月之后到来。

…………

那就是你的不幸，我认为你比不幸更强大，而你却背道而驰。你不希望自己成为受害者，但是，这取决于你自己不去成为他……当然，它在到来，它将会继续到来，就从那外面到来，但是，是你批准了它来。这就是一个问题，你是否要批准它，接受它。然而，如果你自愿被它制服的话，那就是你的历史，而不会成为我的历史。如果你对它做出激烈反应，你就接受了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不赞同你。你对它做出反应，就等于给它铺平道路。你想成为那人，被它撞沉，但是我却不赞成那样，因为你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你想要他们因为你的毁灭而良心不安，而我却不能够支持你的这种意愿。你还是理解我一次吧……

我常常感到心酸，当我想到你的时候，有时我不原谅自己，因为自己竟然不曾为你所写下的那些诗——竟然指责我犯有谋害罪——而恨你。你越指责爱你的人犯有谋害罪，你是否就越没有罪了呢？我居然不恨你，那简直是不正常；如果你想要挽回并使事情朝好处发展，就应该也从这里开始……

在这封长信的最后，巴赫曼还谈到了吉赛尔：“我为吉赛尔想得太多……不过我真的想着她，并为她的伟大而坚强感到钦佩，而你却缺乏这些。现在你必须原谅我，但是我相信，她的自我牺牲，她的美丽的骄傲和忍耐对我来说，比你的诉苦更重要。”“她跟着你，在你的不幸中从未抱怨，但是如果她有什么不幸你却不会这样。我期待一个男人的方方面面通过我得到证实，但是，你却不给予她这样的权利——多么不公平！”

巴赫曼的长信无疑是一份重要文献。它揭示了两人关系中更真实、深刻、复杂的一面，也触及了策兰的一些“问题”所在。但是，她仍没有完全“设身处地”地体会到策兰已被伤害到什么程度。策兰并不是不想“超越”，实际上除了信件和与人交谈外，他本人并没有正式出面反驳对他的诽谤。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说他不想“与那些死灰复燃的戈培尔势力搅在一起”。实际上呢，那黑暗中的“戈培尔势力”却又太强大！正如吉赛尔在1960年12月发给巴赫曼的求助信（她请巴赫曼和其他作家“尽快行动”，“谴责那些谎言和诽谤”）中所写到的那样：“英格褒，我再对您说一遍，保罗已经经受不起了。他每时每刻都在等待邮件的到来，等待报纸的刊出，他的头脑里全部都是这些东西。对于别的东西已经没有留下位置了。——在经历了七年之后怎么还会有别的东西呢？”

的确，策兰的反应并不能仅仅归结于其偏执和多疑。他也完全有理由把“戈尔事件”与对犹太人的迫害和仇视联系起来，与“死亡的追猎”联系起来。其实，不独是策兰，很多大屠杀的幸存者，如萨克斯，也不时地被一种“被追逐恐惧妄想症”所控制。萨克斯在1960年7月25日给策兰的快信中就这样写道：“保罗，我亲爱的，只快快写几行：一个纳粹主义联盟正用无线电报追捕我，他们老练得可怕，知道我的每件事以及我去过的每个地方。当我旅行的时候他们使用了神经毒气。他们秘密地在我的房间里，通过墙里的扩音器监听了好多年……”^[4]

看来，一个没有策兰、萨克斯那样的恐怖经历的人，要进入他们所承受的“更久远的黑暗”还真难！即使是巴赫曼这样的“（策兰）言说的辩护者”，在这些方面仍有着她的重重困难。

好在这一切对策兰的创作本身来说也是一种激发。策兰曾受到俄国犹太裔思想家舍斯托夫的影响。舍斯托夫曾这样引证克尔凯郭尔的一句话：“至于我，年轻时便被赐予肉中刺。若非如此，早已平庸一生。”读了策兰后期的几部诗集，我们就会真切地感到这“被赐予”的“肉中刺”！也许正因为这“肉中刺”，这不肯愈合的伤口，策兰后来的诗作更尖锐、更有深度，在艺术上也更令人惊异了。1963年9月21日，策兰几乎是满怀喜悦地重新给巴赫曼写信：

很不顺利的一年——“已经过去了”，正如人们所说。

再过几周，我将出版一部新的诗集——编入的东西多样化，仿佛事先规定好的，伴随我走上了一条正确的“远离艺术”的道路。是一次危机的档案，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虽然有点极端，但如果连它也不是诗歌，那么，什么又会是诗歌呢？

