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杂记
北窗杂记
（一〇八）
六月下旬到浙江去参加了一个学术会。我一向不习惯于开会，难得去了一趟，倒挺有收获，这就是承蒙同济大学的张松老师送了我两本书，一本叫《乡土建筑遗产的研究与保护》，陆元鼎和杨新平主编，一本是《关于城市遗产保护的探索与思考》，由张松和王骏主编。张松老师可害苦了我，那天长途旅行，本来很疲劳，一拿到书，我就放不下，累极了才昏昏睡倒，连鞋子都没有脱——太不好意思了！
张、王两位老师编的那本书，是张老师主讲的“城市历史与文化保护”课程的学生作业。张老师自己在书前写道：这门课“主要包括中外城市遗产保护的发展历程，欧美多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法规制度建设，保护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历史街区调查研究与整治技术，文化景观保护与旅游观光开发，世界遗产保护理念和发展趋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历史演进，保护规划的编制，遗产管理与开发利用等内容”。这是一门专业基础课，这本书的篇章都是从学生“较为优秀、较为独特”的课程论文中选出来的。从论文中看，张老师这门课程讲得很鲜明、很系统，因而也很成功。我脱离教学工作已经很久，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学校的建筑和城市规划专业有这一门课。我希望有，大家都有。张老师讲的内容，都是当代最新进、最重要的知识，是基础理论，是当代建筑师和规划师非掌握不可的思想和知识。这门课张老师已经讲了七年了，更叫我钦佩的是，张老师已经在这个课程上组成了教学团队，他不是单枪匹马在唱独角戏。这说明，同济大学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学科建设是很先进的，眼光是很宽阔的，他们不把自己的工作束缚在一个思想，一个方向、一个中心上。这是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有的眼光和气度。教育和学术要进步，就得搞“百花齐放”而不是搞“众星捧月”，这样才能保持对学科发展的敏感性，保持工作的先进性，至少是不至于落后。
如果情况允许，我会再一次细读这两本书，而且写些读书笔记。——当然，一定要准时睡觉，而且脱掉鞋子。
今天先写一段笔记，就从读陆、杨二位老师主编的那本书说起。在那本书的第12页有两小节很有趣，前面一小节说的是：“2004年，建设部‘某领导人’在所作《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和保护》的报告中曾指出，‘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保护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目的，当地老百姓适应时代的良好人居环境永远是目的’”。这句话之所以有趣，是它连弯儿都不绕，直愣愣地回归到五十年前批判梁思成先生时的那些高论去了。保护“不是目的”，那当然就不必干，甚至不该干了，因为怎么能花人力物力去干“不是目的”的工作呢？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有意识，干什么都有目的。不是目的，那就是毫无意义，干那种事，就是劳民伤财。不是吗？不过，既然不必甚至不该保护，那么，建设部弄些“历史文化名城”出来又是为什么呢？那不纯粹是没有目的的废话吗？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在当年的建设部主管之下的“历史文化名城”，差不多没有一个是“保护”得成功的了。
那么，“适应时代的良好人居环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去掉了“不是目的”的古建筑保护，至少是没有历史文化遗迹的环境吧！真干脆！这就是所谓“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吧。原来经历了几千年文明时代的当今生活竟是那么简单。但那“图画”，画什么题材才是“有用”的呢？而且是“适应时代”的？
紧接在这节“某领导人”的话后面，是陆元鼎老师的一小节话，那里说：“建筑历史遗产即历史文化古迹保护的目的，是要为今天所用。它作为历史、文化资料，供人民参观以获得知识，增加爱国主义思想和凝聚力，是保护的目的”。
这段话很容易懂，因为它没有概念和逻辑的混乱。这段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很委婉地说明，“保护”历史文化古迹是有“目的”的，是“良好的人居环境”所必需的。
据我所知，历史的事实是，世界上好像所有的古代人民，都曾经用极坚硬的石料建造过一些纪念性建筑，毫无疑问，他们是希望这些石头建筑能带着当年的信息传至永久的。它们有什么“用”呢？这“用”，就是陆老师说的那种文化追求，那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愿望。在张老师主编的那本书的第130页，有城市规划专业学生马玉荃的作业，那里引用了文化部孙家正部长的一段话，说的是：“构建和谐社会，经济是基础，民主政治是保障，文化是灵魂”。文化是灵魂，有灵魂才有生命，这是文明人类的普遍的、共同的认识，而文化是从来不排斥历史文物的，文物是文化的一种载体，它的“用处”不大吗？
张松老师在书的前言《写在前面》里记录了一则很有意义的事情：
2007年5月14日，同济大学百年校庆前夕，温家宝总理在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钟庭的讲话中，两次提到欧洲最古老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他指出：“有一千年历史的博洛尼亚大学，现在的墙壁四周还是断壁残垣，有的地方不得不用一根水泥柱顶起来，防止它倒掉。当然，它一方面保护了千年的古迹和文化，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一种精神、一种美德。”
这段话说得太精彩了，不过，前面提到的那位建设部的“某领导人”，不知怎样评价这些残墙和这些水泥柱，“保护不是目的”呀！何况它们确实是不大“适应时代”的某些纯功能“需要”呀，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精神，什么美德呢？但温总理接着说：
“我们培养的人，应该是全面的、具有综合素质的人……学习理工科的，也要学习人文科学，学习文学和艺术。同样，学习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也要学习自然科学。”
这几句话，真正是切中时弊，搞建设工程的，不可以没有“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修养，否则不免就会弄不明白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弄不明白什么样的环境才是“适应时代的良好人居环境”。所以这样的人就会觉得文物遗产的保护“没有目的”。但不管中国人怎么看，怎么想，文物遗产保护现在已经是在世界范围里汹涌的浪潮。这说明，人类的文明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时代，而我们一个主管建设的长官居然对这个时代很不了解，真是遗憾。难怪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就会那么叫人难以看懂。
一个多月前四川发生的那一场大灾难，刚刚从救死扶伤转向灾后重建，温家宝总理就在布置工作的时候郑重地提到了抢救文物。他到了北川，还说：“这座老县城可以作为地震遗址保留，变成地震博物馆”。于是，文物工作者和民间人士就以充沛的感情着手研究羌族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江堰和二王庙的维修和再建也很快开动了。对历史遗产和文化生态空前未有的重视，都开启了我们国家文物保护工作的新局面。这些都关系到建设“适应时代的良好人居环境”，因为人居环境的好与不好是非常复杂的，“非为有大楼之谓也”。毫无疑问，居住环境的这个“好”，是包含着文化贮存的厚度在内的，正如孙家正部长所说，构建和谐社会，“文化是灵魂”。重建后的灾区也是不能没有灵魂的。
张松老师所编的书里，可以读到他的学生对不要灵魂的城市建设的很多批评。例如，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何为写道：“很多时候，我们在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产生矛盾时，很自然就会以顾全大局为借口，舍弃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国家的历史名城有几座是真正的历史名城？就是这些为求发展完全不顾遗产的行为导致我们一个泱泱大国现在的世界遗产（数量）甚至还不如意大利、西班牙这样国土面积勉强只抵我们一个省的国家”。
