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丁
我的母亲毕业于师范学校，方圆几十里之内，她是最大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定有知识分子的讲究，比方说，衣着。她可以穿得很破，她的衣服上可以有很多补丁，但是，裤子上必须有两条缝，衬衣的胸前也必须有两条缝。作为一个女性，母亲很喜欢周恩来，她说，周恩来“气质好”。“气质”这个词哪里是我能听得懂的？听不懂就研究。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人民日报》——那时候我还不能读报呢。我的研究成果出来了：在所有的图片上，周恩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裤管上有两道缝。当周恩来曲着他的胳膊站在外国友人面前的时候，他的两条裤管“可以开火车”——母亲是这样说的。从此我就懂了，“气质”不是什么玄妙的东西，就是裤子上的缝。有一年的寒假，全县的教师组织学习，母亲把我带过去了。远远的，我看见了一位女教师，她的裤子上有两道笔直的裤缝，我突然冒出来一句：“她气质好。”所有的教师都回过头来，他们用惊讶的目光盯着我。我一下子就在母亲的学习班上出名了。“气质好”的那位女教师还特地给我买了一只烧饼。看来，说别人“气质好”就是好。
母亲也有母亲的麻烦，她时常要穿有补丁的裤子——裤子上的补丁一般在哪里呢？膝盖的部分。这一来麻烦得很。因为补丁，母亲很难保证裤子上的“缝”。
还是先说裤子上的补丁吧。那时候有一幅非常著名的油画，名字我记不得了，画面我却是记得的——年轻的、瘦削的毛泽东站在延安的窑洞前面，他扳着他的手指头，正在讲“第一点”。在我看来，那张著名的油画有两个亮点，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一、毛泽东和我们小孩一样喜欢扳手指；二、毛泽东的裤子也和我们一样，膝盖那里有两个醒目的大补丁。
我不知道毛泽东的那两个补丁有没有引导“政治时尚”，我只知道人们对膝盖上的补丁有了一种近乎迷恋的喜爱——伟大的舵手都是如此这般的呢。
母亲的膝盖上也有补丁，但补丁并没有降低母亲对“裤缝”的热情。在参加一些重要的场合之前，母亲会把开水倒在搪瓷茶缸里，拿茶缸做熨斗，来来回回地“熨”。实在不行的话，她也会把裤子折叠好了，用屁股去压一压。有一次，村子里来了一位摄影师，他的相片一共有两个款式，一寸的头像和两寸的全身像，母亲选择的是两寸的全身像。照片洗出来之后，所有的人都惊讶于我母亲的照片——同样的时刻、同样的地点，“陈老师”站在那里怎么就那么高挑、那么漂亮呢？我现在就告诉大家答案：母亲熨了她的裤子，母亲还站了“丁”字步。两条裤缝构成了九十度的关系，“陈老师”一下子就挺拔了——这和裤子的中部鼓着两个空荡荡的“膝盖”是很不一样的。看看毛泽东的油画像吧——如果那两块补丁是鼓起来的，那么，毛泽东就是一个农民；如果那两块补丁是平整的，毛泽东就只能是一个革命的领袖。
母亲是知识分子，但她和乡亲们的关系处得相当好。是哪一天呢，几个女人到我们家拉家常了。拉家常就是说闲话，而说闲话永远都是说闲话。一个高个子的女人终于对我的母亲说了：“你瞧瞧她儿子身上的补丁。”这是在说另一个女人的不是了。高个子女人的话很怪的，她明明在批评那个女人，着眼点却是“她儿子身上的补丁”。
我和我的母亲一起瞧见“她儿子身上的补丁”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她儿子”身上的补丁真的很糟糕！是的，补丁不是别的，它体现了一个家庭主妇的综合能力——补丁剪裁得方不方，针脚缝得齐不齐，在衣服上熨帖不熨帖，颜色和谐不和谐，这些都是问题。我的母亲能歌善舞，却不会拿针。她把我的衣服拿出来，看了看，惭愧了。我衣服上的补丁有问题，针脚也算不上齐齐整整的母亲怎么能容忍这个呢？母亲拿出剪刀，用剪刀的刀尖把线头挑开了，撕膏药那样，她把我衣服上的补丁全撕了。母亲抱着我的衣服去了大队会计的家。大队会计的老婆，也就是“会计娘子”，她有缝纫机。“会计娘子”实在是手巧的，她拿出她的大剪刀，把补丁修理得方方正正，然后，贴在我的破衣服上，用指甲刮了刮，摁住，再然后，踩动了她的缝纫机。
我很感谢我的母亲，虽然家里很穷，但是，母亲把我们拾掇得很干净，所有的补丁都周周正正。我们从不邋遢。父亲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是受人尊敬，母亲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体面。这是一回事。体面是受人尊敬的前提，受人尊敬是体面的结果，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不敢说我是受人尊敬的，但是，我和我的父母一样，都是体面的人，这样的自信我有。
就在两三年前，儿子读初中的时候，他在放学回家之后突然抱怨开了。他觉得家里穷——毫无疑问，他不知道在哪里受什么刺激了。我告诉儿子，这样说不好，没出息。穷不等于不体面，富不等于体面。这不是什么大道理，生活真的就是这样。我对儿子说：“如果你将来不富裕而受人尊敬，我将为你骄傲；如果你很有钱而得不到尊重，我会非常失望。”可儿子坚持认为，还是又有钱又受人尊敬比较牛。好吧，上阵父子兵，咱爷儿俩一起努力——虽然这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