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之外,还有宽容——我眼中的严家炎先生

严谨之外,还有宽容——我眼中的严家炎先生

一提严家炎先生的学术品格,很多人马上联想起他“严加严”的绰号。没错,“严谨”确实是严先生治学的重要特征。但在去年发表的《教材编写与严谨求实的一代——关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及其他》(初刊《文艺争鸣》2020年第10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转载)中,我提及“严谨”是不少优秀的第二代学者的共性:“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真正成型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代高举大旗,站稳脚跟;第二代忍辱负重,继往开来。若论治学风格,这第二代学者的特点是,严谨求实之中,不乏开拓进取,努力开枝散叶,往各个方向发展,如文学史、思潮流派、文体风格,还有学科史等。”也就是说,单表扬他们治学严谨还不够,还得更多地描述其如何开拓进取。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很多今天已经成为常识的论断,其实是他们多年努力奋斗的结果。关于这点,读严先生早年的《知春集——中国现代文学散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感觉尤其明显。

比如严先生那篇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的《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对于当年我们这些刚刚起步的小青年来说,确实是振聋发聩。此文强调“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学风,坚持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固然是整个时代思潮的折射,但为萧军的罪名辩诬、重评丁玲的《在医院中》、批评“左联”的关门主义,以及由阐释郭沫若《匪徒颂》引发的注重原始材料,都是那个时候学界必须直面的难题。而谈及如何拓展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及疆域,比如批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只讲汉族,不讲少数民族”,“只讲新文学,不讲这个阶段同时存在着的旧体文学,也不讲鸳鸯蝴蝶派文学”,以及主张关注“抗战时期各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孤岛’文艺运动、沦陷区文学(包括伪满文学、台湾文学)等”,直到今天还有现实意义。

正因此,在上述论文中,我曾有如下评价:“《求实集》开卷头三篇,《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乃作者‘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一二三,写于1979—1982年间,是这个学科拨乱反正期间的重要文献。”可惜的是,当我拿到《严家炎全集》(新星出版社,2021),迫不及待地想重温这些名文时,发现全都换了位置。前两篇收入第七卷《问学集》,第三篇收入第十卷《对话集》。而第二、第三卷虽然依旧使用《知春集》《求实集》的书名,其实已经面目全非。作者自我期待甚高,希望与时俱进,可新旧杂陈的结果,模糊了原先的历史面貌,效果并不好。以今天的眼光审视,这两部论文集确实有很多遗憾,可那代表了八十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界的水平与视野,其实不应该解散重编的。

正因为“知春”,才有可能“求实”;而“求实”的目的,是开拓进取,故必须兼及“严谨”与“创新”,也就是“坚持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这些特别“八十年代”的论述思路,其实很有学术史意义,值得保留与记取。十多年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召开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出版讨论会,我提及樊骏先生在学术上有“洁癖”,具体表现就是在编选《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时,将大量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学科史、学科评论的文章剔除在外。而我认为,“那些曾收入《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的早期文章其实更能反映学科发展的历史和问题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参见程凯《樊骏先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学术讨论会纪实》,《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其实,学术研究永无止境,我辈做得再好,也只是桥梁与界标。能在特定年代发挥作用,这就已经了不起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这样的名著固然值得称颂,而像樊骏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及严家炎的《知春集》《求实集》那样曾发挥很好作用但犹如昙花一现的著作,是历史转折关头的重要文献,同样值得我们追忆——尤其是从事学术史研究的,更是无法绕开。

这就说到我在“严家炎学术思想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上的那句话:“严先生的贡献,远大于《严家炎全集》。”这里想说的,不是事功与文章的张力;表扬严老师作为第二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领军人物”,曾出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不是我的责任。我想说的是,单就学术贡献而言,如今的全集,无法容纳或体现他主编文学史教材的业绩。

2021年10月严家炎先生学术研讨会期间,与严家炎、谢冕两位先生合影

1961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北大中文系教师严家炎,被抽调到周扬主持的全国文科教材办公室,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可以说,此举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方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长期使用的主流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上卷一、二册,署唐弢主编;1980年推出下册,署唐弢、严家炎主编。全书合印,统一署唐弢、严家炎主编。2002年,年近七旬的严家炎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重披战袍,主持列入“十五”规划的国家级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历经八年奋斗,严家炎主编、十位学者通力合作的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2010年终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推出。

