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志摩一生未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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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和林徽因相识，是在由美转英刚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那一年的岁末年初。
1920年9月，为了从罗素学习哲学，他不惜放弃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头衔的引诱，与好友刘叔和一起买棹东下，漂过大西洋的惊涛骇浪，去跟20世纪的伏尔泰，认真读一点书去。然而，让徐志摩没有想到的是，罗素被剑桥三一学院除名，已去中国讲学。无奈之下只得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教授学习政治、社会学，攻读博士学位。
徐志摩在《吊刘叔和》一文中说，在经济学院饭厅里，经刘叔和介绍，认识了在该校就读的江苏籍学生陈源。又与陈源、傅斯年同住在“伦敦东南隅的陋巷，点煤汽油灯的斗室里，真不知有多少次借光柏拉图与卢骚和斯宾塞的迷力”，他们经常如一窜野火般论战，吵得不可开交时，“劈头下去了一剪冷水，两窜野火都吃了惊，暂时翳了回去。那一剪冷水就是通伯；他是出名浇水的圣手”。
这个陈通伯原名陈源，1896年生于江苏无锡姚家湾村，十四岁时从上海南洋公学附小毕业，十六岁来英读书，修完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之后又进伦敦大学读博士。后来回国在北大任教时，因以西滢为笔名与鲁迅论战而驰名文坛。
在伦敦，徐志摩通过章士钊和陈源，认识了英国著名小说家、历史学家威尔斯，又经威尔斯认识了大英博物馆研究中国文学的魏雷和诗人卞因。他与魏雷时相过从，直到回国多年还保持着通信联系。
在伦敦的中国人中，他又通过陈源，认识了政坛名人林长民和他的女儿林徽因。
林长民是福建闽侯人，1876年生，字宗孟，号双栝庐主人。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和法律，回国后创办并执教福州法政学堂。辛亥革命后以福建省代表的身份参加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不久被选为第一届众议员议员，任众议院秘书长兼宪法起草委员，拥戴袁世凯为大总统，后来又历任北京政府国务院参议、法制局局长；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11月辞职，自谓“三月司寇”。后转外交委员会任事务主任，1920年4月携女赴欧，被推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国际联盟总会会议。
大约在这年10月，徐志摩在林长民寓所见到了他正在圣玛丽（女子）学院读书的十六岁的女儿林徽因。她风姿绰约，让徐志摩如惊鸿照影，晕眩得不能自已。他不顾“使君有妇”，很快陷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他常常假借去见林长民，拉上陈源同去林的寓所，实则去看林徽因。林长民虽属长辈，但为人潇洒风趣，思想前沿，他与徐志摩都曾学社会政治，有许多共同语言，因而一见如故，一老一少很快成为忘年交。
林长民也是“恋爱大家”，最爱闲谈风月，比如他与有夫之妇仲昭、与有“鉴湖三杰”之称的徐自华，以及“他一生的风流踪迹”，差不多都与徐志摩谈过。因而他对恋爱持开放态度。他与徐志摩还假扮已婚和未婚男女通信，玩谈恋爱游戏。如果他是道学家人物，徐志摩一定不敢那么公开向他的女儿示爱。事实上，林长民也很欣赏徐志摩的才华，有时见志摩和徽因一起聊天和散步，还高兴地说他们是一对璧人。
林徽因后来在《悼志摩》一文中说：“我认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尚未去康桥。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狄更生先生。不用说他和我父亲最谈得来，虽然他们年岁上差别不算少，一见面之后便相互引为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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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原名徽音，典出《诗经·大雅·思齐》，后为避免与上海一名男性作家林微音的名字相混淆，在堂弟林宣的建议下改名林徽因。她1904年6月10日生于杭州祖父林孝恂的寓所，早年由大姑母林泽民发蒙读书，八岁随祖父迁居上海，入老巴子路（今四川北路）公益坊爱国小学读书，第二年又随祖父迁往北京前王恭厂（今佟麟阁路光彩胡同），那里离她的父亲林长民供职的参、众两院很近，不到三个月，祖父因胆石症病逝，后又迁南河沿织女桥西街，延聘某大先生读书。