另一位规划专业的孙婷则写道：“盗墓者会因盗窃国家历史文物受到严惩，然而，当一整片历史街区被拆除、城市文化丧失之时却无人受到相应惩罚，于是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也就失去了严肃性。因而划入强制性保护的历史建筑会被开发商任意拆除，理由很简单：‘这个历史保护的牌子不算’。开发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银行可以获得利润，政府可看到相关指标的增长，在多方利益驱使下，历史保护规划轻若鸿毛，公平公正性荡然无存，利益被吞噬的只有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市民。”
规划专业黄俊卿的作业论文的题目是《浅析中国名城保护中的若干问题》，他一开篇就写：“历史名城，是中华文明的集中体现，人类社会的历史见证，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其他物种的重要物质因素。保护历史名城，能够传承、延续和发展历史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这些历史城市是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保护好这些遗产，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保护历史名城，是历史的潮流，也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需要”。这段话干净利落地说明保护历史遗产是有目的的，这目的是意义深远的，那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需要，也就是“适应时代的良好人居环境”的需要。
我在这里信手摘录的学生作业，写得多么好。他们中有好几位，不约而同地引用了梁启超前辈的名言：“不但要开民智，还要开官智”。对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来说，这个建议真正说到了关键点子上，看来一百年的风风雨雨，并没有改变我们国家骨子里的痼疾。更进一步，关烨同学写道：“其实城市历史文化与文化保护应该是全民运动”。
张松老师36个学时的课程，不算多，但张老师为它写出了中国第一本专业课程教材，于1999年正式出版，这可是一件不简单的学术工作。从他的学生的论文作业中，可以很清楚看出他的课程的出色，不但给了学生思想和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的使命感，而使命感是做好文物建筑和历史城市保护的最根本的保障。
张老师能够在教学工作中培养了学生们对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城市的使命感，这是因为他自己对保护民族文化有强烈的使命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写作和编纂了好几本这方面的书，内容扎扎实实，绝不是趋名逐利的应时之作。我这个老教书匠，多少有点儿能力判断这几本书的写作和编纂要花多少时间，费多少脑筋。我也能大致估计出，如果他用这些时间和脑筋再加上学生的打工去逐利，他会发财到什么水平，这是当今大学里建筑专业的老师们多半走得很起劲的阳关大道。但是张老师却花功夫和精力去做了那么多对国家大有好处的学术工作。他“犯傻”，他“亏了”！
我们这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富的国家这些年却成了毁灭历史文化的大屠场。“保护不是目的”，那就是说：不需要保护。在我们这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当权的人这么说了，还有那么一条螳臂挡得住大破坏的车流！这不是老牛拖着的吱吱呀呀的木轱辘破车，而是火力强大的坦克车。
为什么一向被认为文化保守的中国，竟会沦落到如此这般模样？这是，我觉得，几千年中国的落后，不是因为保守，而是因为迟钝，没有科学思维。关烨同学在论文里引用了《三联生活周刊》王朔访谈录里的一段：
“前些日子有记者问法国总理社会党总书记‘你觉得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吗’他说‘不’。‘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价值观念的输出。’”
这是一个叫人吃惊的判断，虽然或许有些人听了会不高兴，甚至愤怒，但它有道理，我们再看何为同学在作业中写的一段话：
“中国人是一个热衷于追逐时髦、喜新厌旧的民族。从古到今，多少事例证明了中国人这一特征。古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而汉灵帝时，就已经盛行胡饭胡床。中国人从那时开始就埋下了种子。佛教来了信佛教，基督教来了信基督教，连宗教也成了流行。”
这几句话说得多么硬，多么重！（先允许我在这里插一句，佛教和基督教到了中国，都大大简化了，大大功利化了，甚至混进中国的泛神崇拜里去了。）如果有一位文化史专家来帮何为同学丰富并且完整这个判断，那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研究。我们上山下乡见到，连很穷僻的乡村里，小学生们都会叉开双指作“V”字状来表示对某项成功的庆祝。全中国，现在还有哪个人记得自己的生日应该叫“母难日”，一大早先给母亲叩头，全天要吃素，表示对母亲生育之恩的感谢，为她祈祷祝福。相反，个个人都会吹蜡烛，吃蛋糕，唱那句洋歌。还有什么“千纸鹤”、“圣诞卡”之类的洋风洋俗。中国人“世界化”了。我绝不是一个狭隘的民粹主义者，但我对中国几千年文明在世界上竟没有一点竞争力，确实感到不可思议。我们见到过一些饱含着丰富而重要的历史信息、艺术水平很高、保存状况还不错的村子，彻底免费地给它们写了书、测了图，甚至做了保护规划，直到帮它们申请了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但村民和地方政府还是毫不怜惜地破坏了它们，并非有什么必需，并非为了发展，也并非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仅仅是因为漠不关心，懒于动一把手。如果有利可图，那就破坏得更干脆、更彻底、更振振有词了。村民们对先人的创业、开拓、发展、建设，竟连丝毫的感情都没有。至于长官们，那大多就更不用提了。我们为抢救一些宝贵的乡土建筑遗产，屡战屡败，已经习惯了，仅仅为了对文化事业的良知，才坚持到了如今，并且还准备继续干下去，直到只剩下“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规划专业的关烨同学在前引法国总理的话之后，接着写了一句：“金钱确实托不住一个民族的尊严”。一个不尊重自己历史的民族，到哪里去讨尊严！
不妨再看一段规划专业王朔同学的话：
“教育可以振兴一个民族，但教育也能毒害几代人。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弊端就在于受教育者对于知识的舍弃与保留带有很大的功利性。从现行的教育背景观察，高中时代理工科的同学占了近六七成，关于历史文化的课程急剧缩水。目前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但相应的历史涵养并没有跟上，对于中华文化并没有多大的情谊。”
看过王朔同学的这一段话，再请回味一下温家宝总理关于教育的那些话，我看，我们就可以理解我们教育工作的重要失误之一了。
1952年之前，北京大学也好，清华大学也好，都是综合性的，理、工、农、医、文、法各学院基本都有。理工专业的学生，都必须选修一两门文法学院的课。因为这些学院汇聚在一个大学里，课外的交流机会就很多。以我所在的清华大学来说，同方部、二教和灰楼，几乎每个礼拜天都有文法科大教授的学术讲座，记得有一次在同方部，朱自清、李广田和陈梦家三位老师一起讲新诗，各系的学生把个好大的教室都快挤炸了。在二教，我听过一位基督教传教士的布道，听的人也不少。灰楼的音乐室，常常有表演和讲课，谁都可以去听，1948年冬，我在那里听过马思聪的表演和讲解。一般情况下，总是理工科的学生听人文学科的报告多，所以，经常性的交叉感染使那时候理工科学生的脑袋并不干巴。
1952年，搞了一场全国性的“教改”，主要的内容是：学习苏联，大学专业化，工科大学、文科大学、农业大学、医学院等等，界限分明。理工科大学还要再进一步专业化，分成了地质学院、钢铁学院、机械学院、航空学院、船舶学院等等，各自完全独立，自建校园。原来的综合性大学被批判为美国式的教育体制，是资产阶级的，于是这教改便没有讨论的余地了。梁思成先生一向重视建筑学的人文意义，再三表达把建筑系划归文化部领导的愿望，当然成了批判对象，自讨没趣。这笔账被人们记住，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曾经上了大字报。
于是，我们的理工科青年就被割断了和人文教育的联系。2004年，一位电子系的研究生和我坐一辆小轿车到航空航天大学去参加一个纪念“五四”的会，他一路上跟我抱怨，说清华大学一点人文气息都没有。这正是那次“学苏”教改的后果之一。我早就脱离了学校的活动，搭不上腔，但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抱怨，就有希望。
