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西女士的盛大聚会
中国女学堂起初虽由具有维新思想的男子发起，但所有校内的教学与管理工作必须由女性承担的原则，却是一开始即已确定。因而，《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第一条“立学大意”便写明：
故堂中一切捐助、创始及提调、教习，皆用妇女为之。
在“堂规”部分，也把“凡堂中执事，上自教习、提调，下至服役人等，一切皆用妇人”列在首位，而不避辞费。如此反复言说，意在强调此学堂仍遵从礼教，“严别内外”。为此，在《章程》中还特别声明：“自堂门以内，永远不准男子闯入。”男性外董事与办事人员，均须在与校内隔离的外院办公。[1]因其规定符合当时社会的主导观念，不难被创办同人一致接受。当然，其中蕴涵的培植女性自主自立的意识更为重要，只是这一点其时很少有人觉悟到。
既然已决定把妇女推到学校工作的第一线，而国人自办女学堂又确属开风气之先，不仅对于一向闭居家中的中国淑女是从未有过的经历，即使对于见闻颇广、已经有办理经正书院资历的经元善来说，也觉棘手与陌生。于是，经氏想出向西方人求教的主意，因其已有在中国办女校的经验。男子既被认定不能越俎代庖，具体事宜的商讨便有赖于中西女士的会谈。这本是顺理成章的想法，不料却也成为最早引起争议的话题。
第一次一品香集会时，经元善即当机立断提出此问题：
议此堂之设，章程第一条，堂中一切皆用妇女为之。拟此次叙议后，过旬日半月，订期邀集已书捐之命妇太太、姨太太、少太太暨小姐，假座清静幽雅之处，会叙一次。并添请西国各女塾教习、提调为外客，博采师法，择善而从，以便开手办理。
要各位女士抛头露面，集体聚会，其议论结果尚且要公开发表，如此做法，显然违背《曲礼》“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以及《内则》“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均出《礼记》）的古训。经元善也已顾虑及此，故曰：
但此叙未免稍背《曲礼》、《内则》之经，倘谨怀君子或畏人言，请归而谋诸妇，愿到者赐示奉送，不愿到者亦乞笺复。
此说果然不是多虑，当场便有严信厚加以反对，而从其所述“今日问各位皆不加可否”，可知赞成者实为少数。严氏的说法是：“请女客一节，鄙意从缓。若近日遽尔去请，大约不到者十居八九。或待学堂落成后，粗有规模，再请不迟。”但经元善是具体经办人，深悉此中难处。从办学实际考虑，他仍然坚持早做商议：
现在建造房屋，一切布置非向西女塾周谘博访不可，并要托其商请西女提调、教习。西塾亦不准男子入门，非女董接洽不可，何能待之落成以后？[2]
由于所说道理实在，此事终成定议。
不过，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保证聚会的成功，经元善于一品香会后又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他不仅催促有身份的正室夫人到场，而且希望来者多多益善。因而写信劝说严信厚，只为听说其如夫人“有如南北具美，不止一位”，期望“能派以替代”出席，或答应具名作邀请人。而一旦接奉严氏准信，不禁大喜，立即将其“再三商诸贤内助，不特俯允具柬立名，并允陪客必到”的消息广布，又趁机借题发挥，以正视听：
既欲创兴女学，岂能仅事藏修？势不得不将《内则》一篇神而明之，稍参活笔。此次邀叙女客，无非欢联众志，藉可聆教西国通才女士崇论宏议，亦是难得之遇合。既不强以助捐，又无他事烦渎，且假座双清别墅幽畅之地，雇用巡捕司阍，不准闯入一男客，仍不逾大德之限。凡诸贤淑，何惮而不惠然肯来？况沪上公馆主妇出来观剧揽辔、游目骋怀者，比比皆是。独于此中西雅集而反矫情矜持，诚有索解人而不得矣。[3]
尽管说得委婉，突破礼教的严格制限一层意思已是呼之欲出。社会生活既已改变，女性既然必须参与社会事务，传统经说便不再能范围其言行。无论当时的人们是否明确认识到其间的关联，都无碍于事实的存在。
