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西并重的办学方针
尽管晚清提倡女子教育的先进人士每每征引古代经典，强调“女学本吾华上古所自有，并非泰西新法”，因而，今日办女学堂，“匪曰师外，实复古也”，但二者之不同显而易见。明智之士于是也在“礼失求野，势不能不采人所长”[1]的借口下，将西法作为实际的范本。但这并非意味着对传统的彻底抛弃，标举上古绝不只是用来对付责难者的护身符，它也渗透在倡导者的深层意识里，实在地影响着晚清兴办女学的实践活动。中国女学堂既然率先出现，必然遭逢西方与传统两种文化力量并峙的局面。而二者的冲突与调适，也成为办学的焦点。
最先透露筹建消息的《倡设女学堂启》，即已揭橥“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的宗旨。到1898年3月，经过修订的《中国女学会书塾章程》公布时，这一说法更具体为“采仿泰西、东瀛师范，以开风气之先，而复上古妇学宏规”[2]。课程的设置也明显地贯彻了这一中西并重的方针。《女学堂试办略章》最引人注目的一条便是：
堂中功课，中文西文各半。皆先识字，次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粗浅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
时在福州的林纾，为此兴奋地作《兴女学》新乐府一首，盛赞：“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并特别肯定“果立女学相观摩，中西文字同切磋”[3]的做法。梁启超其时正力主变法，发表此说不足为奇。若就经元善而言，融会中西更是其一贯的追求。当年教育儿子，即以“中西兼习”相期。1893年拟将家塾扩展为书院时，经仍照此办理，既“访聘邃于经学，文行兼优，实心训迪”的教师日课中文，也“并请深通英、法文教习夜课西学”。[4]中国女学堂这一特点的预设，无疑使之区别于其时大多数国人自办的小学堂，而更接近于外国传教士设立的教会学校。自然，这也是形势使然，办女子学校在中国既无先例，可资取法的也只有教会女校。
当年上海虽也有兼教西文的民办小学堂，如创立最早的正蒙书塾（后改名“梅溪书院”），于1884年也添课英、法文，但正如经正书院的重头课为中文，各校情形均相差不多。一些学校更规定，初入学者“专习华文，毋庸请洋文教习”[1]。日后开办的女学堂，小学阶段修习外文者也逐渐减少，1907年清朝学部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更完全将外语课程取消。小学堂不设外文课，官方与民间的考虑会有不同。后者从教育的效果着眼，自然把本国语言文字的学习放在首位。因而，像中国女学堂这样突出西文的地位，予其与中文相等的分量，即使只是宣言，也堪称独标一格。
1899年1月中国女学堂第一学年休业式师生与来宾合影
而在当时上海并不缺乏的教会女校中，偏重西文倒不奇怪。即使是有意平等对待的学校，也以访聘不到优秀的中文教师而无能为力。江标便曾批评：
苏州、上海中西两女学塾西学甚善，中学则多延时日而无大用，且不易见效。病在当日延请中文之师，皆非通达之士，故觉迂远耳。[5]
这本是西方教会在中国办学不可避免的尴尬处境。即如被江标举示的上海中西女塾（McTyeire Home），于1891年建校，创办者林乐知原想将其为中西书院设立的“中西并重，毋稍偏枯”的宗旨推广到女校，其《耶稣教监理会上海中西女塾章程》第二条便规定：
本塾中西并重，不宜偏枯。[6]
不过实行起来，仍有难处。但其所标示的理想，通过林乐知与维新派人士的交往，特别是他和经元善的熟识，而切实影响了中国女学堂的课程结构。