十二岁时，与三位表姐同入西城石驸马大街路南（今新文化街路南40号，今已不存，1978年盖成居民大楼）培华女中读书。这是英国人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1914年创办，日本侵华期间停办，与贝满中学齐名。学校占地面积约一千五百平方米，两进二层建筑，雕梁画栋，十分壮观。因而引来许多达官贵人的女儿入读，如同盟会会员、首届众议院议员陈家鼎（1876—1928）的女儿陈韵篁就曾在培华女中读书，后考入国立北京女子大学文学系就读。学生统一着装，蓝衣蓝裙，让路人十分照眼。1916年克勤郡王府改为太平湖饭店，就在它的对面，相隔一条马路，住宿客人还能听到她们上课的铃声，当时有一首《雁字歌》，常常从学校院落中飘出：
青天高，远树稀，
秋风起，雁南飞。
排成一字一行齐，
飞来飞去不分离。
宛似我姊妹兄弟，
相敬相爱手相携……
林徽因和三位表姐在培华女中读了四年，她中间到英国一年多不在，回来后又到培华女中复读直到毕业。
1920年4月1日，林徽因随讲学的父亲赴欧游历，从上海启程，登法国邮轮Pauliecat去伦敦，5月中旬抵达。先住在旅馆，后在伦敦西区阿尔比恩门27号租寓居住。8月初，林徽因随父到欧洲多国游览，先后游法国、瑞士、德国、比利时等国，9月中旬再由巴黎返回伦敦。欧洲的秋天，绿肥红瘦。林徽因踏着一路风光，且看且行，领略了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形和社会生活。
9月下旬，林徽因考入圣玛丽（女子）学院，那里离寓所不远，穿过海德公园便是读书的学校。
10月初，林长民又赴国联开会，林徽因送父至维多利亚车站，独自留在伦敦。那段日子，林徽因感受到有生以来最多的寂寞和痛苦，许多年后，她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说：
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
这是青春期少女爱情的萌动。然而，当徐志摩真正闯入她的生活时，惊悚、矛盾、不可思议，甚至成为她的负累，但为时不久，她就为徐志摩火一般的激情所感动。徐志摩每次来总是给她带诗文图书和杂志，渐渐地二人来往也热络起来，他们不仅谈诗文和绘画，还谈英国著名作家和文坛奇闻逸事，让林徽因的心和眼界开阔起来。
1921年四五月间，徐志摩在狄更生先生的帮助下，以特别生的资格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他与妻子张幼仪从中国同学会搬到距剑桥大学六英里的沙士顿乡下租屋居住。剑桥离伦敦百里之遥，来去还要乘火车往返。热恋中的徐志摩，突然被张幼仪的到来阻隔了他与林徽因的交往，于是一份深刻的忧郁自然就占定了他。为了排遣这份忧郁，他只得靠时空通信对话，那样还不够，徐志摩为了排遣心中的爱火，从此在剑桥大学写起诗和日记来。徐志摩后来在《猛虎集》序中说：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哪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
“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除了爱情，恐怕不会去做其他更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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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徐志摩最初写的这些诗文和日记没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直到2000年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播放，徐林之恋又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论。孰是孰非，各执一端，与后来人事变迁的诸多因素不无关系。徐志摩不是孟浪之人，有些事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原始资料的流失虽是一种遗憾，但现存史料并不是无迹可寻。论证还得以当事人的说法为依凭。
