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虽逝，德业常存
——怀念谢桂华先生
2006年6月12日，我正在湖北郧阳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举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突然接到邬文玲女士关于谢桂华先生逝世的电话，初为之愕然，继之则黯然，随之又不禁潸然。谢桂华先生是简牍学界的前辈，是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我与谢先生相知相识已有十多年之久，尤其近年来，多有过从，情谊日笃。听到他身染重病的消息后，心里牵挂，时常为他担忧。一旦噩耗传来，则又倍感意外，深感悲痛。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眼前，同先生交往的一幕幕往事，像电影般清晰如昨，历历在目。
谢先生半生攻治汉简，其人生和学业同甘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72年至1974年间，甘肃有关部门在额济纳旗和金塔县（当时，额济纳旗隶属甘肃省酒泉地区）调查发掘了近2万枚汉简，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后又一次在居延地区的重大发现，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山东银雀山汉简的发现成为当时极为轰动的事件。从1978年起，国家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在唐长孺、张政烺等先生的主持下，统一组织人力对这三批出土文献分组进行集中整理，谢桂华先生从此即投入到了居延汉简的释读研究中。当时他年届不惑，正当壮年，此后一直到2006年逝世，在这二十八年里，始终耕耘在这片园地。谢桂华先生对简牍研究的执着与热爱，对甘肃历史的了解与熟悉，对河西走廊溢于言表的向往，都缘于此。他对甘肃这块土地及其民情、文化、历史和朋友、同事的浓情厚谊也缘于此。
2002年12月29日笔者与简牍学界师友在家中相聚
认识谢桂华先生是在1991年8月的兰州会议上。当时，第一次国际简牍学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许多前辈学者、海内外名家云集兰州，何兹全、裘锡圭、林剑鸣、马先醒、日本的大庭脩等先生都来参加会议，可谓盛况空前。谢先生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既要参加会议的组织工作，又要主持分组讨论，忙前忙后，不亦乐乎。他清瘦干练，精力充沛，热情奔溢，为人谦和。他那滔滔不绝而又浓重的湖南口音给人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后来多次接触才发现，先生并不完全是那种读死书、死读书的书呆子，他不仅醉心于简牍的研究，还关心政治时事，善于组织协调，一段时间还担任过社科院历史所的党支部书记！先生善饮，三杯过后，谈兴骤起，大凡学问、人生、政治、世情他都有很多真知灼见，能趁兴发表一系列对晚辈们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见，性格之豪爽，于此可见。但他说话又极有分寸，尤其不谈论别人的是非长短。
居延新简的整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家单位参加，集众人之手，经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了整理释读工作，原计划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和《居延新简——肩水金关》，前者为满足读者需要先于1990年7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平装简字本，后又由中华书局于1994年12月出版了包括释文、图版在内的精装本，共收录甲渠候官、第四燧和后来采集的一些零星散简，共收录8420枚简。而后者即《居延新简——肩水金关》计划收录金关等地出土的一万零八百多枚简，但该书的出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期进行。
1991年8月4日，笔者同谢桂华先生在嘉峪关城楼
1999年夏，为了把此事推进一步，我们请谢先生和李均明先生再次来兰州对释文和原简进行校核。初释稿是当年的原稿，于豪亮先生的字迹，极为工整秀丽，蓝色墨水，钢笔竖写，一简一条，旁边时有后来批改的地方。纸色已微微发黄，边角处多有卷折残损的地方。时过境迁，睹物思人，不禁感慨系之。
