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漫忆
少小离家的游子，对故乡都有挥之不去的情结，有人称之为“乡愁”。在我心中，故乡是血脉相连的所在，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树高千丈，终究离不开根。
我的家族是潮州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族。祖父吴长仁生于1897年，1965年他在泰国所写的《吴氏家庭传略》，是有价值的家族史料。《传略》清楚地记载，从我的高祖父开始，就多次“过番”到安南当苦力。曾祖父曾有一段时间家庭小康，后来又中落了。到祖父这一代，吴氏家族才有人读书。我祖父是我们家族第一个读书人。二十岁开始，他三度到新加坡，四十岁又到曼谷。不久祖母在国内去世，从此他孤身一人在曼谷生活三十年，以教书、写侨批为生计。祖父在《传略》中表达了对家乡的情感和急迫返乡的愿望：“三十年往事如烟，每当月白风清，未尝不怀祖国家乡及儿辈。……古人云：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谁无祖国，谁无家乡？海外华侨，无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乃中华文化伟大成就，愿诸儿女为中华文化而奋斗！”这段话写于1965年，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动不已。
我的祖父在泰国曾经是代人写侨批的先生，我家也保留了一些他寄来的侨批与家书。潮州侨批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它们满含着侨胞的泪水和汗水，也蕴含着侨胞对祖国家乡的深情和对亲人的责任感。从我祖父1949年的侨批记录，可以看出这一年之中，他共寄十八次批，也就是说，一年中有六个月是寄两次批的，可见对家庭的责任感有多强。另外从这些侨批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的国币与泰铢的兑换值不断下跌，在短短几个月内就缩水好几倍。由此也透露出1949年旧中国经济迅速崩溃的情况。这些都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侨批的历史价值。
祖父在1965年准备回国，但不久就遇到“文化大革命”，香港也受影响，多封侨批中都提到香港动乱，所以办理回国手续相当困难，一直到了1967年方办好。在祖父回国前最后一封侨批里，他写道：“明知诸事艰难，无奈年七十一，虽长途跋涉，亦不怯也。……但愿一路平安，不发生阻碍，是为幸也。到广州时，或到汕头时通电，未有一定。闻广、潮客车，在广州早开晚到（九点多）到西湖。而潮汕客车到枫溪镇岂有停车否？潮汕客车日日有开？抑或数日开一次？……尔父存无多钱，到家后如无工作可做，兼之年高，尔们兄弟姐妹须支持也。卧具一切须预备，将来棉被最重要，因久居热带，怕北风也。”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华侨，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又正值动乱，一个人带着行李，长途跋涉，辗转回国，何等艰难！而他对子孙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一床暖和的被子。
对于祖父，故乡就是温暖所在。
家父吴显齐是沉默寡言之人，从来不和我们谈自己的历史。小时候我家住在潮州，父亲是金山中学的教导主任，却因抗战期间曾在重庆工作受怀疑，被调到当地最偏远的山区凤凰中学，一个人独自生活。我家也从潮州搬到老家枫溪。到“文化大革命”父亲更被诬称国民党特务，受隔离审查多时，“文化大革命”结束才正式平反，调回金山中学，那时我已经到广州读大学。所以我对父亲是比较陌生的。前些时候，在看台湾学术杂志上面一篇论文，忽然发现文中引用了一则材料，注明引用作者时用的是父亲的名字，我仔细研究，发现引用的就是父亲在1945年所写的论文。我赶紧上网检索，结果大感意外，原来父亲与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发现竟然有密切关系！