林徽因后来一直很珍惜与徐志摩的那段友谊。她在1927年2月15日致胡适的信中说：
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的不了解。但是路远，隔膜误会是所不免的，他也该原谅我。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彻地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
徐志摩去世后，在“八宝箱”事件中，她给胡适写信说：
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志摩in a way（从某一方面）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
林徽因与徐志摩相识相恋，固然是“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但她不否认对自己“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
徐志摩也曾说：“我这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虽则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时期）！”
在剑桥，徐志摩遍交朋友，狄更生之外他又认识了瑞恰兹、欧格敦、吴雅各等人。当他们三人合作完成《基础美学》一书时，特请志摩用中文题写了“中庸”二字，放在书首以增光彩。后来瑞恰兹成了一位颇具权威的文学批评家。
20世纪20年代的剑桥，社会团体是很多的。这些团体每星期都有不少活动，而活动总会有不少名人来讲演，还有会前会后正式或非正式的讨论。志摩很热心参加这些社团活动，对于灵性的熏陶和视野的开阔大有成效。他获益最多的也在这些方面。剑桥大学的档案记载：徐志摩在皇家学院后期，已由特别生转为正式的研究生。学院给他的评语是：“持智守礼，放眼世界”，但没有取得学位。
徐志摩是经过政治、经济专业训练的素人，并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到英后他当然关注英国和世界政治动态，在认识罗素等人后，他的思想深受英国名人的影响。他又通过狄更生，认识了英格兰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团体里的英国新派画家、评论家罗杰·弗莱（徐译为傅来义）。这个团体号称一群“无限灵感，无限激情，无限才华”的知识分子，有画家、艺术家、作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他们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还搞出许多花边新闻。罗杰·弗莱（傅来义）、邓肯·格兰特、克莱尔·贝尔、伦纳德·伍尔夫、G.L.狄更生、E.M.福斯特都是这个团体最早的成员。聚会场所先是在伦敦的戈登广场伍尔夫处，后在范奈莎的查尔斯顿农庄。而这个团体的核心是伍尔夫和她的姐姐画家范奈莎·贝尔，范奈莎·贝尔就是罗杰·弗莱一生的情人。徐志摩不仅把这个团体的理念带入中国，而且他和胡适等人创办的聚餐会、新月社，就与英格兰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团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徐志摩的绘画兴趣和知识，大多来自罗杰·弗莱。徐志摩回国后经讲学社蔡元培、梁启超同意，就曾邀请狄更生和罗杰·弗莱来中国游历和讲学，不过因狄和罗生病所以未能成行，为此罗杰·弗莱非常遗憾。泰戈尔是之后被讲学社邀请的访问者。
1969年年末，香港传记作家梁锡华做客剑桥大学，他曾访问过罗杰·弗莱的女儿戴霭敏。她说徐志摩每到伦敦必访她家，不止一次在她家做客。不是与她的父亲谈中国，就是谈艺术。在她的记忆中，徐志摩是一个无拘无束、活泼风趣的年轻人。在访问瑞恰兹时，瑞对梁锡华说：“徐志摩经常穿着中国长袍飘然出入于众学院之间，也经常手夹中国书画手卷，跟老师同学高谈阔论。”又说“徐志摩的朋友满剑桥，特别是在国王学院，他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人物”。
