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法兰西文化的宽松氛围，造就了无数个性张扬、风格迥异的文学家、艺术家。对这些人中俊杰的诡异言行，崇尚自由的法国人自然不会过分苛求。即便如此，让-保尔·萨特（1905—1980）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依然算得上是个另类，他的诸多见解和生活方式，经常令那些见怪不怪的法国人瞠目结舌。这一点，读者从他的书信中，会比从他的创作中获得更深的印象。
恰如萨特本人所说，书信是他“直接的生活实录”，是他“生活的一种见证”。本书收有一九二六至一九六三近四十年间萨特写给其终身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及几个好友的信（特别是“二战”期间，几乎每日一信）。这些信真实且不加掩饰地记述了作者当时的日常生活和他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展示了他特立独行的价值观、婚恋观和哲学世界观。读者从这些秉笔直书的书简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萨特如何度过他的每一天，乃至每一个小时，了解到他如何积累生活，如何读书、写作，如何面对世界的动荡和巨变。对那些有兴趣探究萨特其人、其思想的读者而言，这些信无疑是不可多得且无法替代的第一手资料。
让许多中国读者难以理解的，可能首先是萨特的婚姻生活和他的婚恋观。
众所周知，萨特和他的终身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不曾履行正式的结婚手续，而是奉行一种开放式的契约婚姻。这在最初也许是情势使然：一则他们二人都未能为对方的父母所接受；二则他们通过大中学校教师资格考试后，按制度先得分头到外省中学教书，所以两三年内不可能建立稳定的家庭。于是萨特提出契约婚姻的设想：云游四海，多配偶制，一切透明。契约为期两年，遵约则合，违约则散。所谓云游四海，是指没有固定的同居地点，随遇而安，从旅馆到旅馆云游；所谓多配偶制，是指双方保持性爱自由，各自可以另寻新欢，双方不得嫉妒，相反，一方的新偶应当成为另一方的朋友；所谓一切透明，是指一方不得向另一方隐瞒任何私情，任何情感，任何政治、思想、学术观点，任何经济来源，任何与他人的关系，任何所见所闻所为。双方别离时，保持通信联系，每日一信，第一时间向对方如实讲述所发生的一切。
很幸运，他们毕业后任教的城市一般相距不远，他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可相聚。契约两年期满，双方都恪守了承诺。他们情投意合，灵犀相通，乐于让契约继续生效；他们既是生活上的伴侣，又是事业上的伙伴，相处中既温馨缱绻，又相敬如宾，一生中始终以您相称；他们坦诚相待，相濡以沫，但各自仍保持性爱自由，且拥有随时中止契约的权利。
就这样，萨特和波伏瓦始终维持着这种开放式的婚姻关系，并行不悖地实践多元化的爱情观。正如萨特不是波伏瓦生活中唯一的男性，萨特的生活中，除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外，也有过许许多多女性。西蒙娜·若利维是他认识波伏瓦之前爱上的第一个姑娘，后来两人虽然分手，却依然是亲密的朋友，萨特始终在文学艺术方面充当若利维的义务指导。之后，是柯萨凯维契（书信中称查佐里奇）姐妹。姐姐奥尔嘉是波伏瓦的学生，天生丽质，聪明伶俐，颇有艺术气质，但脆弱、任性，学习成绩差，常常考试不及格。波伏瓦疼爱和怜惜她，经常帮她复习功课。柯萨凯维契家是俄国移民，经济窘迫，波伏瓦主动负担奥尔嘉的生活费，让她和自己住在一起，在生活上、学业上照顾和培养她。于是萨特和波伏瓦的两口之“家”多了一个成员。不谙世事的奥尔嘉并未因他们苦口婆心的教导和情深意切的关怀而在学业上有所长进，反而在这个家庭中惹了不少是非。她同时诱惑和试图控制波伏瓦和萨特，只要他俩单独外出旅行，她就大闹情绪，怨愤难平。这种古怪的三角关系一直持续到萨特“家庭”增加了第四名成员：奥尔嘉的妹妹塔妮娅（即旺达）。塔妮娅金发碧眼，比姐姐更美貌、聪慧，无论艺术气质还是事业心都比姐姐强。萨特对她十分倾心，但不敢造次。因为这两位俄罗斯姑娘与生俱来的多愁善感、喜怒无常，常令萨特无所措手足。萨特和波伏瓦周旋于这两姐妹之间，平添了许多浪漫的缠绵和莫名的烦恼。这种局面直到第五位成员——萨特的学生博斯特出现才有所改变。雅克-洛朗·博斯特是萨特在勒阿弗尔高中哲学班任教时的学生，二十一岁来巴黎大学学哲学，与“萨特家庭”来往频繁。博斯特聪明英俊，体魄健壮，波伏瓦对他一见钟情。但当时萨特正与奥尔嘉闹感情危机，波伏瓦为了断萨特和奥尔嘉的纠葛，便促成奥尔嘉和博斯特同居。奥尔嘉这才容忍妹妹塔妮娅与萨特相好。博斯特既崇拜萨特的天才，又羡慕萨特的生活方式，自然乐于帮助萨特解决私生活上的难题，分享萨特生活方式的乐趣。作为回报，萨特悉心指导他写作，还像亲人般接济他的生活。后来，他成为萨特的得力助手，知名评论家和活动家，同时也获得了波伏瓦的爱情。
