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人先生对简牍学的贡献
1977年偶然在《甘肃师大学报》上读到一篇《论李岩》的文章。几十年过去了，文章的内容已模糊不清，但作者的名字一直印在脑子里。当时还是在校学生的笔者，对能写大块文章的学者总是充满着仰慕，孟凡人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后来多次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聆听先生在诸多领域的高深见解，拜读其宏篇大作并当面请益，总是受益多多。从1977年第一次拜读先生的文章到2017年《尼雅遗址与于阗史研究》的出版，整整四十年间，仅我所知，先生发表了70多篇重要论文，出版了10部学术专著。从历史跨度看，从龙山文化到夏商考古、从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从隋唐五代到宋元明清，几乎涵盖了整个历史时期；从涉及的学科看，考古、历史、民族、地理、宗教、文化、都市建筑、明清帝陵、简牍、民族古文字等都有专门研究；从研究对象看，遗址、墓葬、石窟、壁画、图像、宫殿、陵墓、城址几乎无所不包。大到中西文化的交流，小到一处遗址的细致描述；有理论方法的探讨，也有对整个学科趋势的把握；有轻有重，有博有专。但先生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西域考古和新疆历史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
即使仅就西域考古历史这一领域而言，先生开拓和研究的范围亦博大精深，一时难窥其堂奥。限于自己的学力和见识，下面仅就孟先生在简牍学领域的建树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
1900年3月，斯文·赫定发现了楼兰遗址，从此使“楼兰”一词蜚声海内外。1901年3月，他对楼兰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277件汉文简牍和纸文书。而斯坦因则从1901年到1930年，先后四次在尼雅、楼兰、丹丹乌里克、安迪尔等地发现了大量的汉文简纸文书。仅前三次就掘获汉文简纸文书407件，其中尼雅58件、楼兰349件。1909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又在楼兰发现汉文文书44件。总共有728件之多a。
由于这些珍贵的出土文物都由外国人发掘，所以最早的整理发表均由外国人完成。斯文·赫定1901年的掘获物先交德国学者卡尔·希姆莱（Karl Himly）研究。希姆莱去世后，又转交奥古斯特·孔拉第（August Conrady）整理释读。20年后的1920年，孔拉第在斯德哥尔摩发表了《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写本及零星物品》（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lan）。斯坦因三次发掘的汉文文书，可分别见之于《在丹丹乌里克、尼雅和安迪尔遗址出土的中文文书》b、沙畹《斯坦因在中亚沙漠所获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和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国人研究者只有罗振玉和王国维在1914年于日本发表的《流沙坠简》和张凤1931年在有正书局出版的《汉晋西陲木简汇编》。1949年以后，对楼兰、尼雅出土的汉晋简牍乏人问津，只有林梅村先生在1985年整理出版过《楼兰尼雅出土文书》。
但是，到了1983年，孟凡人先生以李柏文书为切入点开始对楼兰、尼雅出土汉晋文书进行系统研究。先后发表了《李柏文书出土于LK说质疑》《魏晋楼兰屯田概况》《楼兰古城的性质》《楼兰简牍的年代》《楼兰简牍与西域长史机构官职系统的复原》等重要论文，削平了一个个山头，攻克了一个个难关，一部《楼兰新史》如同里程碑般矗立在了我们面前。紧接着，他又发表了《罗布淖尔土垠遗址试析》和《论鄯善国都的方位》，到1995年又出版了《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最终形成了孟先生对楼兰出土文献研究的完整体系。
对楼兰汉文文书全面校释 出土文书的重要首先在于文献学的价值。对每件文书甚至每一个字、每一种呈现形态、每一个书写格式都应有准确无误的释读和解释。但是，一千七八百年至两千多年前遗留的文字，日月洗磨、风雨侵蚀、错讹衍夺，似是而非都所在多有。尽管一代代学者艰苦努力，但难以释读和模棱两可的文字还有很多，所以研究简牍的第一步就是对以往的释读进行仔细的校核。先生的《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用相当篇幅对诸家包括孔拉第、沙畹、马伯乐、香川默识、王国维、张凤、黄文弼等前贤的释文逐一进行了校释，改变了很多误释漏释。