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为尧后与当时思潮
汉为尧后，协于火德，这一说法西汉后期始渐流行，又为王莽篡政利用，为儒生所信服，影响到后汉的郊祀制度，又影响到士人的思维方式，形成一种特定的历史发展观。
一
刘氏为尧后，最早见于《左传》，晋卿士会为尧后，鲁文公十三年归晋，传曰：“秦人归其帑，其处者为刘氏。”
其后《昭公二十九年传》又称：“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司马迁则似乎不相信刘为尧后之说，《史记》于诸《本纪》 《世家》屡屡记载某氏为某帝之后，《高祖本纪》独不采此说，全书亦不见记载。《左传》汉初虽然不显，但《史记》于《左传》屡有采获，所以见遗于司马迁，应该是由于这一说法在汉初还未流行开来，因而司马迁对其采怀疑态度。
今天能见到的持这一说法较早的汉人是眭孟。《汉书·眭弘传》:“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汉书补注》引齐召南曰：“案，以汉为尧后，始见此文，然则弘虽习《公羊》，亦兼通《左氏》矣。”其后刘向亦有类似言论，《汉书·高祖本纪》赞曰：“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 ’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这以后，汉为尧后的说法始渐流行，又与图谶联系在一起，《后汉书集解》引惠栋按语曰：“《尧母庆都碑》称，昔者庆都游观河滨，感赤龙交，始生尧，汉感赤龙，尧之苗胄。”皆袭图谶之说为之附会，影响日广。班彪《王命论》即以“帝尧之苗裔”为论述汉帝所以得天下的理由之一，汉为尧后此时已经是不容置疑的公理了。故贾逵为证明《左传》较之《公羊》《谷粱》的优越性，反过来需求助于汉为尧后这一已得到广泛承认的说法，其言曰：“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班固《高祖本纪》赞亦曰：“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汉为尧后又与汉为火德的提法联系在一起。西汉建立以来，汉王朝对德运正朔服色有着争议。起初采用张苍之议，《汉书·张苍传》曰：“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时本十月为岁首，不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上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于为丞相，卒就之。”《史记》正义引姚察云：“苍是秦人，犹用推五胜之法，以周赤乌为火，汉胜火，以水也。”张苍以五胜之法推算汉德，以为汉当水德，色尚黑。其后鲁人公孙臣与贾谊认为汉当土德，《汉书·张苍传》曰：“苍为丞相十余年，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五德传》，言汉土德时，其符黃龙见，当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苍，苍以为非是，罢之。其后黃龙见成纪，于是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草立土德时历制度，更元年。”《贾谊传》亦曰：“谊以为汉宜改正朔，数用五，色上黄。”
昭帝以前汉为尧后的说法并未流行，所以汉家到底土德还是水德，五德取相生还是相克并不会产生什么问题，既然汉为土德已为成纪的黄龙所证实，土德之说也就为广大士人如儿宽、司马迁等人所信奉。昭帝以后，汉为尧后的说法开始被人接受，尧为火德，汉家作为他的后裔，自然也应当是火德，而不应该是土德或水德，故班固于《汉书·贾谊传》赞曰：“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其术已疏矣。秦人用水德，本自讹舛，不可承，况五德取相生，不取相克，即欲承秦，为何以土胜之。张苍固非，而公孙臣贾谊亦非也。”班固以后世观念非难张苍公孙臣贾谊等人。调节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便成为当时学者的任务之一。故刘向刘歆父子起而纠之。
《汉书·郊祀志》曰：“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水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刘氏父子从改变五德终始的源头入手，以为包羲氏始受水德，以此而推算出汉当为火德。贾逵则以另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后汉书·贾逵传》逵具奏曰：“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小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章怀注解释贾逵此奏曰：“《史记》曰 ‘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立，是为帝颛顼’。当时五经家同为此说。若以颛顼代黄帝以土德王，即颛顼当为金德，高辛为水德，尧为木德。汉承尧后，自然不得为火德也。”贾逵通过增加一个中间环节帝宣来实现其推算尧为火德的目的，汉既为尧后，则汉家也应当是火德。虽然与刘氏父子作法不同，但归向是一致的，都是要使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协调一致。
