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大伯

他就是王良大伯

他是一个老党员，老革命，1944年以前是游击队员。有一次在石家庄附近日本人占领地区给解放军收集情报，让敌人抓住，鬼子兵打掉他几颗牙齿，打断几根肋骨，还用香烟头在他身上烫了两百多个疤，他也没有招出一点事情来。四十多年前，1958年。我当上右派，被送往太行山下一个叫做羊角岙的山村。分配我去他家落户。我有了这个事先得到的印象，还没有见面，已经对他怀有一种崇敬感。

那天中午，我背上行李，走十几里山路来到羊角岙，到村支部去报到。办公室里没有人，我便坐在门前的土台上打盹。

我睁开眼睛时，发现身边坐着一个人。他缩起身子，正吧唧吧唧地抽着他的旱烟锅子。看我醒来，才跟我说话。

“醒啦。”他说。一边在鞋帮上扣打烟锅里的烟灰。

这时我看清，他又瘦又干又矮，嘴是瘪的，门牙全没有了。棕黑色的脸膛上满是皱纹和尘土，腰背佝偻着，一身旧黑布衣裳，头上是一块发黄的白毛巾，把耳朵以上全包住。他好像是他身后那灰扑扑的太行山上的一块石头，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

“我来接你。走！”他说，眼睛并不看我。

他背起我的行李便走向院外。我要把行李接过自己背，他把身子扭开，还反手又把我的背包也提在手上，再说一声“走”，便迈开了步。我乖乖跟在他身后。

他就是王良大伯。

“要好好改造呢！”

他让我和他十五的儿子大竹睡在驴圈旁的一张大炕上。他还有两个女儿，大的叫青竹，十五岁，是个哑巴（她后来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将在另一篇短文里来讲）。小的叫小竹，四岁，圆圆的小脸。大娘四十岁左右，正在怀孕，行动不大方便。

大伯那时大约不到五十岁，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天一亮，他站在院子里咳嗽一声，这是全家的起床令。早饭是没有的，但是我和大竹例外，每人有一碗小米粥。两只饭碗旁放一个巴掌大的包谷面贴饼，是给大竹带去学校当午饭的。幸亏我第一次早饭时没有伸手拿，否则会很尴尬。大伯自己则是俯身在水桶上喝一瓢他刚刚担来的井水，用最后一口水把脸一抹，他的早餐和漱洗便都有了，然后他就带上我下地去。

他总是一句话也不说。不过跟我一同干活的人几次告诉我：“王良叫你悠悠儿干，莫累着。”可见他对我是关心的。

我在他家住下十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随他下地时，我才听见他对我说话，他说：“好好干。这才对呢。要好好改造呢！”这时我知道，他是在有意识地关心我，帮助我改造，而且他对我的劳动态度是满意的。

他家人口多，收入少，便给队里代养两头驴，每年能得大约80个工分。用驴的人每天一早，在大伯喂过草料以后，把驴牵走，晚上下工再还回来。这时他总要把驴身子上上下下全摸过，看有没有伤口，再遛几步，看腿瘸不瘸，才让人家走。然后用一把软扫帚给驴子全身扫去尘土，再让它们在门前痛痛快快打一阵滚，解掉乏气，才栓到槽上叫它们饱餐。

驴吃的草料必须用铡刀铡短。我见大竹每天放学后要花许多时间蹲在铡刀前，为大伯往刀刃下送草，我叫他去做功课，这事由我来做。大伯用不好意思的微笑向我表示谢意，但却叫我揿刀，由他来送草。揿刀是很吃力的，好几次我都暗暗希望他能和我交换个位置。但是自从我帮他干这个以来，他从不叫我送草，只叫我揿刀。只是又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村里发生过多次铡掉送草人手指头的事，我才醒悟到王良大伯的用心。