校核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是在兰州最热的七、八月进行的。当时骄阳似火，每天都是三十多度。楼板晒烫了，我们在顶楼的工作室里就像蒸笼一般。一起工作的除谢、李二先生外，还有初世宾、何双全、张俊民诸先生，加上我，还有几个学生，总共八九个人。大家穿着背心短裤仍大汗淋漓。每天要工作八九个小时。间有记者采访，居然对我们深表怜悯和同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单调乏味的工作。可我们不以为然，有时为了一个字、一个符号，随时都有交流切磋甚至热烈的争论，有时谁开个玩笑，又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一个多月闷热酷暑，谁都不以为苦，反倒乐在其中。工作结束了，如释重负，像是结束了一次了不起的经历。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是那样的愉快、亲切和令人怀念。我知道，先生是带着莫大的遗憾离开人世的，因为他没有看到《甲渠候官》的姊妹篇《肩水金关》的出版，他没有看到为之追求奋斗了后半生的整个事业最后能有个圆满的句号。可是，责任不在他。每次召开有关秦汉史的学术研讨会，他都在会上主动检讨，为居延新简的长期不能出版而承担责任，我等在场每每如坐针毡，深感汗颜。他是用这种方式敦促我们、批评我们。几次去北京开会见到他，他都语重心长地叮嘱，希望能够抓紧这项工作。2005 年12月我去北京，其时谢先生已身染重疾，而且到了后期。我曾专程去他在回龙观的寓所看望他，临走时，他拉着我的手还在说，他的一大心愿就是希望生前能看到金关汉简的出版。每想及此，无言以对。
除了居延新简的整理释读外，先生还参加了悬泉汉简释文的最后审定工作。悬泉汉简是1990年至1992年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当时在一个汉晋时期的遗址上一共出土了三万五千多枚汉简，除一万两千多枚素简外，有字简有两万三千多枚，后经整理编号者有一万八千多枚。就这批汉简的数量、内容、价值和特色而言，它们在历次河西走廊发现的汉简中都是空前的，1991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简文的释读整理工作从1993年开始，主要由甘肃考古所的同志承担。断断续续，时辍时作，历时十年，数易其稿。为了提高简文释读质量，最大限度地减少差错，2002年底，我们又请谢桂华、李均明和胡平生等诸位先生来兰州，对全部悬泉汉简的释文进行通读通校。韩国学者尹在硕先生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访问学者，也随谢先生来兰州参加了这项工作。两个多月，跨了年，2003年的元旦就是一起在兰州度过的。参加校读的同志三四人一组，共分三个组，每组承担一部分。利用红外线设备，一边看实物，一边看释文，一简一简校读订正，一条一条进行修改。有问题有争议，三个组的同志立即聚首一处集中讨论，一些看似比较疑难的问题经过大家集思广益，很快就有了答案。2003年的第一天，我们薄酒一席共度元旦，大家围拢一起如同家人，那种友好、信赖和亲密的气氛至今让人难忘。谢先生多喝了几杯，话题仍然是简牍学的人才、未来，谈得相当兴奋，古人那种“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伤感大减。后来胡平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及此次审校悬泉汉简的三点经验，其中一条这样写道：
一是班子的组建很有特色。审校班子包括北京的学者和甘肃的学者，两地的学者，都长期从事西北简牍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从年龄看，老中青三代相结合，60岁以上3人，50—60岁3人，40—50岁3人，30—40岁
1人，20—30岁1人。不同年龄与阅历的人思维方式与考虑问题的角度往往不同，在审校工作中能够开阔视野，很有帮助。从知识结构看，大家各有专精，便于优势互补。有的有较强的识辨简牍草书的能力，有的对边塞军事防务器具与资料很熟悉，有的对各类器物名称掌握较多，有的对简文内在的文例、词例和书写规律烂熟于心。这样一批人，就整体能力而言，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全世界范围内，都算是释读西北简牍能力最强的班子。经过这个班子“过滤”过的释文，虽然不能保证完全没有错误，但至少可以说，已经把错误降低到最低的程度。（见《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后记）
十多年的接触交往，谢桂华先生让人印象最深、终生难忘、堪称人格楷模者是他那种对后辈的关怀、奖掖和提携。一次有同事去北京带回来一本刚刚出版的《简牍学译丛》第二辑，是谢先生专门送给我的，上面还题了字。当时跟先生不过是在兰州会议上的一面之交，没有想到他还记得我。闻着书香，看着他那苍劲的题字，心里自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
2000年8月，由李学勤、李伯谦、艾兰三位先生召集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达园召开，我得知此消息后给谢先生打电话，希望能得到邀请参加会议，先生二话不说即同主办方联系并发来了邀请。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不少前辈，认识了不少朋友，后来的很多学术活动都与此有关，每想及此，心里又平添了一份感激。
2001年“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召开，我想在会上交流胡平生先生和我合写的小册子《敦煌悬泉汉简释粹》，听取大家的意见，但赠送有困难，希望会务组以经费购买后发给大家。谢先生慨然允诺，经他多方协调，最后如愿以偿。我们心里自然又增加了一份感激。