这是徐志摩来剑桥后的读书求知的活动情况追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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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5月，林长民在剑桥大学与徐志摩、郭虞裳“偶然相遇”，返伦敦后25日又致信二人，“日内盼与振飞相见，请代转此意，二兄如能同约一聚尤盼也”。因为他6月就要去瑞士国联开会。
他找的振飞，即徐新六（1890—1938），字振飞，是清末民初《清稗类钞》编者徐珂之子，1890年生于杭州，曾留学英国获双学士学位，回国之后任教北大经济系，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兴业银行总经理，1938年受孔祥熙指派赴港借款，在返回途中被日机击落身亡。
1921年夏天，林徽因和父亲租住的寓所将要到期，但距离英赴法登船的日子还有一段时间。8月24日，林长民给女儿林徽因写信说：回国的“波罗加”号轮船又延期到10月14日始行，“如是则行李亦可少缓。汝若觉得海滨快意，可待至九月七八日，与柏烈特一家人同归。此间租屋，（九月）十四日满期，行李能于十二三日发出为便，想汝归来后，结束余件当无不及也。九月十四日以后，汝可住柏烈特家，此意先与说及，我何适，尚未定，但欲一身轻快随便游行，用费亦可较省”，“将届开船时，还是到伦敦与汝一起赴法”。
徐志摩与林徽因的分别是缠绵的。许多年后，林徽因以尺棰为笔名写诗《那一晚》，表达了与徐志摩告别时的情景：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
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
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
诗为心声，但又不是纪实作品，它是靠意象和意境表达心灵世界的，从这些意象中不难读出这一对恋人的离别情形。
英伦时期徐林的相识相恋，以林徽因随父回国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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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沙士顿乡下的时候，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便发现了徐志摩的秘密。张幼仪在《小脚与西服》一书中对她的侄女张邦梅这样说道：
后来住在沙士顿的时候，看到他每天一吃完早饭就赶着出门理发，而且那么热心地告诉我，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就猜到他这么早离家，一定和那女朋友有关系。
几年以后，我才从郭君那儿知晓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络。他们用理发店对街的杂货铺当他的地址，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所以徐志摩和他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他们信里写的是英文，目的就是预防我碰巧发现那些信件，不过我从没发现过就是了。
张幼仪是1920年冬天，与西班牙领事馆刘子锴携家人一同从法国马赛港下船，由徐志摩接往伦敦的。
张幼仪清楚地记得，徐志摩那天“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他接上张幼仪，先是乘火车到巴黎，为她买了几件衣服，还照了几张相。然后乘飞机飞往伦敦。那是一架小型飞机，只能乘坐二十来人。气流冲击很容易颠簸。几个上下张幼仪就呕吐起来。徐志摩把头撇过去，还说：“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没过多久，他也吐了，张幼仪回敬说：“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徐志摩到剑桥后，他们才搬到沙士顿乡下居住。后来徐志摩又让中国留学生郭虞裳过来同住。
郭虞裳（1891—1971），上海人，1914年赴日留学，1919年毕业回国，1919年11月到英国，后又转柏林留学，1924年学成归国，1927年后入商界，1949年到台湾。
