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发表了怎样的言论
与“《苏报》案”的被神化同步湮没掉的历史细节，还有《苏报》究竟刊发了些什么样的言论。诚然，曾几何时，“革命”已经取得了天然的“合法性”，一度成为至高无上的“政治正确”；但在肯定“革命”的同时，笼罩在“革命”光环下的那些刊发在《苏报》上的“革命言论”，在借鉴之外，真的就没有任何值得后世反思之处吗？
捏造《严拿留学生密谕》，挑动满、汉关系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际，俄国曾趁机出兵侵占了中国东三省。其后，中、俄立约规定，俄国军队须分三期从东北撤退。但到了1903年4月，俄国拒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协议，反提出独占东三省特权的要求。消息传出，引起国民的极大愤慨。4月，汪康年等上海知识界名流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稍后，北京学生亦发起集会请愿……而表现最激烈者，则莫过于赴日留学生。
4月29日，留日学生五百余人召开大会，决议组织“拒俄义勇队”，奔赴战场，与俄人决战；并致电袁世凯，请求将义勇队暂时隶属于其麾下；同时致电上海的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请求帮助。爱国学社接电之后，亦筹划组织义勇队，以期响应。一时间，国内学生自发成立“义勇队”蔚然成风。
学生中的这种“异动”第一时间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据《苏报》6月5日报道，驻日公使蔡钧曾致电鄂督端方：“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将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
与上述电报同时在《苏报》刊出的，还有一份《严拿留学生密谕》。《密谕》声称：在日留学生致电袁世凯，以拒俄为名，要求发给枪械，实属居心叵测，“其电该督臣之意，又有诡言俄患日深，求该督助其军火，在日本东京各学生，便可至东三省与俄人决战。情形叵测。”故而要求“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
《密谕》之外，《苏报》还刊登了张继所写的《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一文，以为烘托。文章极力阐述“汉满不能两立”之义，说道：“东三省者，贼满人之故宅，满人不自惜，而汉人为之惜；东三省为俄人占据，满人不自恢复，而汉人为之恢复，无乃太背人情。”文章忆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激烈地倡议道：自此以后，“不顾事之成败，当以复仇为心；不顾外患之如何，当以排满为业”。
“《苏报》案”发生之后，清廷并不承认自己发布过这样一道《密谕》，谴责《苏报》肆意捏造。此段公案，真相如何，应以当事人章士钊多年之后回忆的说法为准：“《苏报》登载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清廷知之，曾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从江督署借钞得来。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此一迹象，可从《苏报案纪事》字里行间看出。”(《疏<黄帝魂>》)
诚然，清廷对学生的拒俄爱国运动确实采取了压制政策；诚然，清廷确实担忧“拒俄义勇队”变成革命军；诚然，清廷更担忧“义勇队”的称呼让列强想起刚刚过去的“义和团”……但《苏报》捏造上谕的做法，是否就完全没有可议之处呢？
讥讽当局乃真“革命之党魁”，以暗杀恐吓当局
6月7日及8日，《苏报》连载了章士钊所写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文章激烈地指责，“革命党”是清廷所制造的，所以，清廷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员如荣禄、德寿之流，才是真正的“革命之党魁”。文章并以酿酒为比喻，将民众比喻成“米”，将革命党比喻成“酒”，而将清廷比喻成“酿酒之药料”，称酿出“酒”来反归咎于“米”，乃是无稽之谈：“吾今一言以蔽之，革命者非他人之所能为也，其操纵纯在公等。公等今日欲革命则革命，明日欲革命则革命。不观之酿酒乎？酒为米所酿成也，果米自酿成乎？抑有所以酿成之药料乎？试问今日公等之所为，贪戾狠毒，横敛暴征，何在非酿成革命之药料。公等自备此药料，日施此药料，而乃归咎于此米之不应化为酒也，是何说也？”
文章以革命党的口吻直接与清廷对话，其措辞之激烈在当时前所未见。尤其是文章甚至以俄国“虚无党”之刺杀为例，恐吓清廷：“公等亦知俄国有所谓虚无党者乎？公等不读世界史，固无从而知之，吾今言之，公等谅未有不心悬而胆吊者。盖虚无党之性质，专以暗杀为事，一杀不得而再杀，再杀不得而三杀，以第一专制之俄国，第一专制皇帝之亚历山大第二，卒以八次而刺死于车中，其他俄国政府以及外任大小之贪官婪吏，几于无日不摘其头数颗，而虚无党之势力亦浸盛。虚无党之所以盛者，非虚无党之自能盛也，有所以盛之者也。所以盛之者，即在俄国专制政府日捕虚无党而杀之之故。”
