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中的“剑客”

文人中的“剑客”

——永远的吴组缃先生

“剑客”，行侠仗义者也。而文人“剑客”，则有着不畏名流权贵、仗义执言、偏激张狂的独特风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作家大仲马《侠隐记》（又译《三剑客》《三个火枪手》）的中译本与电影刚刚传入中国，备受追捧，于是，坊间流传的清华校史，就出现了若干版本的“清华三剑客”“清华四剑客”。最早的“清华三剑客”，指的是周培源、金岳霖、陈岱孙三位，其后也有陈岱孙、叶企荪、金岳霖之说。而“清华四剑客”则指的是吴组缃、林庚、季羡林、李长之四位文坛大侠。此四位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同时就读于清华园，虽不同系，却都是蜚声一时的文坛才俊。a五十年代院系调整，四人中除李长之外，其他三位都成了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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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清华四剑客”之说最早出自季羡林先生1994年1月11日所写的《悼组缃》一文：

距今六十四年以前，在三十年代的第一年，我就认识了组缃，当时我们在清华大学读书，岁数相差三岁，级别相差两级，又不是一个系。然而，不知怎么一来，我们竟认识了，而且成了好友。当时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林庚和李长之，可以说是清华园“四剑客”。大概我们都是所谓的“文学青年”，都爱好舞文弄墨，共同的爱好把我们聚拢在一起来了。b

经后人考证，“清华四剑客”之说只是季先生“事后追忆所打的比方”c，季先生后来自己也澄清道：“当时并没有什么清华‘四剑客’之类的名称，可我们毫无意识地结成了一个团伙，则确是事实。我们会面，高谈阔论，说话则是尽量夸大，尽量偏激，‘挥斥方遒’，粪土许多当时的文学家。”d

无论“四剑客”之说的由来究竟如何，所谓高谈阔论，夸大偏激，指点江山，蔑视名流，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四位先生的文人“剑客”之风。“清华四剑客”中，林庚、吴组缃先生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除了其学术成就之外，林庚先生又以诗名，吴组缃先生则以小说名。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6年半中，正好赶上老先生们辞别本科讲台的末班车，有幸上过林庚先生的“楚辞研究”、吴组缃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要”与“红楼梦研究”。用同窗陈建功兄的话来说，他们是“拼了老命”“为我辈作一番绝唱”e。在讲台上，林先生飘逸绝尘，吴先生稳健犀利，两位先生在学术领域、个性人格方面虽有诸多不同，但其“剑客”之风却一脉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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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与吴组缃先生的近距离接触是在1978年初、我刚刚踏入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大门、系里组织的七七级同学与吴组缃先生的见面座谈会上。恢复高考后的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七级一共招了40多位学生，其中20来人上学前就发表过诗歌、散文或小说，有的同学甚至已经是文坛上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了。想必当初抱着当作家、诗人的美好理想而跨入北大中文系门槛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为了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园地，我们班率先创办了一份文学刊物《早晨》，我给刊物写的两首小诗中的一首居然被北大校报选中并转载了。今天看来，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对当时初出茅庐的我来说却颇具鼓舞，一下子就把我的创作热情激发了出来。此后一个星期，我居然在上课之余一鼓作气搞出了篇万把字的小说。正在全力以赴的修改中，恰恰听到吴组缃先生要在32楼二楼的中文系会议室与同学们见面的消息。想来我当时的兴奋之情就是想掩盖也掩盖不住。

作为小说家的吴先生，在30年代就已名声大振。其成名小说、也是代表作《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后来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都是他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创作的。清华时期是吴组缃先生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对这个见面会有着怎样一种莫名的却是极度的兴奋与期待，可想而知。我当时十分渴望能够得到这位大作家、大教授在小说创作上的耳提面命，甚至还准备了几个问题向吴先生求教。

吴组缃先生极为健谈。记得见面会上一开聊，他便单刀直入谈到大多数同学最关心的写作上。吴先生说，中文系学生毕业后不能写，就像糖不甜一样。这话让我的心一下子就绷紧了，顿时感到压力山大。心想，您老人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会期待所有中文系学生最终都能写出什么名堂来吧？没想到，吴先生接着话锋一转，说北大中文系可不是培养作家、诗人的地方。要想当作家、小说家，那可是入错门了。闻听此语，我大为愕然。那时理解的所谓“写”，不就是写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吗？静着心慢慢听下去，直到那天见面会结束，我才把吴先生的意思真正琢磨出来。