将近十年前,我曾撰文,对于严先生花那么多精力主编教材表示不太以为然,因教材明显受制于一时代的意识形态,有某些难以逾越的陷阱。但严先生说,就对一代学生的影响而言,个人专著无法与教材比。他说得有道理,半个多世纪以来,北大中文系的社会影响力,与若干套由北大教授主编的教材有直接关系。但不是每个人都有主编教材的能耐,比如我就曾铩羽而归。当教材主编,需知识全面,视野开阔,论述稳妥,领导放心,群众接受,出新而不违规,推进而又有序,而且擅长协调各种内部矛盾,能跟各种官方机构打交道,这是一种特殊的本事,不是学问大就能做得好的。虽然人文学更多依赖个体智慧,没必要都搞成大兵团作战,但学界确实需要少数德高望重且公正无私的学术组织者。这也是我感叹《严家炎全集》未能全面体现严先生学术贡献的重要原因。

谈及严家炎的“严谨”,即便不太熟悉的师友,也都能举出不少例子。严先生的这个特点我是承认的,但考虑到“律己”与“待人”有别,建议加上“宽容”二字,方才比较全面。我不是严先生的及门弟子,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问学求实录——庆贺严家炎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方锡德、高远东、李今、解志熙编),没有邀我参加。因我一开始跟着王瑶先生读博士,毕业后留在北大中文系任教,严先生对我这个晚辈兼同事,是比较客气的。或许正因此,我得以窥见他的另一面——虽居权威地位,但允许年轻一辈挑战,或探寻不太一样的学术道路。

有三件我切身经历的小事,很能显示严先生的气度。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严先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我负责第一卷,严先生第二卷,吴福辉第三卷,钱理群第四卷,洪子诚第五卷,黄子平第六卷,算是一时之选。我们开了好几次会议,协调写作思路以及第一卷大纲,但到具体写作时,严先生说,都是成熟的学者了,文责自负。那年我才三十五岁,北大年轻讲师,严老师放手让我按照自己的立场及趣味写作,写完没有审稿,直接送北大出版社。等到1989年12月拿到新书,才发现年轻气盛的我走得实在太远,跟他的学术思路及立场有较大的差异,以至衔接起来很麻烦——这也是第二卷以降一直出不来的原因。不过,无论私下还是公开场合,严先生都没有抱怨我的特立独行。在课题组内部讨论会上,谈及此书,严先生有褒有贬,“我觉得平原写的这卷小说史,学术水平很高。我读的时候很兴奋,有些地方超出我意料之外的好”;“这本小说史力图把论的展开和史的叙述融合在一起,这是优点;可缺点是这么一来,基本的史实不大容易谈清楚”(参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第318—3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我曾设想,如果不是严先生的放纵,让我自由发挥,这本书应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第二件事也很能体现严老师宽厚的另一面。记得是2010年前后,那时我当北大中文系主任,到了学术评奖的时候,号召教师们提交论文或著作。严先生送来他发表的一篇论文,我看了很为难。严老师的论文当然写得好,可其他老师提交的基本上都是专著,在名额有限的前提下,学术委员们投票,是不怎么看名教授的情面的,该怎样投就怎样投。听了我的顾虑,严老师马上说:没关系,把我的撤下来;我是怕没人提交,才响应系里号召,既然有那么多老师提交成果,当然是年轻老师先上。

第三件事,北大中文系老师大概都记得。严老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了讨论会,很多年长的先生给予表扬。严老师于是大有信心,问我中文系能不能将其作为指定教材。我说北大中文系的传统是,主讲教师有权选教材,严老师一听就明白。我建议围绕此书,北大中文系近、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师开一个讨论会。严先生很开心,说座谈会纪要可以交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

这事本来挺好的,没想到严先生用力过度,座谈会上花很多时间论证他关于现代文学起点的新见解。其他老师也被带了节奏,全都围绕这话题展开,扭都扭不过来。除了一位年长的老师,在座年轻老师基本上都反对严老师的意见。严老师喜欢争辩,越有反对意见,越激发他发言的热情。最后,座谈会记录稿整理出来,我一看,与原先的设想相差十万八千里。本意是表扬严老师的,最后变成了都在与严老师争辩。我了解年轻老师的学术立场,他们很尊敬严老师,但眼下这个话题,要他们调转船头,改批评为表扬,那是不可能的。我将记录稿发给大家,请各自修订,返回来的结果不出所料。我跟严先生商议,这样的座谈会记录稿刊发出来,对双方都不好,外面的人不了解,还误以为我们内部有很大矛盾。严先生迟疑了两个月,最后告诉我,不发了。

对这个结果,我很歉疚,跑去跟师兄钱理群说了。老钱很得意,说:这种事情,也只有在北大才能做得到。学生不担心得罪权威,老师苦恼的是无法说服学生,各自都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不为时势及权威所动,这或许正是北大人值得骄傲的地方。

2021年10月3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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