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第三阶段
从清末改革派的基本立场出发，严复对1911年的辛亥革命与其后民主共和的建立，抱着怀疑与悲观的态度，以为中国当时国民的程度连采取君主立宪都不够资格，又怎么能立刻施行民主共和呢？他预言勉强实行的结果将酿成大乱。[1]1914年他针对民国成立之后的乱象，撰写《民约平议》一文，借着对卢梭理论的再反省，抨击“暴民政治”。
这时严复不但在政治上主张渐进改革、反对革命，在思想上也更为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1913年他支持孔教会，提倡尊孔与读经，并在“孔教会”所举行的祭孔大典演讲《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说此一看法不是“愚民主义”，而是认为“无论何等文明，其中冥昧无所知与程度不及之分子恒居多数”，所以在治理国家之时，对于士君子之外，大多数的“氓庶无所知者”，在道德、宗教与法律三个领域，都是“可使由，不可使知”，“何则，知之转于乱而近于治远耳”[2]。由此可见他对人民程度与社会规范之关系的关怀。这也反映严复抱持着精英主义（elitism）的立场，对他来说知识分子与一般老百姓，在智慧方面几乎有一道永恒的裂痕，人们不能期望一般老百姓对道德、宗教、法律有深入的了解之后，再遵循这些规范。这一种精英主义和严复反对卢梭主义、倾向弥尔主义也有直接的关系。
1915年他列名于袁世凯称帝造势的筹安会、1917年他又对张勋复辟持肯定的态度。上述在学术与政治上的“保守”想法为支持五四运动的新青年们所痛恨。
严复晚年不但十分肯定儒家传统，对道家也非常感兴趣，曾评点老庄。严复评点《老子》始于1903年，至1905年8月，该书于日本东京付梓刊行。至于评点《庄子》，最早是在1912年，该书后为友人借去不还，严氏因此怏怏不乐。1916年他第二次再批《庄子》；目前流传于世的是由曾克耑印行、严氏在马其昶《庄子故》一书上所下的评语，名为《侯官严氏评点庄子》。[3]
总之，严复晚年在学术思想上与政治上有不少转向“保守”的迹象，他在1917年写给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表示，他十分认同康有为的想法，怀疑共和、肯定复辟，并以“数千年旧有之教化”或断断不可厚非的“旧法”作为建立新中国的重要契机：
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总之，共和国体即在欧美诸邦，亦成于不得已，必因无地求君，乃行此制，而行之亦乱弱其常，治强其偶，墨西哥、南美诸邦，可以鉴矣。至于中国，地大民众，尤所不宜，现在一线生机，在于复辟，然其事又极危险，使此而败，后来只有内讧瓜分，为必至之结果，大抵历史极重大事，其为此为彼，皆有天意存焉，诚非吾辈所能预论者耳。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绝不在今日之新机，此言日后可印证也。[4]
1921年严复69岁，农历九月廿七日，他因肺疾病逝于福州郎官巷。
注释：
[1]有关严复对辛亥革命与民国成立的反应请参考王宪明的分析，他认为严复1911年底所撰《民国初建》诗中所说的“美人”并不反映他对“建立民国的渴望心情”，而是呼唤袁世凯或类似的人物出来收拾局面，恢复秩序，王宪明，《严复〈民国初建〉诗“美人”新解》，《近代史研究》，1996：5，页165—171。
[2]严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1913），王栻编，《严复集》，页326—329。
[3]王蘧常，《严几道年谱》，页75、112。高大成，《严复对老庄思想的诠释》，收入《中国近代的解构与重建·严复》，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文学院，1996，页50。《侯官严氏评点庄子》在台湾有艺文印书馆的重印本（1970）。《严复集》的编者曾将不同版本的评语整理、罗列而去其重复者，在使用上颇为便利。
[4]严复，《与熊纯如书四十八》（1917），王栻编，《严复集》，页661—6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