在张松和王骏两位老师编的这本书上，传达了“文化是和谐社会的灵魂”的思想，书里的论文，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个论点，很有力量。我希望我有可能再细细读这本书，并且做好笔记，像个学生。
“理论只要掌握了青年，就掌握了未来！”同济大学张老师培养出来一批热心于文化保护的青年，功德无量。但是，恐怕只有同济大学一个或者三五个学校有这样的学术眼光和历史担当还远远不够，而且我担心，当这些青年有能力影响社会的时候，我们的建筑遗产已经没有几个了，或者已经变成钢筋混凝土的，并且全身挂上大红灯笼了，像当今那些“历史文化名城”那样。
2008年7月7日
附笔：
写完了这篇杂论，刚刚是7月7日。恰好有一位北京大学法律系2004年毕业生来访，我问他：知道7月7日是什么日子吗？他一脸惶惑，不知道。我再问，知道9月18日是什么日子吗，也不知道。我简直感到悲哀，看来保护卢沟桥和北大营绝不是没有用处的，虽然它们不是“适应时代的良好人居环境”。
（一〇九）
奥运会的热浪中，“更高、更快、更强”的节目间隙里，我拿起了一本不大、不厚、不重的书，翻了几页，便兴致勃勃地看下去。它是一位认真的热心人朴实地写写他三十年来保护古城古镇的片段经历。没有精雕细刻的描述，也没有高昂激奋的表白，正是它轻描淡写、出奇的简洁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异常地亲切，把我的心捕捉住了——对不起了，“鸟巢”和“水立方”中的英雄们，我关上了电视。
书的作者是阮仪三老师，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教授，书的名称是《护城纪实》，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怪我懒于读书，到它出版之后五年才看到，惭愧，惭愧。
我早就听说过阮仪三老师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镇）保护的贡献和获得的成就，不过因为我在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中走的是“上山下乡”以农村为对象的路，所以总是“南辕北辙”，跟他没有机会见面。这次拜读了他写的这本《护城纪实》，才知道我们遇到的困难和见到的世态竟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在执著地克服困难上，我的干劲，也是能力，就比阮老师差远了。我到后来被迫不得已大致只能满足于写写村落的研究报告，偶然有机会才呼吁呼吁文物建筑保护而已。
阮老师早期的工作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他带领学生们到乌镇去，要在上海人民广场乘长途汽车到桐乡，再坐“二等车”（即坐在自行车后面的书包架上，行李只能抱在怀里）到乌镇。这种自行车是营业性的，坐在书包架上，随着车子的左拐右弯，人体前仰后合，车轮碾过一块石子，便会震得一跳，以致“后臀尖”会和铁架子硬碰硬地较量一下。十几分钟下来，壮汉也会弄得浑身酸痛，何况下乡长途。到了工作地点也还会有难处，例如山西平遥，“由于饮食很不卫生，我们所有的人都染上了菌痢，大家都带病坚持工作。工作很紧，要放大照片，街上找不到一家照相馆会做，我只得到太原买放大机和相纸、药水自己放。借不到任何车子，好多时间都花在走路上”。
虽然我们的工作成绩不如阮老师们，但是因为我们去的多是穷乡僻壤，所以在艰苦上也还敢说上两三句。20世纪90年代初，下乡的交通还很原始，在浙江省建设厅工作的老同学劝我们不要到永嘉县去，因为从杭州到那里，路况很坏，每天平均有死人的车祸八起。但我们还是坚持不顾一切地去了。长途车竟和市内上下班时间的公共汽车差不多，要玩命往上挤，上去了还未必有座。第二次去，因为带了八个学生，为了安全，包了一辆“小面包”，清早五点从杭州开车，破车子一路修了又修，到永嘉已是第二天凌晨三点。洗把脸躺下，按预定计划七点钟开始工作，分秒不让，学生们好样儿的，个个精神抖擞。只有一位女学生不大高兴，因为带去的一把吉他丢在了车上。有一次，在安徽黟县关麓村，好不容易，从一位老先生手里借来一批纸质文件，高高兴兴进城去复印，居然全城没有一处可以复印的地方，不得不玩命地抄，直抄得手指捏不成拳头，只能抄些当时匆匆忙忙判断为有用的材料。第二年，觉得还有许多材料很有价值，再到村里去，那位老人家已经去世，没有人知道那些文件的下落了。——我趁机推脱一下，我们写的研究报告常常深度不够，资料太少是个重要原因，请大家包涵吧。
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困难还算不了什么，真正的难处在于可能会遭到地方政府领导人的阻挠。阮老师在这本《护城纪实》里写到了好几则经历，有几次遭到的阻挠十分富有故事性。这本书第一次印刷只有三千册，读者未必容易买到，我就多介绍一点吧，好在这几段“故事”非常精彩，阮老师和读者也大约不至于批评我抄文章骗稿费。
1984年，阮老师带着学生奔波两天，到了现在已经名声遍天下的周庄，找到镇政府，表示愿意免费给周庄做一个规划。镇长不含糊，说：“你们从上海老远跑来帮助我们，知道你们是好意，但是我们许多人认为不必要。你们同济大学自己搞研究搞教学，我们嫌烦，你们这次做好了就不要来了”。更叫人伤心的，是昆山县的县委书记对人说：“同济大学什么阮老师到周庄搞规划，要保护古镇，这是保护落后，不搞发展是错误的，你们不要支持他们”。保护文物建筑就是妨碍发展，就是坚持落后，这不但是20世纪80年代常有的观念，就是到了现在，这种观念也没有改变，时时会从官员们甚至学术工作者嘴里说出来，我们也听得多了。
更有趣的是1985年春季阮老师到了江南水乡极漂亮的黎里古镇，找到镇上的领导干部，表示完全义务不收一分钱给古镇做个规划。不料，镇上的什么长官说：“我们怎样建设由镇上说了算，不用你们来过问，老街古宅没有必要保护，妨碍现代化的一律要拆除。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脱离实际，到我们这里来搞什么教学，我们不欢迎”。阮老师还想说点儿道理，这位官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很忙，你们不要来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不容阮老师再开口，镇长先生竟用双手把他们推出了门。并且在院子里向办公人员喊道：“这几个上海来的老师，食堂里不要卖饭票给他们，不留饭。”那个时候街上还没有卖饭的，把老师和同学们气得掉眼泪。“后来再去其他两个镇，同样也大败而回。”这一段故事可以当电影脚本用。
“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这是20个世纪伟大者留下的“思想”之一，他早就说过，对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要“不给饭吃”。这位镇长先生不愧为“好学生”。
类似的遭遇我们也经历过，不妨再插进几句来说说。那是1991年，我们到浙江省的诸葛村工作，村民们待我们十分热情，但是，几天之后，市里接连来了几个干部，板起脸来审问我们，终于把我们赶出了三块钱一天的供销社小旅店，要我们住到一间八面透风、满地鸡屎的拖拉机房里去，那已经是11月底，寒风很硬了。幸亏一位村民见怜，叫我们到他家没有完工的新房壳子里去住了几天，我们才完成了调研工作。十年之后，当时的村支部副书记才告诉我们，把我们赶出小旅店的那天，市里来的那几个人是备着铐子的，因为不慎说了一句大话，被我用一句更大的大话唬住，才没有敢下手。这次遭遇足可以写一篇小说。
本来是要写阮老师的书，给我激动得竟掺了私货，跟着附带上了我们工作的一些情况，这倒不是为了沾光，而是为了说明，在我们这个三千年前出了一位“后无来者”的孔老先生的国度里，愚昧和骄横依然那么普遍而有力。
再往下写，我的私货就掺和不进来了，因为阮老师勇于也善于跟愚昧和骄横做斗争，而我们却绕开了。在这本小书里，他反复多次写到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很佩服，也很惭愧。
例如，“传来消息说”，乌镇要“开膛破肚”，在茅盾故居旁边开辟专给“首长和外宾”使用的停车场，“我知道后，很着急，第二天就赶到乌镇去，镇政府正开会研究如何开路（通向停车场）的事，我们冲到会场，陈述了利弊，这个会被我们搅散了”。但他还不放心，立即“专程上北京找到罗哲文、郑孝燮两位专家”。是“第二天”呀，是“立即”呀！是冲到会场呀！是赶几千里路到北京呀！为了抢救古镇，有几个人能这样行动？
大学教授，在当今中国社会里地位不高，影响不大。实际工作中，能起的作用远远比不上一个乡镇的什么书记。有几次，我在县里软声软气说了几句劝阻地方官破坏文物“打造”靠不住的摇钱树的话，立即遭到白眼，成了“什么狗屁”！可是，阮老师当真争取到了几位地方领导的支持。例如，1999年5月，湖州市政府聘阮老师为顾问，他就在受聘会上放炮，批评湖州市领导“把湖州这样一个具有丰富历史遗存的美丽水乡城市变成一个没有特色的平庸的城市。现在优美的古镇南浔，送上门来的世界遗产，还搭足了架子不理睬，（他们不感兴趣，反应很冷淡），对保护历史文化，对合理建设城镇毫无认识”。他很干脆地说，聘他做顾问，他就要过问这件事。在场的市委书记坐不住了，当面把南浔镇长找来，这才达成了保护南浔古镇的一致意见。