“中西并重”反映在中西女塾的科目设定上，正是从入学第一年，便同时开始中、英文教学。对西学课程，林乐知很有把握，故可在《章程》中逐年排出一至十年的课表；而中学则不免疏陋，仅能以“中学课程，现当进化改良之际，课本林立，本塾自宜择善试用，以定去取”为解词。鉴于西人办学，“病在偏重于西学，而轻于中学；夫中国设塾延请西人教习，其病在偏重于中学”[7]，中国女学堂欲纠正此弊，自然须在西学上用力。推重西文，道理在此。而其中、西文各半的定章，显然与林乐知的一贯说法相关。
若进而仔细对比两校的《章程》，更可发现不少条规的相同，甚至措辞亦很接近，尤以稍后公布的《中国女学会书塾章程》为甚。不妨各录几条，以为例证，上段出自中西女塾，下段取自中国女学堂，两两并置：
本塾中西并重，不宜偏枯。如欲专读西文，须由该生父母，于入塾前声明。/学生如欲学琴，须于修膳外，每月另加琴修洋二元正。
本塾教法中西并重。……如欲专习中文，或专习西文，及兼习琴学，由该生父母于入塾时，在保单内声明。/每月亦仿西书塾，另加琴修洋一元。
女生来馆肄业，皆须觅有妥保，填写本塾印就保单。/住馆学生籍贯、居址，就近有无亲友照料，父母外，指定何人来领，皆须详细填明于本塾印就之保单。如该生亲友，非指定来领之人，只可到塾探望，不得将该生领出，以昭郑重。
凡学生来塾肄业，须觅妥实保人，缮立本塾印就保单，须写明籍贯、住址。凡住塾学生，除父母外，就近有无亲友照料，指明何人来领，皆应填入保单。如该生亲戚非指定来领之人，只许来塾探望，不得将该生领出，以昭郑重。
西国圣节，由教习酌给假期外，平时不宜轻易作辍。如家中果有正事，须由该生父母，或曾膺重托之人来领，并订定假期不得逾限。寻常小事，概不给假。
本塾正月二十日开馆，十二月望日散馆。其余令节、诞忌、星期休沐外，平时不宜轻易作辍，致旷课功。如家中有正事请假，须该生父母或曾膺重托之人来领，并订定日期，不得逾限。
学生衣衫，皆当整洁。褂裤略须多备，以便勤于更换。白巾至少六方，手巾亦须自带。诸物皆须做一记号，以便认取。惟家伙木器，不可携来。
学生……衣衫皆当整洁，褂裤、白巾略须多备几套，以便随时更换。手巾亦须自带。惟家伙木器不必携来。
本塾每年考课四次，考后各给分数单一纸。该生之品行，与所习各项课程，以及到馆日数足否，皆注明分数，俾该生父母，一览了然。
每岁冬夏甄别学生，考课二次，各给考单一纸，注明学生之德性品谊与所习各种学问分数，以及到馆日期之多寡，俾该生父母览之欣慰。
据此可以肯定，中国女学堂在“讲求女学，师范西法”上，其确定的取法对象乃是中西女塾[8]。
何况，两校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国女学堂开办初期聘请的西文教习徐贤梅，即为时任中西女塾校长的海淑德的学生。中国女学堂的女董事与教习们也曾应邀到该校参观，而1899年1月31日女学堂休学放假时，又邀请林乐知到校演讲。特别是1898年8月17日第二个学期开始后，本在中西女塾任教的林乐知之女林美丽（Miss Mary Louise Allen），应聘出任中国女学堂的西文总教习。10月，城内分塾设立，她最多时，每周到校四天，星期一、三、五上午在桂墅里总塾、下午在分校，教英文、算术、地理、绘画，周四上午在总校教外国缝纫课。[9]由于她对学校的贡献，1898年9月28日，由经元善签字，特别授予她中国女学会名誉会员的证书。[10]而在同年3月，中国女学堂即以“中国女学会书塾”的别称出现，显示出女学会的已然存在与学堂隶属于学会的关系。