刘氏父子的意见并未被采纳，邓展曰：“向父子虽有此议，时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后汉书·光武纪》曰：“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汉初水德土德不明，服色尚黑尚黃不定，至此始明火德，徽帜尚赤，故《东观汉记》曰：“自汉草创，德运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因秦以十月为正，以汉水德，立北而祠黑帝。至孝文，贾谊公孙臣以为秦水德，汉当为土德。至孝武，儿宽司马迁犹从土德。自上即位，案图谶，推五运，汉为火德，周苍，汉赤，木生火，赤代苍，故上都洛阳……行夏之时，牺牲尚黑，明火德之运，徽帜尚赤。”至此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二说才不矛盾，汉为火德以官方的形式被确定了下来。实际上，早于光武这种官方规定，王莽时的意识形态就已经确定了汉为火德，光武不过是秉承了王莽时的普遍认识。《汉书·王莽传》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黃，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 ‘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王莽以自己的莽新王朝当土德，正是从汉朝的火德相生而推算出来的，正如后来曹魏代汉，亦以魏为土德，其推算结果都是建立在汉为火德的基础上。
二
汉为尧后的观念又为西汉末年的政治利用，并在这种利用中得到强化。
《汉书·李寻传》曰：“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诏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无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哀帝久寢疾，几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于是诏制丞相御史：‘盖闻《尚书》‘五曰考终命’，言大运一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继太祖，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未有应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灾变数降，日月失度，星辰错谬，高下贸易，大异连仍，盜贼并起。朕甚惧焉，战战兢兢，唯恐陵夷。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將）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此次改元易号打着再受命的旗号，因而非同一般，值得注意。所谓陈圣刘太平皇帝，颜师古引如淳曰：“陈，舜后，王莽，陈之后，谬语以明莽当篡立而不知。”韦昭曰：“敷陈圣刘之德也。”师古曰：“如韦二说是也”。胡三省云：“韦说不诡于正，如说则近于巫，颜以二说为是，将安从乎？”胡三省亦未明此时风会。此数人中唯有如淳所说相差仿佛，却又厚诬王莽。盖当时朝野上下渐渐接受“历运中衰当再受命”之说，亦接受汉为尧后的说法，以舜承尧观之，则此再受命之人亦当为舜后陈氏，哀帝欲再受命，则必须以舜后的面目出现，号以“陈圣刘太平皇帝”即出于这种考虑，以自己当舜后而再受命于天以中兴刘氏。
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很快就失败了，夏氏自是出于对汉室考虑，不过他的说法却启发了王莽。王莽强调王氏为舜后，正是出于同一种考虑。《汉书·元后传》曰：“莽自谓黄帝之后，其自本曰：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汭，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氏世田和有齐国，三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王莽自神其姓，以王氏当舜后。王莽执政之始屡以周公为言，欲效周公摄政之事，然后才多次强调王氏为舜后，欲效尧舜禅让之事，其中自有时间顺序在焉。《汉书·王莽传中》曰：“惟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喾；刘氏，尧之后也，出自颛顼。”又曰：“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禅于唐，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时？'”屡以汉帝尧后为言，其心迹不言而喻。
汉为尧后、王氏为舜后观念的流行亦体现在郊祀制度的建立上。王莽力行周礼，周郊初祖后稷，故王莽郊祀制度仿效周制，宗祀黄帝与虞舜。《王莽传中》云：“予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于祖宗之亲庙。其立祖庙五，亲庙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莽新虽然很快就灭亡，但种种制度对东汉仍有很大的影响。《后汉书·杜林传》曰：“明年，大议郊祀制，多以为周郊后稷，汉当祀尧。诏复下公卿议，议者佥同，帝亦然之。”所谓汉当祀尧，正是王莽时祀黄帝与舜作法的翻版。平帝元始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 平帝时郊祀制度尚未完全仿效周制，故郊祀仍以高祖配天，以孝文配上帝。可见莽新以后的东汉公卿大臣皆以为宜祀尧是受了王莽的熏陶。唯有杜林一人力持异议，杜林上疏议郊社故事曰：“民无愚智，思仰汉德，乐承汉纪，基业特起，不因缘尧，尧远于汉，民不听信，言提其耳，终不悦谕。后稷近于周，民户知之，世据以兴，基由其祚，本与汉异，郊祀高帝，诚从民望，得万国之欢心，天下福应，莫大于此。”莽新一朝郊祀黄帝虞舜，后汉因缘，因有郊祀尧之议，皆苟贪高抗之论。又可见此时刘为尧后观念深入人心。
三
推本某氏为某帝某贤圣之后，并不始于西汉末年，前文所引《左传》记载的“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屈原《离骚》起首所云“帝高阳之苗裔兮”，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云“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 《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 《齐世家》云“其先祖尝为四狱，佐禹平水土甚有功”，皆是其例。此时这种推演还只是局限于贵族之家，所施用的对象有限，故《史记》就绝口不提刘邦为尧后。西汉后期诸如刘为尧后、王氏为舜后此类观念泛滥，影响到士人的思维方式，并成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可证以王莽所作所为，又可以褚少孙班固所记霍光事略作分析。