1945年，父亲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杨家骆、马衡、何遂、顾颉刚等先生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团”，对四川大足石刻进行了首次科学考察，“编制其窟号，测量其部位，摩绘其像饰，椎拓其图文，鉴定其年代，考论其价值”，向世人展示了大足石刻令人惊艳的风貌与价值。在考察团中，父亲担任编辑工作，考察团的工作是由父亲记录的，最后形成《大足石刻考察团日记》，这篇日记有相当高的价值，《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现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收录了日记全文。父亲又写了一篇《介绍大足石刻及其文化评价》发表在《新中华》1945，复刊3卷7期上。这些都给顾颉刚留下深刻印象。1945年下半年的《顾颉刚日记》有五处提及我父亲，如：十二月八号星期六（十一月初四），记“看吴显齐记大足石刻文”，十二月十号星期一（十一月初六），记“摘钞吴显齐文”。表明顾先生连续几天看父亲所记大足石刻文并摘钞备用，可见对其非常重视。在网上一篇《铭刻在时间里的丰碑》的文章里，特别提到父亲所写的《大足石刻考察团日记》和其它论文：
《日记》真实地记载了考察团在大足期间的活动，是了解考察团活动的珍贵历史资料。……
在1945年5月由吴显齐先生执笔、总结考察工作的《介绍大足石刻及其文化评价》一文中，我们可以见到这样一些语句：“其价值堪称无匹”、“可称仅有，弥足珍贵”、“尤为奇伟”、“莫之与比也”、“诚古今所未有也”、“叹观止矣”、“尤伟观也”、“希世之珍也”……这些由著名专家学者所组成的考察团所发出的感慨，不仅可以想象大足石刻带给他们的激动和欣喜！更可见大足石刻的无穷魅力！
是啊，大足石刻如同一座宗教文化艺术的圣殿，谁不为之而激动和欣喜呢？这座被掩盖的“圣殿”在60年前，被那些为着祖国文化而不惜生命的专家们，以他们的卓识，向世人宣告了这一伟大的艺术、文化“圣殿”！……我们可以说，乙酉大足石刻考察团是大足石刻走向世界历程里的一座丰碑，将铭刻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父亲当年才二十五岁，就能得到杨家骆、马衡、顾颉刚这些大师的信任，负责记录考察团的活动，很不简单。
后来，父亲从重庆到了上海，从事文化工作。以前我一直不明白，父亲当时年轻有才华，事业刚起步，很有前途，为什么愿意回到家乡当中学教师呢？后来才慢慢体会到，父亲心里有非常浓厚的故乡文化情结。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父亲写了一篇题为《谈潮州歌谣》的长篇论文，发表在《新中华》复刊第6卷第2期，全文分为几个部分：一、我和潮歌，二、潮歌的源流，三、潮歌的意识形态，四、潮歌的艺术价值，五、尾声，六、潮歌选。这篇论文称潮歌“是潮州民间艺术形态中最生动最有力量的表现艺术。”“潮歌是潮州人的诗篇和舆论”，“是潮州社会的镜子——通过它，可以认识潮州人的生活、风俗习惯、语言和心理。”父亲的论文寄托了潮汕游子的思乡之情。其中有一段话：
历史上，有无数的潮州人，得到歌谣的哺养，我也是在潮歌的歌声中长大的。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六月二十日，潮汕沦陷了；三十年（1941年）夏天，我离开了这产生潮歌的土地和人民，辗转入川，一住就是五年。有时，记起了熟悉的潮歌，我就会看见静静的韩江，沉默的湘子桥，崇高的桑浦山，渺茫的蓝天，迢迢的海水……听见家人的絮语，朋友的笑声，村巷的鸡啼狗吠，火车路的汽笛……从沉思里回到现实世界，立刻想起潮汕敌伪黑暗恐怖的统治和只有血泪的人民，我就不禁深深的震悚和愤怒了。
现在，反侵略战争胜利了，黑暗的时代快消逝了，潮州人正面临着和平建设的分野，大概，潮歌亦要进入创新的阶段吧。
思乡心切的父亲，满怀对新时代的憧憬，全国一解放就回到家乡，当了中学老师。以前，我总觉得父亲木讷老实而近于拙，读了这些文字，发现他内心其实充满激情，他的品质有一种很高洁、很理想化的东西。
对于父亲，故乡就是希望所在。
我的外祖父是中医师，母亲黄凤仪从小受到文化熏陶，读过三年书。母亲身上典型地体现了潮州女性那种秀外惠中、贤妻良母式的传统品格。
母亲坚强且很有主见。1941年，父亲和母亲结婚不久，我大哥刚出生，父亲当时在农村任小学教员，母亲激励他不能安于现状，一定要考大学深造。于是父亲专程到韶关考试，一举考取了大学，到重庆读书。时值战乱，父母长期难通音信，其间甚至有一年完全失去联系。母亲只能凭自己劳动克服各种困难，养家糊口。现在想来，她当时敦促父亲到外地求学的决心，对于这个家庭以后的发展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因为从此之后，父亲才能从事高层次文化工作，而这个家庭也有了一个比较高的文化起点。
母亲天性善良孝顺。“文化大革命”中祖父从国外归来，不久得了肝病。母亲为免其他人被传染，独自一人承担了照顾祖父的所有事情，直到为他送终。有一位远房亲戚老姆双目失明，身无分文，她的亲人不愿意管。母亲毅然照顾老姆的饮食起居，一照顾就是十八年，老姆活到九十多岁高龄。