1921年8月，张幼仪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告诉了徐志摩。有一天下午张幼仪又跟徐志摩说了此事，徐听后立刻说：“把孩子打掉。”张说：“打胎会死人啊！”徐冷冷地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肇事死掉，难道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这期间，一个爱丁堡大学的留学生来徐志摩家吃饭，张幼仪清楚地记得她身穿海军蓝套裙和皮鞋里那双小脚， 她忘记了这位小姐的名字，张邦梅在书中以明小姐代替。张幼仪误认为这位明小姐就是徐志摩的恋人，说“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和西服不搭调”。
徐志摩听了张幼仪对这位中国女留学生的看法，突然叫道：“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徐志摩离家出走了。郭虞裳好像看出其中的蹊跷，有一天早晨也提着箱子离开了。
一天早上，张幼仪被敲门声吓了一跳。来人是黄子美，他说从伦敦带来徐志摩的口信。他说：“我是来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
张幼仪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懂。”
黄子美说：“如果你愿意这么做，那就好办了。”又说，“徐志摩不要你了。”
黄子美走后，张幼仪才明白过来。她给在巴黎的二哥张君劢写了封求救信，把黄子美的话一一向二哥做了转述，并问他该怎么办。
几天后二哥从巴黎来信：“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又嘱咐妹妹，“万勿打胎，兄愿收养。抛却诸事，前来巴黎”。
张君劢那时还未结婚，不知道如何照顾妹妹，于是和留学的刘文岛夫妇商议，让妹妹在乡下居住，并请刘的夫人给予照顾。
大约过了三个月，张幼仪的七弟来到法国，便到乡下来看她，然后和七弟一起去了柏林。1922年2月24日，在德国医院生下一个男孩，张幼仪给他取名德生。大约过了一周，张幼仪带孩子回到七弟住处。一到家就接到吴经熊送来徐志摩的一封信，张幼仪当即便给吴经熊打电话，第二天便去吴经熊家见徐志摩。后来有文字记载，在德国由金岳霖和吴经熊做证，张幼仪与徐志摩签了那个离婚文书。其实做证的不只金、吴二人，还有二人参与其事，只是没记住姓名。
那时候，留学生闹离婚成为一种时尚，听说谁要与太太离婚，便拉帮结伙去“帮忙”。徐志摩便是离婚的先锋者。后来张奚若、吴宓、傅斯年、郁达夫都与原配离了婚，只是不像徐志摩那样被人津津乐道。
稍后赵元任、杨步伟夫妇来到欧洲，这帮“助离”者就也打上了赵元任的主意。有一天罗家伦来到赵家，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的母亲在街上走。杨步伟比丈夫大三岁，一听便知道罗家伦的来意。她当即笑骂说：“你不要来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
罗家伦只好扫兴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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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3月，徐志摩在德国签完离婚文书后，又回到剑桥读书。
在剑桥，他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这是徐志摩写在《吸烟与文化》一文中的话。7月的一天，他去拜访了英国著名小说家曼殊斐儿。曼氏患着严重的肺病，第二年1月9日就去世了。后来徐志摩撰文怀念那是“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曼氏，今译曼斯菲尔德，1888年生于新西兰惠灵顿，十五岁到英国求学并从事文学创作。1918年同英国诗人、评论家麦雷结婚。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幸福》《花园酒会》等，死时才三十五岁。
8月，徐志摩也许感到有什么不祥之兆，他毅然决定回国，结果与即将到手的皇家学院的博士头衔又失之交臂。这不难猜到，他忘不了的还是与林徽因的爱情。他离开剑桥时写了一首诗，叫《康桥再会吧》，透露了他心灵的信息。全诗较长，这里引其中段落：
康桥，再会吧！
你我相知虽迟，然这一年中
我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
在你妩媚河身的两岸，此后
清风明月，当照见我的情热
狂溢的旧痕，尚流草底桥边，
明年燕子归来，当记我幽叹
……
