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学修身：为官必备“防火墙”
曾国藩处于一个封建王朝的没落之际，官场上勾心斗角和阴谋阳谋杂陈，在这样的境地之中，保持不翻船很难，要干一番事业更难。曾国藩从湖南山村一个穷秀才成为晚清一名重臣，官运亨通。他能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这得利于他为自己设立了“防火墙”。
1.戒怒
佛教上有一种说法，叫“一念瞋心起，火烧功德林”，是指一发脾气，一来怒火，功德就没有了。其实，在世俗生活中，在官场上，都是如此，若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偶尔一发怒，以前精心积累的“功德”：人际关系网、社会关系网、成绩、职位、地位等等，可能因为这一次怒火，而付之一炬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曾经因为一次发怒，差点栽了一个大跟头。
曾国荃担任湖北巡抚时，朝廷宠臣官文任湖广总督。官文是满族人，经常排挤汉族官员，虽然本事不大，但是深谙为官之道，尤其是把京官都打点得很好，笼络了一批人。
湘军在奉命镇压捻军时，曾国荃的表弟彭毓橘所带的军队因为缺粮打了败仗，彭毓橘被捻军捉去肢解，悬首示众。噩耗传来，曾国荃痛不欲生。因为彭毓橘与他年纪相仿，性格也相投，攻打金陵时出力最多。曾国荃经过打听，知道彭毓橘失败是因为缺粮，而粮台之所以没有为其提供粮食，是因为官文的原因。据负责粮台的官员透露，粮台本来贮存一百万斤粮食，只因官文原招募的五千鄂勇被曾国荃撤了，欠饷一时无银兑现，官文下令把粮台所有粮米调出来，按每个人二百斤发放了。后来彭毓橘出征时粮食没有带够，等粮台准备足粮食给送去时，发现粮路被捻军截断了。如果彭毓橘在出征前再多带二万斤粮食，都不至于军心涣散而招此败。
曾国荃一听，就把心中的恨意转移到了官文身上。此时正好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奉父母之命回湘乡料理家务，路过武昌暂时住在了曾国荃这里。曾国荃就联合侄子曾纪泽一起派人分头搜集官文这些年在湖广的劣迹，然后打算重重地参他一本，以替表弟彭毓橘报仇雪恨。
官文是位手眼通天的人物，耳目无数，曾国荃的地下行动很快被他发觉了。他深知曾国荃的脾气火暴，不敢明目张胆地得罪他，就在背后使起了绊子。官文给皇上上了一个折子，说鄂北捻情严重，请赏曾国荃以帮办军务的名义带兵离开武昌，驻扎襄阳，其实就是想把曾国荃调离开。官文的奏折在皇上面前是很好使的，于是曾国荃就以帮办军务的名义被调离了。
曾国荃虽然久经沙场，但是并不熟悉官场的事情，接到调令之后，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帮办军务一职究竟有多大，就像当年孙悟空当上弼马瘟一样，他以为是什么大官呢，还想写奏折感谢皇上。这时曾国藩来信告诉他不必感谢，并解释说，这个帮办并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官员，朝廷并不拿这个当正式的官员，还说以前的一些道员、从太平军投降过来的将领也当过这样的职位。
曾国荃一听，立刻怒火中烧。他明白了是官文把他排挤出武昌，而且把他列为道员、降将一类人来奚落。他正像评书中所描绘的那样，“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气得挥刀砍掉了书案一角，高叫：“我堂堂炎黄子孙，岂能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他马上叫来曾纪泽，让曾纪泽替他写奏折来参奏官文，历数官文的罪状，有的尽管证据不足，但是为了出气，还是写上去了。写完之后，曾国荃就命人赶紧拜发。
曾纪泽深受父亲曾国藩的教导，知道不可在怒气中行事，就劝阻叔叔，说官文是太后、皇上的亲信，非一般人可比，应该把这份奏折先抄一份给父亲看看，听听他的意见之后再做决定。
曾国荃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曾纪泽的话，对他说道：“你父亲自从咸丰八年复出后，胆子是越来越小，顾虑则越来越多，事事谨慎，处处小心。这篇奏疏如给他知道，那一定发不出去，不能告诉他！”
曾纪泽阻拦不住，奏疏按曾国荃的吩咐拜发了。但是曾纪泽还是担心叔叔会为此惹祸，于是偷偷地抄一份，派人送给了父亲曾国藩。
曾国荃以为自己恨官文，其他官员也会恨他，可是曾国荃想错了。官文非常会做官，很善于笼络京官。自咸丰五年出任湖广总督以来，每年入夏的冰敬，入冬的炭敬，官文送得比哪省督抚都要丰盛，而且送得面广，上上下下都满意，遇到端阳、中秋、重阳、年关这些佳节，他则有选择地分送各部要津。朝廷派下的大小钦差来到武昌，他的礼数最周，招待最好。所以尽管民怨沸腾，官文的位子却是铁打的，湖督一席，一坐便是十三年。