他家的饭食几乎顿顿都是白水煮豆角和包谷面贴饼。大娘给餐桌上摆的饼子是定量的。大伯两个，我和大竹每人三个，她自己和两个女儿每人一个。煮豆角则随便吃。因为豆角是家里自留地的出产，用来代粮的，他家是缺粮户。但是他们却非要我每顿都把三只饼子吃下去。大伯让大竹对我说，要我放心吃，要吃饱才有力气干活。有几天他们甚至让大竹把我没吃的饼子放在我的枕头边，叫我晚上饿了吃。他愈是要我吃，我愈是心里不安。尤其是后来我知道，羊角岙有六个下放干部，其他五个落户的人家条件都比我的王良大伯好，而他们吃得都比我差。有的人家有几个人吃饭，每顿桌上就只摆几只饼子，于是落户的人就只好意思吃一个。有的人家甚至并非每顿都有粮食吃，而三十斤粮票还是要交的。

天渐渐热了，在山坡上锄苗晒得头发昏，大伯托人从县城给我买来了草帽，花了他两块五毛钱。山坡上没有水喝，大伯在我每天上工时塞给我一根自留地的黄瓜，坐在地头休息时吃它，真是美味。这些事被下放小组的领导知道了，严肃地批评我，说我不该接受那草帽，说一根黄瓜在县城要卖一角钱，而我们按规定每月只给落户人家交九块钱。我知道自己错了。但是草帽我已经收下，黄瓜已经吃了几十天，补救也来不及了。

一碗白米饭

一天中午我回来，竟然发现我面前放着的是一大碗白米饭，我真是垂涎欲滴，好久没吃大米饭了。我已经举起筷子，幸亏这时我多了个心思，发现就是我一个人有大米饭吃，大伯、青竹、小竹都吃饼子和豆角，而且大娘没出来吃饭。我把举起的筷子放下问个究竟，才知道，大娘这天上午临盆，又生个女儿，当时就被滹沱河边一个富裕村子的人家抱走了。这家人送给他们十斤大米作回报。

这碗大米饭我如果吃了，真是犯罪。在我坚持下，大伯把那碗饭端进屋去。过一会儿，他从屋里出来，还端着那碗饭，对我这样说：

“还是你吃吧，你在俺们这里，受苦了。”

这时我尽力忍住感动的泪水，不让它往外流。但我还是坚持没有吃。我把那碗饭分给了两个妹妹，还请大伯也尝一些。两个女孩很高兴地吃起来，大伯则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吃饭。当时我觉得，他是在想着被人家抱走的孩子。

“它是一条命呀。”

我们隔壁住的是生产队会计，名叫狗不理，他和我特别要好。一天清早，他大喊大叫地来找我，说他家水桶里有一条大花蛇，有小人胳膊粗，非常可怕，问我怎么办才好。他的老婆吓得抱上孩子逃到村外去了。我和狗不理商量着用什么办法除掉这条蛇，已经决定请大娘烧一锅开水，拿去烫死它，这时王良大伯知道了，他瞪起眼睛对我们大声说：“不粘！”（意思是不行。）又说了两个字：“胡闹！”就立刻自己奔到隔壁去。

一群又害怕又好奇的大人孩子围在那里，他拨开人群，提起那只水桶，小心翼翼地走向村边水渠旁的草地，那蛇好像知道他要做什么，一动也不动地盘在桶底。到草地上，他把水桶倾倒，蛇便自己爬出去，他亲眼看它消失在石头缝里才回来。

回到狗不理家放下水桶时，王良大伯才又说一句话：“我也怕呢。可它是一条命呀！”就一声不响，吧唧着他的烟袋锅子带我下地去了。那时，跟在他的身后，我想起他成天为队里大家的事不辞辛劳地奔忙，想起他每天怀着爱心抚摩那两头驴，想起他在山上干活时不许队里的年轻人去掏鹌鹑蛋，想起这条蛇，想起他怎样待我……我觉得，他佝偻的身形真是非常地亲切可爱。