策兰所说的诗集，为《无人玫瑰》（1963）。在这之后，他又陆续出版了《换气》（1967）、《线太阳群》（1968）、《光之逼迫》（1970，死后同年出版）等诗集，不仅在数量上惊人，其“无与伦比”更在于：他忠实于他的创伤，挖掘他的创伤，并最终以他的创伤飞翔——正如他在献给茨维塔耶娃的长诗《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1962）中所写的那样：

来自那座桥

来自界石，从它

他跳起并越过

生命，创伤之展翅

——从这

米拉波桥……

就在写出这首诗的七八年后，1970年4月20日夜，策兰自己果真从那座桥上跳了下去！对此我们只能说：他可以那样“展翅”了。他的痛苦的生命已达到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他的创伤也变得羽翼丰满了。

就在这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后不久，巴赫曼在自己的长篇小说《马利纳》的手稿中添加道：“我的生命结束了，因为他在被押送的途中溺死于河里，他曾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

这里的“被押送”，指的是纳粹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在巴赫曼看来，策兰的自杀是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继续。加缪也称策兰之死为“社会谋杀”。他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在策兰之前，不止一个奥斯维辛的幸存者这样做了。在这种意义上，策兰的纵身一跃也可视为一种终极抗议，是“在现实的墙上和抗辩上打开一个缺口”（策兰《埃德加·热内与梦中之梦》）。

策兰的这最终一跳，也不禁使我们想到了他早年写给巴赫曼的《在埃及》那首诗：“你应对异乡女人的眼睛说：那是水。/……/你应从水里召唤她们……”

策兰之死无疑也加深了巴赫曼的痛苦和精神抑郁（多年来，她一直靠药片来缓解她的抑郁症）。1973年5月，巴赫曼到波兰巡回朗诵，特意拜谒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受难处——她在那里是否想到了策兰？肯定。就在同年9月25日晚，巴赫曼死于她自己在罗马寓所的一场突然的火灾，年仅47岁。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或者说，它在我们的心中永不结束。

最后，我在这里介绍一下这部书信集的翻译、出版情况。最初的翻译始于2009年2月，那时我得到了斯图加特附近著名的“Akademie Schloss Solitude”的支持，前往德国一个月，从事策兰诗歌的翻译项目。（在这之前，我和芮虎翻译的《保罗·策兰诗文选》已在国内出版，这一次是对以前的译文进行修订和加注，并新译策兰的后期诗歌。）就在这期间，我和芮虎先生为这部刚出版不久的书信集所深深吸引，它把我们重又带回那“心的岁月”里，带回对两位诗人的命运之谜、诗歌之谜的探寻里。为此我们还专门访问了马巴赫的德国现代文学档案馆，去看策兰、巴赫曼的手稿等遗物；因为策兰写给巴赫曼的《科隆，王宫街》一诗，我们还特意去科隆寻访了那条邻近大教堂和莱茵河畔的老街，等等。这部书信集的部分中译文在《世界文学》2009年第5期上刊出后，受到注意，很多读者和诗人期望能够读到它的全译本，这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这里，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约稿以及在同德方联系版权事宜上付出的努力，正因为如此，这部书信集全译本的面世才成为可能。

这部书信集包括德文版编辑对信件的收藏及相关内容的说明，以及两篇编辑随笔和后记，皆由芮虎从原文译出，并由我本人参照英译本（英译者为著名作家、音乐家、阿多诺音乐著作的英译者Wieland Hoban）和一些研究资料逐一进行了反复修订和文字上的处理。如实说，这部书信集“浓缩”了两位诗人的一生，它不仅涉及书信人之间的个人“语境”，还是与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和人际关系有着广泛关联的私密档案，语言上也涉及法文、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等语种，因此翻译的难度很大。芮虎先生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令人感佩。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一些友人的帮助，特别是德国的库勒博士（Dr. Eberhard Kurrle），对翻译中遇到的疑点和难题，逐一给予了具体的解释，我们在此表示谢意。

还要说明的是，在编排顺序上，为了方便中文读者阅读，我们也参照这部书信集的英译版做了变动，即把对信件的收藏、相关说明及注释直接和书信放在了一起。此外，为了方便中文读者，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注释，其他部分则严格按照德文原版翻译。

注释

[1]转引自韩瑞祥选编：《巴赫曼作品集》，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策兰和巴赫曼在维也纳相爱时巴赫曼所居住的街道名。

[3]转引自李魁贤：《德国文学散论》，123～124页，台北，三民书局，1973。

[4]Paul Celan. Nelly Sachs：Correspondence，Tanslated by Christopher Clark，The Sheep Meadow Press，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