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自民国以来，以知识分子为核心成员，以国家大事为主要议题的公众舆论，逐渐开始运作，发挥影响力量。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由原先的专制政体改变成民主共和政体，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政体的转换过程中，透过集会、结社、办报等模式，逐渐蕴积力量，织就出关心国事的公众舆论。加以种种“技术”条件的成熟，新知识分子在“质”、“量”上的提高，使得全国性的公众舆论成为事实。然而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除了中国知识分子本身内部力量运作（如具有民主新知观念的本土知识分子或海外归国的留学生）的结果，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受到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激荡影响，使得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有关中国的国际事务，有了过分高度的期许，以及过分激昂的热诚，深深以为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地位或将就此改观，脱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界。中国的民族自尊心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充分滋长。换言之，受到威尔逊主义的影响，中国公众关心国家大事的热诚随之雀跃了起来。
无可讳言的，欧战期间日本对华所施行的武力恫吓外交或金钱外交，是促成中国公众舆论日趋高涨的一个主因。从1915年武力恫吓的“二十一条”交涉、1917年“欲取先予”的西原借款，到后来1918年军事渗透的军事协议，中国的公众舆论，随着日本对华有所图谋政策的揭露，受到相当大的刺激，遂将舆论的矛头对向了日本，“疑日”或“仇日”倾向愈加深刻，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也渐趋高昂。在这种“对日”公众舆论渐趋强化的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北京政府的外交施政扮演了关键性的媒介角色。因为北京政府中主持外交事务的官员们，有时为了抗衡日本强势的外交压迫，不得不援引政府本身以外的力量来为外交谈判之助，那就是泄密于外，鼓动海外舆情；这种外交手法所造成的效果，不仅招致外国势力的加入干涉，国内公众舆论蓄积的力量亦在同时获得发展空间。如在“二十一条”交涉时，由于袁世凯外交策略的运用——“密联英美”，间接使得中国公众舆论与民族情绪大为激昂，国人“疑日”“仇日”的倾向便在那时奠立了基础。
同样的，北京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也是促成民族主义情绪与公众舆情高涨的一个原因。敌对的政治派系，有时为了私人党派利益，动辄利用外交事件，掀起广大的舆论风波。在当时，“反日”舆论几乎已经成为政客们彼此攻讦的最佳利器。“反日”的公众舆情便是在这样的挑动刺激下愈发地壮大，且与民族主义情绪合流，形成无法抗拒的时代潮流。
促成中国民族主义力量滋长的另一重要因素，便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所宣扬的理想主义。威尔逊这套思维从另一个面向积极营造适合中国民族主义动力发展的环境。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曾有多次活跃的纪录，从单一的英法联军之役下的广州三元里事件，以及频繁于晚清政局的各种教案，一直到引起八国联军之役的义和团“拳乱”，都可看作是中国民族主义具体的展现。然而这些展现后来却没有汇集成更大力量，这固然是许多原因所致，如缺乏适当的领导人才、政府的态度转变等等。然而不可忽略的，列强共同合作所形成的强有力控制是促成中国民族主义力量转趋消沉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则是从外提供能使这种动力继续活跃滋长的空间。他所高举的理想主义、“民族自决”，将列强为遏止中国民族主义力量滋长所形成的围堤，打出了一道裂缝。[1]
美国加入欧战爆后，又成立了负责美国国内与海外舆论宣传工作的“公共新闻委员会”。中国部分的宣传工作，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与“公共新闻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克罗的共同努力下，获致空前的成就，威尔逊成为中国人心中的救世主，同时也加速刺激中国“亲美”、“反日”舆情的形成。
总而言之，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极端鲜明的“亲美”“反日”舆情，还有对未来过分乐观的期许，这些便是在巴黎和会前夕，中国对外公众舆论的大致背景。
[1]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Rev.Ed.(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Inc., 1992c), p.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