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气质的学者

诗人气质的学者[1]

同属王瑶先生的弟子,又都在北大中文系任教,按理说,我与孙玉石先生应该多有接触。可实际上,真正了解孙先生,一是1989年前后同样关心王瑶先生及其家属,二是1991年共同访问日本,三是有七八年间我们住得很近,聊天方便。至于他当中文系主任(1989—1994),工作上有些联系,那倒在其次。

几乎从《野草研究》(1982)起,孙先生的学术功力及个性就已表露无遗。紧接着,《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1983)、《中国现代诗歌艺术》(1992)、《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1999),一本本厚重的专著陆续刊行,奠定了他在整个中国诗歌研究界无法撼动的地位。我相信,日后无论谁做新诗史研究,都绕不过孙先生的这些著述。而这种严谨求实、勤耕不辍的治学风格,一直延续下来,甚至因退休而更是集中精力,加快步伐。翻阅这十七卷文集,不难发现,退休后所撰占很大比重。

这些都是人所共见的,我要说的是著述背后的故事,因那更显示其治学态度。我指导的研究生经常上北大图书馆的旧报刊室,他们告诉我,现在还不时能见孙先生来查资料。我可知道,很多人功成名就后,就再也不上图书馆了。孙先生不一样,直到今天,写论文需要翻查资料时,还像傅斯年当年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有一段时间,张菊玲老师告诉我,孙老师睡得很晚,因为要从浙江大学图书馆下载“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中民国年间出版的诗集和诗论集,很花时间。以前可能“踏破铁鞋无觅处”,如今网上能见到,赶紧下载,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作为著名学者,七十多岁了,别人都在做收尾工作,他却还在积累资料,随时准备开疆辟土,可见其学术志向。

2010年11月《孙玉石文集》发布会上合影,左起赵园、黄子平、陈平原、孙玉石、张玫珊、王得后

在《“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中,我谈到北大中文1955级文学专业学生如何看待当年撰写《中国文学史》及《新诗发展概况》,其中特别提及,大概是长期研究《野草》的缘故,孙玉石先生采取一种“抉心自食”的姿态:

因此我常想,参加红皮《中国文学史》编写者,特别是一些主要关联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至今有时还在夸耀地谈论、享用那时获得的“战斗里成长”的“成绩”和“荣誉”,而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更深层次的自赎和反思,很少有一种深深的内疚与忏悔,这是一个问题。

在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孙玉石、殷晋培、洪子诚等合撰的《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有很精彩的对于那个年代的政治、文化以及文学氛围的描述,但最让我震撼的,是孙玉石先生严厉的自我批判。

孙先生研究新诗,可在我看来,他本身也是诗人,或者说,是很有诗人气质的学者。热爱新诗,这不用说,有那么多专业著述做证;同时,孙先生也写新诗,只是不太发表而已。去年四月下旬,我们在北大主办“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包含一台题为“红楼回响——北大诗人的‘五四’”的诗歌朗诵会,就在北大办公楼礼堂举行。这场诗歌朗诵会精选了“五四”以来与北大尤其是北大中文系息息相关的数十位诗人的作品,表演者都是中文系学生。晚会的高潮是孙先生作为特邀嘉宾,登台朗诵了他写于1993年的散文诗《山——一个自平原走近高山的对一种灵魂的礼赞》。那一瞬间,台下的学生拼命鼓掌,参加会议的代表惊讶不已,我则深深体会到一个老学者对于诗歌的无限深情。

我说孙先生骨子里是诗人,还包括他表达喜怒哀乐的方式。近年多次听他说起,早知如此,上大学时应该选择考古学或语言学,因为,那才是比较坚实的学问。我知道,他对眼下文学研究界的浮夸风气非常不满;但这么表达,则出乎我意料。与此相关,你能理解他对什么是“学问”,以及学问的境界何在,持有很严苛的标准。不仅自律,而且直截了当说出来。这种决绝的态度及立场,当然不为那些满足于“莺歌燕舞”的领导或学人所接纳。但在我看来,这正是孙先生可敬可爱之处,也是其诗人气质的体现。

真怕等一下孙先生上台,会很真诚地告诉大家:这十七卷文集也没什么,因为,考证不甚精密,立论也不够坚实……那样的话,坐在台下的北大出版社领导当场晕过去了。不过,万一他真这么说了,请记得我的话:诗人的话,不可不听,但不能全信。

(初刊2010年12月1日《新京报》,题目被擅自改动;经作者抗议,2010年12月3日《新京报》上发表更正并道歉)


[1] 此乃作者2010年11月26日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办的《孙玉石文集》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上所做的“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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