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化了的学者、教授
——久闻其名的林庚先生
在北大中文系的诸多老师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是我在上大学之前就闻其大名的。林庚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不过，那时我只知道林庚先生是诗人、诗歌理论家，却不知道他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是古典文学领域的著名学者，更不曾想到日后有一天我会幸运地成为他的学生，有机会与他面对面地交谈，甚至亲身至府上求教。我不得不相信生活中太多的偶然中其实孕育着某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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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话长。那还是20个世纪70年代初的事。那时我在宁夏毛乌素沙漠边灵武园艺场当回乡知青，后来被派到子弟学校当上了以工代干的老师，业余时间喜好写两句诗。一天，我惊喜地发现，一位走街串户爆米花的手艺人用来卷烟的纸，来自一本残破的谈诗的书。尽管那本书已经被撕得没了封底封面，但对于我这个初学写诗的知青来说，却不啻于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喜出望外。那年头，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地方是很难看到一本像样的书的。于是，我用一本半新却全须全尾的小学课本跟这位手艺人换下了这十几页揉得已经有些皱巴的纸。
书中真正讲到如何作诗的部分，只剩下了三两页。其中提到一位叫林庚的诗人谈新诗的格律。作者介绍林庚的诗歌理论说，现代汉语大多是双音节词，新诗的格律也应以双音节结束，而不像古诗的“二三”或者“四三”那样。文中还列举了一位女中学生因失恋而作的诗：“不梳的发儿偏偏，不画的眉儿弯弯，不乐的心儿酸酸。”说新诗的格律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时，我作诗做得上瘾，尤其偏爱大西北流行的“花儿”，自己也曾尝试着写过“花儿”体，觉得这里所说的新诗句式与“花儿”很有几分相似，因而对文中谈及的这部分内容印象特别深。可惜的是，这篇文章的大部分都被那位爆米花的“吸”到肚里化作了青烟，涉及林庚谈新格律诗的部分也仅仅剩下了这么几句而已。但我还是记住了林庚这个名字以及他所倡导的新诗格律。名字是记住了，可林庚究竟是谁？他到底写过哪些诗？这位诗人此刻又在哪里？当时我一无所知。
1977年恢复高考，我幸运地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入学不久，我就在无意中发现，那位走进我记忆已经三年有余的诗人、诗歌理论家林庚竟然是我们中文系的教授！我还听说林庚先生就住在我每天从32楼宿舍到图书馆必经的燕南园中的62号。出于对名人的崇拜，有几次我甚至还特意绕到62号小院附近，期盼能偶“遇”林先生。
大约是上大学的第二年，中文系办公室从我们宿舍楼搬到了图书馆旁边的五院。每天系里几个专业上百号学生的信都一股脑儿堆在几个教研室和办公室之间的一张长方形桌子上。虽然各班的生活委员每天都去五院挑出本班同学的信送到大家的宿舍，可有空儿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去系里看看有没有自己的信被落下。
一天，我翻完信刚走出办公室，迎面一位面目清瘦、神采奕奕的老先生健步走来。看上去老先生有60多岁，头发已经花白，身着那种只有资深老师才配穿的灰色对襟衣衫。衣衫熨得十分平整，浑身上下干净得一尘不染，真有种古小说中所描写的仙风道骨的意思。与老先生目光相遇时，我道了声“老师好”，老先生冲我微笑着招招手就径直走了过去。不知怎的，我当时心中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不会就是林庚先生吧？恰好此时系秘书正跨进五院的大门，我忙与他核实。果不其然，我刚刚遇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庚教授。一听到林先生的名字，我想都没想，扭头就往回走，想追上去跟林庚先生说几句话，可最终还是停下了脚步。