宣扬“杀人主义”，呼吁对满人“斩草除根”
6月22日，《苏报》刊出一篇题为《杀人主义》的文章，其强烈的种族情绪、反满态度以及嗜血热忱，令人不寒而栗。文章开篇即说：“吾闻一世纪必有一新主义出现于世，今吾哓哓号于众曰杀人主义，得非二十世纪之新主义乎！”
文章尤其强调满、汉之间的血海深仇，质问读者：“今有二百六十年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大仇敌，公等皆熟视而无睹乎？”并号召民众以“杀人主义”为汉人“复仇”“斩草除根”：“此仇敌也，以五百万之么魔小丑，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灭我同胞，蹂躏我文化，束缚我自由。既丁末运，沐猴而冠，已不能守，又复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之膝下，奴颜向外，鬼脸向内。呜呼！借花献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斩草除根，四海人心应不死！今日杀人主义，复仇主义也，公等其念之。”
作者之嗜血，今日读来，仍然使人不免心惊肉跳：“物各有主，冤各有头，百嚎同声，群欲冲仇人之胸而甘心焉。数世沉冤，一旦昭雪，将来幸福，试问刀环，杀尽胡儿方罢手，快哉杀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晓中西，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知之甚详，这种视野，在当时的读书人中间并不多见，如此，其嗜血情状则更显出一种巨大的时代遗憾来。作者如此欢呼“杀人”：“读法兰西革命史，见夫杀气腾天，悲声匝地，霜寒月白，鸡犬夜惊。悬想当日独夫民贼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尝不豪兴勃发，不可复遏。今者断头台上，黄旗已招贴矣。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
虚构学生秘密结社搞革命的情节，以造就革命气氛
正如章士钊所言，在其主持下，《苏报》不放过任何宣传革命的机会，许多时候更是不择手段。1903年5—6月间，关于“拒俄义勇队”的流言很多。其中一例，乃是讹传北京大学堂有两名学生因接应东京义勇队被拘，且遭杀害。事实不过是大学堂学生上书管学，请力阻俄约而已。
但《苏报》对澄清事实毫无兴趣。其兴趣在于此一谣言正适合用来宣传革命。6月6日，报纸刊登了张继撰写的《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一文。文章竭力赞扬北京学生的革命觉悟，希望北京学生成为“中央革命”(相对于孙中山在南方发动的“地方革命”而言)的主力——“吾望中央革命军之起久矣……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而京都之学生尤为中央革命之原动力。”
尤其偏离新闻宗旨之处在于，文章虚构了北京学生“结秘密社，与海内外志士联络，希图革命”的情节。并以此为契机，号召北京的学生们起来暴力革命，推翻清廷：“那拉氏(慈禧太后)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
据1903年在上海出版的《苏报案纪事》一书记载，时人已对《苏报》此种无中生有、“诬陷”学生的做法很不认同。书中说：“外间遂责《苏报》不应为过激之论以倾陷学生，无论其无之也，即有之，尤不可发觉以败人之事。吾揣《苏报》意，则明知其无而鼓吹之也，若知其有而发觉之，《苏报》亦不欲为耳。”——按这位作者的理解，《苏报》如此做法，等于变相将学生推入险境。
唯一的理智之音：蔡元培呼吁不要从种族层面“仇满”
作为一份“革命报纸”，鼓吹推翻现政权自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不必多谈。最值得一提的，倒是在“排满”“杀人”论调占据报纸全版面之前的4月份，《苏报》极为难得地刊载了蔡元培的一篇文章《释仇满》。据笔者所见，这是《苏报》在“排满与革命”这个问题上唯一的理智之音。
在蔡元培看来，“仇满”应当是政治上的“仇满”，而决不应该是种族上的“仇满”。一者，所谓种族之别，一是指血统，二是指风习；满人血统，久已与汉族混杂，其语言、文字、风习也已为汉族所同化，所以，“吾国人皆一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
再者，现实之中仍存在“满人”一词，这个词如今早已非种族意义，而是当下中国“政略上占有特权之一记号焉耳。其特权有三：世袭君主，而又以产少数人专行政官之半额，一也；驻防各省，二也；不治实业，而坐食多数人之所生，三也”。
其三，近日以来甚嚣尘上的“仇满”论，都是政略之争，而不是种族之争。之所以此前二百余年种族之见已经消弭，如今再度泛起，而且比之前更激烈，缘由是“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世界近代文明冲击了中国，“风潮所趋，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所以，这种政治上的“仇满”论才再次出现。
但是，蔡元培的这篇文章没有得到知识界的回应。很快，它就被铺天盖地的“杀人主义”给淹没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