母亲这辈子都在默默为子孙操劳。年轻时母亲曾参加过工作，为了照顾孩子，她辞职在家，但她见识远大，注重教育和培养子女善良、正直、好学的品德，我们家人口多，仅靠父亲一人几十元工资，生活相当困难。母亲省吃俭用，尽可能让孩子读书。我们六兄弟姐妹，有两个中学生，两个大学生，一个博士，一个硕士。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很少见的。母亲不仅一手带大了我们，还帮忙带大了我们的孩子，她带过的孙辈就有八人。母亲身上有着传统潮州女性富于牺牲和无私奉献的鲜明印记。今天如何评价她们，可能见仁见智。但传统潮州女性对家庭乃至社会的贡献显然无可替代。
母亲在故乡生活了一辈子，对于她，故乡就是家。
父辈对故乡的热爱，一直深深影响着我，小时候浑然不觉，随着年龄渐长，才慢慢体悟到，故乡历史悠久的文化积淀，独树一帜的人杰地灵，对它的子孙是多么珍贵的馈赠。
我从小就听着潮州歌谣长大。在潮州文化诸多形态中，潮州歌谣的地域色彩最浓，只能用原汁原味、地道的潮州话来吟诵，根本无法翻译成普通话。对潮州人来说，听了歌谣就会心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它的妙处与韵味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对不懂潮州话的外地人，真是“妙处难与君说”，就算勉强翻成普通话，外地人听起来肯定也“莫名其妙”。小时睡觉时母亲唱《唪呀唪》：“唪呀唪，唪金图。金图做老爹，阿文阿武来担靴；担唔浮，饲猪大过牛，黄牛生马仔，鸭母生真珠……”又有“挨呀挨，挨米来饲鸡，饲鸡来当更，饲狗来吠夜，饲阿弟来落书斋，饲阿妹来雇人骂！”幼儿洗澡时，母亲总要先舀些水轻轻拍拍胸口，并唱：“一二三，洗浴免穿衫；三四五，洗浴健过老石部！”又如听人唱：“月娘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阴塘……”不要以为这些歌谣俚俗，不登大雅之堂，其实它是潮州文化中无可替代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听潮州歌，不知不觉地感受潮州方言的和谐美妙，感受潮州人的幽默和乐观。不但如此，潮歌虽然俚俗，但也折射出潮州民间传统与深层的思想。如：
望见东畔一粒星，嫁仔嫁给读书家。脚踏书斋食白米，闲坐温存哈烧茶。
望见东畔一点红，嫁仔嫁给落铺人。脚踏铺窠食白米，嘴含槟榔齿脚红。
歌中说，嫁孩子要嫁给文人（读书家），嫁孩子要嫁给商人（落铺人）。嫁女要嫁什么人，实际上就是以什么人为贵，由此反映出潮州民众重文、重商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至现代。潮州能出现饶宗颐、李嘉诚两位世界顶级的文人与商人，绝非偶然。
我儿时还非常喜欢潮州乡村的“闲间”。“闲间”是潮汕农村老百姓自然形成的在一起憩息聊天的房子。喝茶、抽烟、吃东西，谈农事，谈物价，论世情，从国家大事到乡间小事，都在议论之列。闲间也是娱乐之所，下棋、打牌、讲古，拉椰胡，吹笛子，有人说潮州音乐是一种“闲间艺术”。闲间主要是男性的空间，一般女性是不进入的。据说，也有女性专门的闲间，但我没有见过。“闲间”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在文化传播比较落后的时代，闲间是潮州地区非常重要的民间文化传播场所。我已远离家乡多年，不知现在闲间是否还有。随着时代的发展，闲间可能正在消失。这种有潮州文化特色的文化现象应该得到一定的保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应该对闲间的历史形成及演变、适用的地域范围以及主要功能进行细致的考察。
如果说，“闲间”是男性的文化，潮州歌册则是女性文学。潮州歌册是以潮州方言写作的长篇叙事唱本，是流行于潮州方言区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以前就听许多老太太会“笑（唱）柯（歌）”，这也是潮州传统独特的人文景观。歌册的传播与流传对文化传播起重大作用，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很有研究价值。潮州歌册虽然已有收集出版，但仍不齐备，在民间还有大量遗存。潮州学者可以和有研究能力、研究经费的高校合作，对潮州歌册加以抢救收集和出版。
进入学界以后，我越发为故乡感到骄傲。现当代潮州的文化名人很多，就我所接触到的人文学者而言，饶宗颐先生是当代无与伦比的学术巅峰。此外，还有一个潮州人文学者群，如中山大学曾宪通先生的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暨南大学饶芃子先生的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詹伯慧先生的方言研究，北京大学陈平原的现代文学与学术研究等，都是成就卓荦、闻名海内外。潮州学者富有灵气与悟性、细密而通融。同时，潮州学人普遍比较谦和、通达。而在我印象中，潮州学者对古典学还特别有传统，有兴趣，有天赋。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詹安泰先生和饶宗颐先生。