《史记·三代世表》后褚少孙言曰：“汉大将军霍子孟名光者，亦黄帝后世也，此可为博闻远见者言，固难为浅闻者说也。何以言之？诸侯以国为姓，霍者，国名也，武王封弟叔处于霍，后世晋献公灭霍公，后世为庶民，往来居平阳。平阳在河东，河东晋地，分为卫国。以诗言之，亦可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无父而生，以三代世传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黄帝曾孙，《黄帝终始传》曰：汉兴百有余年，有人不短不长，出白燕之乡，持天下之政，时有婴儿主，却行车。霍将军者，本居平阳白燕。臣为郎时，与方士考功会旗亭下，为臣言。岂不伟哉。”褚生将霍氏贵显的原因归结为霍氏乃黄帝之后，本意欲以霍氏贵显来论证黄帝有福万世，后世王天下久远。然而《黄帝终始传》云云，以霍光为黄帝后世，似可窥见霍氏亦有不臣之心，已有《黄帝终始传》及童谣传颂为之作舆论准备。假光以年，则另一王莽。其实二者手法差不多，皆以氏族本系为成圣根据之一，或许霍光尚非有意利用此种风习为自身成圣做宣传，而是趋炎附势者所作。又反映出霍氏不过欲效周公，故努力想与文武周公建立起血缘，从侧面可看出霍氏并无篡位之想。而稍后王莽则是有意利用之，宣传自己出自舜，欲效尧舜禅让。
褚少孙，元成间博士，从方士考功听取道路流言，以霍氏出自霍叔，乃文王、黄帝之后，因而天命贵显。这个流言当时流传必广，也正反映了当时士人的思维方式，一时的风习，褚生受此种思维方式影响，接受这种说法，故文末感叹曰“岂不伟哉”。《史记·三代世表》索隐曰：“褚先生盖腐儒也，设主客引《诗传》云：‘契、弃无父’，及据《帝系》，皆帝喾之子，是也。而末引蜀王、霍光，竟欲证何事，而言之不经，芜秽正史，辄云 ‘岂不伟哉’，一何诬也。”司马贞不能知人论世，以今人菲薄古人，所言不亦厚诬褚生。
班固亦深受此种思维方式影响，《汉书·霍光传》赞曰：“霍光以结发内侍，起于阶闼之间，确然秉志，谊形于主。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当庙堂，拥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光为师保，虽周公、阿衡，何以如此。然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才三年，宗族诛夷，哀哉！昔霍叔封于晋，晋即河东，光岂其苗裔乎？”班固于此赞总结霍光功过，以光为霍叔苗裔作结，其意亦如褚少孙，将霍氏功名归因于文王苗裔，正是元成以来思维方式的体现。《汉书补注》引何焯注云：“昭宣之际有推霍光为霍叔后者，其语殊谬，足累光之诚节，详见《史记三代世表》后褚少孙所记，班氏特略举于赞中以传疑，亦兼以为微戒云。”何焯注《汉书》，每为迂儒之言，此处有见于王莽借苗裔之论行篡夺之事，故云推霍光为霍叔后者足累光之诚节，然而却以为班氏记录此事为传疑亦兼为微戒，不知推霍光为霍叔后者，正当时学术风习与思维方式使然，班固所云确实从褚生来，只是并非传疑与微戒。班固《汉书》诸《传》赞语追讨家世的兴亡屡屡寻迹于前世久远之事，《杜周传》赞曰：“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过，爵位尊显，继世立朝，相与提衡，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独绝，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后莫能及也。自谓唐杜苗裔，岂其然乎？”此处班氏岂亦传疑与微戒。
又可进一步论说，士人受汉为尧后以及此类苗裔论影响又不止于此，更因之而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历史发展观。《史记·三代世表》后褚少孙曰：“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人不知，以为泛从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褚生的历史发展论是以黄帝为中心的，以为后来历史的发展都不过是上天报答黄帝的德泽，因而后代子孙长有天下，布衣匹夫不能染指。褚少孙此言对班彪《王命论》有直接的沾溉作用，《王命论》曰：“是故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享，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班彪续《史记》，应当看过褚少孙此论，《王命论》明显受到了褚生的影响。
班固受刘为尧后的影响，也有一套自己的历史发展理论，与褚少孙立论以黄帝为基不同，班固以唐尧为德泽最广大者，《典引》曰：“五德初始，同于草昧，玄混之中。逾绳越契，寂寥而亡诏者，系不得而缀也。厥有氏号，绍天阐绎，莫不开元于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敻乎，其书犹得而修也。亚斯之代，通变神化，函光而未耀。若夫上稽乾则，降承龙翼，而炳诸典谟，以冠德卓绝者，莫崇乎陶唐。”班氏以唐尧为得天之正统，后世历史发展不过是围绕着这个正统作循环运动。故《典引》又曰：“若夫上稽乾则，降承龙翼，而炳诸典谟，以冠德卓绝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禅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然后钦若上下，恭揖群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渊穆之让，靡号师矢敦奋撝之容。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陈云尔。”褚生以为历史就是黄帝的后世子孙轮遍作天子的历史，班固则以为历史是唐尧及其股肱功臣轮遍作天子然后最终回到唐尧后代的历史，二者的立论依据相差仿佛，都以苗裔论为基础。