在萨特这个奇特的“家庭”中，毫无疑问，萨特是“男主人”，波伏瓦是“女主人”。他们俩数十年间荣辱与共、相互扶持，切实做到了以坦诚为要，以宽容为纲。波伏瓦容忍萨特爱塔妮娅，萨特也容忍波伏瓦爱博斯特，而且双方还努力善待对方之所爱。
基于这种多元化的爱情观，萨特一生风流韵事不断。尽管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还是独眼。然而他知识渊博，多才多艺（音乐舞蹈、编剧演戏无所不能），加之为人慷慨大度，乐于助人，谈话又幽默风趣，循循善诱，总能鼓起周围年轻人自强不息的信念和勇气，因而追随者、崇拜者甚众。尤其是文学女青年或文艺爱好者更是趋之若鹜，争相与他约会，膜拜他到了愿意以身相许的程度，诸如玛蒂娜·布丹、康克夫人、吕西尔、米歇尔、埃芙莉娜等等。萨特写戏剧从不忘记为心爱的女人设计重要角色，而且往往获得成功。在最后一部剧作《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他创造了势不两立的两个女性：一个由他的老情妇塔妮娅扮演，另一个则让他的新情侣埃芙莉娜·雷担任，两人都演得非常出色。总之，他的每部剧作都离不开个性鲜明的女性，可以说没有他喜爱的那些女性，他的戏剧创作将大失光彩。
这类爱情游戏，萨特并不认为是对波伏瓦不忠，他把与海狸之间的爱情定义为“必然的爱情”，把与别的性爱对象之间的关系称作“偶然的爱情”。但也有例外，如多洛蕾丝·瓦内蒂。这位美国女性懂得尊重他、理解他、体贴他，萨特从心底里喜欢与她交谈和相处。他向海狸承认，多洛蕾丝是个不可多得的尤物，她实在太完美了，与她在纽约同居两个半月是他终生难忘的幸福。事实上她也的确是波伏瓦唯一的劲敌，萨特曾建议与她签订情侣契约，为她在巴黎购置一套公寓房，负担她一生的费用，终身保持往来。但多洛蕾丝谢绝了，决意独自留在美国。一九八〇年萨特去世，在秩序井然的数万人自发送葬队伍中，有一位风韵犹存的迟暮美人，隐姓埋名，孑然一身。她就是萨特曾真心爱过的女人多洛蕾丝。
由于波伏瓦几部精彩的回忆录和媒体的宣传报道，加上崇拜者的赞扬和模仿，萨特式契约婚姻居然成为一些青年男女的向往与追求，一时蔚为风气。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影响连绵三四十年之久。至八十年代，这种婚姻方式在某些国家甚至开始合法化、普遍化。但随着“萨特家庭”成员之间的隐私不断披露，越来越多的人对萨特式爱情提出批评或质疑。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萨特式的爱情神话已经破灭。因为，萨特和波伏瓦的多元化爱情毕竟给许多人带来痛苦和伤害，尽管受伤害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即“布丹事件”（见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书简）。
与另类婚恋观相联系，萨特的伦理道德观也是另类的。他曾想自创一套伦理学，但一直未能成书，仅在书信和札记中留下了许多片段。萨特认为：“精神健康，从外部来看，就是摆脱各种社会约束。首先摆脱道德，假如您是道德的，您就顺从社会；假如您是背德的，您就反叛社会，但在社会决斗场上反叛，您必败无疑。因此必须既不是道德的，又不是背德的，而是要置身于社会之上。”他还认为，伦理道德是目的系统，应集中研究人的实在。人类朝什么目的行动？只有一种答案，那就是，人的自身就是目的，唯一的目的。因此研究人的实在才是伦理学的基础。也就是说，人应为自己活着，应自己选择自己，塑造自己，而不应按社会的定见与习俗来塑造自己。他坚信，人是在选择自己的道德过程中创造自己的。要选择就要有勇气，于是他决心当个传统道德的叛逆者。他厌恶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和传统的家庭生活格格不入，他不愿遵守传统社会的游戏规则，不愿承担繁衍后代、振兴家业、光宗耀祖等义务。他不想积攒财富，不想生儿育女，甘心当个无后的“不孝”子孙。