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时，学校要编辑出版一套中山大学杰出学人丛书，委托我编《詹安泰文集》。这是一种荣幸，更是纪念和学习潮州先贤的机会。小时候我在家乡听前辈竞说詹安泰先生之道德文章，即生敬慕之情。“文化大革命”后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这是詹先生长期执教的地方，可惜我进校时先生已仙逝十多年。为了编选詹先生文集，我再次细读了先生现存的论著，更深地体会到先生学术精神的超妙与学术生命的永久。观先生遗照，清癯瘦弱而风骨凛然，其深邃的眼睛饱含着忧郁与悲悯的神情，似乎就是那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象征，让人久久未能忘怀。读先生的文章、诗词，好像重温当时知识分子的艰难复杂的心路历程，不免感慨系之。
詹安泰先生是我国20世纪著名的词学家和文学史家，也是著名的诗人、词人和书法家，他在20世纪的古典诗词创作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的诗词创作渊源有自而能独具面目，与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并称为现代“四大家”。他的文学研究依托于深厚的国学根底和不断充实的新理论与方法，而呈现出涉猎面广、体系性强，兼具开拓性和总结性的特色。他在词学、诗经、楚辞以及文学史研究诸方面，成就巨大。像许多正直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样，詹先生在“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中也都未能逃脱厄运。从1957年开始，至1967年逝世，这十年间他生活在悲愤和抑郁之中，忍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却仍然发愤著书，他的许多成果皆为晚年所写。詹安泰为20世纪古代文学学术史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虽然他孤独而凄凉地离开人世，但他用文字为自己建筑了一座学术丰碑，供后人永久瞻仰和怀想。
作为潮州学人，詹安泰先生代表的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水平。但在编辑他的文集时，我总是感到他的才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各种政治运动限制了他学术研究的自由，1957年以后，他生活一直很压抑，65岁就去世，如果天假以年，他肯定可以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饶宗颐先生是潮州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海外许多学者就是因为饶公而知道潮州的。饶公的学问就像大海般浩瀚无涯，我们实在无法测量他的伟大。在人文学科里，饶公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他集学术、艺术于一身，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翻译家。他的学术范围广博，凡甲骨、敦煌、古文字、上古史、近东古史、艺术史、音乐、词学等，均有专著，在艺术方面，诗词、绘画、书法、音乐造诣都很高。他涉及面之广，水平之高，几乎令人难以企及。饶公的出现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奇迹。除了天赋之才之外，实在是得到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优势而成就。
詹先生是饶先生的前辈，他非常欣赏饶先生。饶先生到中山大学是由詹先生引荐的。饶公一直非常尊重詹先生。与饶先生比较，詹先生的生存环境与学术环境截然不同。他只生活在岭南，很少到北方去。饶公却处于治学条件相当优越，学术上开放而自由的香港。他与全世界汉学界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不受时局影响，没有政治压力。他的学术研究无拘无束，终于成为集大成和开风气的一代天才。
潮州文化有灵气、有悟性，有创意，而且具有细致和周密的特色，饶公秉承故乡文化这些特色，又出以特大的格局与气魄，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皆为所用，融成一炉。这就是饶公对故乡最好的回报：来自潮州，又超越潮州；从精致走向浩瀚，从潮州走向世界。
（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