这种对原文的重新释读，不光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简牍学的继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范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楼兰汉文简牍的年代学研究，使这批文书得以被置放在特定的时间维度上进行观察 一般说来出土的汉晋简牍都有一些纪年简得以在整体上确定它们的时间范围。但是有明确纪年的简只是少数，不到10%。而90%以上的简牍散乱无序，没有时间标志。楼兰简同样如是，只有48枚纪年简，其余都没有明确的年代记载。孟先生的《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以纪年简为经，以特定的人物群体为纬，通过简文蛛丝马迹的联系，把若干散乱无序的简文系联成一个群体，把它们置放在特定的时间维度上，释放出更多的信息和意义，形成了有机的意义整体。比如梁鸾组、张超济组、李柏组、王彦时组，以某个有特定标志的人物为中心，把直接或间接的简文组合在一起，确定他们的相对时代。用这种方法再结合纪年简的信息，把所有楼兰出土的简文分为前后八个时期。从221年至367年，形成了146年的完整序列。另外，通过对楼兰出土的39枚佉卢文简（楼兰共出51枚，拉普生等人只刊布了39枚）的研究，弥补了汉文简牍在纪年上的缺环。这些年代的确定对于研究楼兰史的一系列相关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其方法和结论是对简牍学的重要贡献。
楼兰城的性质 根据《汉书》的记载，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刺杀楼兰王，改楼兰为鄯善，王治扜泥城。根据这一记载，后世研究楼兰史者形成了“迁都说”和“非迁都说”。“迁都说”认为，楼兰国的都城原来应在楼兰城，国名和都城是一致的。只是傅介子刺杀楼兰王改楼兰为鄯善后，都城才从楼兰迁到了扜泥。“非迁都说”又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楼兰改鄯善，只是改了国名，而楼兰、鄯善的都城始终都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楼兰古城。孟先生也持“非迁都说”，但他的意见是楼兰、鄯善的都城始终都在扜泥城，而楼兰城始终未作过楼兰或鄯善的都城。他的《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就是为此立论的基础。其实早在1986年，他就发表了《楼兰简牍的年代》和《楼兰古城的性质》，认为西汉通西域时楼兰城尚不存在。而后来兴建的楼兰城，乃是魏晋和前凉时期西域长史府的驻地c。他的这一结论不仅得自于简牍年代学，还通过楼兰古城的形制、布局和砌筑方法加以论证，并且得到了碳14测年的支持。2017年初，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楼兰古城西北57千米的孔雀河北岸发掘了咸水泉古城，这是直径300米的一座圆形城址，据发掘者认为：“咸水泉古城为元凤四年前楼兰国都城——楼兰城。”d但碳测年代似乎偏晚。看来，这个问题还有待相关材料的继续发表。
李柏文书的地点 1909年，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的橘瑞超在楼兰探险时发现了西域长史李柏给焉耆王的信。王国维在《流沙坠简》中认为，信中有“月二日到此”，而在“此”字旁加注“海头”二字，因而断言，“此地决非古楼兰”。1959年日本庆祝大谷探险队五十周年之际，森鹿三看到橘瑞超出示的所谓李柏文书发现地的照片，认为此地不是楼兰（LA），而是LA西南50千米处的LK，从此引起了李柏文书出土地的争论。一时间，大都认为李柏文书并非出自楼兰，而出自LK，LK就是前凉西域长史府海头。孟先生早在1983年就发表了《李柏文书出土于LK遗址说质疑》，认为橘瑞超根据早期记忆所写的《中亚探险》e，明确记载了李柏文书的发现地在楼兰而并未提到LKf，而且他在探险过后不久去伦敦时又经斯坦因加以确认。他在50年后出示给森鹿三的照片实际上并非李柏文书的发现地。再说，从楼兰古城的规模、形制、结构等方面看，前凉的西域长史府海头只能在楼兰，而不可能在LK，李柏文书也只能出在楼兰，而非别处。从而廓清了李柏文书出土地的问题。
鄯善国都今何在 按照孟先生的意见，公元前77年傅介子刺杀楼兰王改国号为鄯善，王治扜泥城，只是改了国号而非迁了都城。楼兰、鄯善的都城自始至终都在一个地方，即扜泥城。那么扜泥城的地望究在何处？他的《论鄯善国都的方位》一文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用考古遗迹、历史文献、汉文和佉卢文的记载从多个角度论证认为，楼兰城自东汉后期出现以后，一直是中原王朝设官管辖的直辖地区，比如魏晋前凉时期的西域长史府。而鄯善的活动范围主要在若羌到尼雅一带，楼兰和鄯善的都城始终在今若羌县西南大约7千米处的且尔乞都克古城g。这一意见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赞同。
