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称好
汉语的伟大，在于它一直不断地进行着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一批一批的新鲜词汇，出现在你的眼前，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你不习惯，也得习惯；一批一批的古老词汇，退出历史舞台，脱离使用领域，你不认可，也得认可，你不舍得，也得舍得。语言更迭程度之快，词汇变化频率之高，这说明汉语具有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与“好好先生”同义的“司马称好”，不能算是一条成语，只能作为一个典故，从魏晋时起，到明清年间，流行过两千多年。现在，基本上已成为古董，不但无人使用，恐怕连知之者也很少了。
这种语言上的吐故纳新现象，属于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在《汉语大词典》的第三卷中，第65页，仍可找到这个木乃伊式的词条，现抄在下面，聊供参考：
[司马称好]（称chēng，好hǎo）五代李瀚《蒙求》诗“司马称好”徐子光集注：“（后汉司马徽）口不谈人之过。与人语，莫问好恶，皆言好。有乡人问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陈子死，答曰大好。妻责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忽闻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卿言亦大好。后因以喻指老好人是非不分，事理不明。”
称好，有四个层次：
第一，常见者——出于社交场合的人情之常，斯为礼貌。
第二，不罕见者——越过应酬的礼貌程度，不顾事实，一味称好，令人生出伪善之感。
第三，并不偶见者——其实不好，硬要称好，显然别有隐衷，否则不会如此用心良苦，瞪着眼说瞎话。
第四，虽鲜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者——大家都觉得不应称好，他偏拗着称好；他本人也觉得不应称好，可还是嘴硬称好，那大概属于居心叵测，意有所图的交易行为。
《世说新语》载，“颍川司马徽有知人之鉴。”所以，他活在今天，他最适合的职业，恐怕应该去当一个评论家，比较对路。估计我们会不断地在作品座谈会上，聆听他赞誉不绝的发言，在宴会饭局上，领教他食指大开的胃口。因为当下的文学界，在主流评论家中间，这个“司马称好”的典故，仍是一个关键词，所以这位好好先生，真干这一行，红包应该不会少拿。可在后汉天下大乱时期，夫夫恐怕不算太得意，但也不能算不得意的泛泛之流了。《世说新语》载：“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估计那时即使写评论文章，也拿不到稿费），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对他的处境，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在《三国演义》这部书的第三十五回中，我们也见识过他，人称水镜先生。
任何时代，既当名士，又当隐士，很难两全。做名士，很难，得有相当的精神优势，否则，一唬不了大众，二骗不了当局；而做隐士，更难，得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否则，一填不饱肚子，二养不活家小。刘备跃马檀溪，逃出蔡瑁暗算，策马南漳，曾在他的庄上歇脚。看来，此公名士兼隐士，日子过得还算滋润。估计他的好好先生政策，比较成功，比较有效。
在这个世界上，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者，有；哪壶不开，偏提那壶者，有；死爹哭妈，长一张乌鸦嘴者，有。但也在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灵活的人，不守着一棵树吊死的人，掌握达尔文适者生存论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这位水镜先生就是一个典范。据《世说新语》，其中引《司马徽别传》所载：“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尝有妄认徽猪者，便推与之；后得其猪，叩头来还，徽又厚辞谢之。”便知道“司马称好”，所以成为一个贬义词，因为不仅仅是权宜之计，而是一种人生哲学，就不值得恭维了。
不过，我们替这位司马先生把一把脉，便知道他之这样做，是当时政治大背景使之然耳。
刘表此人，一无曹操的雄才大略，二无刘备的壮志鸿图，三无孙权的称霸野心。属于那种本事不大，毛病不小，但自我感觉良好的官僚，属于那种水平很低，能力很差，但相当自以为是的高干。司马徽在这样草包军阀的地盘上求生存，不好好先生，恐怕没他的好日子过。虽然如此，这位司马徽，未将诸葛亮介绍给刘表，而是郑重推荐给刘备：“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还是这个司马徽，不是劝说徐庶继续投奔刘表，而是让他择人而事辅助刘备。“公怀王佐之才，奈何轻身往见刘景升乎？且英雄豪杰，只在眼前，公自不识耳。”
看来，好好先生，是他的一面，原则精神，是他的另一面。
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1821一1877），是当时俄罗斯文坛的一个活跃人物。他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一起编过《现代人》杂志，还与谢德林、叶利谢耶夫，合办过《祖国纪事》杂志。这些志同道合的人，构成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的进步力量。按我们当下的说法，这个“圈子”，这批“哥儿们”，这些在精神上、理想上、追求上保持高度一致的诗人、作家、评论家，应该相当抱团，应该互相提携才对。然而，当涅克拉索夫的写作不成功时，大家批评起来也是毫不客气，弄得他很败兴，差一点就想放弃写诗了。而当他写出成功作品时，朋友们也不吝称好，别林斯基甚至预言他是“将在文学上发生影响”的人。
健康正确的文学批评，实事求是的文学风气，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当时的文学运动。好，应该得到肯定，不好，应该给予指正，这才是有希望的文学。
聪明的人，灵活的人，不守着一棵树吊死的人，掌握达尔文适者生存论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