吴先生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诗人，是说当作家、诗人需要的是生活，是对生活的感悟，需要的是创作的灵感与写作的功力，而这些却不是大学中文系的培养方向。大学培养的是具有独立思考、分析、研究能力的人，是做学问的，而非作家、诗人。吴先生的这席话，对我不啻于醍醐灌顶，就是这次见面会，把我上大学前所怀有的作家梦、诗人梦彻底送到了爪哇国。现在想来，吴先生的这番话当是有感而发的经验之谈，出于他自己清华求学的切身体验。最近读到吴组缃先生悼念他的老师朱自清先生的一篇文章，文中他坦白地承认自己上朱先生的“诗选”课时，很是对不起先生，因为“老是不免有点鬼混”f。可见那时，吴先生的心思主要放在文学创作上，对上课并不那么上心。

后来，类似“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诗人”的话，我也从其他中文系老师口中听到过。于是，我悄悄地把自己正在修改的小说压在了箱底，再也没动。不知是否受了吴先生的影响，我们班现而今以作家、诗人名世的，也就只有陈建功、黄蓓佳、梁左、王小平、孙霄兵几位。而学术文化领域中的名学者、名教授、大记者、大编辑却出了不少，如黄子平、夏晓虹、叶君远、张鸣、朱则杰、江锡铨、卢仲云、岑献青、杨柳、郭小聪、王娟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恐怕吴组缃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那次见面会上他的一席话竟改变了不少同学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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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见到吴组缃先生，是在1979年他开设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要”专题课上。那时中文系已经有77、78、79三个年级几个专业二三百位学生，还有众多的青年教师、进修教师、研究生等。第一天上课，当我和几位同学赶到时，教室里早已挤得水泄不通，不要说座位，就连教室门都进不去。那人气指数之高绝对是杠杠的。说来好笑，前来授课的吴组缃先生自己也被人群堵在了一边，无法挤到讲台上去。系里只好临时改变上课地点。记不清最初学校安排的是哪个教室了，反正先换的教室还是不合适，接连换了两个，年过七旬的吴先生也跟着人群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可一旦站到讲台上，身材清瘦高大的吴先生立马显出一副精神矍铄、意气自若的神态。

据袁良骏老师说，吴组缃先生“讲课的最大特点是‘念讲稿’，讲稿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吴先生抑扬顿挫，细细念来，一切功夫、一切学问，尽在‘念’中。”g可吴先生给我们开“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要”，每次在讲台上摊开的，都是同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几行字，不过是一学期下来每堂课的大纲概要而已。先生的讲课提纲是我课间休息时亲眼所见，其情形与当年袁老师所说的大不相同。想必吴先生教我们时，整部古代小说史早已了然于心，多少年的学问积淀于胸中，讲课也进入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自不必照稿宣读。

拨乱反正后的大学氛围跟五、六十年代完全不一样。学术界的相对自由第一次给了大学老师自我发挥的空间。就凭着这张纸片上这么几行字，吴先生口一开，便是天南海北，古往今来，纵横捭阖，但凡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当详则详，当略则略。吴先生讲课是漫谈闲聊式的，乍一听，似乎没什么主线贯穿，就是即兴而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完全不受时空的局限。但吴先生讲课的最大特点是既放得开又收得回来，加上他讲课颇有小说家的味道，妙语连珠，听得大家陶醉入迷，每每忘了下课。

作为红学研究领域的权威，讲古代小说史，自然少不了要讲《红楼梦》。当讲到这部文学巨著时，吴先生先概括性地介绍了红学史上有关《红楼梦》主题的各种说法。他特别谈到了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看法。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自从毛泽东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的论断后，学术界就再也没有人敢于挑战这一说法。但吴先生在介绍了“政治历史小说”论之后，幽默地说，毛主席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却不是《红楼梦》专家。我认为毛主席对《红楼梦》主题的看法不对。《红楼梦》不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它就是一部爱情小说，说的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这样的话，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再平常不过了，丝毫不足为奇。然而，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代，公开发表这样的看法真是石破天惊。我记得吴先生讲这番话时，课堂上很静，静得鸦雀无声。这是我在北大中文系第一次听到任课教师公开而且明确地对毛泽东的观点持否定态度。而那时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不过一年左右。在中文系课堂上，公开对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看法提出质疑的，就我所知，吴先生是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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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组缃先生的课既然是“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要”，自然有“史”又有“论”，其中最出彩的部分还是“论”。特别对古代小说史上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长篇巨制，吴先生常常有许多出人意想的真知灼见。例如《西游记》，以前我觉得那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很好玩儿的故事书。可吴先生却说，在几部著名的古典小说中，《西游记》对现实的批判与讽刺是最为尖锐的。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一路上历尽种种艰难险阻，遇到无数的妖魔鬼怪，其中只有极少数没有天庭中高官显贵或神仙菩萨为靠山，不靠着从天庭那里拿到的“宝贝”兴风作浪。吴先生要我们特别思考，为什么那些没有靠山的妖怪，最终都会被孙悟空打败，例如白骨精；为什么但凡有靠山的妖魔鬼怪总会在就要被打死或被制服的关键时刻，被来自天庭的神仙菩萨收了去，最终逃脱了惩罚。吴先生说，《西游记》实际上是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的，是一部对现实批判最尖锐的小说。

