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天命转移与再受命
西汉后期再受命之说渐渐流行，为王莽所利用，对政治与士人心态都产生了不小影响，关系到当时人对王莽王朝的承认与否，以及东汉王朝是否再受命的认识，并由此而影响到班固《汉书》、荀悦《汉纪》王莽部分的写作。
一
汉儒强调受命之说。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汤武受命与否是一大命题，黄生信奉黄老，不相信儒家所说，故与辕固生争执，景帝搁置之，实因景帝对儒家受命说不感兴趣。故终景帝一朝，学者亦暂时搁置这个问题。故《史记》此下又云：“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武帝与景帝学术取向不同，其策贤良制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以策问的形式表达对受命之说的重视。董仲舒对策曰：“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受命之说成为汉代今文学说的要义之一，以后谶纬说起，受命之说更是大行其道。
与后世褚少孙、班彪、班固父子建立在苗裔论基础上的历史观不同，在董仲舒看来，天命之授受与否主要在于德行，因此天命并不是不可转移的，其对策曰：“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孛谬，失其统也。”甚至认为“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按照这种受命学说的理论逻辑来进行推论，《公羊》后学得出了汉家宜禅位贤人的结论，比董仲舒走得更远。《汉书·眭弘传》曰：“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所谓“自退封百里如二王后”，亦是公羊家要义新周故宋之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有些骇人了，故“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
天命的转移既然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求汉家主动禅让又不现实，主张者如眭孟、盖宽饶还送了性命，因而后起的儒家另辟蹊径，设想出汉家再受命的方法来既满足天命转移的自然需要，又迎合汉帝汉祚久长的愿望。具体说来，汉儒所设想的实现汉家再受命的途径有两种，一是迁都洛阳，另一则是改元易号。
翼奉是主张迁都的代表人物。《汉书·翼奉传》曰：“故臣愿陛下因天变而徙都，所谓与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终而复始，穷则反本，故能延长而亡穷也。今汉道未终，陛下本而始之，于以永世延祚，不亦优乎！”翼奉治齐学，齐学强调天道的终而复始，故始则有眭孟之“圣人复起，虽有继体守成之君，不废圣人受命”之说，建议汉朝禅让。而翼奉则以迁都来完成这一穷则反本的过程。但对于天命必须时时更始都是一点也不怀疑。
甘忠可、夏贺良等则希望通过改元易号来使哀帝获得再受命。《汉书·李寻传》：“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 ‘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其后夏贺良说服哀帝改元易号，称“陈圣刘太平皇帝”。所谓陈圣刘太平皇帝，盖当时朝野上下渐渐接受“历运中衰当再受命”之说，亦接受汉为尧后的说法，以舜承尧后观之，则此再受命之人亦当为舜后，哀帝号以“陈圣刘太平皇帝”即出于这种考虑，以自己当舜后而再受命于天以中兴刘氏。（参见第一节）
二
汉帝天命转移与再受命之说的流行是建立在当时士人认为汉家德运中衰以及历数之学流行的基础上的。
成帝以后，外戚执政，有识之士如刘向等人都因为时政而忧心忡忡。刘向上奏曰：“谨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蚀三十六，襄公尤数，率三岁五月有奇而壹食。汉兴迄竟宁，孝景尤数，率三岁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数言日当食，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异有小大稀稠，占有舒疾缓急，而圣人所以断疑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昔孔子对鲁哀公，并言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故历失则摄提失方，孟陬无纪。此皆易姓之变也……今日食尤屡，星孛东井，摄提炎及紫宫，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其事难一二记。”《汉书·谷永传》亦载其上疏曰：“元年九月黑龙见，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陨，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间大异四发，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乱，未尝有也……汉兴九世，百九十余载，继体之主七，皆承天顺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兴，或以治安。