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借款”风波

第一节 “大借款”风波

一、事件的发生与泄密问题

1918年9月,北京《晨钟报》、《国民公报》等报刊陆续揭露段祺瑞政权与日本政府间多次借款纪录,其中包括济顺、高徐铁路借款换文等问题,因此引起重大回响。

政府又向日人方面缔结军械借款一节,业经本报一再刊载,以促国人之注意。迩复有人投函本馆,据其所述款项极巨,不仅前传之三千万名目颇多,又不仅军械借款一项……(原函云)“自曹(汝霖)、陆(宗舆)与西原龟三……同盟,而国产已为其拍卖殆尽。国人口诛笔伐,原冀其稍有觉悟,乃事生奇变。当兹徐总统将次就职,陆内阁将告下野之际,忽传有一万万元之空前大借款出现……陆买办只顾自己为犹太老板,而国亡身殉在所不惜……寺内与段内阁改组在即……不谓此重大借款竟有限一星期成立之恶耗。曹、陆有意乘机大甩卖取得大宗回扣,实无可逭。闻……其条件较袁项城时代第五项为尤甚……我中华民国何其不幸,乃有此败类……全额总数一万万,分为铁路垫款、政费垫款、军械借款三项……”[1]

其详细借款名目与条件兹整理如下:

(一)铁路垫款

(甲)金额:四千万。(乙)利息:八厘。(丙)抵押品:路线(山东、东三省、江苏、直隶等四条)。(丁)条件:承认山东民政署、开放山东全省矿山。

(二)政费垫款

(甲)金额:四千万。(乙)利息:八厘。(丙)条件:财政监督权之授与。

(三)军械借款

(甲)金额:二千万。(乙)利息:八厘。(丙)抵押品:全国烟酒税。(丁)条件:扩张军事协议、中国陆军归日军官教练。[2]

以上即为9月21日《晨钟报》揭露的中、日“大借款”内容。考诸事实,在1918年9月前后,曹汝霖、陆宗舆与章宗祥与日本议定的借款共有三笔,分别为满蒙四路借款二千万元、高徐济顺铁路借款二千万元、参战借款二千万元,[3]借款名目与金额均与《晨钟报》所刊内容有所出入,详细的借款条件亦不太相同,不少是颠倒黑白者,如高徐、济顺铁路借款条件实际上是撤废民政署,而不是承认,此外也并无提及开放山东全省矿山者。

是以这封密告信函内容多少有些问题,有可能是密告者为避免被查出身份,故意更改部分内容;再者,亦有可能藉修改、夸大内容,激起更广泛反弹声浪,形成政府压力。据当时主持这些借款交涉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回忆,当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方大致商妥相关条件后,曹汝霖因事关铁路,故曾将“原委告知”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但次日早晨即“有八家报馆和两家通信社,用同样的文字,略改一二,将此事完全发表,并加以指责”。[4]曹汝霖自谓,在北京详知内情者,除曹汝霖、陆宗舆外,只有叶恭绰与负责替曹汝霖收发电文的秘书知情,但曹、陆二人不可能泄露内情,曹的秘书又是极可信赖之人,言下之意是叶恭绰将此事泄露。曹汝霖忆及段祺瑞知晓此事后,尝道“这明明是叶次长的事了,行政官泄露秘密,不能不负责”。[5]不过,另一当事人叶恭绰在事后回忆,却否认是其告的密。[6]事实真相如何,殊难断言,不过曹汝霖的论点,有其可能性;因事关机密,曹、陆等不可能不小心行事,试论当时可能熟悉内情者,叶恭绰身为交通部次长是极有可能知情的,加上叶氏亦自言“始终反对西原借款”,[7]是以叶恭绰有泄密的可能性。此外当时报纸对此泄密之事,亦是绘声绘影,报导内容与曹汝霖回忆所言雷同,甚有过之者,如天津《益世报》有谓“大借款需以顺济、高徐铁路为酬……某总长因其抵押品以铁道为大宗,乃持电往商某次长。某次长尝从事南浔铁道借款,为某总长所梗,且泄其秘密,卒以无成,恨之,欲图报复而未得其间。至是,各通讯社于是各得绝好之匿名投稿”。[8]其中某总长指的应是曹汝霖,某次长则为叶恭绰,此报导认为叶恭绰泄密是挟怨报复。

此件泄密案透露出北京政府内部,存在着反对“段系”与“新交通系”中日亲善提携政策的势力。这群反段势力,不论其动机为何,已深知利用新闻媒体为工具,藉由泄漏消息,激起“反日”舆论,以舆论力量形成对段氏政权的牵制与监督。这种利用新闻媒体,鼓动舆论攻击敌人的手法,不仅可施展于处于弱势的外交交涉中,亦常在北京政局内部斗争里运作。可见利用舆论造势,不是外交交涉专利,政治斗争中亦常被援引使用。