由于“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要”涉及古代小说史上数量繁多的作品，受“史”的制约，就是对《红楼梦》这样的恢宏巨制，吴先生也不可能展开来详细论说。直到读研究生时，系里请吴先生专门为中文系的十几位研究生开设“《红楼梦》研究”专题课，我才有机会再次聆听吴先生对《红楼梦》的精彩评论。

作为小说家的吴先生，讲《红楼梦》明显有别于那些考据派、索隐派，他十分注重研究作品本身，研究人物形象，尤其善于通过细节的挖掘，细致入微地分析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并通过这样的分析解读其中所透露出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意义。至今我记忆犹新的是吴先生对薛家以及薛宝钗的分析。吴先生对薛家与薛宝钗深恶痛绝，把薛宝钗等同于趋炎附势、工于心计的市侩小人，对此，我实不敢苟同，但他谈人物的切入角度、鞭辟入里的分析确实精彩纷呈。记得吴先生一上来就强调说，薛家明明是有钱的皇商，在京城有商铺有产业有居所，可进京后自家房子不住，却偏偏要挤进贾家，这只能说明薛家虽然名列四大家族，“珍珠如土金如铁”，但在当时的社会却是不入流的商人，社会地位并不高。这是为什么薛家要拼命挤进贾家，目的一来是要攀紧贾家这个皇亲国戚，二来好把选秀未成的薛宝钗送进贾府当媳妇。吴先生还指出，为了让宝钗顺利地当上宝二奶奶，那个所谓“金玉良缘”之说完全是薛家编造出来的。他提请我们注意一个细节，那就是薛宝钗进贾府之前，薛家先打造了个金锁戴在薛宝钗的脖子上，说是个癞头和尚送的。吴先生说，倘若金锁真的是癞头和尚送的，那一定像贾宝玉的宝玉一样，是个宝贝，可第35回中薛蟠却偏偏把秘密给泄露了：薛蟠为了讨薛宝钗高兴，说：“妹妹的项圈我瞧瞧，只怕该炸一炸去了。”分明是说这个金锁就是为了凑“金玉良缘”而请人做的或者买来的，而且用的还不是上好的金子。要不然，为什么还要去淬火？而薛宝钗还故意让贾宝玉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金锁，好与母亲薛姨妈的所谓“金玉良缘”一唱一和。吴先生的分析极具启发性，提醒同学们意识到原来曹雪芹笔下每一个情节都有深意寓焉。

吴先生还举了第27回宝玉的丫鬟小红和坠儿在聊小红与贾芸私下传递手帕，不巧被薛宝钗听到一事为例，说明薛宝钗如何工于心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先生当时完全没有看着原著，就把这段话原封不动地叙述出来了：“（小红）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所以，薛宝钗故意放重脚步，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

上吴先生“《红楼梦》研究”专题课时，我已跟随褚斌杰先生专攻先秦两汉文学史，就没有再在《红楼梦》上下功夫。几年后，应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之邀，我与妻子徐匋（冯先生的硕士生）一起承担了《红楼梦大辞典》中诗词韵文条目的撰写。这一次，我们得以将《红楼梦》的几个版本放在一起研读，每当读到吴先生当年讲课时提到的诸多细节，耳边仿佛又响起了他那带有南方口音、抑扬顿挫的声音，上课时的情景也一幕幕地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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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华四剑客”之一的吴组缃先生，与其他几位先生一样，同为文坛大家，并且与林庚、季羡林同为北大教授，但吴先生的个人生活经历却与其他三位“剑客”颇为不同，有着相当浓厚的传奇色彩。

吴先生当年到清华求学时已经结婚。其时带家眷的清华学生并不多见。开始吴先生还有家里的接济，但后来家境渐衰，在清华最后一年的生活费主要依赖学校颁发的每月30元的奖学金。而获得奖学金的条件是每门课的成绩都要在80分以上。这一年，吴先生选了国学大师刘文典先生的六朝文学课。刘文典对六朝文学十分推崇，而剑走偏锋的吴先生却在作业中抨击六朝文学为娼妓文学，令刘文典十分恼火。刘文典一向恃才傲物、狷介独行，是学术界有名的文化狂人。他研究《庄子》，号称天下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本人，另一个则是他自己，而古往今来无数庄子学者加在一起不过是那半个。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时，曾以“大学不是衙门”为由，拒绝蒋介石到校“训话”，拒绝学生“迎送如仪”，并当面顶撞蒋介石，因而受到“拘禁”的处罚h。作为国学大师，刘文典醉心中国古典文化，对新文学却极为蔑视，甚至公开讥讽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而在大学期间就以新小说创作出名的吴先生却对六朝文学如此不恭，结果这门课吴先生只得了79分。其实刘文典也是很欣赏吴先生的才气的，曾托人带话，只要他认错就可过关。可有着“剑客”精神的吴先生却选择宁肯失去这全家赖以生活的奖学金，也不低头。于是，失去了奖学金的吴先生不得不中途辍学，带着妻女离开了清华园。