至于陛下独违道纵欲，轻身妄行，当盛壮之隆，无继嗣之福，有危亡之忧，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汉人以灾异说时政，此时大异频繁，在刘向、谷永等有识长老看来，正是改朝易姓的徵象，如果不能有所改变，则汉家天命之转移不可避免。如何应对这种天命转移的局面，保全汉家天下也就成为当时学者所关心的问题，故翼奉提出迁都以使汉家再受命，本来只是个人设想，却因众人对再受命问题的关注而得到超乎寻常的反应，谶纬与符命造作者甚至专门根据翼奉此说而作了一条谶言：《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洛阳”。翼奉本为汉家再受命而献此说，谶言的出现遂使得凡受命者皆需定都洛阳。王莽为表明自己受天明命，亦需以洛阳为东都，王莽下书曰：“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邦畿连体，各有采任。”“是时，长安民闻莽欲都洛阳，不肯缮治室宅，或颇彻之。莽曰：‘《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洛阳”。符命著明，敢不钦奉！以始建国八年，岁缠星纪，在洛阳之都’。”虽以宗周为言，其实是出于遵守谶言的考虑。其后刘秀定都洛阳，虽与其功臣将领皆山东人有关，亦受王莽定东都及谶言的影响，不如此则不足以表明自身再受命的性质。甘忠可、夏贺良等人设想改元易号以使汉家再受命，也因为这种对汉朝历运中衰的普遍认识而引起很大反响，以至哀帝下诏躬行之。《王莽传》曰：“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谶书藏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哀帝时事王莽又重新做一番解释，可见当时此事流传影响之深。
又可进一步讨论。汉家天命转移观念的普遍被接受，一方面与时人认为汉朝德衰、大异频仍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历数之学有关。历数之学当时与谶纬结合一起，很是流行，王莽、公孙述等人都很相信。此时历数之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强调汉朝涉三七、九世之厄。吕温舒昭宣时人，已经有三七概念，《汉书·吕温舒传》曰：“温舒从祖父受历数天文，以为汉厄三七之间。上封事以预戒。成帝时，谷永亦言如此。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汉之符，著其语焉。”所谓三七之厄，颜师古引张晏注曰：“三七二百一十岁也。自汉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年也，至平帝崩二百十一年。”以为汉代自高祖龙兴至于平帝二百一十年将有大难。成哀以后，此类历数概念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名目也越来越多。“夫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质有修短，时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阨。三难异科，杂焉同会。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于《春秋》所书。”此则成哀间共识。阳数之标季，即阳九之灾，以为汉家历九世（《汉书补注·王莽传》引何焯曰：“孝惠孝文为一世，哀平为一世。”）十二天子（吕后亦计算在内）而天命转移。
这些历数概念又为政治利用，尤其是王莽，《王莽传》：“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圣，遭家不造，遇汉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诏臣莽居摄，受孺子之托，任天下之寄’。”王莽又曰：“故新室之兴也，德祥发于汉三七、九世之后。”王莽以外戚辅政，对汉朝政治负有直接责任，不宜诋毁汉朝德政之衰败，只能引用历数之说讽喻天下汉朝天命已终，将归命王氏。公孙述亦如王莽，利用历数来做文章，《后汉书·公孙述传》“述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东汉诸帝也很注意利用历数宣扬自己的再受命。《后汉书·光武纪》：“行至鄗，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章怀注此曰：“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也。汉火德，故火为主也。”提出“四七”来应对西汉末年历数中的“三七”概念。《河图》又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赤九指光武，十世指明帝，十一指章帝，天命所在，无一遗漏，以此来应对所谓阳九之厄，讽喻天下。
三
天命转移、再受命观念与是否承认王莽政权有关，因此而影响班固《汉书》、荀悦《汉纪》王莽部分的写作。张衡永平中为侍中，上疏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张衡只将王莽看作一篡夺者，不满班氏以本纪编年体写作《王莽传》，不知两汉之际风会所在，对莽新王朝的看法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可略举数人为例，以明了时人对莽新的态度。
