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不虚此生，不虚此遇
付念桃
2020年新春来临之际，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瞬间席卷大江南北，十几亿国人不得不禁足家中。其间，银良同学蛰居半山，清风明月，潜心“修行”。几十天时间，十几万字的纪实文学《白降河》如行云流水般倾泻而出，又字斟句酌、反复修改，终于成书。对此，李文祥老师在《酷似一部文化“小百科”》、方宏勋老师在《念故土史韵，报母亲春晖》、贾战旭同学在《重逢》、韩运曾老师在《见证白降河》等文中，都有独到、中肯的点评，都很到位，我本无话再说，但又难辞其请，只好不揣冒昧，谈点感想、体会。
佛教的一首回向偈中有这样两句：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所谓四重恩，即父母恩、上师恩、国土恩、众生恩。四重恩第一是父母之恩，我们的身命得自父母，不论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很重视报父母恩。第二是老师之恩，我们的慧命得自老师。第三是国土之恩，山川、水土、粮食、矿藏等都是国土对人们的奉献。第四是众生之恩。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离不开他人（包括今人和古人）的劳动和奉献。
银良同学1994年离开家乡南下广东，如今已年过半百，但仍激情不减当年。2019年他主编的《记住——那个时代，那些老师》，是对师恩的一种感念。新作《白降河》可谓是《记住—那个时代，那些老师》的姊妹篇，是对父母恩、国土恩、众生恩的深深感念。它就像一部纪录片，由远及近，由点到面，不疾不缓，娓娓道来，徐徐展开，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画面感。
—此人此事，此情此景，不虚此生，不虚此遇。
生养我们的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都是我们久远以来不尽的因缘，记录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经历、变化、苦乐，以及苦难中人性的善良，苦难中人们的坚忍、乐观向上等等，应当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一片有着厚重文化历史的土地。银良描述的白降河在《水经注》中早有记载。他的母亲常雪香老人的出生地——白沙镇常岭，村东北有五代梁太祖朱温墓。由此说来，早在几千年前这片土地上就已有人类繁衍生息，文明传承。
这也是一片饱经苦难的土地，历朝历代的更迭，都是普通百姓的梦魇。
今年八十八岁高龄的常雪香老人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老妇人，出生在民国时期，历经磨难，如今儿孙满堂，生活安康。银良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回忆、搜集、挖掘母亲一生的点点滴滴，追寻自己家乡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的变迁，用平实的语言回忆了母亲一生的经历。老人家一直以自己的儿子是一位作家而自豪，听说儿子要写一本关于她、关于蔚村的书，特别开心，积极配合儿子的写作。她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到自己珍藏的老物件，在儿子的引导下回忆自己年轻时的生活，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小时候的“匪气”和无忧无虑，嫁人后生活的变化，生儿育女，参加大生产运动，返回老家种地，呵护每个孩子的成长，等等。
为了更鲜活地呈现老人当下的生活状态，银良和兄弟姐妹们多年来一直留意记录她的日常生活。老人家不论是在做饭，还是下地做活，孩子们要拍照或摄像时，她总是乐哈哈地配合，还真是很有镜头感呢。
新中国建立初期，吃穿问题依然突出，老人家和众多妇女一样，作为重要劳动力投入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按照劳动质量和数量获得一定的报酬，为粮食生产做出了很大贡献。老人回忆起自己当年参加大生产运动时说：“我那时候一个月能挣七八块，有时候能挣十多块，还得了很多奖状，把整个屋子都贴满了……”
回到农村以后，正是生产队记工分时期，当年一个成年男劳力清早做活记2个工分，上午、下午各记4个工分，妇女半天挣3个工分。摘棉花时按量计算，一般每摘5斤计1个工分；割谷子按捆计算，每割1捆计1个工分。年终核算，有的生产队每10个工分值两毛钱，有的生产队值一毛五，还有的值一毛。
