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严”上还要加“严”[1]
在《“薪火”何以能“相传”——“鲁迅人文讲座”开场白》（《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15日）中，我提及：“在适当的时候，采用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表达后辈们对一个毕生从事教学研究、而今逐渐淡出舞台的学者的敬意，我认为是应该的。”另外，我还提及：“‘薪火’必须‘相传’，传具体的专业知识，也传对于学问的执着与热情，以及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等下严先生演讲，虽然题目是《我的学术自述》，估计还是会讲得很严肃；我这里先说一些很能体现学者“心情”的闲话与琐事，“权当得胜头回”。
严家炎先生的绰号是“严加严”，也就是特讲原则，“严”上加“严”。记得洪子诚先生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严”上还要加“严”——严家炎先生印象》（《两忆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其中提到，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时，严先生负责检查稻田的排灌渠，如何一丝不苟：水渠的“渠帮”规定四十五度，坡度太大太小都得返工。洪文称：“看他从远处铲来湿土，修补坡度不够的部分，还用铁锹拍平，抹得光可鉴人，不由得又可气又好笑。水一来，还不是冲得稀里哗啦的！”可这就是严先生，做事情不计成本，也不问效果，态度极为认真，非做成不可。
1984—1989年间，严先生担任中文系主任，每回开会，不管是全系大会，还是我们小说史课题组聚会，他都拿写着密密麻麻小字的纸片，在台上念讲稿，看着我们都觉得累。那时年少气盛，不喜欢严先生这么“较真”。多年后，我也当了系主任，这才知道其中滋味。大家都很忙，召集开会不容易，你不能利用系主任的权力，坐在台上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鲁迅说过，无端地浪费他人的时间，无异于图财害命。为了尊重台下的老师们，现在我也学会了每回都准备讲稿。
1989年底，严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终于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第一卷。第二年初夏，我们在北大召开此专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时，这样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不多，大家都很当回事。筹备会议时，决定放映一部新出的国产电影——名字忘记了，也不知为什么非放映不可。可到了具体联系时，真是一波三折，碰到很多难以克服的障碍，我和钱理群都主张放弃。没想到严先生不准，他自己来交涉，最后还真做成了。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非放那部电影不可。事后跟老钱聊天，说起这就是严先生的性格，说好做，就一定要做，而且非做好不可。
这回的演讲也是这样。最早是我说的，要是11月26日上午举办的话，我能参加，也争取发言。可在具体筹备时，发现这个时间段没有合适场所，而且几个活动凑在一起，怕效果不太好。换一个时间，我们能做得更完美。同事、弟子分别跟严先生商议，严先生都说：我看就不必改了。他们让我出面陈情，严先生说：也不是不能改；可第二天在未名湖边的陈守仁中心开“中文教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研讨会，他又冒出一句：不是说没有合适场所吗，我看这个地方就很好。这是严先生的性格，想到做到，剑及履及，不太愿意转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我们必须尊重，于是决定，回到最初的设计。
为了说明严先生事无大小，都讲原则，告诉大家一件轶事；若有误，等下请严先生订正。去年秋天，在香港，金庸先生请刘再复和我吃饭，说起一件事：某年，因夫人卢晓蓉在香港工作，严先生也来港，租了房子，住下来写作。写什么？就写《金庸小说论稿》。有一天金庸请吃饭，说起来，才知道那房子正好是金庸的物业。严先生知道了，马上要求退租，免得瓜田李下，说不清楚。金庸很感慨，说你们北大教授有骨气。别人做金庸研究，跑来要求资助；你们却那么清高，刻意拉开距离。我想，这就是严先生——你说有点拘泥，是的；有些古板，也没错；可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求自己心安。
不久前，收到严先生赠送的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这书做了好多年，很辛苦，我们都知道。从早年与唐弢先生合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到今天同样是三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走过漫长的四五十年。说实话，对严先生花那么多精力主编教材，我是不太以为然的。因为，教材编写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必须不断妥协，不太可能写得很有学术分量。但严先生说，就对一代学生的影响而言，个人专著无法跟教材比。他说得对，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能耐。十年前，我也曾受北大出版社委托，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可很快就放弃了。因为，当主编需要协调内部各种矛盾，需要忍受外部各种误解，而且还得跟各种官方机构打交道，实在非我所长。这是严先生的特点，认准了，一直往前走，持之以恒，感天动地，总有实现的一天。
可也正是这种执着，使得另外一套大书落空。我说的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那书第一卷1989年出版，第二卷到现在还没影子。北大出版社原本对这套书寄予很大希望，因为，第一卷陈平原，第二卷严家炎，第三卷吴福辉，第四卷钱理群，第五卷洪子诚，第六卷黄子平，除了我刚出道，应该说都是一时之选。可最后出版社顶不住了，2005年，将已刊行16年的第一卷改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单独重印。不过说好，什么时候第二三四五六卷出版，这书马上归队。严先生教了这么多年的“五四”新文学，也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1989）、《世纪足音——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论集》（1995）等著作，为什么这第二卷迟迟不能交稿？原因是，当初虽多次讨论，但第一卷是由着我的性子写，出版后严先生才发现，若按他自己的趣味及写作计划，这第二卷跟第一卷的风格差别未免很大了。改变自己的风格，不可能；不改，不合适；放弃，不愿意。只好这么拖着，说是想想办法；可这一想，就是二十年。本来很简单，各写各的，每卷作者自己负责，合起来，不就行了吗？可严先生说，不，作为一套书，要有“整体感”。这可就惨了，这六个人都是很有学术个性的，怎么可能捏在一起？于是，严先生不催，我们各干各的活去了。严先生自己呢，先是写《金庸小说论稿》（1999），接下来《论鲁迅的复调小说》（2002），再就是主编教育部邀约的教材。
现在，这些书全都完成了，我估计，认真且固执的严先生，很可能又要重提往事，召集我们开会了。好在我的任务早已完成，轮到老钱、老吴、洪老师以及子平兄紧张了。
（初刊2010年12月13日《文汇报》）
[1] 此乃作者2010年11月26日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行的“鲁迅人文讲座”第三讲——严家炎教授《我的学术自述》之“开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