记得有一次，我需要刘乐贤先生的大作《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可是此书是台湾地区出版的，大陆买不到，平素同刘先生又未打过交道，不便贸然索求。便给谢先生打电话，希望他帮我向刘先生问一声。后来他告诉我，刘先生确实再无存书，但答应将他的新著《马王堆天文书考释》寄给我。不久我就接到了刘先生的寄书。现在每当见到这本书，就想起这个过程，想起谢先生不惮烦劳、架桥铺路、为同行之间建立联系的情景。当然《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后来也由胡平生先生委托陈文豪先生从台湾寄来了。这些师友之间的友谊总是让人倍感人间温暖。
2003年笔者同谢桂华先生考察殄北候官塞遗址
谢先生对晚辈如此，对师长则是真诚地推崇爱戴。2002年底来兰州校阅悬泉汉简时，张政烺先生已卧病多年。历史所想给张先生出纪念文集，临来时张先生的夫人傅先生有托，早年张先生曾给赵俪生先生送过一幅条幅，用篆书写的，可代表张先生的篆书风格，想请谢先生借回去收在文集里。谢先生与赵先生不熟，想辗转找别人，又怕赵先生不肯借，颇为犯难。正巧我和妻子郝树声都是赵先生的学生，而且多年来时常奔走在先生门下，于是由郝树声带着谢先生径往兰州大学赵先生的府上，居然很顺利地借到了，不仅谢先生喜出望外，就连赵先生也因谢先生的到来而给他带来了不少故人老友的信息感到十分高兴。赵先生问这问那，问长问短，问了张先生不少近年来的事情和病况，还特别问到杨向奎先生的纪念文集，很关心杨先生的纪念文集是怎么编的、编了些什么、涉及哪些人和事，他再三叮嘱谢先生回北京后给他捎来一本。印象中谢先生办事不太细心，可这件事却办得极认真极仔细。东西借来后认真包装，怕宾馆不安全，先放在办公室，临走时再小心翼翼拿出来装好，物不离人，随身带到北京。等拍照制版后，东西放在张永山先生家，过了一段时间我去北京，原物带回，完璧归赵。再后来，他托人带来了杨向奎先生的纪念文集，郝树声便很快送到赵先生处。从这件事，我们看到了谢先生为人处世的又一个侧面。
谢先生与人相处，真诚、善良而且重友谊。与他合作过的同事朋友很少有跟他中途翻脸的。搞秦汉史和简牍学的同志都知道，谢先生和李均明先生虽不在一个单位，可两人从一开始读简到谢先生辞世，合作共事近三十年。很多论著两个人的名字是一起出现，很多场合两个人的身影总是一起晃动，形同兄弟，情同手足。我作为旁观者看来，近三十年的亲密合作，固然不能不与均明先生那种谦虚下人、不计名利得失的处世态度有关，但也可看出谢先生对同事对朋友真诚善良的为人是始终一贯的。当前社会人心浇薄，学术界也追逐名利。今天还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明天就可能因为一件小事而反目成仇。一个项目，一个课题，本来多年的朋友往往因为署名的位置、稿费的多少、甚至一次抛头露面的机会或者一点其他的小事，就不欢而散，情断谊绝，从此成了路人。相形之下，谢、李二位近三十年的无私合作给我们树立了楷模。
2005年8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学术年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会上我带去两大包《简牍学研究》第四辑，这是甘肃考古所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合编的不定期学术刊物。本来想在会上发放，因为数量不够，谢先生就把大部分留在他那里，一本一本地分送，先满足日、韩等国外学者的需要，然后再送确实需要的同仁。我知道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为大家建立一种联系，扩大影响，让国外学者多了解我们，让简牍学研究在国内外得到一体发展。可是他当时已病入晚期，身躯孱弱，面孔瘦削，连上楼的力气都不够了。
2000年，甘肃方面组织编写《中国简牍集成》，第一辑十二册，全收甘肃出土的简牍，其他各省出土简牍编为第二辑。当时商定的体例是将过去发表的释文保持原来的书写格式，再经校核、断句标点并加注释，配上简要的出土说明和内容提要，旨在以全本的形式提供给研究者，减少搜求简文的麻烦。以“居延汉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等为单元，分工合作，几个人承担一个单元，各负其责。谢桂华先生等三位承担的是“居延汉简”，即20世纪30 年代出土的那部分居延旧简的校注任务。书出来后，发现合作的同志最后没按他们一起商定的意见办，以致标点校注出现了不少错误，再加上善后工作没有处理好，先生对此十分气恼。2003年10月在居延开会时提及此事，他居然怒不可遏，把这件事提到了人格品质和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高度。接触十多年，我还很少见过他如此激动，从而也使我看到了他怒目金刚式的一面。
对亲人的爱和眷恋以及无私奉献也是谢先生一个突出的特点。先生的原配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一直患病，他既要给夫人熬汤煮药，又要照顾两个孩子的衣食上学。而此时的他，正值需要在事业上加以拼搏的年龄。他常常不得不把孩子带到单位，先把他们安排好之后才能开始工作，中午吃饭更是胡乱凑合。后来夫人逝世，他更是又当爹又当妈，加上夜以继日地读简释简，其情其景其苦其累，确实令人酸鼻。尽管如此，他无怨无悔，始终充满着对亲人的爱。