除以变通的方式解说经义、为妇女的外出集议寻找理论依据，此外，对来自反对与西方人会商的一派意见，经元善也以为不值一驳，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由郑观应转述的“不必多请洋人会议”之说，表面的理由是“现在经费不多，尚未能大举，恐贻笑外人”，经元善也只以“一往无前，不避艰险”, “成否利钝，诚非区区之愚所能逆料，不知将来能不贻笑于外人否”答之，并策略地抬出“深明西法”的上海道台蔡钧，以示上行下效。[4]
其实，发议之后，经元善即在主动与林乐知联系，请其推荐合适人选。若论经氏与林乐知的交往，起码从1893年便已开始。那年10月，经元善因举办经正书院，而在《万国公报》57册发表《拟设经正书塾缘起》及课规、章程等。林乐知则于设立中西书院后，又在1891年创建中西女塾。求助其人，对经元善来说正是合情合理。据林乐知在广学会刊物《万国公报》所撰《助兴女学》一文云，经君“商诸本会同人，冀集思而广益，复属开列泰西寓沪诸女士之足以匡扶女学者，择日邀集味莼园”[5]。而林乐知对此事也确实热心，11月25日，距首次聚议不过十天，经元善已写信告知严信厚：“一品叙后，林君乐知开来西儒女客廿余位，皆允必到。”经氏并以“西人如此兴彩，吾中人岂可冷台而不和之”，为“请女客之不能再迟者”的一条重要理由。[6]
并且，西方人士对中国女学堂的看重，更以提前约请的方式毕露无遗。英国律师担文（W. V. Drummond）的夫人，于11月22日便“先设茶筵答请中华女客”[7]。11月30日，西班牙总领事夫人也继起邀约。《助兴女学》一文述其事曰：
是日也，天气晴暖，中西女士各二十余人，毕集于虹口西领事署，华筵甫张，妙论徐发。……并闻是日席间，肴核既撤，西班牙领事夫人举觞属客，且言：侧闻女学之兴，不觉喜溢眉宇。中国某夫人对曰：我辈虽怀此意，深惭孤陋寡闻，所愿各国贤媛同匡不逮。西夫人曰：苟有所知，无不明告。且愿代贵国诸姑伯姊遍谒泰西女博士，请协力以成此举也。
而第二日，中国女学堂的女董事、提调、教习15人便第一次聚在一起，于经元善家中，“会商公请驻沪中西官绅女客”之事，此即第三次筹备会议[8]，也可以视为对前一日宴会的回应。西人的先行动作，实已迫使经元善必须将中西女士大会的计划尽早付诸实行。
鉴于首次叙议时，有人提出请女客之处，“一品香似不相宜，地太热闹而杂”[9]，经元善便一直在为寻找合适的会场大费周章。“吾华男女向有阃内外之限，请女客须择清静轩爽之地”既为既定方针，要同时满足宽敞而不喧闹两个条件，在当年的上海其实也不容易。何况，档次规格亦要讲究，毕竟需顾及国人的体面，又应使西洋人能够适应。而上文提及的双清别墅（即徐园），已是修正过的方案，最初乃“先往钱业公所及钱江会馆”，但这些处所均以“非人地相宜，惬心贵当”而放弃。最终是由味莼园（即张园）主人张鸿禄主动来函，“愿以安垲第全座捐免园租”，供中国女学堂请客之用；另“照西人茶会跳舞例，亦用巡捕两名，周流巡察，不准游客从檐外经过，并允内主人匡勷陪宾，照料一切”。同人踏勘的结果，也以为“式式均臻妥善”[10]；事后证明，“在一所中国游乐园的大饭店里，以英国风格招待的宴会”[11]，使西方客人十分满意，因而可谓皆大欢喜。
宴集之前，经元善也做了充分宣传，报纸于此又派上用场。因“安垲第可请女客三百位”，为使上海关心女学之事的女士得以闻风而动，尽量赴会，经氏特意于开宴前三日，在读者最多的《申报》与《新闻报》上刊登《中国女学堂大会中西女客启》。《新闻报》先一日披露于新闻版，《申报》则在广告栏中连续两天推出。启事中言明：“惟此次请客，有具柬往邀而坚辞者，有失于备帖而愿来者，难免挂一漏万。同人公议，此系宇内大公之局，并非承乏者一己私宴，凡诸贤淑均是客、均是主也。”并宣称，已“敬请道宪（按：指蔡钧）与有司官太太亲莅，率诸命妇以陪外宾，用昭中西辑睦、教化大同之谊，不可谓非坤道难得之雅集”。如此盛会，自不应错失良机。为示“大公”之义，主办者“用特登报布告，凡吾华寓沪官绅士商名门良家太太、姨太太、小姐，未曾具柬而欲恭逢其盛者，均可一律光临”。只需将姓名、公馆地址送至上海电报局，当即奉送请帖，预约截止日期为宴请前一日午刻。[12]经过这番铺陈，女士们即便是在与外界隔离的封闭状态下开会，而其会集仍通过日报，成为公众瞩目的事件。