二、“研究系”在舆论战中所扮演的角色

另一方面,“研究系”所属《晨钟报》收到此封密告函后,未加证实便以显著标题、耸动字眼大加指责段氏政权与新交通系的卖国之举。“研究系”真正用意,可能也不仅仅如其字面上所言,是因民族气愤之故;借机激起“反日”舆论,打击政敌(段系与新交通系),恐怕亦为原因之一。

一年前,当“研究系”与段系共组政权(“段、梁内阁”)时,梁启超不反对向日本借款。梁启超财政总长任内,就曾与日本政府达成以盐税为担保的一千万元垫款。[9]尤有甚者,梁启超还主张借日款来改革中国币制,并有聘日人为币制顾问之议。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也回忆道,在梁启超担任财政总长期间,“采取的财政管理措施导致日本在华势力的急遽增长”。[10]梁启超昔日的外交财政举措,如以此时“研究系”机关报《晨钟报》的言论口径来加以衡量,[11]应当也是卖国之举!如果向日本大举借款确是“卖国”之举,那梁启超与“研究系”,在本质上跟段系与新交通系并无多大的差别,均可谓是形塑此一共犯结构的一分子。是以时人曾著作评论,抨击梁启超自身才是抱持“亲日”主义者:

查梁启超亡命日本最久,本抱亲日主义。其于币制,首向日本借款,正以实行亲日政策。故不但一垫款也,而并附以请日人顾问之条件。汪大燮上年(1917年)专使赴日,并令与日本前大藏大臣阪谷芳郎订聘约……陆宗舆辞币制局总裁(按:五四运动之后)呈文中,有汪、梁订聘阪谷非其主张等语……此当系实事。然则梁、汪固亦亲日派之首俑,而以忘中国之顾问条约媚日乎![12]

何以一年之内,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在“对日”政策上有着一百八十度的转变?[13]从昔日的“亲日”之嫌,到后来极端富有“反日”民族主义色彩?前已提及,1918年底,曾琦尝写信给梁启超,痛言指责“联段亲日”政策的不当,[14]但梁氏当时并无改弦易辙的打算,直到“研究系”惨遭段系、新交通系联手排挤其国会活动空间后,才幡然醒悟,其中必有奥妙!所以“研究系”此时“反日”论调的形成,未必全然是基于国家民族大义的考虑,有可能仅是与段系等当权派决裂后,采取的策略性手段,即试图透过报纸新闻媒体工具,挥舞“反日”舆论大旗,攻击政敌。简言之,便是以舆论作势,行政治斗争之实。经此转变,梁启超也就从“亲日”政策健将,摇身一变成为“反日”舆论的掌旗者。

三、“亲日”派的反扑

“研究系”利用新闻工具揭露“大借款”秘密,藉此鼓动“反日”舆论,达到“反段”目的。然而,被攻击的段系份子如何看待此一作法,又将如何应付“研究系”发动的舆论攻势?

徐树铮负责运筹帷幄的段系阵营,在“大借款”风波后不久,立刻有所行动。“研究系”既然以报纸媒体为鼓动舆论攻势的工具,段系自然从此“工具”处下手,以为釜底抽薪之法。此即1918年9月24日由参战督办处发动的“查封报馆”行动!

北京电,政府因新闻交通社披露大借款之投稿,以扰乱政局罪名传逮社员。该社已暂停。段主严究投稿者之作用,将成政治问题。(24日下午3点)

北京电,晨钟、大中、国民公、中华、新民强、大中华、亚陆、经世八家报馆停刊。(24日下午9点)[15]

段系利用军警力量,发动新闻箝制行动,目的在杀鸡儆猴,控制“反段”、“反日”舆论的继续滋长。此次“前所未有”的行动中,徐树铮以“督办参战处”名义,经“警备司令部”转函“警厅”,按照“戒严法”,以“损坏邦交、扰乱秩序、颠覆政府”等罪名,[16]直接调动军警查封各通讯社、报馆,并逮捕各社经理编辑人!此事未经正常法定程序,可见段系的专断擅为。即将就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虽表示“对于此次新闻界发生风潮,决议以和平两字解决,以免引起公愤”[17];梁启超亦为被查封报馆向徐世昌请命;[18]但直到10月15日,被查禁的八家报馆中,虽已有五家获准复刊,但是《大中报》、《中华报》与“研究系”所属的《晨钟报》却仍在查禁之列,引起外界“同罪异罚”的质疑。[19]由此可见,徐世昌虽已就任总统(1918年10月10日),新内阁亦已成立,但“段系”势力依然笼罩北京;《晨钟报》之所以未被允准复刊,有可能是因为“段系”深知,此报为“研究系”重要舆论工具,故坚持反对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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