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利用报刊的自觉意识
其实，出现在上海的中国女学堂，或许并不像其经办同人所自许的为“空前绝后之创格”[1]，有人已指出，苏州或其他地方还有更早出现的由中国女性开办的女子学校[2]。但这并不妨碍其享有开历史新页的声誉，即使是指出上述事实的褚季能，也将“第一次自兴女学”的光荣归于上海中国女学堂。褚氏的理由是，这所学堂“最受人注意”。而引人注意与否，在一个传媒与资讯日益显示其重要性的近代社会里，实有赖于对当时最为便捷的舆论工具——报刊的借重。就此而言，即便有先于中国女学堂的探路者，但因未经广泛报导，不为人知，其影响极为有限，史学价值自然大为降低。反观中国女学堂，情形截然两样。
中国女学堂提调、教习、诸生小像
在上海中国女学堂的创建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梁启超与经元善。梁氏主要负责舆论鼓吹，其1897年4、5月间连载于《时务报》的《变法通议·论女学》一章，促使经元善萌发了办女校的决心[3]。而同年11月15日仍在《时务报》首先刊发的《倡设女学堂启》与随后发表的《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也一并出自梁启超之手。[4]梁氏其时正担任《时务报》主笔，对报刊在近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自有深刻体悟。杂志创刊号上，便登载了由他撰写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大文。经元善则为女学堂的实际主持人，承担筹集经费、营建校舍、聘请教员等具体事务。因其位居上海电报局总办的要职，对现代传媒的效应更有切身体验。于是，中国女学堂自筹建阶段始，便极力与上海多家报刊建立联系，广泛利用新闻媒体，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就在《倡设女学堂启》见报的当日，1897年11月15日，经元善在位于四马路繁华地段的一品香番菜馆大宴宾客，商讨女学堂创办事宜，筹备工作正式启动。当天到会者48人，按照请柬上的说明，来者即可作为创办人。而诸如《苏报》主笔邹瀚飞（弢）、《苏海汇报》主笔章淦丞、《新闻报》经理斐礼思（F. F. Ferries）、《文汇西报》与《字林西报》两报馆主人，均列名其中，并特意注明身份。加上本为东道主的汪康年与陈季同分别掌管着《时务报》与《求是报》，罗振玉则是《农学报》创办人，以中西书院教习头衔出席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又为《万国公报》主编，沈毓桂系前任该杂志主笔[5]，来自报业的人数已相当可观。这还不包括邀请而未到场的《申报》馆人士[6]，经元善对新闻舆论的重视已一目了然。不必说，应邀前来的各报代表也自然负有推介的责任。
此后，披载过中国女学堂讯息的报章，除维新派掌握的《湘报》（长沙）、《知新报》（澳门）、《国闻报》（天津）等外省报刊外，几乎囊括了上海所有重要的报纸杂志。即以女学堂章程而论，现在已知刊发过此稿的沪报，除上文提到的《时务报》（47册，1897年12月4日），尚有《求是报》（7、8册，1897年11月28日、12月8日）、《集成报》（22册，11月28日）、《萃报》（15册，11月28日）与《万国公报》（107册，12月），而以《新闻报》最早，刊出日期为11月18日。此外，《申报》《点石斋画报》《字林沪报》《游戏报》《苏海汇报》（1897年12月23日停刊）、《时务日报》（1898年5月5日创刊，同年8月16日停刊）、《中外日报》（1898年8月17日创刊）以及英文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与《益新西报》（Shanghai Daily Press），都曾刊载过有关中国女学堂或褒或贬的文章及消息。特别是《新闻报》最为用力，而其在上海报界中“声誉和《申报》不相上下”[7]的举足轻重地位，也使得中国女学堂声名远播。
《新闻报》对中国女学堂的关注，开始于被邀请参加一品香的第一次集议。11月17日，该报最先以“议创女塾”为题，对此会加以报导：
前日严筱舫观察、经莲珊太守、汪穰卿贡士、梁卓如孝廉诸君，大宴宾客于沪北一品香番菜馆，到者约五六十人，集议捐创女塾，俾大家闺秀得以学习泰西文字、格致、医学一切。说者谓此举若成，实开华人妇女风气之先。惟创办恐非易易耳。