在接到曾国荃参奏官文的奏折之后，朝廷“很重视”，派人来调查，但是却将曾国荃所列官文各条一一驳回，还说有的证据不足，纯属诬陷，按例曾国荃应为反坐。其他各省督抚中也有人上奏，说曾国荃侍功傲物，打仗失败，不但不进行反省，反而把责任推卸到官文身上，应予惩治。
慈禧太后认为当前形势很乱，还需要曾家兄弟带兵效力。但是曾国荃无故使官文受辱，上上下下的人都为官文“鸣不平”，为了平息众怒，决定给曾国荃一个“降二级处分”。看一看，这就是官场上因为怒气而惹火烧身的典型例子。不过，曾国荃并没有让这把火烧到自己，这并不是因为他有防火墙，而是因为他有一个好哥哥。
曾国藩接到曾纪泽的信之后，知道弟弟曾国荃一怒之下参奏了官文，他顿足叹息，马上预想到了此事的严重后果，于是赶紧给曾国荃写信制止：“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一身之强，当效曾、孟修身之法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刚不可。”给弟弟写了信之后，他又给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训斥儿子不但不去劝止九叔，反而拟此言辞尖刻的奏蔬，为之推波助澜，太不懂事了。
接到大哥的信后，曾国荃的头脑开始冷静了点，将原拟的第二份奏折暂时搁下未发。曾纪泽则遵父命离开武昌南下，跳出这个是非圈子。
训斥归训斥，自己弟弟因为怒气犯了大错，得赶紧想办法补。因为曾国藩知道，自己的弟弟并不是官场老油条官文的对手，如果一旦弟弟被官文搞垮，被调出湖北，那么湘军也就不复存在了，自己的全盘计划将会被打乱。于是，曾国藩赶紧派人去找李鸿章，让李鸿章帮忙出出主意，找出一个补救的办法。经过李鸿章的提议，终于想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由曾国藩出面给慈禧太后写一篇奏折，偷偷地保举官文，并以兄长的身份批评曾国荃，把责任全揽到了曾国荃身上，全是曾国荃的错。
正当慈禧太后因为朝廷的上上下下都指责曾国荃准备处置他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给朝廷来了一份慷慨激昂的奏疏，称赞曾国荃劾官文一疏，是当今天下第一篇好文章，第一等好事，人心大快，正气大张，并以自己在湖南抚幕多年的身份为证，指责官文贪劣庸碌，不堪封疆重寄，请求太后、皇上撤官文之职，以昭朝廷公正之心。
左宗棠这封奏疏很有分量，当然，这不是奏疏的内容有分量，而是左宗棠的人有分量，因为他正处在平回民之乱的前线，关键时刻，朝廷是不敢得罪他的。于是他这封奏折的分量，远胜他省督抚和都察院的御史。而且这个时候，曾国藩密保官文的奏折也到了慈禧太后的手中。曾国藩极力肯定官文，替官文说好话，并严厉地指责了自己的弟弟。曾国藩这种态度，使得慈禧很是高兴。她决定给曾国藩一个面子，于是对曾国荃未加任何指责，一场大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倘若不是左宗棠及时上疏，不是曾国藩委曲求全的策略，曾国荃不但因为一怒之下给自己惹来了降职的处分，甚至会影响到湘军的命运，也可能会给曾国藩带来麻烦，也可以说是一念瞋心起，差点火烧功德林了。
由此可见，要想在官场上有所作为，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为官一定要戒怒。因为怒火中烧，会使人失去理智，做事不计后果，只图一时发泄脾气之畅快，结果会惹来麻烦，甚至会惹火烧身。
曾国藩在年轻时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遇不顺心的事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曾国藩有一个朋友名叫郑敦谨，字叔厚，号小珊。小珊这个人通一些医术，有时就为曾国藩家人诊病。有一次，在为曾国藩家人诊病后，因为一句话的原因，两个人竟恶言相向。有人说曾国藩火气太大了，不管什么原因，小珊年长他近十岁，又是同乡兼前辈，曾国藩所为实在有违厚道。曾国藩的父亲知道这件事后，就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通，并要他尽快改过，到小珊家当面自认不是。后来，曾国藩借小珊前来拜寿之机，主动谢罪，并请小珊吃饭，与小珊尽释前嫌。
