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土红城

2000年6月5日

我将从最厚的土开始——

那天是2000年6月5日，我的脚下是地球上最深厚的黄土。“深厚”不是修辞，它确实最深最厚。据说有一天，来了一群人，在这儿搭起架子打眼钻洞，后来就宣布这里是地球上最深的黄土层，厚达430多米。

此地名为西津坪，在兰州附近，大概是兰州的西南方吧——我现在必须在地图上重新确定每一天、每条路的方向。

站在最深厚的黄土上，思考它的意义。

……于是，大海干涸，风带来黄土，黄土归于大地。土厚的地方就叫它高原，土薄之地就叫它平川；高原上要有人，就有了人，人将测量土有多厚，测量岁月有多长……

再后来，我就站在那儿思考430米厚的土地上生长着什么：一种陌生的绿色植物。朋友告诉我，这是百合。

此地为“百合之乡”，路上一块大牌子上写着：

欢迎来到百合之乡！

对面另一块牌子则是“人口警钟天天敲，计划生育时时抓”。

对百合我所知不多，我知道这是一个纯洁美妙的词，百合花什么的。除此之外我知道有一道常见的菜是“西芹百合”，估计其中的“百合”就是这地里长出来的。

最厚的土里长着百合。

向北去，沿国道去往永登方向。从地图上看，庄浪河自北向南注入黄河，这条蓝色曲线上由上而下缀着“永登”“红城子”“苦水”。

甘肃大旱，陇东大旱，永登大旱。永登是接近兰州的一个县，公路两旁是连绵的黄土群山。山很干燥，山上的草枯黄，在夏天，这山仍是冬天的山。黄土在阳光下有一种金属般的质地，硬，洁净。

到苦水。这个名叫“苦水”的地方遍地盛开玫瑰。据说在深圳，在北京，你怀抱中的玫瑰常常来自苦水。

“苦水玫瑰”，这是个美妙的故事，我将留着它慢慢地、仔细地讲述。

让它含苞待放。

从兰州到苦水，所有的山上都布满了花纹，缭乱、单纯、无穷无尽的线条在每座山上盘旋，这是最有耐心的画家的作品，他从山根画起，一点一点画到山顶，然后下来，画另一座山。他让群山无限抽象，抽象得快要疯掉了。

那是羊，羊是画家。羊群踏出小道，它们日日年年在山上行走，山就有了纹理。

不过，一路上没有见到一只羊。羊在哪儿？

“在餐桌上。”司机说。

然后就到了红城子——

在红城子的村街上，我已经走出很远，忽然被一老汉追上，他说，杨家有个门楼子，旧得很呢。

有着旧得很的门楼的杨家，我去过了，但老汉不知道，老汉拐着一条腿追过了两条街。老汉如儿童，对新奇的事、新奇的人，比如这个端着长筒相机在街上转悠的家伙，他怀有欢欣的善意。

在照片上，老汉天真地笑着，他手扶一把铁锹，姿态显得拘谨。平时他一定不是这样拿锹的，这把锹现在不是他的工具，而是道具，是我在镜头对准他之后忽然说，能不能把锹拿上，对，就这样，好——

老汉站在自家门前，门内深处有一堵影壁式的土墙，墙上开一洞神龛，供奉着“土地”。夕阳下，“土地”隐于阴影，日子深稳、安静。

“这老汉，老红军呢。”看热闹的妇人指着老汉笑。老汉慌忙否认：“不是，我不是。”我也笑，老汉也就六十多岁吧，不至于是“老红军”。

被观察者有更锐利的洞察力，后来那老汉在村街上追我，因为他知道，该城里人远远地跑来，只为寻找红城子旧日的痕迹。

在1999年版的《新编实用中国地图册》上，第93页，你可以找到红城子，一个橘黄色的小圈，代表乡镇或村庄。有两条细线穿过，一条也是橘黄色，是公路，另一条紫红色，是铁路。

此刻，我在北京，从我的楼上下去，顺着一条时而紫红时而橘黄的线，我抵达红城子——红色的小城。夯土的城墙环绕着它，纯净的黄土闪耀着清冷的银光；在城墙外，莽莽松林覆盖每一重山峦，我看见庄浪河是一条精力充沛的大河，看见庙宇的金顶、喇嘛寺的白塔、清真寺的新月和唤楼从绿树间升起，迎向深蓝的天空。

