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后一次文字狱

文/谌旭彬

1903年,一份中国报纸的命运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一份身处上海租界的报纸,因为种种“过激言论”而惹怒了朝廷;朝廷本拟如踩死一只蚂蚁般严惩报馆诸人,孰料却为租界所阻,最终不得不以原告的身份,“降尊”与作为被告的报馆诸人打了一场诡异的官司。这场官司,日后被视作“晚清最后的文字狱”。

《苏报》是一份怎样的报纸

自民国以来,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苏报》案”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与其不断被神化同步的,是诸多历史细节的湮没——时代不知不觉已经忘了,因高呼革命而阵亡的《苏报》,其主观本意,并不想做一份“革命报纸”……

陈范接办《苏报》,欲以文字开启民智

《苏报》早期的历史,因其“本一营业性质之小报”,在上海新闻界中没有什么地位,记载甚少,已无从详查。其创刊日期也已不可考,唯一能够确认的,是至迟不会晚于1896年。其初始创办人名叫“胡璋”,但报纸是在驻沪日本总领事馆注册的,注册人则是胡璋的妻子、日本女子“生驹悦”。

虽有“日本背景”,但早期的《苏报》在内容品质上的口碑并不好,所刊消息议论,颇为无聊,1897年还曾因刊登黄色新闻而与租界当局发生纠葛。加之经营不善,亏损颇重,大约在戊戌政变前后,胡璋将报纸全盘出让,由一个叫作陈范的举人买下,继续经营。这是《苏报》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陈范系湖南衡山人,本为江西铅山知县,因当地发生教案而被罢职。其兄陈鼎则因戊戌变法受牵连,被朝廷判处永久监禁。陈氏由此“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遂接办《苏报》。陈范的妹婿汪文溥也一同参与《苏报》经营,据汪氏回忆,陈范接办《苏报》的初衷是:“丁戊(1897年、1898年)之际,康有为始以维新号召徒党,君(陈范)私谓余曰:‘中国在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盍偕我以文字飨国人,俾无再入迷途。’于是相与在沪组织一日报,此即壬寅(按:应为癸卯)以言革命被祸之《苏报》也。”

如陈范这般,既呼吁改革,又不认可“改革领袖”康有为的种种主张,其实是戊戌年大多数开明知识分子的共识。此后,《苏报》内容品质有了明显改观,关注维新改革、批评政府昏庸腐朽的文字很受读者欢迎。譬如,1900年1月24日,慈禧下诏立储,拟废黜光绪,上海绅商学界一千二百余人联名发电谏阻;《苏报》公然发表反对言论:“今皇上临御已二十有六年,天下臣民无不向慕,无不爱戴,自戊戌八月政变,无日不翘首北望,期皇上之复权……天下方日以我皇上为念,而骤有往岁十二月二十四日建储谕旨……呜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再如,1901年4月,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所谓“督办政务处”,简称“改务处”,乃清廷为施行“新政”而设置的中央办事机构。然清廷此举,并非真心想要改革,其目的不过是示外人以开明形象而已。《苏报》对此亦有严厉批评(按:编者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衮衮诸公,每日里忙于引用腹心,排斥异己,联络外人,弥缝前隙,此外什么改革措施都没有……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仅偶尔搞出一两条对其私利毫无妨碍的‘新政’,用来敷衍、欺骗天下……国家孱弱破败,而犹为人所撕裂;民众死亡流离,而犹为人所践踏;这些‘督办政务处’的大臣们,对此虽然耳闻目见,却无动于心……”

开辟“学界风潮”专栏,言论转趋激进

大体而言,《苏报》早期,对于政府和时局,总体表现出一种温和的批评态度。这是否缘自陈范的个人政见,已不可考,但据汪文溥回忆,刊物也曾一度主张“斥君扶民”,与康有为“保君扶民”的政见有冲突;后者在读者当中颇有影响力,前者则很难被读者所认同,以至于“读《苏报》者,辄诧为怪诞,经济乃大困”,对报纸的销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销量的上升和政见的激进,始于1902年报纸新开辟了“学界风潮”专栏。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学生退学事件。退学的缘起,是学堂内的新、旧之争,一些旧派教师禁止学生阅读西学书籍及《新民丛刊》等刊物,招致学生不满,结果酿成二百余人同时离校,轰动一时。此后,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罢学事件不断。

《苏报》的意见明显是支持学生的。譬如,1903年1月8日刊发的一篇评论文章如此说道: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接触西学,已然接受了民权自由的理念,旧党仍满口忠孝圣贤,这恰如“某报所谓开一窗隙,使窥见外界之森罗万象,且导之出游,使之领略良辰美景、大块文章滋味,又复从而钥之,不毁瓦破壁以思突出者,未之有也”。——学生们已经看到了窗外的旖旎风光,当局再想将窗子关起来,回到旧时代,恐怕是做不到的。

开辟“学界风潮”专栏,专门登载学界消息、刊发学界议论,以学界动态为报纸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仅此一家。《苏报》由此渐渐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渐渐摆脱边缘小报的境况,开始拥有一定的社会舆论影响力。同时,其言论也渐渐趋向激烈。譬如1903年6月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即将官办学堂的总办、教习们一概抨击为“獭淫狗贱之徒”——“此等獭淫狗贱之徒,指不胜屈,而居然握全国教育最高之权,而欲教育之不坠地,学生之养成有完全人格,其可得哉!”同月的另一篇评论文章则说:“学堂一日不破坏,学科一日不改良,则学生永无见天之日,教育永无发达之期。”