曾国藩这个人有一个强人之处，就是善于自我反省。每次发怒之后，他就会写日记批评自己。当他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点之后，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他的日记中记载，六月初五日，写治心经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写治心经一本，初十日，又写治心经一册。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下人一同开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双载：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知道发怒会给人带去麻烦，也会给自己惹来麻烦，所以一直改正。随着时间的磨砺，他的脾气逐渐地改正过来了。他身在官场，深知发怒的危害，一直要求自己的弟弟和子女们，也要做到戒怒。
曾国藩曾在日记家书中多次提到过要戒怒，因为知道曾国荃脾气暴躁，曾专门写信劝导：“弟之内疾外症愈几分？凡郁怒最伤人。余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说。人之忌我者，唯愿兄做错事，唯愿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唯愿弟做错事，唯愿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事情，则知世路之艰险，而心愈抑畏，气反愈平和矣。恼怒不但伤身劳神，而且会使人失去理智，伤及他人。做事时，如恼怒则不能心定神安，容易失去自信，恐怕就没有好的成绩。怒气就如脱缰野马，野性难驯，让人束手无措。故而，要控制怒火。”
对于处在职场、官场的人来说，一定要戒怒。如果怒火中烧，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采取行动，因为你的行动是在非理智状态之下做出的，弄不好就会给自己惹来麻烦，所以一定要装好“防火墙”。
【跟曾国藩学做官】
曾国藩根据多年的官场经验，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这样写道：“恼怒不但伤身劳神，而且会使人失去理智，伤及他人。做事时，如恼怒则不能心定神安，容易失去自信，恐怕就没有好的成绩。怒气就如脱缰野马，野性难驯，让人束手无措。故而，要控制怒火。”
2.戒贪
有些官员之所以栽跟头，多是因为自己的贪心所致，手中有了权力，就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许多贪官一旦犯了事，还会以身不由己或者是受环境所影响等来为自己辩解。其实，说到底，就怪自己的“防火墙”功能太弱，抵挡不住贪财这种“病毒”的入侵。在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中，官场上流传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贪”已成为了官场上的正常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不但没有随风入流，还保持了廉洁的形象，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曾国藩带兵征剿太平军时，官吏腐败几乎是官场的常态了。比如说当时的盐吏，从上到下，个个都是肥得流油。有一个外号叫张大麻子的人，他本是一个穷光蛋，五十岁时当上了一个通州运判的官员，负责盐业事宜。结果不到十年，他就成了百万富翁了。有钱了，就得享受了，名车当时还没有，但是豪宅是不可缺的。张大麻子在瘦西湖旁买下五十亩地建了一栋豪宅，称为“康山草堂”。别看称为“草堂”，但那气派劲儿可不是普通住宅可比的。草堂主楼高三层，可俯瞰长江，有专门花园赏梅、赏荷、赏桂、赏菊，仿照大内气派演剧宴客。更为淫靡的是，这个草堂内建有套房三十间，回环曲折，像迷宫一样，陌生人根本转不出来。在三十套房子内，布置得富丽堂皇，每一间里住着一个美女，卧床下有通道相连，张大麻子常常夜间宿一房，早起又在另一个房间里。康山草堂可以说是远近闻名，扬州有个学子仿照刘禹锡的《陋室铭》，专门为其写了一篇《陋吏铭》，其中写道：“官不在高，有场则名。才不在深，有盐则灵。斯虽陋吏，唯利是馨。丝圆堆案白，色减入枰青。谈笑有场商，往来皆灶叮。无须调鹤琴，不离经。无刑钱之聒耳，有酒色之劳形。或借远公庐，或醉竹西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