萨特的确没有多少“财产意识”，他不善理财，也不愿理财。他收入不菲（中学教师在法国是公务员，待遇优厚，还有稿费、演讲费、辅导学生等外快），却经常囊中羞涩，甚至囊空如洗，原因是他过度慷慨。他喜欢随身带一沓钞票，无论为自己，为情妇，为朋友，为他人，他都会不假思索地花掉。有些学生需要钱时，就到他常去的咖啡馆找他“借点小钱”，他头也不抬就给了。他之所以讨女人喜欢，除了他本身的魅力之外，花钱慷慨也是原因之一。他负担塔妮娅一切费用，甚至爱屋及乌，连她的男友都包养起来。他把塔妮娅培养成知名的演员，在萨特一系列戏剧中扮演重要角色，还不断贴补她，一直养她养到去世。不管怎么说，西蒙娜·德·波伏瓦是萨特的最爱，他曾深情地写道：“我离不开您，因为有了您，才有我的形骸。”
萨特的财富观相当独特。他曾写信对海狸说：“我喜欢看见金钱从我的手指间流出去，烟消云散……”[1]有时，他领了工资，当天就花掉三分之一，过了几天，手头太紧了，这才慌张起来，一个个法郎精打细算。萨特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给他的事业带来不少麻烦。自他主持《现代》杂志，多次发生财政危机。到一九五七年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才专门聘任财务经理，严格把关。但谁也管不住萨特滥开支票的恶习。直到萨特去世，其间换了几任财务经理，最后清账仍是亏空。
不仅钱财方面如此，在知识方面，萨特同样乐于与人分享。他经常收到昔日同窗、旧友、学生或读者来信求教，他一概有问必答，耐心细致，甚至允许旁人使用他未发表的论著。在他的帮助下，不少青年都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卡伐耶成为哲学教师，且在抵抗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勒费弗尔-蓬迈里成为著名的心理学家；瓦格纳成为著名学者。一个文学青年读了《恶心》，转攻哲学，多次向萨特请教，居然发表一长篇论文，论述罗冈丹[2]的存在理论。此人后来成为萨特戏剧的优秀演员。本书信集中提到的许多学生，诸如博斯特、迪马丹、卡纳帕、波纳、哈奇贝利、若弗尔·列维、布朗舍、梅吉奥等，后来都颇有建树。至于尼赞、吉尔、马厄、阿隆、梅洛-庞蒂等老友，他们自学生时代便听惯了萨特滔滔不绝的宏论，即使有些人后来因政见和学术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萨特在朋友们的心目中依然是最杰出、最可敬的。
萨特晚年总结自己一生时说：“我一生唯一的目的就是写作。”[3]曾花去他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书信，自然也是他文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萨特的书简内容庞杂、涉猎面广，既有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也有对时政的研究分析；既有文学创作方面的思考和对作家作品的评说，也有人生观、价值观及哲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和阐述。当然，也少不了和母亲的亲情、对继父的厌恶，以及“萨特家族”成员间的纠葛与喜怒哀乐。总之，涉及萨特思想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萨特认为写信应当像谈心，平实流畅，用日常的口头语言写作。所以他的书简往往是信笔写来，不假思索，一气呵成，但却如小说般生动有趣，引人入胜。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以他质朴无华的书信体语言记录下来，俨然是文学作品的片断。举一个例子：一九三七年四月，博斯特去拉昂探望萨特，在下榻的旅馆咖啡厅目睹几个无赖调戏一个女子。博斯特疾恶如仇，几乎上前揍他们一顿。萨特在信中把此事描述得有声有色：有人物，有表情，有对话，有叙事，有分析，完全可以插入某部小说或剧本。萨特在漫长的岁月中，已有意无意地把他的书简置于生活真实和文学创作的契合点上。他周围的诸色人等，在他笔下亦如文学典型般个性鲜明、栩栩如生。例如佐罗、博斯特、气象兵皮特、保尔、凯勒、米斯特莱等，个个都写得鲜活生动、有血有肉，一言一动，跃然纸上。萨特写景状物的功夫亦不亚于人物刻画，如描写一九三五年的北欧之旅、一九三六年的那不勒斯之行的文章，都是绝妙的游记性散文。