我从宽大的城门进城，我走在纵贯南北的大道上，一队载着货物的骆驼高视阔步，车夫们正把一驾驾马车赶进客栈的大门。大道两边是鳞次栉比的店铺，鲜亮的店招在风中飘摇。我注视街上的行人：他的瞳孔金黄，他头戴白帽，他身穿斑斓的藏袍，他腰挂蒙古长刀……有一刻，忽然一切都发出声音，市声如潮将我淹没，我于嘈杂中依稀听见熟悉的乡音：鼻音浓重如同伤风的山西话，还有山陕会馆中热闹的锣鼓、高亢的秦腔。

在那时，福泰堂药店生意兴隆，我听见我念诵店门前那副黑底金字的楹联：

春荣珂里兰芬桂馥祝三多

甲满花龄力歇身劳增五福

我看见一所宅院的门上挂一对朱红的宫灯，保老爷的轿子正停在阶前；我看见杨木匠家的门楼正新；我看见三枚铜钱在我的掌心，火喇嘛喝一声：“丢！”哗啷啷铜钱撒在黑漆的桌面上……

在红城子，我走进感恩寺。

山门内，没有香客或游人，几个木匠停下手里的锯和刨子，看着我。一场大规模的修缮工程已近尾声，空气中有淡淡的油漆味儿。庙如寻常人家，崭新、安静，等待着某个世俗的喜庆日子。

厢房里出来一位瘦小的老者，俗家装束。

昔日的车马店

“看庙啊？”老者问。

我说是，看看。

老者便不再问，转身引我走进二进的大门。这寺格局小，进二门上首是大殿，一方院子正中摆了两盏不知是铜是铁的莲花大灯，院子就显得逼仄。

我指着问：“旧的，还是新的？”

老者说：“新打的。”

殿门紧闭，老者从腰间摘下一圈钥匙，开锁，推门，赫然一尊大佛。

我本无心拜佛，但佛门开了，也就随缘。殿内阴凉，看佛，佛有一丝笑意。信步走去，见沿墙供奉一圈神像，一尊尊看，但觉狞厉阴鸷，攫人心神，一时间恍如行于梦境，脚下不由得仓皇。从大佛身后转过来，却见一方阳光在门内浮动，老者立于供案旁，神色安详……

告辞时老者道一声：“再来啊。”向外走时觉得好笑，一句“再来啊”其实是俗家送客口吻，我知道我是不会再来了，我已经“来”过了多少寺庙，来了，去了，只是清风明月，雁过无痕罢了。

待出山门时，忽见左首一排厢房有小门半开，走过去看，一青袍老僧端坐炕上，双目微合。想了想，何必打扰呢，正欲抽身，那老僧蓦地喝一声：“看啥哩！”

我吓一跳，见老僧圆睁双眼，精光暴射，以为是探头探脑地乱看惹得老人家发作，正支吾不知所对，只听又喝一声：“看啥哩！”

猛地悟到他是要为我看相，慌忙间也想不起该看啥，随口说：“看婚姻吧。”

老僧掏出三枚铜钱：“丢！”

我取过铜钱，哗啷一把丢在炕桌上。

“再丢！”“再丢！”连丢七把。每丢一把，老僧便在一张黄纸上画些怪异的符号，口中念念有词，最后抬眼盯住我：“问的啥？”

我只好再说一遍，问婚姻。

老僧声如洪钟，在这间窄小阴暗的僧房里，他用一种似乎响彻前世今生的声音向我陈述我的命运……

走出感恩寺，阳光猛烈。街上无人，土路有很深的车辙，这街上每户人家都有宽大的门，在从前的某个时候，成队的马车隆隆驶来，紧闭的大门哗然敞开，迎接远来的商旅。

但现在，门后是寻常的农家。这条街的右侧依稀一带残垣，那曾是红城子的城墙，感恩寺应该是在城墙外吧。我想起那姓保的老人说的话：

“过去，城墙外边都是庙，关帝庙、文庙、和尚庙，清真寺……《封神演义》里的各路神仙也都有庙。”

那些庙曾经慰藉着来自遥远各地的旅人，但现在只余建于明朝弘治年间的感恩寺，似乎五百年时光不曾流逝，这座密宗之寺里永远有一个姓火的老喇嘛——

“请问师父法号？”告别时我问那老僧。

“姓火，火车的火。”

“一直在这寺里吗？”

“八代了。”

是保老人告诉我该去看看感恩寺的。那时我从山陕会馆出来，村街两边有些店铺，卖日用杂货，还有农具。其中一间挂着“庄稼医院”的牌子，站住想了想，我知道那是卖农药的。房子都是北方农村随处可见的样式，红砖，平顶，有的墙面上贴着马赛克。一处院墙上大字写着：