或许真是“好事多磨”，聚会前一天，忽然“雨丝风片，竟日阴霾”，使得东道主担心天公不作美，“各闺秀有因雨改期之疑，致阻鱼轩”。于是又于宴集当日，在《新闻报》登报声明“风雨不更”，并说明，“安垲第车辙可以一径到门，下舆入室，不虞淋漓之患”。布告者显然相信西人自会遵守信约，针对的只是中方人士，深恐泥途延误，因而要求将中客到场的时间，从原定的两点提前至一点半。[13]幸好只是一场虚惊，第二日“天朗气清”，正好欢叙，使经元善大为欣喜，不禁赞美“天人交感”。[14]
《裙钗大会》（1899年《点石斋画报》第509号）
1897年12月6日的确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包括西班牙、瑞典两国领事夫人在内的中西女士总共121人（另有一名幼儿），出席了在张园安垲第举行的盛大宴会。此即中国女学堂的第四次筹备会议。中方主人先做准备，三点钟，西方客人准时光临，一并入席。来客几乎包罗了当时上海最活跃的西方女性，如创立天足会的英国立德夫人（Mrs. Archibald Little）、中西女塾的校长美国海淑德女士（Miss Laura A. Haygood）等。虽然由于蔡钧夫人的请而不到[15]，或许影响了一批官太太未来助兴，使得外国女客人数多过主人，为65位[16]；但此集联谊中外，且数达百人以上，正如《点石斋画报》所云：“诚我华二千年来绝无仅有之盛会也。”参加者称之为“旷典”，实非过誉。[17]尤其值得敬佩的是与会中国女士的勇气，她们不仅要第一次在招待洋人的大会上充当主人，而且还要接受并不习惯的西餐的挑战：“据观察，在这次招待会上，当一些中国女士们笨拙地对付刀叉的时候，其中也有几位象外国人一样熟练地使用它们。”[18]来自李提摩太夫人的报告尽管是从肯定的角度谈论，我们却还是能够体会其中的甘苦。而这些勇敢的女性从容地应付了局面，出色地完成了预定使命。
宴集的目的，在《中国女学堂大会中西女客启》中开宗明义，即已揭出：
本学堂邀请诸女客，专为讲求女学，师范西法，开风气之先，并非如优婆夷等设筵以图香积也。
讨论学堂如何办理自是此会的主要内容。而整个程序也安排得有条不紊：“先将学堂章程翻译洋文，遍送西国诸女客阅看”；随后，负责中文教学的华提调沈瑛与协助其办学的侄媳、沈敦和（曾任江南水师学堂提调）夫人章兰，将事先草拟的《内办章程》七则送请中西女士公鉴，并将校舍建筑草图一并传观。而饮馔过半时，西方女客又“缮具英、法、华文谢词各一纸，同声道谢”，女学堂各位提调、董事则“请大众随时见教”。临近散会，立德夫人起立发言，称：“今日会中外一家，诚为欢畅。中国欲创此未有之举，如欲我等众西妇女襄办一切，当效微劳，且不敢稍存私意。”[19]五点宴毕，“安垲第已火树银花，璀璨一室矣”。根据报道，从始至终，大会气氛融洽，结果极为圆满。不只在场者有“众善交征，共襄旷举”[20]的印象，连当日未能出席的女性，单凭传说，也能作诗咏赞：“艳闻盛会尽英才，宝马香车络绎来。难得中西诸姊妹，成城众志绝疑猜。”[21]
这次史无前例的中西女士大会，其意义并不在于当场征集到多少有价值的建议或几多捐款，而在于首开风气。邀请西方女士支持并参与以国人为主体的教育事业，是晚清取法西方、创兴女学的捷径。主办者以大会的方式，显示了开放的胸襟与高超的眼光，为此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李提摩太夫人即认为，此会为跨越中外妇女隔绝的鸿沟迈出了第一步[22]。同时，中西一心的形象，也强化了女子受教育乃通行各国、势不可挡的舆论导向，有利于女子教育在全国的推展。而其突破礼教的规范，更是意义深远。保守的《申报》倒很敏感，于会后不久即发表《男女平权说》，开篇便大谈男女之辨：
《周易·家人之卦》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古之圣王，制作礼乐，以范围人伦，俾尊卑有等，长幼有序，贵贱有别，厘然秩然，不使稍有紊乱。而于男女之间，尤处处间之以礼。
于是反对开女学，认为“抑阴扶阳，亦天地自然之理”。文章作者的心思，显然是怕中国妇女与西洋女性接触后，也感染其时正在英、美等国兴起的女权思潮，深恐“公使之辑睦邦交，议员之品评国政，学校之培护人才”，如此“国家最为紧要之事”，也允许女子参与。因而要求“重复古制，俾民间庶媛稍识礼义之大防，而仍不废酒食之议、桑麻之勤”。[23]其立论虽则荒谬，却颇有预见性。而做正面阐说者亦不乏其人。即使如《游戏报》这类消闲小报，在这一关系大局的事件上，也能识大体，以异乎寻常的庄重笔调，盛赞中西女士大会：