先生半生治简，有两句名言，他说我们治简要爬两个坡，“一个是文字释读的坡，一个是深入研究的坡”。释读和研究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释读是研究的前提和条件，研究是释读的目的和深入，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且释读中有研究，研究中有释读，两者又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开。纵观先生的学术生涯，他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简文的辨认释读上。哪里出了新简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各地出土的简牍，大部分都经过他的最后审阅。他和李均明、朱国炤先生合作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至今仍是治简者必读的经典之作。释读简牍是一项十分艰辛枯燥的工作，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只是辨形识字，把认识的简文移录在纸本上。它需要扎实的文字学功底和文献学功底，还要熟悉典章文物、天文历法、方技术数和历史考古知识。这还不够，还要有长期的释读经验和对简文格式、一般习语和各种书体的了解积累。简牍埋藏数千年，不仅当时出自不同的书手，鲁鱼豕亥，篆隶俗草，断裂刮削，而且经过两千多年风雨侵蚀，漫漶磨灭，褪色变形，散乱遗弃，所有这些都给今人的释读造成极大困难。一些简文似是而非，隐隐约约，若有若无，缺笔少划，字迹残半，最耗神费力，最难琢磨。谢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徜徉在简牍文字的海洋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大量的相关知识。有些别人不能辨认的字，他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很多从字迹本身不认识的字，他能根据所熟悉的制度、习语，从上下文推测出来。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工作，它虽不需要深邃的哲理和洋溢的才华，但需要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学风、一丝不苟的态度和长期默默无闻的工作。他所发表的释读简文的系列论文，为我们建立了文字释读的范式。
2003年笔者同谢桂华先生等诸位学者参加居延考古学术研讨会
边塞烽燧遗址和墓葬出土的简牍有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墓葬出土物在入葬时会放在一定的位置（当然有些也经过盗墓者扰乱），而边塞烽燧的简大多是作为废弃物随意丢弃的。这些丢弃的简牍有些身首分离断成数截，有些当时本是一个内容完整的册子，而丢弃后散乱得面目全非，有些可能是一些内容相关的同类簿籍，丢弃后失去了原有的次序。如果按照已有的认识，根据一定的规则把残断的简联缀起来，把一些内容连贯的册书复原了，把一些内容相关和相近的记录辑录在一起，其信息含量和研究价值就不同了。这方面，继英国学者鲁惟一、日本学者大庭脩和永田英正之后，谢先生做了艰苦的工作。他的一组关于简牍联缀和复原方面的论文做了有益探索。
另外，通过汉简，他对当时政治法律制度、取庸代戍制度、邸与阁、西北社祭、屯戍盐政等方面的研究，都阐发了自己的不少新见解。除西北简外，他对张家山《二年律令》的研究、对尹湾汉简的研究都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我们知道，谢先生生前曾把大量的精力投到了组织协调和编刊出书上。多次简牍学方面的重要会议，他都是组织者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谢先生先后编辑出版了《简牍研究译丛》第一、二辑，《简帛研究译丛》第一、二辑，《简帛研究》第一、二、三辑和《简帛研究（二○○一）》。此外他还联系广西师大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简帛研究丛书”。这些工作为人作嫁，耗时费力，一般人不屑一顾，而先生则不然。他不计名利得失，甘为人梯，以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为简牍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全国性的平台，为耕耘在这块土地上的晚辈后学提供了一个学术阵地。今天的简牍学能有这样一个强劲势头和良好局面，与先生长期以来的无私奉献和勤奋工作是分不开的。
从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在甘肃敦煌、酒泉的汉代烽燧遗址中掘得大批汉简到现在，整整一百年了（当然此前还有1901年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分别在楼兰、尼雅的发掘）。一百年中，王国维、罗振玉先生可谓近代简牍学研究的开山之祖，后继者有劳榦先生。1949年以后，大陆学者在简牍研究方面成就突出者主要是陈梦家和陈直先生。谢桂华先生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简牍学家。当年与他一起涉入简牍学领域的同龄人甚至比他年长的学者至今仍活跃在学术舞台上，他却因长期的辛苦奔波、繁忙工作、生活操劳以及病痛折磨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每想及此，无尽的哀痛、无限的怀念便涌上心头。斯人虽逝，德业常存，前辈们留下的精神品质和学术成就一定会激励我们加倍努力，作出成绩，使学术薪火代代相传。
原载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