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可以跟林先生说些什么。我总不能说曾经读过两页介绍他诗歌理论的书，想向他请教现代格律诗该怎么写吧，也不至于特意追过去问一下先生什么时候为我们班开课。其实，直到遇见林先生的那一刻，我还从不曾读过先生的一首诗，对先生的诗歌理论连一知半解都算不上，就凭着那两页残书上看到的一鳞半爪，又能谈些什么？虽然那天我终究没有再进系办公室去见林先生，然而，三年前从几页残书上认识的诗人、诗歌理论家林庚先生的模糊形象却一下子清晰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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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报考中文系，实实在在是因为上学前曾热衷作诗，甚至还尝试着写过小说。但上大学以后，不止一次听不同的老师，特别是以小说家名世的吴组缃先生，说北大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如果连作家都不培养，就更别说诗人了。实话实说，作家、诗人也真不是凭着上学听课就能培养出来的，那是先天注定的。一个人骨子里没有当作家、诗人的灵气、天赋与才华，再怎么培养也是无用功。就拿我们班上大学前就已经在文学界颇有名气的陈建功兄来说，倘若不上大学，他在小说创作领域的成就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今天。上学不久，我就彻底死了当作家或诗人的那份心。这也是为什么见过林先生的第二天，我马上去图书馆借来并非是林先生的诗集，而是他的学术著作《诗人李白》以及《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一打开《诗人李白》，我立刻被林先生诗一般充满激情的语言吸引住了。读那段话时的感受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那种受到感染的激动情绪至今还在真切地涌上心来。上网搜寻一下，我还真找到了这段原话：
李白大部分的活动是在安史乱前，杜甫大部分的活动是在安史乱后，而安史之乱正是唐代的一个最重要的界碑，把唐代从此划分为两个全然不同的面貌：在此之前，是上山的路；在此之后，是下山的路。这两个诗国的巨星，他们并肩站在那时代的顶峰上，然而心情是两样的。一个诗人正是刚从那上山的路走上了山尖，一望四面辽阔，不禁扬眉吐气，简直是“欲上青天揽明月”了。至于另外一个诗人，却已经望见了那下山的路，在那心旷神怡的山的极峰，前面正是横着那不愉快的下坡路；上山的时候似乎只望着天，下山的时候就不得不望着地了，“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这两个诗国的巨星，正是以不同的思想感情，面对着两个阶级的现实，并肩站立在时代的顶峰上。
只有诗人学者才能这样理解李白与杜甫，也只有诗人才能在学术著作中写出这样诗一般的语言！如果把林先生的这段话按句分行的话，恐怕比当今许多“诗人”的“诗”都更具有诗意、诗味。惭愧的是，我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读过林先生的诗，只是看到同窗张鸣兄在一篇怀念我研究生导师褚斌杰先生的文章中提到褚先生曾写过的一首“林庚体”诗《春天》：
春天的风筝谱写蓝天，
铺满山坡的是二月兰；
岁月催人啊春秋代序，
永无凋谢的是精神少年。
是路与路哟奔向无限，
时间又几回换了空间；
跨山越水的九十五年，
问路人依然歌唱向前。
成功的道路永无终点，
崇高的风范不朽的诗篇。
据张鸣兄说“诗为仿‘林庚体’，不仅形神兼备，而且字里行间流露出昂扬向上、乐观开朗的少年精神，很切合林先生的性格风采。”a
《诗人李白》如同李白的大多数诗一样，读起来很轻松。但《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对初学作学问的我，却不免深奥。虽然那时我已上过吕乃岩先生的先秦文学史，读过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的《楚辞》以及现当代一些学者有关屈原、楚辞的著述，但林先生对屈原的研究、特别是有关《天问》的考证，对我还是颇有难度与深度的。然而，也正因其深、其难，我才花了大把的时间把这部不厚的著作逐字逐句地啃了下来，这也成了我学做考证文章的第一步。这两本书使我对林庚先生了解得更深，对其学识也更加敬佩了。原来林庚先生不仅仅是一位诗人、诗歌理论家，还是响当当的学者、教授！而且能以诗的语言写学术著作。