阮老师很清醒地看到，乡镇文物建筑群整体的保护，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干部的认识问题，“乡镇领导干部大多文化不高，……觉得没有必要做什么规划”，“有了钱就要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面貌，于是拆了老屋建新房，仿照城市中的样式开大马路、造大楼房”。因此对送上门来做规划而“不收一分钱”的同济大学师生们很不理解，“非常冷淡”。更糟糕的是地位更高，权力更大的干部，如市长，也有不理解文物保护意义的，例如1996年的遵义，做了个规划，要把遵义会议旧址周围的房屋全部拆光。评审的专家们“大惊失色”，要求整体保护那条老街，“但是当时的遵义市长不以为然，认为老街破旧，要旧貌换新颜，要尽快地显示政绩，很快就把老街拆光了”，改建了一批假古董。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专门发文件批评这次错误事件，但这位市长却立即“得到上级的赏识和提升”。这是一出荒诞剧。市长的上级，官阶可不低呀！他会有大量下级在地方掌权呀。
另一方面，就更加难办了，那就是地方干部们和他们的上级，早已经跟开发商达成了协议或默契，有了利害关系。最叫人伤心的就是福州“三坊七巷”的横遭破坏。三坊七巷在福州的市中心，街巷完整，不但有大量明、清两代的房屋，更重要的是有林则徐祠堂、陈宝琛和邓廷祯的故居等有重大纪念意义的建筑。阮老师们很早就给这块大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宝地做了个保护规划，但是，福州市主管官员找港商进行城市开发，觉得名城保护会添许多麻烦，把阮老师们做的规划废掉了。“1993年，港商来福州大规模进行房地产开发，看中了三坊七巷这块宝地”，开发商当然会看中三坊七巷，因为它正在市中心最好的地段，是黄金宝地呀！他们也做了个“规划”，只把已经确定要保护的几幢明、清民居保存下来，而把周围其他的民居都拆掉。在这块地段“四周盖一圈38层的高层住宅，小区中央设计了一幢巨大的中央商场”，阮老师说：“这个方案只为了满足开发商出房率的要求”，而使保护区完全失去了意义。阮老师和一些专家一起，虽有媒体的支持，仍然“并未能阻止福州市对三坊七巷的破坏”，坊、巷拆掉了不少，幸而由于缺乏资金，周围一圈高层建筑只造了八层就撂下了。到了2000年，福州市又打算改造三坊七巷。港商认为赚不到多少钱，境内的房地产开发商经过精打细算，认为只有把三坊七巷全拆光都造成高层楼房，才可以投资。阮老师正巧在福州，听说这件事，赶紧找到主管的副市长，打算阻止这项缺德的开发。不料，副市长一开口就堵住他的嘴，说：“这件事你不用来管，上级领导部门已经定了，没法改变了。”于是，阮老师不得不到中央电视台去上“实话实说”节目。这事影响不小，一个月后建设部出头找了福州的官员们来商量，阮老师也参加了。福州市领导说：“改建是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这块地已与港商签订了协议，预付的款项已经支用，不开发房地产无法还债，所以势在必行。”这叫什么道理？做错了事不但不改，还要赖上更进一步的错误来“弥补”。港商卡住了福州市的喉咙了？不把老祖业赔尽就不行了？阮老师不让步，再次发言力争，最后建设部长拿出了国家的文物法、城市规划法和福州市总体规划来，指明福州市的做法是违法又违规的。这样，三坊七巷才侥幸暂时逃过了一劫，阮老师说：“后事如何还得拭目以待”。
这一件开发公案的幕后主角是“港商”。还有一些开发公案的主角则是“特种”关系户，例如昆明文明街的拆除。昆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文明街是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经过几年破坏之后侥幸遗留下来的唯一一条老街，是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最后一点“历史文化”痕迹。但是，1998年，“这一地区已作为房地产的开发项目，老房子将全部拆除，已有房地产公司进行了实地勘察，制定了规划设计方案，拟定于当年年底开始实施”。这又是一件有法不依的公案，可又是碰巧了，阮老师正在昆明开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会议，于是，他去找了昆明市的规划局长，这个局长又恰巧是阮老师的学生。他告诉老师，规划局也不同意，“但市里不让他们管，他们也无法管”，因为开发商是省里主要领导人的亲属，既然“开发商是通天的”，便并不需要规划局批发用地执照，所以“市里也无能为力”。
好一个阮仪三，他又跳出来干预这桩公案了。他当即写了一份呼吁书，在那个有云南省长、昆明市长、建设部长和国家文物局长出席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年会上宣读了。机缘巧合，这个呼吁书不能不起作用，于是，昆明的文明街总算保了下来。阮老师就这件成功事件写道：“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政府行为，是一种维护法律、维护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公益性活动，而房地产的开发是商业行为，以获取利益为前提，要房地产开发商去保护历史遗产是不可能的，这是（他们的）本质所决定的，所以要政府的干预和管理。……福州三坊七巷和昆明文明街，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都有许多内情，实际上是利益的取向和对文化的认识。”
福州的三坊七巷和昆明的文明街是很典型的例子，全国许许多多城市和乡镇的建筑文物惨遭破坏，“内情”大多和这两处相仿。在这种情况下，法定的“主管单位”不是无能为力，便是“身陷其境”，掺和了进去。怎么办呢？阮老师喊出了一句：“我们这些专家有责任来督促和提醒。”照道理说，任何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督促和提醒之责，不过，专家们当然更应该有“责无旁贷”的自觉。“做了过河卒子，便当拼命向前”，岂能袖手旁观。可惜，在阮老师的记述里，我们多次看到，有些名声地位都高于阮老师的“专家”甚至身当其位的官员，却往往退缩一步，只是鼓动阮老师打前锋，自己扮演一个“跟进”的角色。这是国情，我们也无可奈何。但是，这“退一步则海阔天空”的人生哲学耽误了多少大事，当初“破四旧”的时候，怎么偏偏漏掉了这个误国误民的传统“人生智慧”，没有把它批倒批臭呢？这大概是因为另一个最高“思想”，便是人人应该当上级官员的“驯服工具”起了作用吧！
我没有见到过阮老师，不认识他，从这本《护城纪实》看来，他是一位有担当的人，有责任心的人，是一位拍案而起的“行动派”。书里写到的事情，都是他亲历的，而且是一旦知道了什么破坏历史文物的臭事，便挺身而出，立即投入“匹夫有责”的斗争中去，不会推推躲躲，拖拖拉拉。
阮老师的这本《护城纪实》，每篇写一件事，每件事都是他的行动，每个行动都透露出他的责任心和实干作风以及他的“斗争智慧”。其中，最有噱头的是写他为反对地方政府修建一条可能破坏周庄环境的公路的经过。不妨摘要写在这里，请大家看看。1998年年底，这条公路已经定位放了线，周庄镇长告诉了阮老师，他立即表示反对，“但苏州市没有理睬”，虽然他这时已经是苏州市的城市规划顾问。1999年9月，公路已经动工，他写了封信给苏州市市长和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希望改变线路。传回的消息说：“照原方案施工。”2000年1月，公路开到了周庄镇边，垫好了路基，阮老师不得已给江苏省委书记和省长写了信，也抄送给了苏州市长。反应是：主管副市长下令交通局、规划局、环保局、旅游局和园林局的局长到周庄实地考察。他们回去写了一份报告给市长，说这段公路对周庄古镇没有影响。但他们同时给阮老师打电话说：“你不要见怪，我们是奉命行事。”市长接着又叫市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去考察，结论当然也是“奉命行事”式的。阮老师写道，下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当然不会顶撞领导关照的事。于是他给江苏省领导接连写了三次信，可是都没有作用，连回话都没有。2000年3月，阮老师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上说了这件事，并且把周庄镇长请到会上说明利弊。到会的专家一致反对这段公路的选线，要求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干预。建设部随即拟了一份文件下达江苏省建委。省建委派了一位副厅长到苏州调查，他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主题是“路已经开了，只好让它通”，然后拟了一些靠不住的承诺。阮老师仍然坚持原意见不松口。2000年7月，苏州市召开苏州古城区规划评审会，阮老师又在会上提出了这件修路的事。与会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周干峙院士和阮老师一起找到苏州副市长，他承诺“将此路暂停”。但是工程实际上一刻也没有停，2000年9月，浇上混凝土路面。次年开春，苏州市召开“三讲评审会”，市领导严厉批评周庄镇镇长不服从上级领导，要追查责任。镇长私下对阮老师说：“我们绝不能把古镇环境丢失在我们手中。”200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考察了周庄，对那段公路的建造“觉得惊讶，不可思议”。接着，上海和中央的各种媒体报道了这件修路的事。其实，早在同年3月，上海《城市导报》和《建筑时报》也曾经报道过周庄修公路的事，苏州市副市长在报纸上批了几个字，是“不吃这一套”，真有要当“烈士”的气概。阮老师说：这位副市长是要“表示其权威性和霸气”。对这次11月的舆论热潮，苏州市领导于12月底通过上海市宣传部门向新闻单位“打招呼”，要求停止有关报道，不准再作追踪。并且说：“阮教授危言耸听，要出风头，在周庄开路问题上大做文章。”并且准备苏州要召开记者会澄清情况。看到这里，我心里厌烦透了，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并不复杂，并不深奥，官儿们个个人精似的，会听不懂么？会想不透么？都不可能。而且我心里又很紧张，也很沉重，我深知官儿们在我们国家的权威，阮老师一介书生，能坚持下去么。但是天佑我材，他坚持了，他成功了。我们大家一起舒一口气吧！