除向西方人所办女校聘请教员外，在中国女学堂的试办章程中，也凸显出对西学课程的重视。分指历史、格致（大致相当于自然科学）、政治、修身的“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作为必修的基础科目，已非浅显。此外尚有专门学科三种，即算学、医学与法学；并另设师范科，专习教育学，但规定：“凡自仞此科者，于各种学问，皆须略知本末，则不必于三科之中，自占颛门。”[11]女子教育起步之时，急需培养师资，将师范列为专科，本不奇怪。算学为各门自然科学的根基，专门修习也属合理。问题是对医学与法学的特别看重，即使在今日，也很不寻常。应该说，两科的独领风骚，恰恰映现出维新派人士取法西方、变革图强的迫切心理。
法学之为高深的专门学问，在今日西方大学中，仍占据崇高地位。以毕业之年，最多具有中专水平的女学生，而期望其文凭日后可以作为充当律师一职的资格证明，未免不切实际。即便学校可长久坚持，程度迅速提高，在当年教材、教师均甚匮乏之际，做此设想，也属悬的过高。而梁启超们之所以热心于此，实因对法律寄予厚望，以之为西国强盛的法宝。梁氏写作于此一时期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12]，可为代表。因而，从法学课程设计的浪漫表述中，我们还是可以察见其深刻的用心。不过，法学之不宜于初学者，当时即有明眼人指出。所谓“法学似不必专习”，虽未说明理由，但应与《新闻报》论者的想法接近：
他如兵法刑律、轮船铁轨、风涛沙线诸学可毋庸议。何则？中国男女之别綦严，非泰西诸国可比。之数者，皆非妇女所得与也。[13]
而后来的教学实践中，法学亦未开课，当然，这也许与学校的结束过早有关。
与上述争论形成对比的，则是对医学科目的一致肯定。第一次集会商议办学时，严信厚便极力强调医科的重要：
女人羞见男子，凡患病者，请医诊治，往往辞不达意，以致误事。今女塾中昨见此医学章程，鄙意请西医教习医学为第一要义。凡产科、儿科、痘瘄，将来皆可请女医诊治耳。
以后三次集议，男女创办者中，均有人涉及此话题，曾广钧更认为，严氏“请重医学，所见极是，且易下手。下次印单中，于此条似更应切实详细声明”[14]。在诸人看来，中医固有妙处，但“今者西医盛行，奏效甚速，竟有药到回春之妙，自不可不兼习所长”[15]。因而，医学之设，也偏重西医。并且，其他人选尚待酌定，试办章程中，已亟亟列出“西文教习，拟先聘江西康女士爱德，湖北石女士美玉”。二人虽曾赴美留学，专业却是医科。而反对将法学列为专门的黄漱六，倒认为医科应该推广：
惟医学一门，尤为卫生要务。康教习既系专门，凡学生之习此科者，不必并习他科；未习此科者，皆须略知本末，与师范科并列，庶学成之后，益宏救世之心。[16]
医学之宜于女子、西医之更受推崇，如此众口一词，也反映出上海地方的风气开通。而中国女学堂在开办后，确实专门聘请了医学教习正式授课[17]，显然已将其列为基础科目，当是接受了黄氏的意见。
如上所说，国人自办学堂中，西学原较薄弱，经元善等人的重视西学，单从教学考虑，当年也有此必要。其招聘启事言明，“中学能教幼学捷径书籍者，月送十元”，而与之对等的“西学能教启蒙拼法文义者，月送二十元”，酬金增加一倍；最高级的西学教习薪水亦最高，“能通高等格致实学者，月送四十元”。这在每名学生每月学费仅为一元，且当时只有二十余人的情况下[18]，确算得上重金聘请，西学人才之难得可想而知。
尽管中学精深者也不易访求，毕竟为本国学问，延聘教员相对容易。何况，中学课程的问题是陈旧，在维新派人士眼中，正是亟须革新。江标写给经元善的信中，便谈到此意：
即读中文，亦须择读新学有用之书，讲读兼行，不必如村塾之以《女孝经》、《女四书》等哰
竟日也。