独是吾华妇女向有阃内外之限，今一旦破除成见，讲求女学，师范西法，以开风气之先，中国维新之机，其在斯乎？[24]
而聚会中出现的一则花絮，吸收京都同德堂药店主人孙瑞（敬和）之“私妇”彭靓娟（寄云）女士为学堂内董事，便颇具代表性。《点石斋画报》称彭氏的出场为此会“最奇者”[25]，即表明其破格之处。办理洋务多年的经元善，以举非常之事、用非常之才的气魄，不拘泥于礼法，才能成功地组织了这次中外女士大集会，并为中国女性独立任事、承担应尽的社会职责开了先声。中国女学堂的提调、教习们，也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出身士绅阶层的职业女性。
[1] 《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 《时务报》47册，1897年12月。
[2] 《会议女学堂章程问答》, 《新闻报》,1897年11月19日。
[3] 《女学堂复同人严筱舫观察书》（1897年11月25日）, 《新闻报》,1897年11月28日。
[4] 《女学堂复同人郑陶斋书》（1897年11月28日）, 《新闻报》,1897年11月29日。
[5] 《助兴女学》, 《万国公报》108册，1898年1月。原文末注为“李提摩太先生所译”，经元善收入《女学集议初编》时，加题为《西儒林乐知助兴女学论》。
[6] 《女学堂复同人严筱舫观察书》（1897年11月25日）。
[7] 林乐知《助兴女学》。文中未说明担文夫人宴请时间，此处据1897年12月26日《新闻报》附张《来函照登》所录经元善致施则敬论齐家书（11月20日），提及“廿二日担文夫人之订”而得出。
[8] 《名媛会议》, 《新闻报》,1897年12月3日。
[9] 《会议女学堂章程问答》中记胡琪（二梅）语。
[10] 《中国女学堂大会中西女客启》, 《新闻报》,1897年12月3日；又，《申报》于1897年12月4、5日亦接连在广告栏刊出。
[11] Mrs. 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夫人）, “History and Working of the First Girls School Opened by the Chinese”:“The form taken in approaching the foreign ladies was also uniqu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viz. , inviting them to a banquet served in English style in a large restaurant in one of the Chinese pleasure-gardens; covers being laid for over 100. ”见Records of the Thir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7-20,1899.（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ton Press,1900）, p.155. Rudolf Wagner先生提醒我注意此书，特此致谢。
[12] 《中国女学堂大会中西女客启》, 《新闻报》,1897年12月3日；又，《申报》,1897年12月4、5日。
[13] 《风雨不更》, 《新闻报》,1897年12月6日。
[14] 《女学堂中西大会记》, 《新闻报》,1897年12月9日。
[15] 为敦促蔡钧夫人与会，宴请前三日，即12月3日，经元善专门写有《女学堂上蔡榷使书》，内云：“再，十三张园大会公宴西女士，敬请宪太太、小姐贲临。已刊登日报，务求惠莅，以彰中西睦谊，无任跂祷之至。”（《新闻报》,1897年12月5日）
