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谌旭彬
1895年3月，正值甲午战败，康有为偕弟子再度入京会试。多年后，类似描述——康有为在1895年领导上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并提出系统的变法方案，史称“公车上书”，维新派由此登上政治舞台——成了历史常识。只是，越常识的东西，往往越远离真相。
伪上书
自晚清以来，谈及“公车上书”，所用史料基本取材于康有为自撰《我史》。其记述如下(为方便阅读，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朝廷命李鸿章赴日求和，议定割让辽台并赔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谈判电报抵达北京，我提前得知消息，马上让卓如(梁启超)去鼓动各省。先鼓动了广东举人上折子抵制和议，湖南举人随声附和。二十八日两省举人同时呈递奏折，广东八十余人，湖南全省参与。我与卓如又分别拜托朝中官员进行鼓动，各省举人均极为愤慨，连日上奏，奏章堆满都察院……我认为士气可用，遂召集十八个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商议，签名者达一千二百余人。我用一天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变法三大项。卓如、孺博(麦孟华)连日抄写，传遍京城，士气愤涌。四月八日前去投递，都察院以皇上已在和约上用玺，事情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上书。
康的这段记载，对事情的前因后果交代得相当完整，长期以来，被视为关于“公车上书”事件最权威的表述。但考之史料，这番自述漏洞百出，严重作伪。事实是：康有为组织的此次上书根本没有付诸实施，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都察院递交过什么上书。
相关证据是很多的，此处仅举一例。康有为一再声称上书之所以未成，是因为都察院拒收。这是对都察院的严重诬蔑。事实上，都察院在1895年的上书大潮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洪良品、余联沅、褚成博、王鹏运、丁立瀛、庞鸿书、刘心源、高燮曾等二十余名都察院御史都曾上奏极谏，有些甚至连上数折；当时实际主持都察院的三位堂官，裕德、沈恩嘉和寿昌，都上奏反对和约，主张再战，是1895年上奏浪潮中品级最高的堂官。说都察院守旧顽固，拒收康有为发起的上书，完全不符合史实。
康有为说四月八日都察院以和约已成，再上书于事无补为由拒绝接受和代递自己的上书。这同样不符合史实。据茅海建教授考证，就在四月八日当天，都察院还向朝廷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十五件之多！这些奏折最晚递至都察院的时间是四月六日；四月九日，都察院又代递了十件条陈，条陈上注明的投递日期，有三件赫然正是四月八日；四月十一日、十五日，都察院再次代递了九件条陈，其中两件条陈注明投递日期为四月十日，一件注明投递日期为四月十四日。
康所谓四月八日都察院不接受上书，显然是谎言。事情的真相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都察院递送上书。对此，1895年夏天在上海出版的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一书本有明确交代：“是夕(四月八日)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所谓“议遂中寝”，意思就是根本没有去都察院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