女学堂能否办好，江标以为西学不成问题，因其有用，关键是在中学。因此希望经元善“乘尚未开学之先，严定中学读书之法”，并许以“将来必易见效”。[19]在经氏本人，当初对中文课也未尝想一仍旧况，从其1898年8月刊出的征求教习启事，特意说明“旧学太深者不聘”，可见端倪。但中学的改造实非易事，合适的教材当日便无处可求。戊戌前，康有为、梁启超之所以把编幼学书视为急务[20]，道理亦在于此。可惜康、梁等人忙于政治活动，无暇顾及，政变又很快发生，终使编书计划成为泡影。于是，根据1899年《万国公报》的报道，中国女学堂的中文课程实不能令人满意：
考其华文功课，如《女孝经》、《女四书》、《幼学须知句解》、《内则衍义》、《十三经》、唐诗、古文之类，皆有用之书也。
其所谓“有用之书”，已和江标所言不可同日而语，且多为所摈斥者。中学守旧而未出新的结果，似乎离预期的目标很远。察其难处，戊戌政变导致维新派风流云散，确为重大原因，传统的力量根深蒂固，亦使得改革步履维艰。而其间又涉及中西之争，复归传统也成为必然的选择。
1897年12月中西女士大会后，经元善虽夸说，“知中国女学之当兴，既为中西人士异口同声”, “创办上海女学，西方士女闻风而来”[21]，但事情其实远非这般顺畅。当中国女学堂试办章程译为英文被传阅后，其第一项条款即引起激烈争议。这正是该章程的“立学大意”：
学堂之设，悉遵吾儒圣教，堂中亦供奉至圣先师神位。办理宗旨，欲复三代妇学宏规，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然后风气可开，名实相副。……[22]
在梁启超、经元善等人看来，学堂尊孔本属天经地义，沿用旧章，乃示学有根基。即使只为与西人所办学校相区别，也有必要做此规定。既然教会学堂均尊崇耶稣基督，连标榜“进教与否，全凭各人自主，决不相强”的中西女塾，其《章程》也特别规定，“惟圣教书，不能不读”, “每礼拜日，进堂听道，读圣日课”, “圣道”课也是从始至终，连贯十年[23]；中国人自建女学，当然应该遵奉孔学。并且，照梁启超当年的想法，中国正需要像西方信仰基督教一样，立儒学为孔教，以图振兴，国家才可得救。教与国本联为一体。因而，梁氏所拟《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也以“传教”压卷，要学生明了“及今不思自保，则吾教亡无日矣”的危局，声明：“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堂中所课，一切皆以昌明圣教为主义”，学生学成毕业，亦当以传教于万国为职志。[24]具此深意，女学堂将遵从孔教列于首位，自是题旨正大。而所谓“三代妇学宏规”，正从儒家经典想象而来，也算是彼此相关。同人对此条间或也有异议，如薛绍徽为显露女学堂特色，主张改祀班昭，“以为妇女模楷”，但终究以“隐寓尊孔之意”[25]为主旨。
而这一至关重要的学堂宗旨，却遭到了西方宗教信徒的坚决反对。已经被同一章程宣布聘定为教习、寄予很高希望的康爱德，竟成为发难者。这位梁启超以生花妙笔渲染过其经历的女士，因幼年为传教士收养，并带去美国读书，早已入教，此时便以违背信仰的理由，在英文的《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申明反对态度的书信，并拒绝到女学堂任教。[26]这自然使建校工作更为艰难。“外国女士们也拒绝成为学校的指导者，除非基督教也像孔教一样被传授。”李提摩太夫人随后的说法是：“那个章程修改了。”好像冲突获得了圆满解决。于是，西方妇女仍帮助办学，“广学会”与“中华教育会”的地图也装饰着中国女学堂的墙壁，应邀到中西女塾与裨文女塾等校参观的女董事、教习们，则因看到各种西方文明而大开眼界。甚至1899年初学期结束时，前来访问该校的西方女士们，居然听到中国女孩子用尖锐的声音唱起《耶稣爱我》的圣歌。[27]李提摩太夫人的这些描述，正是为了证明基督教对中国女学堂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