长期院内屠宰

——应该是宰猪或宰羊。

接着我就看见了那幢木屋，是它的破败让我注意到它，那不是在岁月中衰老，而是挣扎着的破败，古旧的房子如一只蹲伏在地上的大鸟，瘦骨嶙峋，羽毛凌乱。

后来我对保老人说：“这房子该拆了。”

保老人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说：“搁着是个东西，拆掉就是柴火了。”

我无言。是啊，“东西”和“柴火”的区别就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也不过是对先人、对我们所来之处深怀着一点念想。

在这院子的东房，有一间供奉着保家的先人，保老人指着正中的画像说：“这是我的爷。”旁边是一张老照片，旧式乡绅装束的老夫妻端然而坐，那是“我父母”，相框却是新的，银色的铝合金，背后有几行字：

孙男保贤在此新旧世纪交替之时，借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为祭先人育后人聊表诚心谨制。96.2.8

在这间屋子里，血脉的传承如此郑重，人世间原也有令人肃然的秩序。

保老人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当过“科长”，游宦于甘肃各地，保老人的哥哥保建屏曾就此赋词，调寄《天仙子》：

先父生前爱作诗，孤身一人独来去。外县干公四五次，靖远县，大河驿，酒泉皋兰河州急。

此为上阕，下阕在我的笔记本上字迹漫漶不可辨识。这是个“爱作诗”的家族，在中国的乡间，依然有这样的耕读文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古老传统的孑遗还是破碎的乡土中国的强悍灵魂。我所遇见的每个乡间文人都直截、坚定、偏执、猛烈，对一个来自京城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是顽石，我有点怕他们。

但谁知道呢？也许他们其实离京城更近，很多年前，保老人的祖父保老太爷就曾身在京城，那时他是“太学生”或“太学士”：“进过皇宫的，带回来两盏宫灯。”

我问：“那宫灯还在吗？”

保老人黯然：“没了，早没了。”

宫灯没了，但在这破败的院子里，每一根柱子、每一扇门上都贴着标语——只好把它们叫作“标语”，因为在我的词汇中找不到更恰切的词，但保老人肯定不认为他在写“标语”，他只是裁一叠红纸，研墨提笔，四字一句，一句一条，书写他的世界观：

蜡梅报喜。瑞雪迎春。搞好生产。争取丰收。为民创业。替国争光。

红花吐艳。春风送暖。勤俭多福。和睦永昌。人勤春早。肥足粮丰。

在供奉祖先的房前倒是有一副对联：

辞旧岁祖国华诞光宇宙

迎新春中华腾飞赤乾坤

横批是：

满院春风

显然这是保老人得意之笔，他拈髯笑道：“看出来没有，把三件大事都写进去了。”

三件大事？后来我边走边想，半天才想起，1999年是有“三件大事”。

在感恩寺的东边，顺着村街拐进去，就是杨家的门楼。那门楼曾经华丽，但似水流年洗尽朱紫，手贴上去，手心能感觉到木头道道瘦挺的筋脉。

门楼老了，老了的门楼宁静直接地呈现，这时你就能看出它的构思多么复杂，充满了无功用的装饰性因素，梦一般弯曲的翘角、排列如阵的榫头、精巧的镂花，似乎门楼不是为了遮蔽与敞开，它仅仅是一件作品，由自尊的匠人以精确的工艺、宽阔的想象力耐心地雕刻出来。

那时在兰州、在整个甘肃，人们都知道这位姓杨的木匠，人们把他称为“木头圣人”。

在“木头圣人”起盖的宅院中，摆着一台木工机器，大概是电锯，还有几堆码摞整齐的木棱木板。踟蹰于青年和中年之间的男子提着一把钉锤——他是“木头圣人”的曾孙，他依然是木匠，杨木匠。

杨家的楼阁

那门楼曾经华丽，但似水流年洗尽朱紫，手贴上去，手心能感觉到木头道道瘦挺的筋脉。

“什么木？”

“青冈木。”

“木头从哪来？”

“宝鸡、天水来。”

“做什么？”

“做马扎。”

杨木匠话少，我们抽着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马扎，一种可折叠的轻便木凳，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过，夏夜去街边乘凉往往带个马扎。现在据杨木匠说，马扎的主要用途是钓鱼者随身携带，一年做两千多个，成批卖到兰州去，每个六块钱，能赚一到两块。

“那也就是三四千块钱吧。”我说。

杨木匠摆手苦笑：“有时活做了，拿走了，钱要不上。……只当丢了。”

