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谌旭彬
1903年，一份中国报纸的命运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一份身处上海租界的报纸，因为种种“过激言论”而惹怒了朝廷；朝廷本拟如踩死一只蚂蚁般严惩报馆诸人，孰料却为租界所阻，最终不得不以原告的身份，“降尊”与作为被告的报馆诸人打了一场诡异的官司。这场官司，日后被视作“晚清最后的文字狱”。
《苏报》是一份怎样的报纸
自民国以来，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苏报》案”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与其不断被神化同步的，是诸多历史细节的湮没——时代不知不觉已经忘了，因高呼革命而阵亡的《苏报》，其主观本意，并不想做一份“革命报纸”……
陈范接办《苏报》，欲以文字开启民智
《苏报》早期的历史，因其“本一营业性质之小报”，在上海新闻界中没有什么地位，记载甚少，已无从详查。其创刊日期也已不可考，唯一能够确认的，是至迟不会晚于1896年。其初始创办人名叫“胡璋”，但报纸是在驻沪日本总领事馆注册的，注册人则是胡璋的妻子、日本女子“生驹悦”。
虽有“日本背景”，但早期的《苏报》在内容品质上的口碑并不好，所刊消息议论，颇为无聊，1897年还曾因刊登黄色新闻而与租界当局发生纠葛。加之经营不善，亏损颇重，大约在戊戌政变前后，胡璋将报纸全盘出让，由一个叫作陈范的举人买下，继续经营。这是《苏报》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陈范系湖南衡山人，本为江西铅山知县，因当地发生教案而被罢职。其兄陈鼎则因戊戌变法受牵连，被朝廷判处永久监禁。陈氏由此“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遂接办《苏报》。陈范的妹婿汪文溥也一同参与《苏报》经营，据汪氏回忆，陈范接办《苏报》的初衷是：“丁戊(1897年、1898年)之际，康有为始以维新号召徒党，君(陈范)私谓余曰：‘中国在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盍偕我以文字飨国人，俾无再入迷途。’于是相与在沪组织一日报，此即壬寅(按：应为癸卯)以言革命被祸之《苏报》也。”
如陈范这般，既呼吁改革，又不认可“改革领袖”康有为的种种主张，其实是戊戌年大多数开明知识分子的共识。此后，《苏报》内容品质有了明显改观，关注维新改革、批评政府昏庸腐朽的文字很受读者欢迎。譬如，1900年1月24日，慈禧下诏立储，拟废黜光绪，上海绅商学界一千二百余人联名发电谏阻；《苏报》公然发表反对言论：“今皇上临御已二十有六年，天下臣民无不向慕，无不爱戴，自戊戌八月政变，无日不翘首北望，期皇上之复权……天下方日以我皇上为念，而骤有往岁十二月二十四日建储谕旨……呜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再如，1901年4月，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所谓“督办政务处”，简称“改务处”，乃清廷为施行“新政”而设置的中央办事机构。然清廷此举，并非真心想要改革，其目的不过是示外人以开明形象而已。《苏报》对此亦有严厉批评(按：编者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衮衮诸公，每日里忙于引用腹心，排斥异己，联络外人，弥缝前隙，此外什么改革措施都没有……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仅偶尔搞出一两条对其私利毫无妨碍的‘新政’，用来敷衍、欺骗天下……国家孱弱破败，而犹为人所撕裂；民众死亡流离，而犹为人所践踏；这些‘督办政务处’的大臣们，对此虽然耳闻目见，却无动于心……”
开辟“学界风潮”专栏，言论转趋激进
大体而言，《苏报》早期，对于政府和时局，总体表现出一种温和的批评态度。这是否缘自陈范的个人政见，已不可考，但据汪文溥回忆，刊物也曾一度主张“斥君扶民”，与康有为“保君扶民”的政见有冲突；后者在读者当中颇有影响力，前者则很难被读者所认同，以至于“读《苏报》者，辄诧为怪诞，经济乃大困”，对报纸的销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销量的上升和政见的激进，始于1902年报纸新开辟了“学界风潮”专栏。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学生退学事件。退学的缘起，是学堂内的新、旧之争，一些旧派教师禁止学生阅读西学书籍及《新民丛刊》等刊物，招致学生不满，结果酿成二百余人同时离校，轰动一时。此后，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罢学事件不断。
《苏报》的意见明显是支持学生的。譬如，1903年1月8日刊发的一篇评论文章如此说道：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接触西学，已然接受了民权自由的理念，旧党仍满口忠孝圣贤，这恰如“某报所谓开一窗隙，使窥见外界之森罗万象，且导之出游，使之领略良辰美景、大块文章滋味，又复从而钥之，不毁瓦破壁以思突出者，未之有也”。——学生们已经看到了窗外的旖旎风光，当局再想将窗子关起来，回到旧时代，恐怕是做不到的。