我同时也敬佩同济大学建筑学院，20世纪80、90年代，阮老师满腔热情去抢救文化遗产的时候，常常要“只尽义务、分文不取”地给人家做规划，而全部费用都由同济大学建筑学院承担了。好大气。这就是学校主持人的眼光和胸襟。我羡慕企盼之至。
最后，我不能不坦白，读这本书之前，我对阮仪三老师有点儿误解。是什么呢？我到他工作过的村镇里去，常常能见到一些不地道的东西，拆掉了些什么，假造了些什么，乱建了些什么，不免心里不高兴。向当地的主管人问问，他们总是简单地回答：“阮仪三做的规划”。看了这本书才知道，规划虽然是他和他的学生们做的，但那些败笔，那些违反文物建筑保护和文化城镇保护原则的烂污，却大多是在做规划前就有了的，或者是后来违反了规划而做的。他反对过，他防止过，都没有成功，责任不在阮老师，他反倒承担了“冤案”。我很惭愧我过去的粗疏。
2008年8月20日
附记：
这篇杂记刚刚写成，2008年8月26日的《新京报》在《核心报道》版上就发表了一篇《北川重建畅想：三年产值翻三番》，“以大爱为重建主题，规划建设世界级的‘爱心园’和年产百亿的工业园”。这报道占好几栏，很大的篇幅。
报道的主角姓陈，他的头衔有：北京创意村营销策划公司董事长，中国策划科学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交流合作与协调委员会（CCC/VN）特聘策划专家。凭这些头衔，他在北川又弄到了“重建发展顾问”的头衔。
陈某人“以大爱为主题，对新北川县城进行总体品牌定位。他为北川设计出五张名片：‘大禹故里，大爱之城’、‘生态绿园’、‘未来硅谷’、‘中国首善’、‘世界爱都’”。他还说：“北川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旅游目的地。”
报纸发表了他的两个规划方案。第一个规划是建设“世界级的爱心园”；第二个规划是“爱心大道连接新旧城”。“爱心园”的规划是陈某人从北京、天津等地“召集”了七位“点子大王”组成的“灾后重建爱心创意专家团”策划的。
“爱心园”设在北川老城一侧，以玉皇山顶的圣坛为中心，“圣坛的建筑形式融合了羌族风格、汉式皇家祭坛形式、玛雅金字塔形式。塔高及台阶数应与地震死难人数有关（注：我记得这数字大约是八万）。此外，还有一座高51.2米的“大爱碉楼”和一座12层高的“爱心圣塔”。51.2米是呼应地震发生的5月12日，12层高大约也是类似的凑合，或许那个塔是五边形的？陈某人“还想创作一尊女神像，高度不低于美国自由女神，取名为大爱女神”。“力争在2010年以前把北川建设成全世界著名的大爱文化传播圣地，羌族文化特色旅游目的地。”时间只有两年。
第二个规划我不再介绍了，差不多的“神”。
至于“点子大王”们的“产值翻三番”和“年产值百亿”的“创意”则没有具体刊出。其他的我也不介绍了。
《新京报》是很认真并且很兴奋地发表了这么一篇很长的报道的。
如此创意、点子和打造！这些董事长、研究院院长和策划专家，他们就是“中国式”市场经济必然的弄潮儿吗？八万人的生命，多少家庭的残破，就是他们抓住的“机遇”吗？不论历史多漫长，汶川的事故还是叫人悲伤！
2008年8月27日
（一一〇）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建筑界曾经一波又一波地闹腾过许多“理论”，我年老昏聩，记不全已经有过些什么了，只好举几个脑子里残存的写出来：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禅学、语言学、符号学、形象思维、性心理学、场论、高技派、后现代哲学、后后现代哲学、解构主义、解解构主义、诗学。最近似乎又陆续出了几个“主义”或者几个“学”，我记不起来了，因为我已经没有精力和能力去拜读了。勉强去读，也是像幼童时期读孔老圣人的语录那样，一只手指头按着一个又一个的字，嘴里喃喃地念，念完了，脑子里没有一句整话，只觉得头晕。例如最近趁国学之风冒出来的那个“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家”建筑理论：“推动一件事情的进步，并不见得一定要在它进步的方面上实施一个推力或者是拉力，而是可以在任何方向上产生一个力，然后让社会生命体产生它自己的内力、反应，并使它们朝着一个进步的方向走。”我不知道有几位年富力强的朋友能扛得住这样的折磨。
我学术底子薄，弄不清，这种现象究竟是建筑学扩大了理论天地，丰富而又深刻了呢，还是建筑学太贫乏，被各种“主义”乘虚而入，占领了本该属于它的理论天地。
玄奥的高水平论文，看不懂就看不懂吧，我退休都二十年了，不碍事。那就看些浅近的文章消遣。
昨天，2008年9月4日，晚来读《南方周末》的“民生”版，这一版的眉标是“在这里，读懂中国”，所以我爱读。这一份，在它的“名人谈民生”专栏里，发表了著名演员濮存昕口述的《豪华剧院为谁而建？豪华为本还是观众为本？》编辑先生在头前的提要里说，濮存昕批评“各大城市的剧院越建越豪华，其设计却常不为普通观众考虑，只在乎‘文化地标’的外形。他认为剧院应回归到它本身，最普通的民众，也应有权利到剧院去观赏艺术”。
这篇访谈录主角不是建筑业的人士，他不讲深奥的哲理，平平实实说来又渗透着哲理，这样的文章，当今建筑界的人多数是不屑一读的，但他打中了我的心，我倒觉得，我仿佛从《南方周末》找到了我久违了的专业园地，也找到了一位专业的同道。《南方周末》订阅的人并不很多，所以我把它的摘要抄在这里，给建筑界的朋友们看看，濮先生大概不致反对吧：
“现在到新世纪，国家大剧院出来了，上海大剧院、杭州大剧院等等全国几十个新修的大剧院都出来了，按说我们是什么好剧院都有了，可是这些外观奇特、造型新颖的大剧院，这些城市文化地标，投资巨大，装修豪华，却不是演出的最佳场所。
就说说梅兰芳大戏院吧，它的剧场分为三层，第一层观众得仰着头看戏；第二层最合适观看，还设了5个包厢；第三层高空俯视看戏。但这个剧场的设计者还能够在两侧的墙体边设一些座位搞了个四层。我相信，剧场有一层足够了，我不相信二层是最佳看戏的位置。
再比如国家大剧院，那么豪华，外面停车场很大，中央大厅很大，供观众休息的地方太小了，早到的观众只能坐在台阶上。而且剧院里的空间那么大，卫生间却非常狭小。进剧场，舞台空间非常大，台下的座位距离非常紧逼，很不舒服。
而且你相信吗?它的剧场VIP二层居然和舞台没有通道。我们演出结束后，首长接见我们演员，我们只好带着妆穿着戏服，逆着观众去见首长，太费劲了。
再比如音乐池，在演没有乐队的剧种的时候，比如话剧，前排的观众是看不着演员脚面的。戏曲表演的演出，特别重视手眼身法步，你正面看不到脚面，要侧过来才能看。如果这个舞台能够沉一点，让观众席有最佳的角度就好了。
国家大剧院一层看戏间距还算舒服，到三层就跟壁虎一样看戏了，看一场戏下来，累死了。
现在很多剧院的剧场演歌剧合适，演戏剧太大了，大了以后，一些静态、细致的东西不太容易传出去。真正演戏剧的剧场，我觉得观众应该在一千人以下。超过一千，我们就对不起坐得远的观众。
观众是戏剧的终极。只有观众最终的参与，和我们一起创造，戏剧才完成了。观众怎么看这台戏剧，观众坐在什么角度上看，怎么样能够看戏最舒服，这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的设计是只为中间、正中的观众服务的，边上的观众就有损失，如果二层和一层间距高了，观众就只能俯看，感受就会损失很多。舞台离观众距离太远，就影响不了观众。……”
“他们没有心思做重要的内部工作，把精力都花在剧院的外形上，把剧院当作是一个标志性建筑。”这句话显出濮存昕对建筑的“非专业性”来了。“标志性建筑”现在已经简化成了“地标”，据说这是网络改造语言的成果之一。至于“地标”这个词是不是够明确，够精确，那就不必细究了，迷离马虎，这才是“时代的语言”。咱们还是接着往下看：
“我们建新的剧场或改建剧场的一个标准应该是什么?第一是专业性：一个剧场功能除了专业化、现代化，应该非常实用；第二应该从观众的角度去体会这个剧院，从专业人士的角度去体会剧院的后半部。这种体验，是建设者和设计者必须完成的。
但从许多现在建成的大剧院来看，显然业主和建设者、设计者都没有为观众和演员这样做。不管是我们的地方领导，还是负责的文化官员，他们没有心思做重要的内部工作，把精力都花在剧院的外形上，把剧院当作是一个标志性建筑，和那些商用的高楼大厦一样，就是个普通的城市地标。”
（瞧瞧，“地标”来了，他不外行。）……