设如我星明有福，素愿竟酬，
则来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
重来此地，再捡起诗针诗线，
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实现
年来梦境缠绵的销魂踪迹。
……
“星明有福，素愿竟酬”，“来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则是这次徐志摩回国实现与林徽因结合的“梦”的全部。
1922年9月14日，徐志摩到法国马赛乘日本三岛丸货轮起航，在漫长的航行等待中，他只有用写诗来消解心中的焦虑。10月15日天将晚时，三岛丸到了上海码头。徐志摩在《西湖记》中记下了他父亲接站的情景：
我在三岛丸船上拿着远望镜望碇泊处的接客者，渐次望着了这个亲，那个友，与我最爱的父亲，五年别后，似乎苍老了不少，那时我在狂跳的心头，突然迸起一股不辨是悲是喜的寒流，腮边便觉着两行急流的热泪。后来在三泰栈，我可怜的娘，生生隔绝了五年，也只有两行热泪迎接她唯一的不孝的娇儿。
回硖石前徐志摩随祖母去普陀（区）大钟路西“佛地”烧香。重阳节，“又因学事与父亲同去南京”，听了欧阳竟无先生讲唯识论，乘便又拜访了他的老师——在南京讲学的梁启超。11月下旬，梁启超因饮酒过度生病，被张君劢劝说到上海休养。
徐志摩在《西湖记》中说：“十一月我在南京看玄武湖的芦荻”，“我写给徽（林徽因）那篇《月照与湖》（英文的）就是纪念那难得的机会的”。为什么用英文写，大概也有避讳父亲之意吧。
1922年12月1日，徐志摩在家（包括与父亲同去南京）不足一个半月，即赴北京看望林徽因。到北京后，他先住在东板桥妞妞房瞿菊农处，几天后又搬到陈博生处。
陈博生（1891—1957），福建闽侯人，早年赴日早稻田大学经济系读书，辛亥革命后到国会众议院林长民手下任秘书，1918年到北平《晨报》任总编辑，1921年元旦郭虞裳与陈博生同到伦敦与徐相识；1937年后任中央社总编辑、中央日报社长，1949年去了台湾。
从陈博生的经历看，他不仅是林长民的同乡、后来的学友，民国初年一度还是林长民的下属。
徐志摩到北京的第一天，即收到林长民的信。信中说：
志摩足下：
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豪（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耳。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之。敬颂文安
弟长民顿首 十二月一日
徽音附候
此信无年限，只有月日。《志摩的信》收入时注明日期是1921年，不少论者（包括我自己）也把此信放在此年。这样不仅年度出现偏差，写信的国度也就不同了。影响到对此信的正确理解和解读。台湾作家林贤次从信中“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这句话中看出了破绽，经查万年历得到确证，1921年和1923年星期日都不是12月3日，只有1922年12月3日才是星期日。因此他在2008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上撰文提出年度的错讹。这样一幅清晰的历史画面就呈现在人们面前。
林长民信中所述“长函”何以“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呢？徐志摩这封信手迹印影见于《志摩的信》一书中，合理的解释是志摩到北京后听到了梁、林两家基本谈定林徽因的婚事，后面不长时间公布的结果也是证明。因而徐志摩眼睁睁看到自己与林徽因培植起来的感情将被“半途夺爱”，他怎么能不激动，甚至动怒呢？
林长民当然知道徽、摩在英国的这段恋情，他的应对之策是在家设宴请客灭火。于是才有了这封“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的回函。林徽因在信的末尾还亲笔写了“徽音附候”四个字。
徐志摩接信后即刻回复，林长民12月2日再致信志摩：
得昨夕手书，循诵再三，感佩无已。感公精诚，佩公莹絜也。明日午餐，所约戚好，皆是可人，咸迟嘉宾，一沾文采，务乞惠临。虽云小聚，从此友谊当益加厚，亦人生一大福分，尚希珍重察之。敬复
志摩足下。
长民顿首 十二月二日
徐志摩当然不会得罪这位“忘年之交”，因为他还“有梦”寄托。徐志摩就这样被“从此友谊当益加厚”之言安抚下来。
比林长民官场经验更为丰富的梁启超大约此时更着急，他时刻注意着志摩北行的动态，在下榻的上海沧州旅馆则用另一副面孔写信来教训这位“弟子”，1923年1月2日写信说：