此后，陆陆续续得知更多有关林庚先生的传奇与传闻。林先生家学渊源。父亲林志钧，字宰平，是诗人、书画家，也是著名学者。《饮冰室合集》就是林宰平先生编定的。林庚先生早年也曾写过旧体诗词，后来则改作自由诗而一发不可收拾。他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夜》，封面是闻一多先生设计的，而序则出自俞平伯先生之手。林庚先生还是新诗格律的探索者，是他发现了诗歌的“半逗律”。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林庚先生最初上大学学的竟是物理，只是为丰子恺漫画中所表现出的唐诗宋词意境所吸引，才在二年级时改学中文。这种由理而文截然不同的专业的改变，在当今的大学几乎毫无可能。幸而当年的清华园不仅有像林庚先生这样的通才，而且在管理上也允许这种“不拘一格”的转系转专业。否则的话，从大的方面说，由林庚先生提出的“盛唐气象”“少年精神”这样充满诗意而又为文学史家普遍接受的学术概念，很可能不会在今日的文学史上出现；从小的方面来说，我今生很可能也不会有机会读到林庚先生论新诗格律、论李白、屈原、楚辞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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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院偶遇林先生之后，又在校园里碰到过先生几次。不过，每次见面，我都只是打个招呼问声好而已，从没跟先生攀谈过。但我在心里一直期待着有一天林先生会给我们开课。终于，上到三年级，系里安排林庚先生给我们开一门“楚辞研究”。
“楚辞研究”是选修课，每周2课时，一学期共40学时。既然是选修课，学生可修也可不修。记得那是1980年上半年的事。当时，我们77级入学已经两年，78级才一年半，而79级则刚刚入学半年。既然是这么专门的选修课，选课的学生想必不会太多。于是我想当然地以为不需要早早去教室占座，提前五分钟应该足够了。
可到了上课那天，一进教室就发现自己错了。虽然提前了十多分钟，教室却已经快要坐满。幸好前排还有个空位，我马上过去坐下。放眼望去，我惊奇地发现，除了本科生以外，还有好几位中文系的老师也来听课了。没想到林庚先生的“楚辞研究”会吸引这么多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林庚先生给本科生上的最后一门课，也是林先生的关门课。难怪有这么多人慕名前往！
北大老先生上课各有各的特色，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准点进教室，决不迟到。刚刚八点，林先生健步走上了讲台。或许是因为多年没有登台教大课，或许是因为先生知道这是他教学生涯中最后一次为本科生讲授，更可能是因为看到了大家期待、渴望的目光，我看到林先生在讲台上站定环视四周时，目光中流露出了些许的激动。
上课之前，我又一次借阅了林庚先生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读懂了先生的文章，再来听先生的课，为的是可以在课堂上更好地欣赏先生的讲课艺术。“楚辞研究”这门课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林先生既是诗人，也是学者。原本诗人与学者是很难统一于一身的。上的课多了，就知道有的老师尽管是了不起的学者，是某一学术领域的专家权威，文章写得一级棒，但在讲台上却未必能出口成章，紧紧抓住学生；也有的老师在学术成就上虽远远没有那么硕果累累，但在讲台上却能把课讲得精彩纷呈，属于“述而不作”的一类。而站在讲台上的林先生，不仅是诗人、学者，而且还是诗化了的学者、教授，集三重身份为一身。