对自己学术观点的坚持，不肯为斗米折腰，充分体现了吴先生的“剑客”之气，但另一方面吴先生又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人。跟随吴先生上课时，他曾动情地跟我们提到过两个人。一位是冯玉祥将军。吴先生离开清华园后，受聘担任冯将军的国文老师兼秘书。当时冯玉祥已经50多岁，名震天下，而吴组缃先生只有20来岁。可冯玉祥每次做了作业，都会毕恭毕敬地用双手呈上，请吴先生指教。每次上课，冯将军也总是亲自给吴先生倒茶，并用双手捧上请老师品茗，充分展现了他的礼贤下士。在冯玉祥出国考察前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冯玉祥还特别向中共代表周恩来介绍自己的老师兼秘书。

其实，早在抗战时期陪冯玉祥入川时，吴先生就与老舍等一起参与了文艺家抗敌协会活动，与左翼文艺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有着密切的交往，彼此常以“恩来兄”“组缃兄”相称i。“文革”初期，吴先生也被造反派揪出并受到批斗。一次出外就医等公共汽车时，忽然一辆红旗牌轿车停在了身边，从车上下来的竟然是周恩来总理。吴先生说，这一次路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当时的处境。当他回到北大准备继续接受批斗改造时，被告知周总理办公室打来了电话，说吴组缃是个好同志。从此，吴先生被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当吴先生在两次课上讲到他的这段经历时，坐在最前排的我看到吴先生的眼睛湿润了。吴先生一生从不屈从于任何人，也不喜欢攀附达官贵人。据袁良骏老师回忆，建国之初，周总理曾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盛大茶话会，招待文艺界朋友。吴先生也应邀出席。但在周总理到来之前，他却提前告辞了。周总理莅会后，到处找“组缃兄”，得知他提前退席后，周总理也深表遗憾。这件小事，很能体现吴先生那种不欲‘攀高接贵’的名士派头j。然而，当他身处逆境时，周总理不但能认出在路边等车的吴先生，并尽可能地保护他，使他从此改变了处境，他对周总理的感激之情是很可理解的。

在上“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要”课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在中文系同学中广为流传。这是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拓荒之作。在这部著作中，夏志清先生特地为吴组缃先生专辟一章，对吴先生的小说，特别是他的《一千八百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这一章中，夏先生说，吴组缃是一位才华卓越的作家，如果不是共产党，吴先生当会写出更多更好的小说，在创作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记得有同学在课堂上当面请吴先生就此发表评论。吴先生回答说，我也看了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教授说的不对。如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吴组缃的今天。这是1979年，也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吴先生在“文革”后第一次登上讲台为本科生讲课时所说的。的确，后来的吴先生没有继续从事小说创作，让中国的文学宝库少了很多他的杰作，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夏志清先生说得不错。然而，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吴组缃先生不但出版了古典小说论文集《说稗集》、文艺评论集《苑外集》《宋元文学史稿》（与沈天佑合著）、《中国小说研究论集》等，而且把自己的才华更多地贡献给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传统文化发展事业。就这个意义而言，夏志清教授说的不对。这里，我还特别要提一下吴组缃与林庚两位“剑客”对另一位国学大师吴小如先生的提携。被称为“乾嘉学术的最后守望者”k的吴小如先生曾是北大中文系屈指可数的几位可以从先秦两汉一直教到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可就是这样一位学问渊博、多才多艺的大家却在中文系担任了二十多年的讲师。“文革”后恢复职称评定，是在吴组缃与林庚两位资深教授的鼎力推荐之下，北大才破格将吴先生直接从讲师提升为教授的。从这件事上，也可见出北大中文系有吴组缃、林庚这样的“剑客”之大幸。

吴组缃先生1994年1月11日因病去世，但他的“剑客”精神与著作却永存于世。我生也有幸，在北大求学的6年半中，居然有机会两次聆听吴先生的专题课，直接受到吴祖缃先生的教诲。如今想来，这也是人生中何等可遇而不可求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