一只黑鸟在东房的檐角上叽叽喳喳叫，抬头看它一眼，立刻不叫了。东房是一幢木楼，上下各一间，上边那间较小。即使现在，红城子的民居中也少有楼房，“木头圣人”当年一定怀着骄傲建造了这幢楼阁。站在院中仰望，屋顶就镶嵌在碧青的天上，檐角的那只黑鸟一动不动，如木雕。

杨木匠忽然喃喃自语，木价又涨了。做出活来，卖价又跌了。

关于木匠杨家，还有一些重要的细节，分别是“贞节匾”“端午节”和“鲁班”——

贞节匾

悬挂于东楼底层门楣，黑底金字。匾是旧匾，但字迹清晰可辨：

恭送太淑德杨母哈老孺人花甲吉昼

亲友谊仝鞠躬

德重年高

现任职前署理皋兰县县长乡愚弟王学泰鞠躬拜撰

永登县洪城高级小学毕业乡愚晚庄睿鞠躬敬书

民国二十六年古三月夏浣

民国二十六年为公元1937年，杨木匠的祖母哈氏六十大寿，红城子的名流送匾为贺。似乎这个工匠家族在“木头圣人”的儿媳手里未曾中衰，六十三年前，楼阁犹新，日子鲜亮、富态。

杨木匠告诉我，这是“贞节匾”，祖父死得早，祖母守寡多年。对此我感到怀疑，毕竟是1937年了，我怀疑“现任职前署理”的县长和“高级小学”毕业生是否还会给人送贞节匾，况且匾文并无彰表贞节之意。

但杨木匠坚持说，这是贞节匾。在家族的记忆中，鲜亮、富态的日子已经消散，这块匾被改成了晦暗、坚硬的道德见证。我没有和杨木匠争辩。

端午节

杨木匠的母亲慈祥、利落，比她的儿子健谈。“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呀。”她说，似乎对我忘记了这个节日感到惊讶。

端过一大盘包子、一大盘花卷，杨母说：“吃啊，老远地来，又是过节。”

包子是韭菜馅的，花卷是白面和上姜黄、苦豆子，苦豆子是什么我到底没听明白，大概是一种野菜吧。我吃了两个花卷，花纹的缝隙间有黄色，想是姜黄染的；苦茶浓酽，花卷柔韧，喝口茶，再咬一口，觉得端午节其实是简净的节。

“端午节，吃粽子吗？”

“咱这边不长粽叶呀。”

就都笑。

鲁班

临出门时，我忽然问：“那上边，现在做什么用？”

杨木匠顺着我的手指，回头看了看东楼二层，说：“供鲁班，鲁班知道吗？木匠的祖宗。墨斗、角尺是鲁班爷传下的。”

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由新疆返回内地。车过红城子，斯文·赫定写道：

1月27日，汽车又驶进一条5米的地下路，途中我们遇到了几辆大车，拉车的骡子见到汽车有些紧张，它们抬起前蹄，用力地刨着地，还不停地在原地转着身子，周围撞起一片尘土，汽车贴着大车驰过。经过红城子村时，路在一排房子与河堤间穿过。路旁的林阴道装点着河堤。（《亚洲腹地探险八年》）

——仅此而已。对汽车上的旅人来说，红城子是地图上一个小圈，它是空的。河堤、林荫道和一排房子，在汽车窗外一掠而过。

那么，为什么《新编实用中国地图册》上会标出红城子，因为它是乡政府所在地？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乡都被标出，第二天我去过兰州附近的青白石乡，同一张地图上却没有青白石。

也许某种隐秘的、遥远的事物支配了制图者。当在兰州和永登之间画上那个小圈时，他并非反映行政区划，他在表达某种记忆。这记忆在一代一代制图者心中传递，记忆的最初图景已经模糊不清，只剩一个单纯的、几乎无意义的名字：红城子。他必须把它标记在地图上。

在记忆的最深处，我看到那些被呼啸而过的汽车惊得萧萧长鸣的马或骡子，它们拉着大车行进在黄尘滚滚的古道上。2000年6月5日，我从兰州出发，沿着一条宽阔、寂静的公路北去，桑塔纳几乎是御风而行，车内鼓荡着夏季黄土高原上纯粹、明亮的风。两个多小时，车到红城子。在这两个小时里，我们超过了多少昔日的马车啊，古道西风中，它们仍在跋涉，清晨从兰州启程，抵达红城子时，城墙已在夕阳下伸出大片阴影。