此系照请柬上开列的主人名单，故严信厚、经元善、汪康年、梁启超均在其中。实则，梁当时因赴长沙，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并未与会。次日，《倡设女学堂启》与《女学堂试办略章》即在《新闻报》重要版面一次刊出，据文前说明，可知两件文稿及随后见报的一品香会议纪要，均为经元善送来，“嘱登报章”。[8]此后两个月，关于中国女学堂的消息在该报几乎无日无之，可谓连篇累牍，巨细无遗。而凡此类稿件，除12月7日对前一天举行的女学会议第四集的一则报道，以及12月9日的社论《论女学堂》系报社自撰外，其他无不由经元善提供。甚至1898年1月13日刊登于报纸社论位置的《拟劝金陵都人士创开女学堂启》，也是经元善的不署名之作。[9]
将创办女学堂一事公开，好处是可广泛号召；而对于倡议者来说，则意味着有进无退。经元善也明了此点，虽然深知创业艰难，仍鼓励同道，奋勇前行。在送报发表的第一次会议问答中，他便反复强调：“此次亦只好一往无前，不遑瞻顾矣。”“创千古未有之局，岂能尽如人意？惟在认定天理而已。”率先表明了势在必成的决心。此后的筹备动员过程中，他也始终力排异议，态度坚定，并批评：
我中国人积习通病，患在少果敢之勇，坚忍之志。每欲图创一事，始则因陋就简，以为惜物力；继则规避诿卸，以为识时务；卒之收效者实寡。[10]
其在创建女学堂一事上表现的一意孤行，正是学校终能成立的保证。
而经元善及时送交《新闻报》发表的稿件，大致有四次筹备会议的记录，中国女学堂的来往信件，由经元善拟写的为办学致各级官员禀文，对女学堂章程的商榷文章，学堂的收支账目，女教员的诗文，以及与学校事务有关的各种文告。借助报纸，经元善真正把中国女学堂办成了一桩公共事业，不仅账目公开，以示秉公办理，而且将同人与外界的不同意见公诸报端，引起公众的参与兴趣。他还希望形成一种制度，由发起人每星期日聚议一次，“各抒所见，笔之于书，汇登日报，布告大众，庶几公事公办，开门见山”[11]。这些在正式版面出现的各类文字，与在广告栏目中刊载的启事相配合，对中国女学堂做了卓有成效的宣传。而其无需破费，即可达到广告所难以企及的效用，更显示出经元善具有现代商业经营者的精明头脑。
凭借报纸无远弗届的能量，经元善确实达到了将中国女学堂创办的信息广而告之以影响全国的初愿。远在广西桂林的秀峰书院山长曹驯的夫人魏氏，便因“近阅日报，知上海有女学堂之设，堂内董事皆以妇人为之，条理详密，法制良善”，而特修书一封，向女学堂的女董事们表达钦慕之情，并托女婿、康有为弟子龙泽厚带去捐款，共襄盛举。[12]更有来自山东曲阜的女子张静仪，主动托人转递履历与诗稿，申请中国女学堂的教习一职。[13]而初创阶段的女学堂，无论财力还是师资，确实相当匮乏，急需同志相助，报刊于此正大有用武之地。
至于见诸报章的广告，本是近代经济、文化活动发达的产物。经元善对广告的利用，技巧也相当娴熟。中国女学堂于1898年5月31日正式开学前，经氏总共在《新闻报》刊出过三则广告。其中两则事关招生，且需连续刊登，以便周知，故不能纳入新闻版面。5月15日，距开学之期只有半个月，《中国女学会告白》开始在《新闻报》广告部分露面，并且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6月2日：
启者：本学会书塾业已租定桂墅里房屋，开办前曾登报布告。现在装修工将完竣，中西文教习不日可到，准择四月十二日先行开塾。学生已报名者，请于四月初三日起，向本塾账房取保单，填交董事、提调，以便届期入塾。其未报名而有志从学者，可速来挂号报名，仍一在泥城桥西不缠足会，一在四马路电报沪局。再，公议来塾肄业学生，第一节至六月底止，三个月概不收取修金膳费。家富厚而自愿捐助者，各随心力。此启。
虽然有第一学期不收学费及饭费的优待，报名者仍不见踊跃。于是，5月30日，临近开学前夕，一则名为《桂墅里女学会书塾启》的布告接连两天在《新闻报》广告中出现：
启者：本书塾装修工竣，准十二日开馆。所有已报名学生，请即日来填保单，速送入塾。学生额数仅容四十五名，诚恐人浮于额，难以安置。公议以先到塾者为定，愈早愈妙，幸勿自误。城内及租界，随后亦即添设。特此布闻。
开学在即，文中的语气不免急迫。而所谓“人浮于额”的忧虑，自是因生源不足、促人报名设计的托词，属于广告的语言艺术。首批学生只有二十余名的实情，也属不便明说的内情，故隐匿未报。如此收放自如，说明经元善对报纸的功能确有深刻了解。
虽然学生不多，未达到中国女学堂创办者最初的期望，但各位教习仍兴致勃勃，以首开风气而自豪。6月4日以后，在《新闻报》陆续发表的、由经元善抄送的“女学堂闺秀诗钞”，无不在这一点上做文章。所谓“阙如阴教二千载，今日重开风气先”（中学兼绘事教习丁素清）, “吾华风气一朝开，招集贤媛四处来”（中学兼绘事教习蒋兰）, “沪江风气已先开，力挽狂澜信伟哉”（内董事章兰）[14]，诸人反复咏赞的正是这种参与创造历史的自觉意识。而堪称此中代表作的诗篇，实推署职为“提调总监塾”沈瑛撰写的气势恢宏的《开女学歌》：