“我很担心，这些豪华的剧院，它是为谁建的？它们能够有那么多的演出吗?显然不可能。谁是它的主人？我知道它们的命运大部分将是终日闭户。我期待着它们的管理方能够为观众着想，提供好的服务，让它真正打开大门，让每个普通老百姓走进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濮存昕说的这些情况，本来是咱建筑界最应该非常敏感地抓住的话题，不知为什么，这类话，近年来似乎听不到也看不到了。或许是我看杂志太少，交往也太少的缘故吧，问问别的吃建筑饭的朋友，也都说很少见了。这就不免有点儿不正常。建筑界不说这类话题，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大家早就全都明白，一贯认真对待，不必再多花时间和精神去啰唆；另一个是，如今大家对这些问题都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甚至感觉，陌生得很了。既然濮存昕指出了近日新建成的剧院，那些花了大钱建造的剧院，有这么多最起码的功能问题，可见这第一个原因不存在，那就只好据第二个假设推断：建筑界对建筑的功能性问题已经很没有感觉了。据“道家”的说法，“表皮建筑”或“表层建筑”，“在今天看来，是有着属于它的更深层的意义的。简单来说，现在许多建筑师的作品已经摆脱它的实际功能了”。“摆脱”，多么潇洒。
濮存昕，还有我，多么老土呀。还在说公元前1世纪书上的古老话。建筑师早已经超越尘缘，追求更深层的意义去了。这深层的意义又是什么呢？“道可道，非常道”，咱们别再说了，待一边去吧。什么“普通老百姓”的“精神生活”，笑掉大牙了！
不过，这位“道家”的话未免太不知道天高地厚，自以为是，其实“道家”在修炼到可以“辟谷”之前，还是要靠别人喂养着的。什么人养他们？就是那些追求造“城市文化地标”的人，那些当权派！他们是不必考虑“让所有的观众都能够欣赏到高质量的演出”的。
濮存昕上面讲的是建筑的功能质量问题。如果有几位建筑师或者建筑学学者还记得我们公家造房子的方针是“实用、经济、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话，恐怕我们是不能回避建筑的经济这一个大问题的。可惜，这些年似乎大家已经忘记了那个建筑方针，或许是我不大留意时事，这个方针是不是已经撤销了？
造房子不能不考虑经济力量的大小，考虑这经济力量属于谁和什么权力能掌管这些经济力量。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从乡下老农到皇帝老子都懂得。咱们“市场化”了之后，老百姓有钱的，就买别墅，买豪宅，买大户型；钱不够的，就买经适房。再缺钱，就到“城乡接合部”去租一间农家余屋。如果买了一套中等房子，接着就是搞装修，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计算着做。什么样的墙，什么样的地，都根据自己有多少钞票来定。没有哪个人傻帽儿得把几个月的饭钱用来买一套最牛的进口沙发。
但是，这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一遇到“公家”出钱的事情就全不管用了。于是，凡共和国的公共工程，从来就讨论不清什么样的建筑合适。只要管事的人一表态：这钱出得起，于是建筑设计就失去了一条很重要的优劣标准：经济！一个贫困县，十来个工作人员的衙门，能造一幢十几层的办公楼。这样的新闻隔三岔五就能在报纸上见到，也不知是批评还是提倡、推广。何况工程一动，随时可以追加预算，没有人对这一点承担责任。“实用、经济、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这建筑方针的三条剩下了两条，就像挺稳的三脚架丢掉了一条腿，横竖都站不住，摇摇晃晃，就看有权的人怎么说了。其实，那个建筑“方针”，本来便是专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家出钱造房子而定下来的。如果私人或者专制政权花钱，那么，“方针”里便不必提“经济”而提“坚固”就够了，像古罗马的维特鲁威在公元前1世纪提出来的那样。方针的这一个变化，是20世纪50年代便说清楚了的。
濮存昕说：“从国家到各省市到地市，现在都在建设自己的大剧院，投入资金越来越大。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投资是26亿；重庆大剧院投资15亿；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投资11.4亿；广州歌剧院投资10亿；武汉琴台大剧院投资10亿；杭州大剧院投资9亿；河南艺术中心投资9亿；连地级市的宁波大剧院也投资6.19亿；广东东莞大剧院投资6亿。”这位出色的演员不会是傻瓜，但是他“想不通”。“想不通也得通”，这是三四十年前的老话，现在说，通不通由你，干不干由他，谁也管不着。那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中央电视台大楼，有资料说糟蹋了一百多亿元人民币。这座多花钱少办事的大楼也许砸不死人，但它砸伤了多少人的心！也砸晕了多少人的脑袋瓜！是邪，非邪，谁来评说？
现在许多文章里爱引艾青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把这土地爱得深沉。”爱土地为什么就会出泪水？因为爱土地就意味着爱农民。爱农民就会出泪水吗？艾青那时候会，现在也还会！为什么？因为农民过去苦，现在有很多还苦！
我带学生下乡进村做研究工作，一次住十几二十天，大部分情况下是在农家住、农家吃。有一次，在福建，一位同学生了点儿小病，我带他到村里唯一有几种药可买的小店里，店主拿出一些药来，我一看，有效期已经过了十年。十年呀！店主笑笑，说：“农村嘛，就是这样子！”前些年，政府办好事，推行正规化的义务教育，想不到农村里有些孩子却因此辍学。为什么？因为一搞义务教育，就要提高教学水平，正规化，只得“撤点并校”。学校少了，有些山村的孩子要走一二十里路才能上学。小小孩子，怎么行，只好不上学。于是，政府再办好事，学校可以寄宿。但那些小孩子还是来不了。为什么？因为没有自己的铺盖，也交不起伙食费。我们跟家长聊天，他们说，一个小鬼，养在家里，不用花钱，不知不觉就长大了。如果吃饭睡觉要花现金钞票，那就拿不出来。我们熟悉这种情况，山村孩子，有许多就是在奶奶被窝里睡觉的，哪有自己的铺盖。没有铺盖，怎么住校，何况还要伙食费！
我们在陕北，喝过村民的黑豆汤，很稀，一大锅水里熬着一把砸开了花的黑豆。农闲时节，就只喝这汤过日子。在山西，煤矿区里，汽车路边就能看到多少矿工们的“巢居”和“穴居”，跟几千年前的大概不大会有多大差别，因为它们已经简陋到底了。
所以，当我看到我们的城市里一些用多少多少亿的钱造的“有重大意义”的什么建筑物的时候，我很不能理解！我不在乎它们的形式如何，设计人是哪个国家的，我也多少在建筑杂志里见到过当代世界上流行一种争奇斗怪的新潮，也就是“道家”的“表皮建筑”。以当今的结构技术，几乎什么样的建筑都能造得起来，但我毫无兴趣。
没有什么建筑理论或者社会思潮可以说服我接受那些用公家国库钞票堆砌起来的“创新”的建筑，造在当今我们的土地上。我为我们的土地流泪，因为它现在还承载着许多没有摆脱贫困的农民，我熟悉他们。他们也是国库的主人。我不怕我们的什么有重大意义的建筑物平常一点、朴实一点。当今有些比我们富得多的国家，在规划设计这类建筑物时候的第一条原则便是节约，甚至其中有一些或一部分是临时性的，时过境迁就可以拆掉。而我们的奥运会建筑连国际奥委会都觉得花钱太多了，曾经要求我们“瘦身”。
当一些建筑师们和作为某种“喉舌”的媒体眉飞色舞地陶醉于中国建筑终于融入了世界潮流，达到了世界水平的时候，他们可曾想到，外国的那些奢侈的“新潮”建筑是私营企业花钱造的，我们的这些“世界级”建筑却是用“国家”的钱造的，而我们国家的主人，一多半是农民。
我们为什么不看一看世界建筑界更普遍、更大量存在着的求真务实的一面而只看那些富得流油的国家，甚至用包括农民在内的国库主人的钱跟他们企业主的奢华浪费“别苗头”！即使在那些富国里，大把花钱的建筑也不是一哄而上、成群成堆的，而我们的平均国民收入只有世界平均数的1/26。抛开这个基本国情去谈什么建筑的这个那个的世界意义，真是怪事一桩。我们的农民的生死完全不在建筑师的价值观理论范围之内了？也不在拍板者的考虑之中了？
抄一首宋初诗人郑云叟的作品给大家欣赏：
“美人梳洗时，满头间珠翠，
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
当今外国杂志上是在流行一种非理性的、纯以造型之奇特为主导的建筑设计，这牵涉到建筑的“美观（造型）”问题，是在经济发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当然会出现的一种纨绔子弟的罪过。说它是罪过，因为他们浪费了应该由全人类享用的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这资源不仅是这一代人的，而且是子子孙孙的，现在由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们在糟蹋，这种糟蹋便是对后代人的掠夺。我们远远没有“富起来”，但祖传的虚荣心催使我们失去了理性，也投入到了子孙的掠夺者的行列。