开辟“学界风潮”专栏，专门登载学界消息、刊发学界议论，以学界动态为报纸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仅此一家。《苏报》由此渐渐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渐渐摆脱边缘小报的境况，开始拥有一定的社会舆论影响力。同时，其言论也渐渐趋向激烈。譬如1903年6月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即将官办学堂的总办、教习们一概抨击为“獭淫狗贱之徒”——“此等獭淫狗贱之徒，指不胜屈，而居然握全国教育最高之权，而欲教育之不坠地，学生之养成有完全人格，其可得哉！”同月的另一篇评论文章则说：“学堂一日不破坏，学科一日不改良，则学生永无见天之日，教育永无发达之期。”
革命党希望寻得一个“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供其“恣意挥发”
开辟“学界风潮”专栏，与《苏报》想改变自身的艰难境况有关。陈范本非报界中人，办报经验有限；又非名流贤达，社会交际也很有限。这两个因素，直接导致报纸经营很惨淡。一是长期亏损，即便是在“《苏报》案”发生之后报纸销量的巅峰时期，每天也仅能销售一千份左右，而当时的报纸发行量至少要达到三千份才能保本；二是稿源奇缺，以至于陈范不得不亲自出来拉稿，弄得焦头烂额。
“学界风潮”专栏的开辟，似乎恰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南洋公学罢学风潮发生之前，1902年4月，蔡元培、黄宗仰、叶瀚等已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推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为帮助这些罢学的青年继续求学，1903年11月，中国教育会又成立了爱国学社。随着江浙一带学潮的日增，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所集中的社会名流也越来越多，除蔡元培、章太炎、黄宗仰之外，章士钊、吴稚晖、邹容、张继等激进知识分子相继加入。这些人定期在张园集会演说，讨论教育问题，发表革命言论。但对这些革命党而言，私下聚会显然是不够的——邹容此时已撰有《革命军》一书，主张驱逐满人、推翻清廷，但苦于没有宣传平台，曾与章士钊商议：“此秘密小册子(即《革命军》)也，力终扞格难达，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将何处得有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供吾徒恣意挥发为哉？”——邹容希望寻得一个现成的舆论平台，以供革命党宣传革命。
章士钊等人最终选择了《苏报》作为宣传革命的“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其缘由有二：一是上海销量较大的报纸如《申报》《新闻报》等，均为成熟的商业报纸，政治上比较温和，不愿报道学潮、鼓吹革命；二是陈范也是中国教育会成员，《苏报》又苦于稿源匮乏，销路不畅，遂极愿意与爱国学社定约，每日由学社教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轮流为《苏报》撰写评论文章，报馆每月资助学社一百元作为报酬，如此既可缓解稿源紧张，又可扩大报纸的社会影响力。
稍后，陈范进一步聘请章士钊为报纸的主笔。这是《苏报》成为革命党“机关报”最关键的转折点——此前，“学界风潮”栏目虽然对政府有激烈的批判言辞，但绝无明确的反清、排满言论；自章士钊主笔之后，报纸焕然一新。1903年6月1日，版面大改良，不断发表激烈反清的革命文章。
陈范的初衷，本无意于宣传革命，也并不知晓邹容、章士钊们拟将《苏报》变成革命党机关报的打算。章士钊日后回忆，也承认陈范当日不过是“思更以适时言论张之，扩其销路”，“而未必有醉心革命”的坚决意志；又说：“余之隐志，向与(章)炳麟、(邹)容私相计划，……全为梦坡(陈范字梦坡)所不及知。”
故而，报纸言论的突然变向让陈范始料未及。6月7日和8日，《苏报》连载了章士钊所撰写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9日一早，陈范就来见章士钊，满面愁容，表示《苏报》言论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否则是自取灭亡。章士钊内心有愧，无言以对，本拟辞为之，无所顾藉”。
一天之内，如此这般判若两人的态度转折，究竟是何缘故？据说是因为陈范当日碰到了“假孙中山”。这个“假孙中山”真名叫做钱宝仁，本是个流氓。章太炎对此人底细最为了解。据其描述：“钱宝仁本镇江流氓，积之(龙积之，康有为弟子)在镇江时，曾雇为佣役，后以诳骗银钱一案，投入教会，今又在籍犯法，逃至上海，当张园演说时，满口胡言，自命为三点头目，且与积之书云：‘尔勿败吾事，否则尔首领不保矣。’以是积之不敢明言。梦坡本有痰病，遂受其诈。常言某处有一金佛，可往取归，一生吃著不尽，而梦坡竟信之，欲以《苏报》交彼办理。幸仲岐窥破其诈，得以保守，然已骗去墨银三四百元矣。”
钱宝仁具体如何自称孙中山诈骗陈范，已不可考。但自此之后，陈范不再过问报纸的内容，则属事实。章士钊也因此得以“恣意挥发”。多年之后回忆这段往事，章士钊如此感慨：“梦坡之愚陋如此，驯至促成革命史中一轰轰烈烈之事迹，恍若神差鬼使而为之。又若钱宝仁不骗人，《苏报》未必有案者然。”
近代以来，我们的著史传统，向来不甚重视陈范这种“小人物”，即便偶有谈及，也总喜欢想当然地为之贴上“革命者”的标签。反倒是章士钊对陈范的评价最为中肯：“陈梦坡者，乃潮流中之长厚君子也。彼以对待朋友之温情，偶掌革命之旗鼓，准情酌势，于职实不相称。”辛亥年后，众人皆争相以革命功臣自居，陈范虽因《苏报》案落得个倾家荡产、爱子失踪、潦倒颠沛的结局，却极平和地宣称自己素来主张和平维新，并非革命党——“和平改革之持义，未以颠沛而忘”，其“长厚君子”之风，于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