“我一直不知道母亲是啥时候睡觉的，又是啥时候起床的，好像母亲从来就没有睡过觉一样”，银良这段文字形象地说明了当年农村妇女的生存状态。她们不仅要去地里撒粪、打坷垃、锄地、剔谷苗、割谷子，点棉籽、打药、除草、摘棉花、薅棉柴，栽红薯、翻秧子、出红薯、刨红薯片，还得起早贪黑纺花织布、做衣做饭、养育孩子，真正是事繁任重。
在劳动中获取报酬，争取独立人格，对于传统女性而言，是迈出家庭走向社会的重要一步，使得妇女开始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人身权利得到社会尊重。
当年，农村的女孩一般从十二三岁就开始学做针线活，再大点就跟着大人下地做活，出嫁后更是里里外外啥都得干。那时的女孩虽然可以和男孩一样上学读书，但失学率很高，大部分女孩子只是读几年小学就回家帮助父母做活了，等到高中，班里的女生只占不到四分之一。比银良大三岁的姐姐梅花、小七岁的妹妹倩梅都只读了几个月的小学，基本不认字，不能独自出远门，只有小妹妹得到众人的宠爱，读完了初中。
《白降河》中多次描述童年、少年时的游戏场景：跳绳、踢毽子、蹦圈、捣鸡（斗鸡、撞拐）、逮马虎（捉迷藏）、调龙戏、拉破鞋、老鹰捉小鸡、推桶箍、打碟溜（陀螺）……“一群娃子你来我往，随着鞭子‘叭叭’的响声，‘碟溜’滴溜溜地转，大水坑的冰上弥漫着热火朝天的气息，哪里还会觉得冷呢。”“像风一样跑着，打几个滚儿，翻几个跟头……”，真是让人羡慕！
我想，对此每个人的感受可能有所不同，银良之所以在艰难困苦的年代仍能感受到乐趣，是由于有人在为他负重前行。他的母亲、姐姐，在漆黑寒冷的漫漫长冬漫漫长夜里，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纺花或做针线活，怕是非常难挨吧。还有就是记忆的欺骗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往往会自动屏蔽掉那些无法忍耐的挨饿时光，却留下欢乐的片刻。
伴随童年的不只是缺衣少食，和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疯玩，还有琅琅的读书声，这是那时乡村的希望，我们正是踏着这希望走出了乡村。
那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生活方式原始、落后，因而物质极度匮乏，人们往往缺吃少穿没钱花，拿从牙缝中挤出来的一点粮食，去交换必要的日用品及服务。各家各户按季节按男丁人数对粮食给剃头匠，用红薯片换瓦缸瓦罐，拿头发换针，拿鸡蛋换油盐酱醋，甚至连补漏锅也是拿红薯片或蜀黍换的……
当时农村仅有的文化生活，可能就是几个月由放映队来放一场露天电影，需要各家轮流管饭。再就是由村里出面请盲艺人说书，当时称为“瞎子说书”，报酬是管他们几顿饭、多少给点粮食而已。学校大部分是民办老师，既要教书还得种地，仅有的几位公办老师也没有食堂，由有学生的家庭轮流管饭。
凡此种种，可知那时仅仅是为吃饱饭已经拼尽了所有人的全力。
在那个穷困的年代，孩子们对节日有着美好的期盼，盼望着有些好吃的可以解解馋。但对于母亲而言，过节却是件很让人发愁的事，平常的日子已经很难熬了，拿什么去置办年节所用物品呢？但“在我的记忆中，一年四季，母亲几乎没有漏过节日”，“我常常想，母亲执念于每个节日，并不仅仅是为了让闺女、娃子多吃点好的，还是对乡间生活秩序和民俗文化的一种坚守，也体现了中国农民对上苍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渴盼”。
对于中原地区的普通百姓来说，传统节日深植于农耕文化，它的仪式行为和仪式符号关联着敬天礼时、尊重人伦的象征寓意。母亲毕竟是读过几年书的人，也出身于大家庭，很自然地希望通过拜神祭祖、祈福纳祥、走亲访友等活动把一大家人凝聚在一起，让孩子们能够有所敬畏也有所倚仗，更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也加深与邻里和亲戚之间的和睦关系。
一个瘦瘦小小的老太太，磕磕绊绊、跌跌撞撞一路走来，以自己的智慧和坚忍，以自己羸弱的双肩和勤劳的双手支撑起了这个大家庭。
人间烟火气，最抚游子心。一年到头，异乡奔忙，肴馔膏粱始终抵不过母亲的一块油干饼、一碗小米汤，老人家灶火里的炊烟袅绕才是家的味道。
国父孙中山下令禁止缠足，打开了束缚中国女性身体的枷锁；伟人毛泽东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得以走向社会，走向自立。这时，我们的母亲才是完整人格的母亲，才是真正能够为儿女挡风遮雨的母亲。
愿天下所有的母亲都福寿安康！
2021年2月28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