全世界，包括我们国家，都已经承诺，要节约有限的地球资源，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但是，近几年，我们见到的，在建筑工程上的表现，却是在向反方面飞奔。连最起码的、前几年刚刚颁布的对玻璃幕墙面积的限制都没有做到。当今是玻璃幕墙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冬冷夏热，要用多少能量来跟大自然较劲。钢铁呢？在设计中不是设法去节约它，而是拿它来大量挥霍，把几十层的大楼房悬挑出七十米，要费多少钢铁？但是“道家”却说它是“有功德的，对中国的进步是有里程碑意义的”。这走的是自杀性的路程，只有罪过，哪里有功德！鸟鹊搭窝，用的是断枝残叶，我们却用钢铁！钢铁的冶炼要大量用煤，而我们这片国土上，煤矿事故不断，以致冶炼钢铁投入的还有工人的生命和他们妻儿老小的泪水。
我不是一个犬儒主义者，说着说着就要走回原始社会去。但用消费促生产，用生产促发展，都应该有分寸、有长远的考虑和规划。
我一向主张建筑设计要创新。但创新不能走火入魔，不能抱着“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那种狂妄的态度。要尊重人民，要尊重生活，要尊重未来。
在国际性的竞标中，某些中国人在文化上缺乏自信，业务上更跟不上世界潮流，成了老土，看到外国人搞的仿佛“前无古人”的设计，就失去了自我意识，草率“吹捧”，以表示自己对世界、对潮流的理解和包容，从而提高自己的“档次”。其实，当今的世界五花八门，试看目前正在威尼斯举行的国际建筑创意双年展，主题却是环保和节能，很有忧患意识，并不提倡一个赛过一个地花钱。
而且，那些当代烧钞票的洋玩意儿也并非有多少崭新的“创意”。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整个欧洲的文化界都掀起了“左”倾的浪潮，反体制的未来派、立体派就抢占了造型艺术的舞台。在革命的激励之下，俄罗斯的一些左派建筑师怀着把“旧世界打它落花流水”的激情，抛弃了建筑创作的一切传统和惯例，掀起了象征主义和构成主义之类的狂热，伙同造型艺术一起，力图创造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主张所有的建筑设计，都应该使用当时最新的材料和最高的技术，所得到的建筑形象都应该是“前所未见”的。甚至还在十月革命前的1909年，极左的未来主义者提倡“工人阶级的机械美学”，主张把机械的形象直接搬用到建筑上来。十月革命刚刚胜利，1919—1920年间，苏俄建筑师塔特林设计的第三国际办公大厦，塔身有三大块，悬挂在一副叫做“无产阶级的脊梁骨”的螺旋形钢结构上，每块都会旋转，分别是一年、一月和一天旋转一周，说是表现了最新的“四维空间”观念。1922年劳动宫设计竞赛，大部分的方案都有象征性，把建筑的整体或者局部做成无线电塔、起重机、齿轮等等样子。同年，举行了苏维埃宫的非公开设计竞赛，西方的“左派”建筑师柯布西耶和格罗皮乌斯都参加了。柯布西耶提交的方案是一座很夸张的钢结构，尽力表现工业的力量，也就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一时间，形形色色的“主义”层出不穷，但是由于技术和经济的限制，都不可能实现，仅仅是画了些“畅想”的形象而已。于是后来，就把它们统统叫作“未来主义”。到了20世纪之末，西方的经济和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些人便重新“发现”了这些苏俄早期的建筑设计，给它们出版了精美的大开本书，剔去了它们火热的政治内容而汲取它们无拘无束的想象力。那是一份兴奋剂，在“高技派”的设计中发生了很强的影响。当然，这种合流终于只能是“精神上”的，建筑不论怎么狂放，也和雕刻、绘画差之甚远，不可能那样自由。所以，苏俄建筑的范例一度再归于冷落。然而随着近来欧美经济、技术更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电脑似乎成了无所不能的设计工具之后，一些超级现代化的建筑设计中又重现了早年苏式兴奋剂的作用，不过洗刷掉了苏俄当年狂想建筑的“革命”主题而只剩下了高科技崇拜罢了。这样的“创意”已经快有一百年了，比起当今严肃的环保和节能来，老掉牙了，什么新鲜！
建筑的形式和风格嘛，总是要适应建筑物的各项功用、适应材料和结构的限定性、适应人们的审美习惯的，当然，更要遵从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这两个人类万万不可疏忽的原则。建筑应该充满人文精神，它关心人的健康生活，肯定人的美好情感，抚慰人的心灵，给人以审美的享受，并且悉心保障人的长远发展。建筑师要有历史的、社会的责任感。“对人的关怀”是建筑师职业最光辉的一面，这才是“哲理”。那座CCTV大楼，亮给人的只有炫耀、蛮横和唯我独尊，纵使你有生花妙笔、如簧巧舌，你也改不了千百万人已经给了它的“大裤衩”徽号。这叫“口碑”！不过，这个徽号还没有反映它对一大块地段视觉环境的破坏。
流行风总是流而且行的，早晚会过去。待这阵风过去，那些作品就只好陪着北京边上那座“福禄寿”泥娃娃形的“天子饭店”一起见证愚昧和霸道了。建筑是社会的编年史，我们有些建筑正在书写当今社会的破碎和缺乏责任感。
附记：
这篇杂记在抽屉里压了很久之后，正要寄出，10月29日的《北京晚报·世界新闻版》刊出了头条新闻，大标题叫《美媒评出世界最丑建筑》。这条新闻真够新的，是头天，即28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综合了多个地区的民意，刚刚评选出来的。新闻的副标题点出了当选“世界最丑”的基本根据是“耗资巨大、设计怪异”。晚报刊出了九座建筑的简介，不知道是不是全部，其中八座附出了照片，以示其丑，六座标出了造价，以示其贵。这些既贵又丑的建筑中，有一些曾经在落成之初受到过很高的揄扬，例如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1982年落成的时候被伊丽莎白女王赞誉为“现代世界的奇迹”，苏格兰国会大厦曾被誉为“民主政治高飞”的典型，一时的辉煌而今都成了笑话。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在布加勒斯特造的一幢国会大厦，招来的批评是“其壮丽的大理石与木头材质与大部分罗马尼亚人的贫困形成强烈对比”。而贝聿铭设计的克利夫兰摇滚名人堂，设计人自认为是“大胆的几何图案”，咱中国建筑师应该都知道，简单的几何形确实是贝聿铭的设计标志，但“人们并不欣赏，很多人认为该建筑并不实用，而且同8400万美元的造价毫不相称”。
《北京晚报》的新闻里说：“这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选出的世界最丑的建筑物中有5个与2001年福布斯选出的世界最丑陋建筑不谋而合。这些建筑的共同点都是花费巨大、试图建立当代甚至未来风格，但却被当地居民、建筑师视为‘怪物’。”咱们一些理论家们是不是太偏爱花费巨大，并不实用的“未来风格”的怪物了呢？道理其实很简单，用不着把话说得那么神！
2008年9月
（一一一）
两个人，相差刚刚十岁年纪，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玩不到一起，进入中年，便渐渐有话可谈；待到了老年，十岁的差距便抹平了，老哥们儿，彼此牵肠挂肚，是寻常的事。
1982年，我到罗马参加国际文物建筑保护研究所的一个学习班工作，前任所长英国人费尔顿还常常在研究所出入，和我们一起活动，那时候他63岁，跟班上的小青年们不大能十分融洽，我53岁，便成了他的朋友，七八个月下来，相互觉得投契，以后三十几年，每年五六封信的往来，赠书论学，渐渐忘记了几万里路的海天阻隔。再加上他好多次给我争取了免费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会前会后，还能促膝长谈。费尔顿是于20世纪中叶成熟的文物建筑保护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唯一的文物建筑保护教材的作者。就是他，在教材里把以《威尼斯宪章》为代表所阐述的文物建筑保护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定义为文物建筑保护的“道德守则”。我和他的交往，就像灯芯草掉进了油缸，只一个劲地吸呀吸，我始终把他当老师。
2005年，事情开始变化，他的来信少了，年底来了一封信，诉苦健康状况不行了，最后一句是“你也老了呀！”第二年，等呀，等呀，直到年底31日下午五点钟的最后一个邮班，收到了他的信，一共三句话，第一句是祝愿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在2007年能有好的课题；第二句是索要一幅中国地图，标上我们工作过的地方；第三句说，他那只本来健康的右眼也出了毛病，已经动过三次手术。又过了一年，2008年1月5日，收到了他的新年贺卡，只有一句话：“我坐进轮椅里了”。整整一个2008年，我照常给他寄我们出版的书，也按时节问候，但始终没有回音。我不敢多想什么，只强迫自己把牵挂集中到他的右眼。
不料，2008年12月22日，收到费尔顿妻子蒂娜的信，告诉我，费尔顿先生已经在11月14日去世。我心里一直嘀咕着的其实就是这件事，而不是真的嘀咕他的眼睛，但这件事终于发生了。蒂娜写道：“我和一家人都十分悲伤，但这却是他企盼着的，因为他去世前十分衰弱，并且已经89岁高龄。”我已经能够理解，高龄而病重，真的可能是生不如死，我泪眼模糊地接着看蒂娜写道：“我很宽慰，有那么多的人，尤其是他从前的学生，从全世界各地写信过来吊唁。本地的报纸发表了一篇长长的讣告。……追悼会将于2009年2月7日星期六中午2时整在诺威齐主教堂举行，是否出席，请通知。”