半山上的红枣

这一年夏季收成好。麦收时节，村里和家里都忙碌而有生气。一天，大伯带上我们十几个人去山洼里收割一块远处的飞地，离村有好几里路，而且是在山脊墚上走，回来时，他把我要挑的麦捆扎得小一些。他怕我挑不动，其实我是能行的，我不仅能挑动那200来斤的麦捆，而且还有兴致一边跟随大家唱山歌，一边尽情欣赏那蓝天白云、青山绿树的美景。迈步在那座山墚上，两旁脚下是一块块农田和一丛丛庄稼，大河小得像是小水沟，田间的人像一只只蚂蚁，当时，我感到心情十分地舒畅，真想从此永远留在那里当一个农民，给王良大伯当儿子，比在城市里当个什么大学教师强。

半路上的山脊旁有一棵枣树，我远远看见王良大伯停在树下，他是特意等我的，他要我放下挑子歇一歇，还把他拾起的枣子在衣襟上擦干净，叫我吃几颗。再跟我一起往回走。他挑得比我多得多，矮小的身体整个都埋在两捆好大好大的麦草里，腰背更显得佝偻了，而他仍然快步向前走着，比我走得快。

没吃到嘴的面条

他家原有五分自留地，有两分种了小麦。我来以后，队里划出三分已经种上麦子的地给我“自留”，这样，我们便有半亩属于自家的小麦需要收割。那些天我们从早到晚一点休息时间也没有，上工时割队里的麦子，午休时和晚饭再去自留地里割。我和大伯、大竹三人割，大娘和青竹妹妹捆，小竹妹妹负责拾落下的麦穗。我们是一个多么快乐和睦的家庭！王良大伯计算着，半亩地上可以收到至少两百斤，有这两百斤定量以外的麦子，一年的缺粮问题就解决了一半。这时他心里多高兴啊。那天中午我弯腰弯得一时直不起来时，大伯给我轻轻捶几下，还说：

“明天打完场，就磨面，就叫你大娘给你擀面条，她擀得可美呢，比头发丝子还细！”

这好像是几个月来我听见他说的最多的话。

然而，我没能吃上大娘擀的面。

就在那天夜晚，全村开大会，宣布上级的命令：所有自留地种的粮食都要算口粮。也就是说，自留地里收多少，分配口粮时就扣掉多少。

当初号召大家在自留地里种麦时，明明说过多种多吃，不计口粮的。要不谁也不会在自留地里种麦子，种蔬菜不但能有吃，剩余的还准许拿去卖钱。下放干部那几分地里的麦子也说好是归落户人家收的，算作是一种优惠。而现在上边的人说的话都不算数了。

会后叫村民分队讨论和落实。村里有三个生产队，我们是第一队，大家聚在我们家门前驴打滚的场子里，心里都不高兴，但是谁也不开口。王良大伯是队长，大家眼睛望着他，等他发话，都看他怎么说。

他说话了：

“我家，连老王的三分地，一共能收两百斤，兴许多点。你们各家自己报个数。”

大家都不响，他又说一句：

“多缴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嘛。”

这明明是上边的人不讲信用，食言自肥，为了向他们的上级多报产量，邀功领赏。而王良大伯却连一点抱怨和不满都不让自己有。他就是这样一个习惯于服从的中国老百姓，而且还要带着一个生产队的人跟着他服从。

人群中有了嗡嗡的议论声，但是没有人反对。就这样“讨论落实”了。大家各自回家。

我一直在留意着大伯，想看他心里是怎么想的。而他心里想的跟他嘴里说的一个样。他真是一点抱怨或不满都没有。回到家里，他到驴圈来，坐在我和大竹的炕沿上，吧唧着烟袋，说：

“上边一定是有道理的。我们少吃点，没啥。”