今闻弟归后尚通信不绝，且屡屡称誉，然则何故有畴昔之举？真神秘不可思议矣……然以吾与弟之交，有两事不能不为弟忠告者：其一，人类恃有同情心以自贵于万物，义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以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最乐道，吾于兹义固不反对，然吾以为天下神圣之事亦多矣，以兹事为唯一之神圣，非吾之所敢闻，且兹事尽可遇而不可求，非可谓吾欲云云即云云也。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
此时志摩已洞悉梁启超为儿选媳的消息，但他对这场仕宦联姻之事回天乏术。然对于梁启超这样的训教，他觉得不仅无说服力，而且显得十分自私，即使是老师，他也不买这个账（这是徐志摩唯一一篇这样动怒的文字）。第一，他当然不承认他是用别人的痛苦来换取自己的快乐。他反驳说：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
第二，他也承认是可遇而不可求，但他不能不追求。他说：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徐志摩相信理想是可以培养出来的。但对梁启超的用心提出疑问：
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徐志摩的反驳自有其合理成分，但梁启超在利益面前是不会让步的。徐志摩毕竟是一位书生，在与两位政客的博弈中注定失败。
梁启超在收到徐志摩这封信后不过五天，即1923年1月7日，他便向在马尼拉的大女儿思顺去信告白说：
思成和徽音（因）已有成言[我告思成和徽音（因）须彼此学成后乃定婚约，婚约定后不久便结婚。]林家欲即行订婚，朋友中也多说该如此……
不巧的是，梁思成开小汽车看五七国耻日学生示威游行，在南长街口被大汽车横冲过来，右腿被撞断需住院治疗，因此二人当年赴美留学事暂时告吹，只好等下一年再说。梁启超在给思顺的另一封信中得意地说：
徽音（因）我也很爱她，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但要我爱她和爱你一样，终究是不可能的。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徽音（因）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
在后一封信里，梁启超终于说出梁、林婚配的真相，可以说梁启超为儿择偶早有属意，当然也有林长民和他的几个姐妹的价值取向，终以梁启超全身心地介入而初战告捷，尽管并不是一帆风顺。而这一年的冬天，给徐志摩带来的只能是“希望的埋葬”和惨淡的悲鸣，如同拿破仑从滑铁卢败下阵来。他在1月22日写的诗作《北方的冬天是冬天》，终于感到人生的凄凉：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
满眼黄沙漠漠的地与天；
赤膊的树枝，硬搅着北风先——
一队队敢死的健儿，傲立在战阵前！
不留半片残青，没有一丝粘恋，
只拼着精光的筋骨；凝敛着生命的精液，
耐，耐三冬的霜鞭与雪拳与风剑，
直耐到春阳征服了消杀与枯寂与凶惨，
直耐到春阳打开了生命的牢监，放出一瓣的树头鲜！
直耐到忍耐的奋斗功效见，健儿克敌回家酣笑颜！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
满眼黄沙茫茫的地与天；
田里一只呆顿的黄牛，
西天边画出几线的悲鸣雁。
诗写的是北方的冬天，也是他心灵的冬天。“赤膊的树枝，硬搅着北风先”“不留半片残青”，他“拼着精光的筋骨；凝敛着生命的精液”，一种孤单、无助的情绪将他裹挟其中，只能多次用“耐”“忍耐”，抵御“满眼黄沙茫茫的地与天”，他无奈地看着心爱的人“名花有主”，如一张琴碎在风中，亲身感到“北方的冬天”给他带来心灵的真切寒冷。
不久，徐志摩从陈博生处搬到北新桥锅烧胡同蒋百里寓所。他是志摩姑丈的族弟，一个不远的亲戚。在蒋的帮助下，徐志摩在松坡图书馆和讲学社当起了英文秘书，这是他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他先住在前门西边的松树胡同，后搬到西单石虎胡同7号落脚。这儿是讲学社总部，亦是松坡图书馆专藏西文图书的二馆所在地。他的表叔蒋百里是讲学社总干事、松坡图书馆图书部主任，主办《改造》杂志，便让他先处理图书馆和讲学社的英文信件。梁启超对徐志摩不放心，担心他留在北京与林徽因旧情复萌，于是便以“关心”为名，把他支开，介绍他去上海《时事新报》编《学灯》副刊，徐志摩对老师的“关心”没有从命，婉言谢绝了。于是徐志摩便在北京逗留下来。
7