革命党希望寻得一个“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供其“恣意挥发”

开辟“学界风潮”专栏,与《苏报》想改变自身的艰难境况有关。陈范本非报界中人,办报经验有限;又非名流贤达,社会交际也很有限。这两个因素,直接导致报纸经营很惨淡。一是长期亏损,即便是在“《苏报》案”发生之后报纸销量的巅峰时期,每天也仅能销售一千份左右,而当时的报纸发行量至少要达到三千份才能保本;二是稿源奇缺,以至于陈范不得不亲自出来拉稿,弄得焦头烂额。

“学界风潮”专栏的开辟,似乎恰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南洋公学罢学风潮发生之前,1902年4月,蔡元培、黄宗仰、叶瀚等已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推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为帮助这些罢学的青年继续求学,1903年11月,中国教育会又成立了爱国学社。随着江浙一带学潮的日增,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所集中的社会名流也越来越多,除蔡元培、章太炎、黄宗仰之外,章士钊、吴稚晖、邹容、张继等激进知识分子相继加入。这些人定期在张园集会演说,讨论教育问题,发表革命言论。但对这些革命党而言,私下聚会显然是不够的——邹容此时已撰有《革命军》一书,主张驱逐满人、推翻清廷,但苦于没有宣传平台,曾与章士钊商议:“此秘密小册子(即《革命军》)也,力终扞格难达,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将何处得有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供吾徒恣意挥发为哉?”——邹容希望寻得一个现成的舆论平台,以供革命党宣传革命。

章士钊等人最终选择了《苏报》作为宣传革命的“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其缘由有二:一是上海销量较大的报纸如《申报》《新闻报》等,均为成熟的商业报纸,政治上比较温和,不愿报道学潮、鼓吹革命;二是陈范也是中国教育会成员,《苏报》又苦于稿源匮乏,销路不畅,遂极愿意与爱国学社定约,每日由学社教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轮流为《苏报》撰写评论文章,报馆每月资助学社一百元作为报酬,如此既可缓解稿源紧张,又可扩大报纸的社会影响力。

稍后,陈范进一步聘请章士钊为报纸的主笔。这是《苏报》成为革命党“机关报”最关键的转折点——此前,“学界风潮”栏目虽然对政府有激烈的批判言辞,但绝无明确的反清、排满言论;自章士钊主笔之后,报纸焕然一新。1903年6月1日,版面大改良,不断发表激烈反清的革命文章。

陈范的初衷,本无意于宣传革命,也并不知晓邹容、章士钊们拟将《苏报》变成革命党机关报的打算。章士钊日后回忆,也承认陈范当日不过是“思更以适时言论张之,扩其销路”,“而未必有醉心革命”的坚决意志;又说:“余之隐志,向与(章)炳麟、(邹)容私相计划,……全为梦坡(陈范字梦坡)所不及知。”

故而,报纸言论的突然变向让陈范始料未及。6月7日和8日,《苏报》连载了章士钊所撰写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9日一早,陈范就来见章士钊,满面愁容,表示《苏报》言论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否则是自取灭亡。章士钊内心有愧,无言以对,本拟辞为之,无所顾藉”。

一天之内,如此这般判若两人的态度转折,究竟是何缘故?据说是因为陈范当日碰到了“假孙中山”。这个“假孙中山”真名叫做钱宝仁,本是个流氓。章太炎对此人底细最为了解。据其描述:“钱宝仁本镇江流氓,积之(龙积之,康有为弟子)在镇江时,曾雇为佣役,后以诳骗银钱一案,投入教会,今又在籍犯法,逃至上海,当张园演说时,满口胡言,自命为三点头目,且与积之书云:‘尔勿败吾事,否则尔首领不保矣。’以是积之不敢明言。梦坡本有痰病,遂受其诈。常言某处有一金佛,可往取归,一生吃著不尽,而梦坡竟信之,欲以《苏报》交彼办理。幸仲岐窥破其诈,得以保守,然已骗去墨银三四百元矣。”

钱宝仁具体如何自称孙中山诈骗陈范,已不可考。但自此之后,陈范不再过问报纸的内容,则属事实。章士钊也因此得以“恣意挥发”。多年之后回忆这段往事,章士钊如此感慨:“梦坡之愚陋如此,驯至促成革命史中一轰轰烈烈之事迹,恍若神差鬼使而为之。又若钱宝仁不骗人,《苏报》未必有案者然。”

近代以来,我们的著史传统,向来不甚重视陈范这种“小人物”,即便偶有谈及,也总喜欢想当然地为之贴上“革命者”的标签。反倒是章士钊对陈范的评价最为中肯:“陈梦坡者,乃潮流中之长厚君子也。彼以对待朋友之温情,偶掌革命之旗鼓,准情酌势,于职实不相称。”辛亥年后,众人皆争相以革命功臣自居,陈范虽因《苏报》案落得个倾家荡产、爱子失踪、潦倒颠沛的结局,却极平和地宣称自己素来主张和平维新,并非革命党——“和平改革之持义,未以颠沛而忘”,其“长厚君子”之风,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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