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亭鹤唳
秦朝的李斯，临终时，在刑场上对其同时受刑的儿子说，“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言下之意，不胜其悔，简直后悔死了。
距李斯死后的五百一十一年，晋朝的陆机，被押上刑场砍头前，也说过一句类似李斯的懊恨交加的名言：“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那言下之意，同样也是不胜其悔，简直后悔死了。于是，“华亭鹤”，“东门犬”，便成了对仗工稳，含义相同的流传至今的典故。
同时代人总把陆机与美男子潘安相提并论，“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估计陆机与潘岳有相同之处，帅气，年轻，才华横溢，名闻于世。然而，历史却将他与李斯联系在一起，成为死之将至，憾恨不迭，而已经来不及的悔之晚矣的典型。
陆机，及其弟陆云，为吴郡人。其祖陆逊，为吴丞相。其父陆抗，为吴大司马，是江东数一数二的大贵族。华亭，地名，即今之上海郊区，百年前，上海开埠时，还不过是小小渔村，那么，公元三世纪，吴淞江口，肯定为大片滩涂，必然有许多迁徙的候鸟，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停留。《晋书》称陆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这种风流才子型的，知名度又非常高的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儿，我想他一定很自负，因为他具有名气、才分、金钱、权势四大绝对优势。
我遍数当代作家，兼备者简直找不到，不是有才无名，就是有名无才，不是有钱有势而无才无名，就是有名有才而无钱无势，当然，勉勉强强，降低条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几个，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头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一蟹不如一蟹之憾，让人扫兴得很。所以，闭目一想，我们这位才子，拥抱大海，徜徉自然，秋日遨游，滨海望远，望着那海天一色，碧空万里的景色，听着那声声鹤唳，阵阵雁鸣的天籁，赏心悦目，优哉游哉，该是多么潇洒，多么自在啊！
“牵犬东门，岂可得乎！”
尽管陆机是贵族世家，李斯乃山地平民，两人家庭出身，文化背景，经济状况，门阀谱系，差异是相当大的，但“东门犬”、“华亭鹤”带来的快乐和悲哀，却是同样的。因为，这两位虽然相隔五百年，但作为中国文人，他们血液中的权力基因，到了一定温度，一定气候，一定条件，一定环境，便开始发酵，开始膨胀，开始不安分，开始不那么规矩道理起来，也是不约而同的。
五百年前，平民出身的李斯，走上了这条权力的不归路，成功由于权力，死亡也由于权力。五百年后，雅贵出身的陆机，同样也是因权力成功，因权力失败。他想不到拿到手里的，却是一纸军前处决的斩首令，他的手有一点点失控。不过，他马上意识到东吴陆氏家族，三代领兵为将，怎么能顿失军人风度呢？陆机知道死在眼前，仍做出大度状，英武状，对部下说，“成都（王）命吾以重任，辞不获已，今日受诛，岂非命也！”慷慨从容，仍是文人意气，讨来笔墨，洋洋洒洒，给下令处死他的成都王司马颖，写了一封“词甚凄恻”的长信，然后，站直了受刑，面不改色。
毙命本非必然，纯系自己找死。他完全可以在华亭听他的鹤唳，写他的诗赋，大可不必到多事之秋的洛阳，来展什么宏图，江东半壁江山，还不够阁下施展？如果说李斯以上蔡那区区小县为“厕”，不甘沦落为厕中之鼠，跑出豫东，求多一点进步，还情有可原，而陆机竟把人文荟萃的江东为“厕”，那他这只耗子也太狂傲了。他以为洛阳不知是多么丰沛的“仓”，他以为他来到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必是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的场面，只要他一张嘴，必是最理想的安排，为文臣，非卿即相，为武官，非帅即将。即使退一万步，以他的文学声望，按大司空张华的评论：“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按孙绰的评论：“陆文如排沙简金，往往见宝。”由他来领衔文坛，铨衡士林，雌黄人物，月旦潮流，更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他心目中，盛名、高位、要职、权威，几乎是不用吹灰之力，就唾手可得的。
其实，能当一个好作家者，未必当得了一个好官；同样，一个当得好官的人，也绝成不了好作家。当官的，若附庸风雅，可以，若绝对风雅，则可能坏事。陆机的文章写得不错，他的那篇《文赋》，是用赋的形式，写出来的文学论文，具首创精神。他的那篇《辨亡论》，论东吴的兴衰存亡，也是相当重要的史学论著，他要一直写下去，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肯定是举足轻重，不可一世。但文章写得好，不一定就得做官，我们这位作家，有了这点本钱，便以为可以伸手要官，便坐卧不安，就令人不敢恭维了。他应该明白，写作是他的强项，当官是他的弱项，舍其长，就其短，最后，失败，杀头，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陆机到得洛阳，初，顺风顺水，但“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被大家看不起；后来，他反水，诛贾谧，立了功，赐爵关中侯，接着，世事难料，千不该，万不该，卷入走马灯的“八王之乱”；试想一下，今天的一个中学生，从历史课本的叙述中，都难理清这场狗咬狗的血腥内讧，谁杀了谁，谁又被谁杀了。我想，在杀得昏天黑地的当时，陆机更分不清那些姓司马的一个个王爷，谁比谁更王八蛋了。
在这期间，他先为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后为赵王司马伦的相国参军；赵王篡位，他算投机成功，得以授中书郎一职；谁知很快，齐王司马同率兵将赵王干掉，这样，他被怀疑策划并参与了推翻那个白痴司马衷的阴谋活动，抓了起来，等着杀头；幸好成都王司马颖，和吴王出面保了他，减死徙边，脑袋没有丢掉。后遇赦幸免，这位老兄就该趁此金盆洗手了吧，《晋书》称：“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恩等咸劝（陆）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其实，这位青年作家恋恋不舍，呆在都城，还是有所图谋，还是贪慕官位，还是想再赌一把。权力如醇酒，不饮自醉，何况他已经饮出点味道来呢！这也是大多数人，如蛾趋火，非要往危险的足以烧得焦糊的热焰扑去的劣根性。
这一回，他把命运系于成都王司马颖，因为授了他一个平原吏。因此，他有些犯晕，“谓颖必能康荣晋室，遂委身焉”，陆机把宝押在一个“形美而神昏，不知书”的笨蛋身上，焉有不败之理？最后，他因兵败遭谗，奸人谮害，遂被他以为的中兴之主，处死于军前。他作为一军之长，本可以将丑类整肃，不至于恶人先告状的。倘不然，交出军权，一走了之，也无不可。但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当决不决，该办不办，首鼠两端，加上他文人的感情用事，只好交出脑袋，作之叹了。
五百年前，那个“牵犬东门”的李斯，五百年后，那个“华亭鹤唳”的陆机，在权力场中，发达之快捷，成功之轻易，下场之匆促，完蛋之迅速，看来，对于中国文人来说，还真是值得引以为训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