于是，就歇下吧，这里有暖和的炕、热辣的酒，货物可以在这里成交，钱也可以在这里花掉。

所以，红城子有山陕会馆。它现在是“红城子乡文化站”，走进大门，迎面是雕梁画栋的戏台。登上戏台，看斜阳庭院，有华丽的荒凉。

戏台的横梁上，字迹如新：

大清乾隆二十一年岁次丙子孟秋朔三日辰时竖柱上梁

总理人巴执玉等虔诚谨志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距今已二百四十四年。在这二百多年里，红城子经历了繁华和衰败。作为一个地理实体，它的意义是由马车确定的，此地正当那条横贯中亚的古老商道，由兰州到此正是一天的车程，于是它被确凿地、不可忽略地标记在地图上。

但“汽车贴着大车驰过”，把红城子的繁华留在了记忆里。

红城子有一幢房子，我将把它标记在我的地图上，连同那位姓张的老人，是他告诉我有那么一幢奇妙的房子。

我刚到红城子，我对红城子一无所知。姓张的老人对我说：

“那时我们这里全是森林，树多得很。盖房子全用木料。

“那时饿得没办法了，就拆房，卖木头，换钱。”

——前一个“那时”是一百年或八十年前，后一个“那时”是四十年前，1960年。

八九十年前，张老人的爷爷在红城子开设了福泰堂药店。微辛的药味至今尚未散尽。我站在柜台后，张掌柜曾站在这里招呼买卖，现在他的孙子正讲述他的故事：

“我爷爷，在兰州开过杂货店，后来又开了这药店。那时，生意好啊。照方抓药，那是小的，大宗的是卖药材……”

老人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我看着柜台上落满尘埃，我想，似乎这个铺子只是暂时歇业，张掌柜去了兰州。他这一趟去得太久了，但是只要他在某个上午回来，就会卸下临街的门板，把靠在墙边的木刻楹联重新挂在门外，阳光猛烈地照进轩敞的店堂，空空荡荡的药架上又堆满了药材，药碾重新转动，隆隆作响，他的孙子依偎在他的身边……

然后我们就走到院子里，院子由北房、南房和西房围起，东墙下是鸡舍和猪圈，鸡舍的门是木格子花窗；南房屋檐下闲放着一张老旧的木床。

房子是清一色的松木盖成，木色沉黑，老了，但仍被很珍惜地住着：

“冬天暖和，夏天凉爽，雨下得再大房子都不漏雨，八十多年了，房顶上没有墁过一铁锹泥……”

说起这房子，老人像是在亲切地谈论他一个老兄弟。这时他的叔伯哥哥站在他身边，面相如佛。这处老宅现在就住着这两家人。

“那么，您的孩子们，他们就不想把这房子拆了盖新的？”我问。

老人愣了一下，忽然说：“拆！他们想拆。我说那新房不好，砖砌起来，楼板一搭，实际上那房子冷得很哪，咱们这个地方不适合。”

“那最后听谁的，听您的还是听他们的？”

于是，这个姓张的老人就把那幢房子告诉了我。

那幢房子是这样的：它很大，两层，底层是北方农村常见的新式民居，红砖砌起，楼板一搭，有玻璃窗，外墙也许还会贴上拼出图案的马赛克。

但第二层，却是一处古旧的宅院，昔日的福泰堂腾空而起，然后稳稳地落在二十一世纪的新房上面。

总之，老人的设想是：“盖两层，把这房子立在上面。”

我问：“孩子们同意吗？”

六个孩子，三个在墙上

我向他们笑，他们也笑。

老人闷闷地说：“我是这么想的，他们不想要。”

“您这工程也太大了，恐怕还真做不到。”

老人就有点急了：“怎么做不到？做得到！”

好吧，做得到。我希望老人能把这奇异的房子盖起来，不管它是否盖起来，我都要把它标在我的地图上。

那天黄昏，我在红城子乡中心小学的校门外上车离开。这所学校的前身也许就是民国二十六年的“洪城高级小学”。放学了，校园清静，黑板报上大字标题是《春天来了》。“春天来了，花开了……”我能听到一个童音抑扬顿挫地念诵。但为什么是“春天来了”？现在已是夏天了呀。

后来就看见了文庙，它坐落在校园深处，殿顶有枯黄的杂草。这幢房子现在不是文庙，大概是荣誉室什么的，从门缝里看进去，见墙上挂满锦旗。

后来就走到了操场，一个男孩看着我，两个女孩吊在双杠上，也看着我。我向他们笑，他们也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