林先生的“楚辞研究”涉及很多考据内容。一般来说，提到考据，印象中都是皓首穷经的老先生所做的佶屈聱牙的大块头文章。那样的学问需要旁征博引，逻辑严密，有非凡的功力。这样的研究成果多半是可阅读却不可言传也不可听闻的。然而，林庚先生的“楚辞研究”，使用的是诗一般的语言，诗一般的节奏，是用诗化的语言讲授学问，谈论考据，让人大开眼界。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考据也可以是“动听”的。特别吸引我的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林先生不但把教学内容诗化了，甚至把课堂本身也诗境化了。但林先生诗人的情绪、诗人的语言却不溢于言表，并非通过语气声调的抑扬顿挫表现出来。我曾经把林先生的课与谢冕先生的课做过一个比较。谢冕先生是诗歌理论家，也具有典型的诗人气质，他讲课时往往激情四射，情感充沛，能把学生的情绪调动得与他一样激荡昂扬。谢先生讲课犹如滚滚长江东逝水，滔滔不绝，称得上是江河横溢，其诗人的气质、言辞溢于言表。而林先生不是，林先生诗人的气质是在骨子里的，虽也激情澎湃，却又十分内敛，其一腔激情不是恣意汪洋式的，而是约束于学者的严谨之中，正如他所提倡的新诗。新诗是自由的，却又受着格律的束缚。唯其如此，林庚先生“少年精神”的激情才始终受制于冷静、理智的框架，用孔子的话来形容，那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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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先生上课，随身只带着几张卡片。想来几十年的教学生涯，所要讲述的内容早已融化于自己的生命之中，脱口而出，便是诗篇，便是文章。林先生的课，除了先生诗人般的语言与气质以外，先生的板书对学生来说也绝对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既然讲的是古典文学，先生的板书，总是竖行的，犹如山间溪流，欢畅而下，却绝不横溢四溅，那种“少年精神”收束于匠心独运之中，跳脱但不驰骋，飘逸却不张扬。在闻知林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曾读到程毅中先生1990年2月写的一首《贺林庚先生八十寿辰》诗：“诗史高峰说盛唐，课堂纵论意飞扬。板书飘逸公孙舞，讲义巍峨夫子墙。孟德永怀千里志，东坡犹喜少年狂。先生健笔长如旧，满座春风献寿觞。”其诗高度概括了林先生的学术生涯，特别提到了林庚先生板书的独特魅力。对此，我不妨直接引用袁行霈先生《八挽录》一文中提及程先生此诗时所发表的一番议论：“第三句以公孙大娘舞剑器，比喻林先生的板书，巧思妙语，非常人所及也。林先生的板书是中文系的一绝，带给学生的惊叹与赞美，不亚于他讲课的内容。可惜现在教室的设备先进了，原来的黑板已大为改善。当年在水泥墙上用墨涂出一块长方形、横着的，便是黑板了。老师手执粉笔在黑板上写字，颇能展示书法的功力，如果气候潮湿，粉笔不太干，用粗的一头写字，可以正着用也可以稍微侧一点，那笔画便有了粗细的变化，配合着落笔的轻重，能写出毛笔的效果。如果学期之初，刚刚刷过墨的黑板，有点毛糙，写出字来竟像一副拓片，更现神采。林先生有点手抖，写字很用力，似乎要穿透墙壁的样子，那才叫绝呢！程大师兄用公孙大娘舞剑器比喻他的板书，可谓参透了林先生的板书艺术。”b
林庚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充满了诗人气质、又有着书法家的艺术才华而且学问高深的学者。在我的脑海中，永远鲜活地留下了林先生在讲授“楚辞研究”课时我偶然见到的一幕。一次课间休息，我离开教室到楼下舒展一下。当我返回教室时，看到在一教主楼与阶梯教室的通道上，林先生双手搭在通道的护栏上，微风轻轻地吹拂着他略显宽大的灰色丝绸衣袖，他的脸微微上扬，双目凝视着远方，身后是几棵树冠交织在一起的高大的松柏，在阳光、松柏的辉映之下，屹立着的林先生犹如从天而降的仙人！当时我脑海中一下子迸出的是：这不就是活生生的《屈原行吟图》吗？！“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林先生课堂上讲过的楚辞的意象一下子浮现在我的目前。只恨当时手中没有相机，倘若能将这一幕永远地留下，那将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多么富有诗情的意境。我站在楼下凝视着先生。很快，先生意识到该进教室上课了，就在他将目光从远方收回转身的霎那间，他看到了呆呆站在楼下发愣的我，招手示意我赶紧回到教室去。40年过去了，很多陈年旧事都忘却了，甚至同学们提到有关我的一些言之凿凿的往事都模糊不清或者完全记不得了，但林先生留在我心中的这一特写镜头，那形象、那色彩，却永不褪色，永远鲜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