天地阴阳原并偶，古训昭昭良可守。后世世道渐陵夷，坤教不讲时已久。寓沪诸公有大志，欲佐唐虞成盛治。辟开风气二千年，无不闻声称快事。一时海内尽风从，登堂无异愿登龙。当兹时世逢斯举，恍如午夜闻清钟。今朝堂内盛筵开，闺阁群英济济来。问字我应持斗酒，座中都是谢家才。论学何敢分泾渭，中西学问宜兼味。粉黛欣联翰墨缘，叙[裙]裾也具英雄气。从令巾帼咸贯通，自强根抵寓其中。倘教史册书勋伐，第一须标创始功。四座闻言齐点首，佛在心头杯在手。平地居然克为山，此德此功诚不朽。愧我追随步后尘，拈毫漫欲效西颦。请看门下诸桃李，尽是他年咏絮人。[15]
此作以诗歌体，包孕了当时有关振兴女学乃恢复古制、使国家自强的根本大计等诸般论说，并切合中国女学堂的特色，表达了身为创始者的兴奋与喜悦。如此才女荟萃、同参盛事的场景，借报纸一角，公之于众，自然会令人歆羡，又不止于自抒怀抱而已。
而中国文人诗词唱和的习气，由于报刊的便利，在近代更发扬光大。天各一方的素不相识者，均可假此一方公共空间，彼此联吟，心心相印。于是，与女学堂诸位同人和诗者，便不限于旅居沪上的闺秀。即如“云间女士秀珍”，便是在“抛针清夜学涂鸦”之际，“闲看新报惊佳句”，且由于连载数日，而“频读新诗到夜深”，由此生发出“同调天涯”的感慨，盼望“绛帏何日识荆州”。[16]于此可知，旧体诗词也并非闲笔墨，当它出现在报章中，同样可以传递新闻信息。
尽管起始艰难，但经过同人的不懈努力，报刊的一再报道，中国女学堂的规模确实在不断扩大。开办后不到半年，10月31日，又于城内淘沙场开设了分塾。而据《万国公报》1899年6月的报告，“通计总、分两塾，凡住塾及报名而将到者，都七十余人”[17]。一年之内，便有如此进展，确可谓成绩骄人。
[1] 经元善语，见《会议女学堂章程问答》, 《新闻报》,1897年11月19日。
[2] 褚季能《第一次自办女学堂》即云：“而第一个国人自办的女学堂，就首先发现在苏州。那是一位常州太太办的。”（《东方杂志》32卷3号，1935年2月）
[3] 经元善《女学集说附》称：“新会梁卓如孝廉《时务报》第二十三册、二十五册刊登《女学论》，有未经人道之处，读者咸服其精详。沪上女学之设，导源实肇于此。”（经元善辑《女学集议初编》,1898年）梁文发表时题为《论学校六（变法通议三之六）：女学》。
[4] 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载《时务报》45册，1897年11月15日；《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载《时务报》47册，1897年12月4日。后文刊出时未署名，据经元善《女学集说附》，言“撰公启、定章程、倡捐助，皆出孝廉（按：指梁启超）大手笔”。此章程又名《女学堂试办略章》。
[5] 见《会议女学堂章程问答》。
[6] 经元善《女学堂同仁致申报馆书》（12月16日）云，“于前月廿一日在一品香薄具一樽，遍邀沪上英贤，高轩莅止。贵馆诸善长亦曾肃柬恭迓，未蒙左顾”（《新闻报》, 1897年12月29日）。
[7] 胡道静《上海的日报》36页，上海市通志馆，1935年。
[8] 前两则稿件见《惠我巾帼》, 《新闻报》,1897年11月18日；纪要题名《会议女学堂章程问答》。另据经元善《女学堂同仁致申报馆书》，经氏亦曾将女学堂章程、集议问答等件送往申报馆，恳请“刊布新闻”，惜“未蒙俯允”。
[9] 报道题为《巾帼多材》; 《拟劝金陵都人士创开女学堂启》收入经元善编《女学集议初编》，题目去掉“拟”字。
[10] 《女学堂复同人郑陶斋书》（1897年11月28日）, 《新闻报》,1897年11月29日。
[11] 《女学堂致严、郑、杨、施诸同仁书》（1897年12月3日）, 《新闻报》,1897年12月4日。
[12] 《女学堂内董事接桂林魏恭人书》, 《女学集议初编》。据《时务报》52册（1898年2月21日）刊《女学堂捐款诸君姓氏》，记“桂林曹太史驯之妻魏恭人捐洋十元”，则其信至迟作于1898年2月，而非如《经元善集》（虞和平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编者所推算的4月。
[13] 《女学堂接友人书并闺秀诗》, 《新闻报》,1898年1月29日。履历称：“张静仪，字蕴华，行四，道光壬寅年十月二十二日吉时生。山东兖州府峄县儒籍。自夫亡后，即寄居外家曲阜孔宅老五府。”
[14] 分见《新闻报》,1898年6月4日、10日、12日，后二诗分题《和赵[张]蕴华女士原韵》及《女学开馆诗》。
[15] 《再续女学堂闺秀诗钞》, 《新闻报》,1898年6月7日。
[16] 《因读女学堂诸女士诗率成四绝》, 《新闻报》附张，1898年7月4日。
[17] 《上海创设中国女学堂记》, 《万国公报》125册，1899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