当然，在这部由书信构成的并非小说的创作中，色彩最丰富，形象最饱满，个性最突出，言行也最有趣的，仍是本书的作者和主人公——萨特。在某些时段，这些书信足可代替作者本人的自传。尤其是战争时期，由于萨特和波伏瓦难得见面，几乎每日的生活都有详细的记述。的确，这部书信集三分之二篇幅都是他战时的信件，最密集的是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被俘前，正好是他写下十五本《奇怪战争的札记》的时期。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协定”签署前后，他对局势的分析和预测，可以看到他在命运难卜的艰难时刻，始终充满坚定乐观的情绪，千方百计地宽慰惦念他的亲人们。尤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无论客观条件多么困难，自由的空间多么狭小，萨特从来不曾放弃对自我价值的追求。除了完成气象兵每日的任务，他一天也没有停止读书和写作，一刻也不曾中断思考和创造。无论是在炮声隆隆的前线，还是在消息闭塞的小村落，他始终勤奋地、不知疲倦地耕耘着自己，一分一秒都不轻易放过。也许正因意识到命运的偶然不由自己掌控，才更加珍惜每日的实在，更加关注自身潜力的挖掘。由此不难理解战时他在文学创作和哲学理论方面的建树，何以比平日有更快的进展。
总之，从萨特的书简，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实中的萨特如何身体力行地实践他的存在主义学说。他坚信人的一生就是“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只能由他自身的行动来认定。于是他排斥多愁善感，蔑视怨天尤人，自始至终，他总是按自己的设计不倦不懈地行动着。这一点，是萨特的人生观、价值观中最富积极意义的因素，也是他个人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萨特所到之处，周围的人们往往深受吸引，很自然地将他奉为精神领袖（甚至战俘营里的神甫们也都团结在他的周围），除他渊博的知识令人敬佩外，这种永不止步的进取精神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萨特一生写下的书简不计其数，与波伏瓦的通信应当说是其中数量最大、内容也最丰富的。确实，波伏瓦在萨特的私人生活和文学活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她是萨特生活和写作的见证人，是他大部分手稿的第一个读者，也是萨特学说及文学创作最有头脑的对话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比如，她对萨特早期的绝对自由观一直持怀疑态度，曾尖锐地提出质疑：“穆斯林后宫的女人们有什么自由？”又如，萨特口口声声介入社会，介入生活，波伏瓦却指出他的介入仅限于思想上、创作上，而尼赞战死在比利时沙场，博斯特加入野战军受伤，那才是行动上真正的介入。这一批评对萨特触动很大，于是他从战俘营回来后积极参与抵抗运动，而且终其一生都不惧艰难险阻，义无反顾地介入社会，终于成为举世闻名的社会活动家。所以萨特赞赏波伏瓦：“海狸，高贵的建筑师。”确实海狸是萨特这座大厦的建筑师，不是可有可无的女人，是不可或缺的爱。
萨特与波伏瓦的对话中，论及毕加索时说过这样一小段话：“我们决不说某一艺术品没有目的。当我们谈论一幅毕加索的画时，我们决不说他的画是随意画的。我们非常明白，毕加索在绘画的同时也在塑造他自己……”对萨特而言也一样，他的全部作品（包括他的书简）和他的一生是融合在一起的，他在写作的同时，也在塑造他自己。萨特评说毕加索的这句话，我们就借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沈志明
二〇〇四年深秋于巴黎
二〇一四年初冬于上海
[1] 引自《奇怪战争的札记》第297—298页，加利马出版社。
[2] 罗冈丹，萨特的小说《恶心》的主人公。
[3] 引自《七十岁述怀》，见《处境种种》第十卷第134页，加利马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