我怎么可能去参加这个追悼会呢，虽然满心愿意。于是，立即请年轻朋友找出费尔顿前年寄来的照片，拿去放大，准备明年2月7日挂到工作室的墙上，再献上一束鲜花。
在这封报丧信里，还装了一页写于2008年1月11日而没有寄出的信，信是用费尔顿的口吻写的，但显然是蒂娜的代笔。里面有一句话说：4月份心脏出了毛病，以致坐进了轮椅，并且咳嗽厉害。这个“4月份”，应该是2007年。蒂娜说费尔顿在去世前非常衰弱，就是这样的情况了。
就在2008年1月的信里，费尔顿爵士说了两段话，一段是，从我们寄去的书里看来，“浙江省的村子最美了，我希望它们不致为污染所害。我读报获悉，中国有一些地方污染得很厉害”。另一段是，“1982年和1984年，我到中国调研了六处世界遗产，它们是长城、紫禁城、周口店、莫高窟、兵马俑和泰山。我最揪心的是紫禁城的防火措施不足。救火车要花不少时间才能到达火场。我曾建议就在紫禁城里设一个消防站，不知道现在设了没有？”
这是一位毕生从事文物建筑保护的英国老人，在万里之外，坐在轮椅里，捂着心口，强忍咳嗽，对一个中国人说的最后的话。这两句话，既没有表达他深刻的学理，也没有表达他精湛的技术，但表达了一位文物保护工作者博大无边的胸怀，“只要还有三寸气在”，他就关怀着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分它们属于哪个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是对人类历史负责的事业。这个事业要求一切从事的人有献身的精神，不可以一心追名、一意逐利。短短两段话，塑造了费尔顿崇高的形象。二十几年来，他一直坚定地支持我们乡土建筑研究和保护的工作，我知道他不为别的，就是只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尽管这些文物他这一生不可能见到了，哪怕瞄一眼都不可能。
他为什么在给我的信里只提中国村落的保护和紫禁城的防火？因为这两件事都和我有关。
先说紫禁城的防火。记不清是1982年还是1984年那次他来考察，正好我被派去陪他，帮忙做翻译。那时候，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坏中出来，百废待兴，各方面工作还远远没有恢复，有些设施还十分落后，有些工作秩序还没有建立，这惹他揪心。他进了太和殿上上下下看了一眼，问：太和殿若有火灾靠什么发现？答：靠管理员眼睛看见。问：有几位管理员？答：一位。问：管理员待在哪里？答：坐在门口。他看见门口只有一张书桌，朝东，便问：管理员几分钟回头一次去看西边有没有火警。大家哑口无言。一位故宫的“干部”说：大约十分钟一次吧。他问：万一西北角起火，十分钟能烧到什么程度？有人答：这倒不知道；还有人答：烟气也能闻到。他紧逼一句：我要知道，等看到火、闻到烟，要烧到什么程度？大家都哑了。他却笑了，说：看来你们要等太和殿烧成灰才能知道怎么回答我。走出太和殿，他回过头来又问：管理员上厕所在哪里？答：在院外胡同。问：来回多少时间？答：大概十分钟吧。问：管理员上厕所，有人来替他吗？答：没有！他很不高兴地自言自语：管理人去上厕所这里便没有人管了，一天几次，每次十分钟！下月台走到大院里，他问：这里有防火栓吗？一个小伙子很兴奋地回答，有，有，过去就把铸铁井盖打开，给他看。他站到井口，问：压力多大？水量多大？没有人回答。又问：从这里到屋脊有多少米？还是没有人回答。他再问：这个院子里有几个消火栓？回答倒有，但更惹他生气，原来回答说只有一个。他说：这个消火栓的水喷不到屋脊上，差得远。而且，只有一个，管什么用！他看了看周遭，问：有消防车吗？答，有。问：在哪里？答，在外面什么什么地方。我记不得了。费尔顿又觉得好笑，再问：管理员发现火情，怎么向消防主管报告，请求消防车？答：打电话，再赶快跑去。问：跑多远？答：十分钟左右。他很不高兴地对我说，有了火情，十分钟才能发现，十分钟才能报告到消防站，你们倒不着急。边说边走，来到太和门前，看看门里门外的高台阶，说：你们的救火车会跳高吗？原来，不会跳高的救火车还真的是根本进不了院门，即使有消防站，有救火车，也压根没有用处。离开太和殿，上了宫墙，走到故宫西北角，俯首一看，一个大院子里堆着大批木料，十几位木工正在干活，刨花和碎木片堆了一地，更糟的是还有一个三脚架吊着个瓦罐烧开水。费尔顿老先生简直生气了，跺着脚说：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指着筒子河说：河这边根本不许有明火！
那时候，一方面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拨乱反正刚刚开始，许多工作还来不及做；一方面，大概难以推托，有些管理工作也确实不够认真。我没有跟费尔顿说文化大革命的事，说了他也不可能听懂，只好由他生气。这种乱糟糟的情况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以致到了生命的尽端，他还念念不忘消防站。相信这几年太和殿等等地方的防火一定大有改观，但我已经不可能告诉他了。我尽我的记忆写下那天的场面，写得很琐碎，仅仅是为了把费尔顿认真细致的作风传达给大家，作为一种纪念，或许，也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提高总是没有止境的。
费尔顿先生也以他的实干作风关怀着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当他收到我们最初出版的两本研究成果之后，立即来信说了三件事：第一，他拿着我们的书到伦敦大学的亚非研究院去，请一位精通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教授看，共同讨论。他们的结论是，我们做的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除了对建筑学的贡献之外，更是建立历史档案、补足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方面，给回答中国历史里的某些问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探索途径。他们鼓励我们务必坚持干下去。第二，费尔顿先生说，干这件工作是要花许多钱的，在欧美，都由基金会支持。他问我，是不是需要他介绍几个基金会。第三，他准备找人把我们的成果一一都译成英文出版。他的信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把乡土建筑研究一直坚持下来了，没有受到发财之风的多大干扰。尽管有几位教授说我们不是疯子就是傻子，或者是没有本领干实际工作的人；甚至批评我们每年带些学生上山下乡是误人子弟。
费尔顿先生给我们联系了好几个基金会，最大的是盖蒂基金会，但我们把一大摞正规的申请表寄过去，答复却是：本基金会只支持国家级的大项目，你们的工作团队太小，工作规模太小，总之，一切都太小，他们照顾不了，劝我们另外找钱。费尔顿也来了一封长信，说，他是盖蒂基金会的评审委员，讨论我们的申请的会上，他说服了好几个委员投了赞成票，但是还达不到规定的数量。他说，事先他根本没有想到我们的工作组竟会这么小，只有三个人，他以为我们至少会有一个相当大的研究所，几十个工作人员。他说，三个人做这么多的工作，简直难以想象。
这以后，他私人先后给我们寄来了三笔钱，同时，给我们找到一个小小的基金会，也连续资助了三年。这个基金会的章程是每个项目至多连续资助两次，仗着费尔顿先生再三说项，给了三次。有了这几笔钱，我们才能一年同时做两个课题，一个成果交给台湾的龙虎文化基金会，报偿它的预支稿费，另一个在大陆出版，我们要交一大笔出版费。工作十分紧张，干得非常辛苦，但毕竟大陆的朋友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一部分工作成果了。可惜因此赶得太急，工作做得不够细致深入，也只能这样了，要做得细致深入一些，就会没有饭吃。虽然外国朋友对我们工作的意义评价很高，但我们自己人却看不上眼，冷嘲热讽，甚至当众斥责。我们毫无办法。
大概是1996年年底吧，费尔顿来信报告喜讯，说他和国际最大、最重要的文物建筑保护机构的主持人已经商量好了，把乡土建筑保护作为世纪之末的例会的主题，在北京开，推动世界各国重视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他们要求我们承当这次例会的主角，准备一个主题发言和一个大型展览，并且先琢磨出一个《北京宣言》的草坯。他说，忽视乡土建筑遗产，是世界性的失误，他们希望借我们的工作来推动一下。他还代这个国际机构草拟了两份分别致中国有关机构的建议，把草稿寄了来，叫我提点儿意见。这本来是促进我国文物建筑保护事业的大大好事，可惜，我们等了两年，国内国际双方机构都没有丝毫音讯过来。后来，1999年，这第一个推动乡土建筑保护的国际会议在墨西哥开了，会议的决议文件就叫《墨西哥宣言》。如果费尔顿的那个建议按原先的设想实现了，那么，国际上至今唯一的有关乡土建筑遗产保护的文件就会以《北京宣言》为名。咱们中国是全世界乡土建筑遗产最丰富、最有特色的国家，不知有关的决策者遇到了什么困难。这件事之后，费尔顿陪着续弦夫人到北京来做私人旅游，我们见了面，他说：“很抱歉，我没有能帮中国一把”。我的双眼一下子就模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