1923年3月21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发表了徐志摩的长诗《康桥再会吧》，这首诗排版发表后一错再错。然而，让徐志摩没有想到的是，编者的道歉和声明以及三次重发，却让他名声大噪，真是“洛阳纸贵”了一回。之前在《努力周刊》《晨报》副刊等处发表的诗、小说和散文，都没有达到这种效果。
徐志摩的声名鹊起，给他招来了一轮讲演热，引来许多崇拜者。先是清华来请，他的讲演题目是《艺术与人生》，用的是牛津方式，照本宣科但没有取得应有效果。接着来请的是北京高师附中的文学社团“曦社”，他给这群小朋友讲的题目是《诗人与诗》，被后来成为诗人的朱大枬整理成文，在《新民意报·朝花》副刊发表，就“算学与诗人”引发了争论，有反对的就有支持的，徐志摩没有介入其事，不久便自生自灭。暑期到来的时候，梁启超看到这位弟子头露峥嵘，便也凑上来让他去天津南开大学讲课两周，结束后还到北戴河避暑。不巧的是，徐志摩的祖母病危，他18日接电，22日抵硖石，27日祖母病逝，他眼含热泪守在床头，葬后又一直守孝到年底。他留下9月7日至10月28日《西湖记》日记一册。
这期间他有杭州、上海、常州之行，与胡适等一班朋友西湖游、海宁观潮，他还写了以天宁寺为题材的诗，译了曼殊斐儿的作品。8月31日，林长民有信问候“重亲之丧”，又言“不久将南来杭州”。
这次南归，他与在杭州烟霞洞疗养的胡适真正结识并数次去看望，一起游山、游湖和看潮。胡适6月间来杭，在杭有读书的表妹曹诚英相陪，二人关系不凡，《西湖记》为此留下斑斑墨迹。
曹诚英，字佩声，在杭州读书时与汪静之相恋，因属姑侄关系被阻，后与胡适同父异母的哥哥胡寇英结婚，不久因曹与汪静之那个心结离婚。
那时，徐志摩还未走出失恋的阴影，8月15日，他在与胡适游湖赏月后这样记道：
满天堆紧了乌云，密层层的，不见中秋的些微消息。我那时很动了感兴——我想起了去年印度洋上的中秋！一年的差别！我心酸得比哭更难过。一天的乌云，是的，什么光明的消息都莫有！
这显然是写他年初与林徽因不欢的遗绪。
10月11日午间，张东荪借张君劢处请客，有适之、菊农等，饭后卧草坪读《诗论》和哈代的诗。午后适之拉志摩去沧州别墅闲谈，胡适对他也不回避，拿出《烟霞杂诗》让志摩看。徐问：“尚有匿而不宣者否？”
胡适赧然说：“有，然未敢宣。”
胡适也问志摩：“有‘冒险’事吗（指徐与林徽因）？”
志摩没有回答，很机智地反问胡适：“云得自可恃来源，大约梦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胡适）所说的“冒险”事的“来源”，大约是张慰慈夫人孟碌说的吧。不是梦或梦想之意。
张慰慈（1890—1976），江苏吴江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哲学博士，1917年与胡适结伴回国，同入北大任教。1931年后弃学从政，在铁道、经济等部门做事，1949年后任上海文史馆馆员直到去世。夫人孙令澜，字孟碌，也是吴江人，出身名门望族，留美时专攻美术。后与张大千、徐志摩、陆小曼等时相过从。
志摩回南方期间，另一件有成绩的事是与张君劢、瞿菊农10月3日到常州天宁寺云游，他回来写了诗《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这首诗26日再稿后，11月11日发表在《晨报·文学旬刊》，气势恢宏，如惊涛骇浪，直追惠特曼诗风，受到读者称誉。诗写道：
有如在火一般可爱的阳光里，偃卧在长梗的，
杂乱的丛草里，听初夏第一声的鹧鸪，
从天边直响入云中，从云中又回响到天边；
有如在月夜的沙漠里，月光温柔的手指，
轻轻的抚摩着一颗颗热伤了的砂砾，
在鹅绒般软滑的热带的空气里，
听一个骆驼的铃声，轻灵的，轻灵的，
在远处响着，近了，近了，又远了……
……
我听着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这鼓一声，钟一声，磐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
乐声在大殿里，迂缓的、曼长的回荡着……
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
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
一声磐，谐音盘礴在宇宙间——解开一小
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
胡适读后，在日记中写道：这首诗“我读了很高兴”，“志摩对诗的见解甚高，学力也好，但他一年来的作品与他天才学力殊不相称”，“此次天宁寺一诗，是因为我赞叹《灰色的人生》（同一月写的）他才有这种自由奔放的载体与音节。此诗成绩更胜于《灰色的人生》，志摩真被我‘逼上梁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