[16] 出席者名单见《女学堂中西大会记》, 《新闻报》,1897年12月9日。其名如下（参照《女学集议初编》所录）：西国官商夫人、教会太太小姐有，担文夫人、安德生夫人、瑞典领事夫人、白堪南夫人、道达夫人、艾约瑟夫人、哈哲士夫人、李德夫人、泐理丁夫人、卢医生、孙来夫人、福尔来夫人、西班牙领事夫人、威金生夫人、文先生夫人、白小姐、戴玛德太太、雷税务司夫人、礼医生太太、海淑德先生、华德思小姐、山安文小姐、魏小姐、郑娘娘、伊娘娘、金娘娘、汤娘娘、傅先生、博先生、台娘娘、万娘娘、斐礼思太太、孙先生、贝先生、文先生、罗医生、甘医生、慕师母、林乐知娘娘、安德生师母、文娘娘、万娘娘、潘师母、刘娘娘、赫娘娘、古娘娘、卜娘娘、金娘娘、曹娘娘、薛太太、海娘娘、赫小姐、文先生、明小姐、孙先生、费小姐、部小姐、渭小姐、三小姐、华小姐、薛小姐、朴小姐、甘医生、伊小姐、锡罗华太太；洋提调陈夫人巴黎赖太太；中国命妇、闺秀有，盛京卿夫人、小姐，揆臣观察夫人、小姐，沈仲礼观察两位夫人，施子英太守夫人，杨子萱太守夫人、小官官，王心如观察夫人、小姐，张叔和观察二位夫人、小姐，何心川副戎夫人、小姐，孙镜湖司马太太、小姐，赵静涵明府太太、舅太太，沈善伯明府两位太太，云骑尉伊二尹太太、奶奶、小姐，马友梅二尹太太、奶奶、小姐，袁春洲鹾尹太太、小姐，汪君海帆太太、婶太太，蒋君安荣之太太，刘太太蒋畹芳女史，曹君吉甫之太太、小姐，洪余庆堂二位太太，冯宅太太，张太太吴蓬仙女史，康文僩小姐，孙蕊仙小姐，朱筠青小姐，谢赛姬、赛娟、赛鸾三位小姐，张紫云小姐，朱秀姬小姐，陈槎仙、班仙两位小姐，梁卓如孝廉太太，经太太、姨太太、少太太、小姐，华提调魏太太沈和卿女史。
[17] 《裙钗大会》, 《点石斋画报》,1898年。此条材料由叶凯蒂博士告知，她也最先注意到其中提及的彭寄云女士的特殊身份，见其“The Life-style of Four Wenren in Late Qing Shangha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57:No.2, Dec.1997）。又，《再续女学堂中西大会记》录章兰文中语，《新闻报》,1897年12月11日。
[18] Mrs. Timothy Richard, “History and Working of the First Girls School Opened by the Chinese”.
[19] 《巾帼多材》, 《新闻报》,1897年12月7日。
[20] 《游戏报》1897年12月7日《中国女学堂大会中西女客记》述：“自午后两点钟，中西各主客先后莅止，至五点钟宴毕。”又，《四[三]续女学堂中西大会记》, 《新闻报》, 1897年12月12日。
[21] 《闺秀诗钞》录丁素清诗，《新闻报》,1898年6月4日。
[22] Mrs. Timothy Richard, “History and Working of the First Girls School Opened by the Chinese”．原文作：“The mixed gathering referred to above might almost be said to be the first step towards the bridging of the chasm that had formerly kept Chinese ladies proudly separate from their foreign sisters. ”
[23] 《男女平权说》, 《申报》,1897年12月14日。
[24] 《中国女学堂大会中西女客记》, 《游戏报》,1897年12月7日。
[25] 京都同德堂位于上海英大马路五福弄，此时常在《新闻报》与《申报》刊登“远埠购药清单”。1897年12月1日，“中国女学内董事、提调、教习”第一次集会，彭寄云即在座。12月6日中西女士大会上，彭又当场撰《叙女学堂记》一文。经元善在为其《浣雪楼诗钞》所作《跋》中，记其事曰：“本月十三日，大会中西女士于张氏味莼园之安垲第，孙镜湖司马嘉耦寄云女史在座，不假思索，拈毫抒论一首，合坐传观，中西翕然。其才之敏、学之富，已足概见。”（《新闻报》,1898年2月11日）彭氏对女学堂事极热心，《中国女学堂戊戌六月底止收付清账》中，尚可见“孙司马之妻彭宜人创捐洋二十元”（《中外日报》, 1898年9月2日）的记录。参阅笔者《彭寄云女史小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