土垠遗址和居卢訾仓 1930年，黄文弼先生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员在新疆的土垠遗址发现71枚汉简，并将土垠发掘情况写成《罗布淖尔考古记》一书，在1948年正式出版。由于当时的工作条件和认识水平，对土垠遗址性质的认识还有待继续深入。1990年，孟先生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了《罗布淖尔土垠遗址试析》，根据出土汉简、遗址规模和出土文物，全面研究了土垠遗址的相关问题。认为土垠遗址的时间不能局限在汉简所记黄龙元年（前49）到元延五年（前8）这40年的时间里，其前后都应该有相当的延伸。太初年间（前104—前101）李广利伐大宛后，“西至盐水，往往有亭”，一直到西汉末年王莽时“西域遂绝”，这应该是土垠遗址存续的时间，前后有一百年左右。土垠绝不是一个烽燧亭，而是一个军候的驻地。土垠是汉通西域的交通枢纽，是文献和汉简中记载的居卢訾仓。所有这些论断，都把我们对土垠遗址的性质以及居卢訾仓的知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伊循故城的位置 根据《汉书》记载，元凤四年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安归后，新立留质京师的尉屠耆，“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临走时，尉屠耆请求汉天子：“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由此，伊循屯田成为汉朝经营西域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那么伊循故地究在何处？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一般的看法，伊循屯田在今若羌东北的米兰一带。但是孟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现今的米兰戍堡和佛寺，都是公元4—8世纪的遗留，周围一些农耕和溉灌遗迹，大都是吐蕃占领时期的产物，不能作为汉代屯垦的证据。而真正西汉的伊循故址当在LK。这一认识刷新了以往的研究，新颖且独到。
除此以外，先生对楼兰职官体系的研究、对楼兰道与丝路南道的研究、对新疆许多城址地望的研究，都发人所未发，有独到的见解。
综观上述研究的最大特点：一是充分关注和运用了出土的汉晋简牍，在方法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操作程序，在结论上弥补了西域汉晋简牍研究的空白，是对简牍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其次是每个专题都有深入研究，而每个专题之间都有紧密的逻辑联系，从论文到专著形成了丰满而完整的知识体系，是对楼兰史和西域史研究的重要贡献；其三是先生的研究取材宏富，分析周详，把所得的结论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和严密的逻辑之上。把简牍资料、历史文献、遗迹考古、出土文物以及实地调查结合起来，细致地分析论证，得出自己的结论，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二
先生对佉卢文简牍文书的利用和研究，为简牍学开拓了新的领域。佉卢文是古梵文的一种俗语，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四五世纪，广泛流行于印度西北部、中亚一带和我国塔克拉玛干南缘的鄯善、于阗等地。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外国探险家已经在我国新疆地区搜罗佉卢文的材料，最多的是汉佉二体钱。到20世纪初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等多次到新疆，佉卢文简牍和纸文书被大量发现。根据刘文锁《沙海古卷释稿》的统计，先后在新疆、敦煌等地出土的佉卢文简牍有1203件，写在皮革和纸帛上的文书有38件，总数有1241件h。研究新疆的历史，佉卢文资料是一座丰富的宝藏。但是作为一种中古印度的死语言，最早的释读是由外国人完成的。英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詹姆斯·拉普生（Edward James Rapson）及其合作者波耶尔（A. M. Boyer）、塞纳（E. Senart）完成了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所获佉卢文文书的拉丁字母的转写工作，分别于1920年、1927年、1929年在牛津大学克拉兰顿出版社分三册出版了《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中国新疆发现的佉卢文文书》i。到1940年，拉普生的学生贝罗（T. Burrow，有文章译作巴罗、布娄）将上面转写的拉丁字母译成了英文，出版了《中国新疆出土佉卢文文书译文集》（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从此后，斯坦因从新疆掘获的大量佉卢文文书成为英语世界可以通读的历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