他是怕我和大竹想不通，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的。

我们一家人辛苦好几天，收割完自留地，打过场，净收224斤麦子，他如数报给了村支部。在他的带头下，全队没有一家隐瞒的。

这件事让我感到，王良大伯真是单纯、老实、善良得就像太行山上的土石草木一样，他是他周围平凡的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难怪我第一天见他就觉得他是太行山上的一块石头。再加上没有文化，加上已经成为一种惯性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他才会以为，那些在他上面发号施令的人从来都是正确的，自己则不假思索地去做他们的驯服的工具。而在我们的国家里，尤其是那个时代，这岂只是王良大伯一个人的缺点和悲哀？

不久以后，吃大锅饭的风刮到了我们村里，王良大伯第一个停掉了家里的灶火，把全家人带进食堂里，粮食一颗不留，全部交出。后来食堂解散，别人家都还有点吃的，惟独他家要靠挖野菜过活。

接着是大炼钢铁，他又是第一个把家里的锅砸了，送去炼钢，后来许多日子，他家里只有一只泥沙锅和一块用来摊饼的洋铁片。

县里号召“用三天时间绿化全县所有的荒山”，这是一个荒唐的号召。而他坚决响应。那几天，他硬要全队每家每户每个人都上山去，叫食堂每天给每个人发三个大馒头。结果白白地吃掉了几百斤粮食，又耽误了农活，只在山上乱撒些果核和树种，一根树苗也没长出来。他为这件事受到队里人们的许多埋怨。

大伯救了我的命

七月里一天，我突然肚子痛得不得了。村里的卫生员说可能是盲肠炎，也可能是伤寒病，要送县医院。王良大伯急坏了，他把我放在牛车上，立刻赶向县城。那十几里路我们走了一个多钟头，一路上，他抽打那条牛时手臂急挥的样子，他在几次上坡时下车去拖住牛鼻子往前走的样子，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被诊断为急性肠炎，医生说，再晚来就会有危险。王良大伯救了我的命。

病好回来，他不许我干重活。叫我和狗不理一起统计工分，或是跟队里的娃娃上山割驴草，还叫几个灵活能干的娃娃照顾我。我从医院回村时发现，我的被褥和我冬天的棉衣他都叫大娘和青竹妹妹给我拆洗了。去医院接我回来的路上，他说：

“等你好些了，俺们吃顿大娘擀的面！”

离别

我终于没能吃上这顿面。

不知驻当地的下放领导人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们竟会认为，我和王良大伯一家人以及周围的农民关系太好了，对我的改造不利。他们突然下一道命令，把我立即调到另一个叫南古月的村子去，离羊角岙有二十多里地。我从此就离开了王良大伯和他们一家人。我想回去看望他们一次，也不准假。

然而，我虽是离开了，“人一走，茶就凉”这个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对王良大伯并不适用。我记得两件事：

其一：我当时的妻子也在那个山区下放。在我调离羊角岙以后很久，她忽然染上肝炎，住在县医院里。王良大伯比我先知道。大伯很着急，把家里所有的鸡蛋全煮熟（他家平时全靠这些鸡蛋换油盐），一共有三十几只，给我妻子送去。但是他又不认识她，他们从未见过面。他提着篮子，满医院地喊：“老王女人！”终于让他找到了……

其二：在我奉调离开太行山区时，大伯带上他队里的几个老乡，把一块画有西湖风景的玻璃镜框（他们叫做“玻璃匾”）送到下放领导人那里，说是感谢我对他们的支援，还请领导早日给我摘掉右派帽子。临走那天，他和大竹赶到汽车前，递给我一个包。里面是一袋大红枣子和十个白面馍馍。……

后来两年间，我一直和大竹通信。1962年，当地修水库，羊角岙村淹没了，我们断了联系。我再三打听，只知道那一批人都迁到了山西省，具体到哪里，就不知道了。

敬爱的王良大伯啊，您教我的那许多做人的道理，指导着我的一生。我想念您。您可还健在？你如果还活着，应该已经九十多岁了……大竹也已经快六十了。大竹，如果你能读到我的这篇简略的回忆，请务必立刻来个信！……

2001年12月，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