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反日”舆论与派系之争：“研究系”的外交要求
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在国内公众舆论与山东议题的互动上，扮演着何种角色？随着巴黎和会山东问题失利消息的传来，国内公众舆论随之激昂，以致爆发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但失败消息如何传到国内？内容又是如何？失败传闻与真正事实间有无差距？传达国内公众舆论的重要媒介——报纸又是如何诠释这外交挫败？在这一系列因果关系上，“研究系”有无从中运作施力，以致引发国内公众舆论的激烈反应，最后形成重大政治事件？要回答这些问题，绝非一句——因当时国内民族意识高涨，就能概括解决的。凡事有果，必有其因。要明晰“研究系”在上述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首先必须厘清“反日”舆论与国内政争间的关系。“研究系”素来相当关心外交事务，固然可归因于民族使命感所驱使，而热衷国事；然而在关心过程中，有无牵涉到国家民族利益以外的党派之争；换句话说，“研究系”有无假借重大外交事件，鼓动国内舆情，以进行政治斗争的情事？其中关键在于“研究系”与段祺瑞一派和曹汝霖新交通系之间关系的发展与演变。
袁世凯去世后，国会于1916年8月重新召开，梁启超与汤化龙为对抗国民党势力，分别成立“宪法研究同志会”与“宪法讨论会”，后合并为“宪法研究会”，以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为首，人称“研究系”。[1]这便是“研究系”的开始。“研究系”政治路线仍沿袭昔日与袁世凯合作模式，与当权派（段祺瑞等）结合，共同对付在国会中居优势的国民党。1917年初，中国参战问题发生，国务总理段祺瑞与“研究系”主张参战，大总统黎元洪与国民党籍国会议员则反对，为此造成激烈政争，黎元洪最后愤而免除段祺瑞国务总理之位。但情况并未改善，进而演变成“督军团叛变”与“张勋复辟”等严重乱事。黎元洪于是不安于位，除请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外，并重新起复段祺瑞。1917年7月段祺瑞出兵平息复辟之乱，重组内阁，大量起用研究系人士为阁员，是为“段、梁内阁”。其中财政、内务、司法、外交、农商、教育等部均由“研究系”或亲“研究系”人马出掌。此时是“研究系”与当权的段祺瑞一派交相结合的时代（1917年7月至11月）。
这段时期，“研究系”对日本的态度，可以由梁启超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后，提出的借日款改革币制之议略窥一二。梁启超在1917年8月为此事致书日本政要犬养毅：
……中日提携，吾与公所同抱之政策也。年来亲善之说大倡，诚可为两国幸，惟言亲善则易，而所以实行亲善者，贵有具体方法……币制改革可以增进贸易，刷新财政……以为此策而行，不独日本目前资金可以输出，而国际贸易获益尤大，故此次有币制借款之提议……贵国朝野……倘若赞同，使此举得以实现，岂独敝国蒙庥，而于亲善之义尤有大也。[2]
梁启超并不反对中日亲善之说，主张借日款改革币制。这种以借日款名目，加强中日亲善提携之说的模式，与段祺瑞执政时的西原借款相类似。虽然，两者在目的上有显著差异，一是用于国家财政的改善，一是用于个人军事力量的扩充。大致而言，段、梁均是透过迎合日本寺内内阁的中日亲善之说，向日本举借外债；其结果亦同样造成日本势力进一步渗入中国：一是经济势力入侵，一是军事势力入侵，所以就结果言，两者并无多大差异。总之，在“对日”政策的手段运用上，梁启超不反对中日亲善之说与借用日款形式。
然而梁启超与段祺瑞一派相互结盟，对日本采取亲善提携的政策，却招致其他知识分子的不满。曾琦在1917年11月从日本致书梁启超，表达对研究系“联段亲日”政策的忧惧：
今则国事愈棘矣，官僚愈横矣！日、美共同宣言发表（兰辛石井协议），我国主权已潜移矣！（中日）军器同盟告成，敌人则制我死命矣……不能救国而反与他人同蒙卖国之名，前途痴梦，亦可醒矣……公于此时进退大节，宜慨然自决……再者军器同盟之说传来，留学界中人责望我公者甚多……似宜有以解之为妙。[3]
曾琦此信透露出在当时，“反日”或“疑日”舆论的盛行。信中曾琦陈述的舆论情况，虽主要是留日学界对中日军器同盟的反应，但仍能体现中国舆论界“反日”与“疑日”的倾向。文中“敌人”、“同蒙卖国之名”两词，点出当时舆论界对中日亲善的普遍看法：将日本视为敌人，把中日亲善之说等同卖国行为。段祺瑞一派也就成为敌国日本在中国内部的同路人。曾琦所以建议梁启超当机立断，尽早与段氏分道扬镳，即经由上述逻辑思维而形成的。他论述重心为，“联段亲日”会导致“卖国”骂名，梁启超最好能早早“解之为妙”。简言之，曾琦这封信除清楚呈现当时中国公众舆论的“对日”看法外，也意味着这种“反日”舆论企图透过文字形式来施展力量。不论梁启超从何种权宜角度思考，以致做成“联段亲日”的决定，但曾琦以“卖国”这样大的罪名来加以论说，对素以国家民族利益自诩的梁启超来说，究竟很难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先不论梁启超对这股“反日”舆论的看法为何，是否在权衡轻重后决定改弦易辙；至少此时梁启超已相当清楚“反日”舆论，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日本观”中，所居的分量了。
1917年底，梁启超与“研究系”并未与段氏一派公然决裂。同年11月中旬，段祺瑞内阁因对南方用兵问题提出总辞，但为大总统冯国璋慰留之际，梁启超在个人单独的请辞文中，[4]是以财政艰难为由，请辞财政总长一职；文中未见一言半句抨击段祺瑞“亲日”政策，或表达对中、日“军器同盟”之说的不满。可见梁启超尚未放弃“联段”“亲日”策略。至于“研究系”与段祺瑞一派开始渐行渐远，并非由于“反日”舆论考虑，而导因于政治上实际利害关系，先是双方对武力统一政策的不同看法，大致而言，段祺瑞主战，而梁启超因考虑与占有两桂地盘陆荣廷间的同盟关系而主和，段、梁嫌隙由此而生。之后在1917年底临时参议院席次安排上，段派（以徐树铮为主）与新交通系（以曹汝霖为首）合作，联手排挤“研究系”，取得2/3的席次。继之，在1918年春夏之交的国会大选中（两院总共470席），段派（安福系）与新交通系更一举囊括大部分席次，研究系只不过占有二十余席。[5]至此“研究系”与段祺瑞一派（包括新交通系）间已几如水火之势。双方第一次实际的冲突，即发生在此时，这就是“大借款”风波。
[1]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页449。
[2]《梁启超致日本犬养毅书》，1917年8月23日，载丁文江编著《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529；吴天任编著《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第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页1354。
[3]《曾琦致任公吾师书》，1917年11月13日，载丁文江编著《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538；吴天任编著《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第三册，页1366。
[4]《梁启超辞呈》，1917年11月18日，丁文江编著《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539—540；吴天任编著《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第三册，页1371—73。
[5]以上有关“研究系”与段派、新交通系之间的种种关系详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食货出版社，1978，页9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