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豆
蚕豆主要种植在中国的南方，即使在南方，蚕豆也不是主食。它最大的用处是做酱。北方人所说的“豆瓣酱”通常指的是大豆酱，但在我的老家一带，“豆瓣酱”指的却是蚕豆酱，偏甜。
蚕豆的另一个用途是做粉丝。喜欢蚕豆粉的人却不多。蚕豆粉偏硬，容易断。相对来说，土豆粉更受欢迎，它的韧性好，可以拉得很长。不要小看了这个长，它对吃的快感至关重要。把土豆粉的一头叼在嘴里，一吸，呼啦一下，你的嘴巴就饱和了，很爽的，痛快无边。
就因为蚕豆不做主食的缘故，它在种植上是不可以被推广的。农民不可能用成片的土地去种植它——只有大麦、小麦、水稻等正经八百的“粮食”才能够衣冠齐整地站立在农田里。蚕豆被种在哪里呢？田埂或河岸，那些“边角料”的地方。
麻烦来了。因为产量太低，反过来，蚕豆珍贵了。蚕豆几乎就是奢侈品。人们用它来做菜。著名的“罗汉豆”就是一道上好的菜。为什么叫“罗汉豆”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孩子们会用针线把煮熟了的蚕豆穿起来，做成串，挂在脖子上。这对拿蚕豆做零嘴是很方便的。在蚕豆上桌的节令，我们的课堂有趣了，所有的男生都像大清朝廷上的文武官员，当然，也像罗汉。但是，乡下人没见过朝廷上的高官，只在庙里头见过泥塑的罗汉，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乡下人把煮熟了的蚕豆叫作“罗汉豆”，想必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对我们来说，蚕豆最好的一种吃法当然是炒。香极了，嘎嘣脆。它唯一的缺点是太硬。可是，孩子们的牙更硬——有了金刚钻就不怕瓷器活。我很自豪，都是快五十岁的人了，还有一口无坚不摧的好牙口，想必是小时候练就了过硬的童子功。但是，我的这句话是不负责任的，我练习童子功的机会并不多，也只是过年的时候操练操练。过年好哇，天天有炒蚕豆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用东北人的说法，叫“可劲儿造”。渴了，到河边喝水去，喝完了，再接着“造”。
我要写下我和蚕豆的故事，这是我终生都不能忘怀的。
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叫“杨家”，到我出生的那一年，1964年，父亲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他可以在我母亲所在的小学做代课教师了。问题也来了，夫妇两个都要上课，午饭就成了一个大问题。父母亲决定请个人过来帮着烧饭，附带着带孩子。
奶奶就这样成了我的奶奶。我和奶奶在一起的时间比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
1969年，我五岁。父母的工作调动了，去了一个叫“陆王”的村子。奶奶没有和我们一起走。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过来，奶奶她不是我的亲奶奶。
一转眼就是1975年了。这一年我十一岁。我的父母要调到很远的地方，一个叫“中堡”的镇子。在今天，沿着高速公路，从中堡镇到杨家村也就是几十分钟的汽车，可我们兴化是水网地区，即使是机板船，七拐八弯需要一天的时间。我们一家人都知道了，我们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了。临行前，我去了一趟奶奶家。奶奶说，她已经“晓得咯”。奶奶格外高兴，她的孙子来了，都“这么高了”，都“懂事”了。那时候奶奶守寡不久，爷爷的遗像已经被挂在墙上，奶奶还高高兴兴地对着遗像说了一大通的话。可无论奶奶怎样高兴，我始终能感觉到她身上的重。她的笑容很重，很吃力。我说不上来，很压抑。奶奶终于和我谈起了爷爷，她很内疚。她对死亡似乎并不在意，“哪个不死呢”，但奶奶不能原谅自己，她没让爷爷在最后的日子“吃好”。奶奶说：“家里头没得唉。”
