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难以置信,我人生的第一座房子又高又大又宽敞。它是庙。可以说,我是在庙里头开启我的人生的。

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的母亲已经来到杨家庄小学了。杨家庄穷,没有校舍,怎么办呢?村子里头把庙挪出来了——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对普遍的做法,反正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了,庙宇已经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闲着也是闲着,那就做学校吧。

因为年幼,我得承认,我对庙宇的记忆已相当模糊。但是,模糊是相对于局部和细节而言的,开阔和高大不在遗忘的范畴之内,这个我还记得。

有一点我要显摆一下,那就是我的记忆力。我记事很早。工作之后,我和父亲见面的机会并不多,闲着无聊的时候,我们会追忆一些往事。可这样的对话时常不愉快。我的父亲说我吹牛,说我不可能记得那么早的事情。但是,我母亲的记忆时常站在我这边,父亲只好选择沉默来对抗他的健忘。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杨家庄小学总共有三个年级,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三个年级是不分班的,同学们都端坐在庙堂的正中央,每个年级一排,享用同一块黑板。这就叫“复式班”了。我记忆里的母亲十分繁忙,她一会儿教一年级的语文,一会儿教二年级的算术,一会儿又教三年级的唱歌。我不知道那时的每节课是不是四十五分钟,如果是,平摊到每一个年级,或者说,每一个班,每一节课其实只有可怜的十五分钟。这样的课堂对任课老师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最大的考验来自“组织教学”,乱哪。我的母亲相当厉害,说白了,个个都怕她。如果是今天,“个个都怕”的老师未必是一个好老师,但是,在当时,一个教师没有绝对的权威绝对是不行的。我曾亲眼看见许多软弱的男教师被乡下的孩子气哭了。我不敢说我的母亲有多了不起,但是,她绝对是称职的乡村教师,直到今天,她的学生都是做了爷爷奶奶的人了,一个个都还念叨她的好。

我母亲能成为称职的乡村教师有一个过硬的先决条件,她的嗓子好,脆,亮,还不容易沙哑。她的课有精气神。孩子们在她的课堂上很容易集中注意力。想想也是,那么恢宏的一座庙,没有一副脆亮的嗓子可是不行的,屋梁上的麻雀都能把你的嗓子盖过去。

庙既然成了学校,庙理所当然也就成了我的家——可这个家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所谓的家其实只占了庙的一个小角落,似乎是西北角。那里永远是黑咕隆咚的。到了夜晚,情形反过来了,只有这个小小的角落是亮的,其余的部分则一片漆黑。是的,一盏淡黄色的小豆灯怎么可能照亮整个庙堂呢?不可能的。小豆灯勉强可以照亮我们家的餐桌和床头,这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我的家是在野外,还没有星光。四周黑洞洞的。那种无边的黑,那种缥缈的黑,那种高耸的黑。无风,无雨,亦无声。对一个刚刚开始建立记忆的孩子来说,这大概不会是什么可喜的画面。

但你也不能说庙宇就一定是森严,不是这样。庙里头到处都是麻雀。每天早晨,在我的母亲还没有打开庙门之前,庙顶上的麻雀就已经醒了,它们叽叽喳喳。伴随着雪亮的庙门轰然大开,叽叽喳喳的鸣叫倾巢而出,庙里头即刻就安静下来了,一天就这么开始了。

我人生最早的记忆是什么呢?是鸟叫。准确地说,是麻雀的聒噪。每天早上,我都是被无穷无尽的鸟叫吵醒的。

记忆说到底是美妙的。1983年,我第一次离开兴化,就在扬州,我再一次踏进了庙门,著名的平山堂。几乎就在踏进大雄宝殿的同时,有关庙宇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恢复了。那些粗大的木料和淡淡的香火气味一下子吸引了我。我的心即刻就静了,无缘无故——用佛家的说法,其实是有缘的,其实是有因的。

因在十九年前,果在十九年后。因果啊因果,它是漫长的,绝不是春华秋实这般仓促。

我不是佛家子弟,可是,一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庙。只要一踏进庙宇的大门,我很容易心旷神怡。香火的气味会拉大我呼吸的幅度,我的吐很深,我的纳一样很深。我对深呼吸有一种迷恋,人体是通的,两头都够得着。

很遗憾,我至今都没有研习过佛学,但是,这从来也不影响我双手合十。我是逢庙必拜的,所谓拜,其实就是告诉自己静心,提醒自己虔诚。哪怕只有几分钟的光景,那也是大安宁。

在庙里头我始终都有幸福感,又高,又大,又宽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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