班固历史发展观如此，因此他以秦与莽新都不得正王之命，《汉书·王莽传》赞曰：“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亢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糸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秦与莽新不过是紫色糸声，余分闰位，非天统之正，此中分别极明。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文公十三年》，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孔颖达《左传》疏云：“士会之帑在秦不显，于会之身复无所辟，传说 ‘处秦为刘氏’，未知何意言此。讨寻上下，其文不类，深疑此句或非本旨。盖以为汉室初兴，捐弃古学，《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刘氏从秦徙魏，其源本出刘累，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明帝时贾逵上疏曰：‘五经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窃谓前世借此以求道通，故后引之以为证耳。”（《春秋左传正义》卷第十九下，《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齐召南以为孔疏所见甚卓，杨伯峻则不信孔疏，其言曰：“此说一出，后人颇多附和。然此句必是本有，非东汉人所加，孔疏之说不可信也。第一，《襄公二十四年传》士匄之语，《昭公二十九年传》蔡墨之对，皆谓范氏为尧后，刘累之裔，不必再借此语为佐证……”云云。杨氏列举理由六条，第一条很有道理，其余诸条则曾为齐召南道及。孔疏以为“其处者为刘氏”一语为汉人所加，杨氏则径以汉人等同于“东汉人”，有些不妥。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九年》。
班固：《汉书·眭弘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班固著，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眭弘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范晔著，王先谦集解：《后汉书集解·贾逵传》，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班固：《汉书·叙传上》。
范晔：《后汉书·贾逵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参见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汉的改德》，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宋艳萍：《阴阳五行与秦汉政治史观》，载《史学史研究》, 2001年第3期。
司马迁：《史记·张苍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
范晔：《后汉书·贾逵传》。
班固：《汉书·郊祀志》。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世祖光武皇帝》，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虽然汉为火德已经被以官方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但民间仍有以汉为土德者，王充即是一例。《论衡》曰：“民采得日重五铢之金，一色正黄，土生金，土色黄，汉土德也，故金化出。”又曰：“鲁人公孙臣，孝文时言汉土德，其符黄龙当见，其后，黄龙见于成纪（见《汉书·文帝纪》《郊祀志》《任敖传》）。成纪之远，犹零陵也。孝武、孝宣时，黄龙皆出，黄龙比出，于兹为四，汉竟土德也。贾谊创议于文帝之朝，云汉色当尚黄，数以五为名（《武帝纪》太初元年，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贾谊，智囊之臣，云色黄数五，土德审矣。”王充以汉当土德而非火德。参见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符验篇》，中华书局1990年版。
《汉书补注·王莽传》王先谦引何焯曰：“曹睿景初元年，改用建丑之月为正，凡三年而子芳嗣位，改元正始，复用建寅之月为正，虽以睿忌日在正月为辞，其亦以莽尝自谓代汉得地统，中觉而改耶。”
班固：《汉书·李寻传》颜师古注引。
司马光：《资治通鉴·哀帝建平二年》胡三省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
参见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载《两汉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钱穆曰：“今考眭孟已言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今夏贺良等言汉历中衰，当再受命，故改称 ‘陈圣刘’，意谓尧后之汉既衰，继起者必当为舜后。此据五帝德转移之说推也，自号 ‘陈圣刘’所以为厌胜。”
班固：《汉书·平帝纪》。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十九，中华书局1958年版。
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班固著，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卷六十八。
班固：《汉书·叙传上》。
萧统：《文选》卷四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