我第一次知道死亡对生者的折磨就是那一天。人永远也不会死的，他会在亲人无边的伤痛中间顽强地活着。奶奶对爷爷的牵挂还是吃。因为是告别，奶奶特地让我做了一次仪式。她让我到锅里头铲了一些锅巴，放在了爷爷的遗像前。这是让我尽孝了，我得给爷爷“上饭”。奶奶望着锅巴，笑了，说：“死鬼嚼不动咯。”
我的小妹，也就是奶奶的孙女那时候已经出生了，在我和奶奶说话的时候，小妹一直在她的摇篮里睡觉。小妹后来说，她知道这件事，是奶奶告诉她的。
就在傍晚，奶奶决定让我早点回家了。她在犹豫，在想。她在想着让我带点什么东西走。现在回想起来，奶奶当时真是太难了，穷啊。她的家真的是家徒四壁。她最初的主意一定是鸡蛋，她已经把鸡蛋从坛子里头取出来了。大概是考虑到不好拿，怕路上打碎了，她又把鸡蛋放下了。奶奶后来拿过来一根丫杈，从屋梁上取下一个竹篮，里头是蚕豆。奶奶让我去帮她烧火，我就去烧火。我一边添柴火，一边拉风箱，知道了奶奶最后的决定是炒蚕豆让我带走。多年之后，我聪敏一些了，知道了那些蚕豆是奶奶一颗一颗挑出来，预备着第二年做种用的——只有做种的蚕豆才会吊到屋梁上去。蚕豆炒好了，她把滚烫的蚕豆盛在簸箕里，用簸箕簸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是给蚕豆降温。然后，奶奶让我把褂子脱下来，拿出针线，把两只袖口给缝上了——两只袖管即刻就成了两个大口袋。奶奶把褂子绕在我的脖子上，两个口袋像两根柱子，立在了我的胸前。奶奶的手在我的头发窝里摸了老半天，说：“你走吧，乖乖。”
在我的一生当中，这是我第一次拥有这么多的炒蚕豆，都是我的。你可以想象我的这一路走得有多欢。蚕豆还是有点烫。我一路走，一路吃，好在我所走的路都是圩子，圩子的一侧就是河流。这就保证了我还可以一路解渴。杨家庄在我的身后远去了，奶奶在我的身后远去了。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不停地回想起这个画面。不幸的是，等我到了一定的年纪，我想起来一次就难受一次。为什么我那一年只有十一岁呢？西谚说，上帝会原谅年轻人。这句话也对。唯一不能原谅年轻人的那个人，一定是长大了的自己。
1986年，我在扬州读大学。有一天，接到了父亲的来信，说我的姑姑，也就是奶奶唯一的女儿，死了。她服用了农药。我从扬州回到了杨家庄，这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小伙子了。我要说实话，我已经十一年没有来看望我的奶奶了。我其实已经把她老人家忘了。我在许多夜里想起她，但天一亮我又忘了。这一点我想起来一次就羞愧一次。十一年之后，当我再一次站在奶奶面前的时候，她老人家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我从没想到奶奶的个子那么小。她小小的，却坚持要摸我的头，我只有弓下腰来她才能如愿。奶奶看上去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悲伤，这让我轻松多了。她只是抱怨了一句：“死丫头她不肯活咯。”
可事实上，奶奶没有多久就去世了。她一定是承受不住了，她的伤痛是可想而知的。但奶奶就是这样，从来不会轻易流露她的伤心与悲痛，尤其在亲人面前——我是从另一个可亲的老人那里理解了我奶奶的。她们时刻愿意承当亲人的痛，但她们永远也不会让自己的亲人分担她们的痛。
1989年，我的小妹来南京读书了，我去看望她。小妹说：“哥，你的头发很软。”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小妹说：“奶奶告诉我的。奶奶时常唠叨你，到死都是这样。”
小妹的这句话让我很受不了。我知道的，我想念奶奶的时候比奶奶想我要少很多。这就是我和奶奶的关系。
但是，无论是多是少，我每一次想起奶奶总是从那些蚕豆开始的，要不就是从那些蚕豆结束——蚕豆就这样成了我最亲的食物。
我的“亲奶奶”是谁？我不知道，我不可能知道，连我父亲他都不一定知道。这对我已经不重要了，我多么希望我和我的奶奶之间能有血缘上的联系，我希望我的父亲是她亲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