扬雄《法言·孝至篇》：“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又曰：“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复其井、刑，免人役，唐矣夫。”扬雄认为安汉公王莽德行直继周公，所谓“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并不是为汉朝唱赞歌，此时王莽执政，夸赞汉朝德政也就是夸赞王莽。王莽锐意于制礼作乐，“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決，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儒家多年的礼乐理想在王莽手中都逐渐得到实现，王莽自然是走了极端，但也因此而为广大儒士所归向。故扬雄作《剧秦美新》歌颂王莽功德曰：“夫改定神祇，上仪也，钦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台，壮观也，九庙长寿，极孝也，制成六经，洪业也，北怀单于，广德也。若复五爵，度三壤，经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马法》。恢崇祗庸烁德懿和之风，广彼缙绅讲习言谏箴诵之涂。振鹭之声充庭，鸿鸾之党渐阶，俾前圣之绪，布濩流衍而不韫韣，郁郁乎焕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群公先正，莫不夷仪，奸宄寇贼，罔不振威。绍少典之苗，著黄虞之裔，帝典阙者已补，王纲弛者已张，炳炳麟麟，岂不懿哉。”扬雄沉静自守，又强调赋文的讽谏作用，所作《剧秦美新》却正是对莽新最直白的颂扬，欣赏王莽所作所为，以王莽当天命，正是当时儒学之士普遍认识的反映。扬雄因此而招致后人的批评，以为屈节王莽，事汉不忠。洪迈《容斋随笔》为扬雄解说，曰：“扬雄仕汉，亲蹈王莽之变，退托其身于列大夫中，不与高位者同其死，抱道没齿，与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剧秦美新》贬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诵述新莽之德，止能美于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直以戏莽尔。使雄善为谀佞，撰符命，称功德，以邀爵位，当与国师公同列，岂固穷如是哉。”洪迈此说固是为扬雄开脱，只是不明了当时形势，未能论世，强为解说，难以服人。
公孙述亦以莽新当天命，在五德终始之列。《后汉书·公孙述传》：“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为天子，号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龙兴元年……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华阳国志》云：“述以莽尚黄，乃服色尚白，自以兴西方，为金行也。”以公孙氏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言之，则公孙氏承认王莽政权的正统地位。这在当时不在少数。故郅恽劝说王莽归位于汉曰：“智者顺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获。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转祸为福。刘氏享天永命，陛下顺节盛衰，取之以天，还之以天，可谓知命矣。若不早图，是不免于窃位也。且尧舜不以天显自与，故禅天下，陛下何贪非天显以自累也？天为陛下严父，臣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废，子谏不可拒，唯陛下留神。”取之以天，还之以天，认为王莽也应着天命，而不是窃位。
班固所处时代东汉王朝已经确立，对莽新不免颇多指责，以为王莽虽亦叨扰天命，但并不是天命正统，班固《汉书·王莽传》赞曰：“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亢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糸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秦与莽新不过是紫色糸声，余分闰位，非天统之正，此中分别极明。但班生熟知史实，并不讳言王莽受广大士大夫拥护的情况。《汉书·何武传》赞曰：“何武之举，王嘉之争，师丹之议，考其祸福，乃效于后。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贤之爱，疑于亲戚，武、嘉区区，以一蕢障江河，用没其身。”班氏所云“当王莽之作，外内咸服”，则当时士大夫对莽新的态度可想而知。所谓汉家“三七”、“阳九”之厄，王氏承运而起，这是当时士人的普遍看法。也正是有了王莽的篡夺，汉家再受天命这个命题才能成立，刘秀也才有其合法性。班固既以莽新与秦同一性质，虽非天命正统，余分闰位，亦是天理当然。班氏承认王莽政权，正如司马迁承认陈涉与项羽。故在史书的编排上，才以王莽编年，以本纪编年体写作。张衡强作解人，实不明两汉之际思想风会，只以王莽作篡夺者看待，自然不承认他的合法性，于是要求在史书王莽部分的写作中体现这一点，取消王莽的编年体资格，代之以元后，实则未达一间也。《汉书补注》王先谦引周寿昌曰：“后书《张衡传》永平中为侍中，上疏以为《王莽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班氏立《元后传》于诸后妃后，则当时未用其议也。盖元后殂于莽建国五年，越十一年莽乃灭，若不于《莽传》按年纪事，则十数年国统虚悬，事无所属。”周寿昌只从修史的技术角度来考虑，也有所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