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琐忆

燕园琐忆

孙乃沅

北京大学中文系,我向往的文学殿堂;考进了55级,绝对是坎坷人生快心幸运之一事。燕园五年的学子生涯,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也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这里我尽情领略了湖光塔影、师恩友情,镇日价优游书史、翱翔青春。虽然前半是宁静的书斋生活,后半在如火如荼的运动中渡过,但北大毕竟是北大,北大中文系还是北大中文系。那种精神、气质、氛围、风范以及诸多生活场景,刻骨铭心,终身相伴。暮年回首,历历在目,拉杂书之,以寄怀思。

吃饭三昧

以吃饭为首章,非为“民以食为天”,实因敝人幼失怙恃老是饿。一到北大,米饭馒头随便吃,真是痛快淋漓,所以说起母校母系,印象最深的是在这里第一次可以吃饱饭再读书,非如欧阳公读书萧寺,一碗粥要吃四顿!你想,吃饱了饭听名师讲课,读文学经典,课外还打球、跑步、游泳、滑冰,其乐何如?按陶庵笔法有同学惊曰:“竟是共产主义天堂了也!”则我必咈之曰:“个边哪有这好!”

当时伙食是包伙,每人每月12元5角,固定桌椅人员。午晚四菜一汤,二荤二素,其间往往有炸黄鱼、炒虾段之类;主食米饭馒头随意,有时还有包子面条、新下来的白薯等,一大屉一大屉摆在那里。每桌又多有不吃者和女生、小生等食量小者,所以倍益丰盛。早点是馒头或炸馒头加粥,间有豆浆油条,一般小菜四盘:每人鸡蛋一枚,外有酱豆腐、咸菜、煮豆或豆丁拌青菜等。吃早饭的人少一些,因为北大夜猫子特多,早起匆匆赶场上课来不及吃。过年过节则以班组、宿舍为单位联欢,一般是四脸盆的鸡鸭鱼肉。星期六晚饭是蛋炒饭、浓汤,饭后拉开饭桌在大小饭厅开舞会。不跳舞的书痴也一样快乐,因那晚可不读课内“硬书”,而到文史楼开架阅览室或三馆报刊室随便翻阅,那是更大的享受!而午夜舞厅里有夜宵几大桶肉粥推出,此时我辈呼群三五,慢慢踅入,当舞者取碗之际,便人手一大碗回到宿舍或藉月坐地,边喝边谈,不知世上还有更好吃的物事也!

到58年秋,我们到平谷、密云等地去深翻地、办食堂、公社化回来之后,“恶果自食”,粮食不够吃了,定量、改饭票制,副食少而差,不复往日之丰足矣。不过学生的定量偏高,我又是校速滑队、长跑队员,运动员包伙、加餐,所以始终吃饱饭。入学后我还长高三厘米呢。毕业后情况大变,还是由于我们自身也参与的热昏的折腾,又饿起饭来。这使我对北大伙食印象更深,充满怀恋。前几年张毓茂兄来我校学习谈及此事,我曾自我解嘲引苏东坡《志林》故事:二措大(我辈小知识分子也)相与言志,一曰,我平生不足惟饭与觉耳,异日得志,当吃饱了饭就睡倒、睡醒了又吃饭!另一曰,我则跟你不一样,那时惟当吃了又吃,哪有时间睡呢!此二人被坡公誉为深得吃饭三昧者。我亦深得吃饭三昧者,然现在垂垂老矣,虽大米白面、鸡鸭鱼肉、水果蔬菜随便吃,却吃不动了。真如孙幼军兄所说:“过去有牙没豆,现在有豆没牙了。”奈何奈何!

感谢北大让我能吃饱饭读书,感谢北大中文系给我用诚实劳动挣饭吃的本领。——莫笑我说吃饭,“天不打吃饭人”!

杏坛深恩

北大中文系,名师如云;55级就读时正是人才荟萃之高峰。不仅集中了北大、清华、燕京三校中文方面的专家泰斗,如:游国恩、浦江清、杨晦、吴组缃、林庚、王瑶、周祖谟、魏建功、袁家骅、高名凯、唐兰、朱德熙、钱学熙等以及季镇淮、吴小如、林焘、冯钟芸、陈贻焮等,还有法国归来的甘世福、中山大学调来的王力、刚从党校并过北大文研所的何其芳等。外系给讲课的有冯至、金克木、季羡林、朱光潜等,从外校请来讲戏曲史的王季思、作报告的刘大杰等。加上编书走访校内的邓之诚、孙楷第等,校外黄肃秋、吴晓铃等,毕业后偷听58级请夏承焘讲宋词、宗白华讲中国园林美学等等。感觉是不见沧海不知积水之广,不见名师不知学问之深!听他们的课不仅受益且是享受。如,游国恩先生讲《诗经》《楚辞》先秦诸子,给我们学古文化夯实基础,接触到考据;初识汉学宋学、清代朴学,知道怎样据典籍论证。吴组缃先生讲小说史,不仅勾勒了发展轮廓,且分析作品精微独到,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贯通中西今古,从而给我们一付眼镜,让我们能看到中国小说奥妙之处、幽微用意和艺术特点。林庚先生讲唐诗,使我们窥见诗意何在、诗美在哪,他讲“盛唐气象”、说“木叶”,用几何诠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之美,使我们陶醉其中。特别是他主张九言格律诗而自写九言体,能创新理论并能实践之,令我倾倒不已。至今能信口背出他充满青春气息的诗作:“春天的蓝水奔流下山,河的两岸长出了青草;再也没有人记得也没有人知道,冬天的风哪里去了!……”记得当时他发表的九言诗:“马路宽阔得像一条河,春天工地上正在建设;汽车的喇叭唱着牧歌,说吧年轻人在想什么。……”时代的热情和欢快的节奏水乳交融,激动着年青人的心。其实每位教授都是他那一行当的巨擘,每次讲课都有其独到之处。朱德熙先生把“现代汉语”讲得生动有趣,周祖谟先生讲得细致深透;王瑶先生讲“现代文学史”如数家珍;何其芳与吴组缃对讲《红楼梦》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思路,也开阔了我们的心胸,知道容许和尊重不同观点才是大家风范!吴小如先生讲课妙趣横生、注释功底深厚,周三下午向全校讲京剧欣赏,讲到唱腔流派,不仅当场播放他收藏的珍贵名角录音,自己也能唱出韵味,这不是一般学者能望其项背的。我有幸曾为他和林焘先生伴奏过一两次,印象极深。

还有,你见武馆、少林练武时都是师兄在调理师弟吗?习文也如此。55级同窗对我来说多是半师半友,我深受师兄“小先生”之惠。记得初上晦老“中国文艺思想史”,对铸鼎象物之义很不理解,是孙静大哥耐心解说,让我抄他笔记,慢慢把我引上道;对于弃中学学的英语改学“有法语之优美、德语之刚健”的俄语,颇为反感,是黄衍伯兄费心费力软硬兼施让我对付着学下来。有次在墙报上偶写一枪杆诗,当时已有相当造诣和影响的谢冕兄见了,竟推荐到报刊发表,我料他奖掖后进必成大名!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深厚友情,绵绵至今。特别是少康、孙静、衍伯、彦成、铁民等对我的关爱帮衬.毕业后数十年如一日。

总之,这些当时和后来的名师专家,听他们讲授、受他们指点、看他们为学、领他们风采,引我们入门或可登堂入室,是几世修来之福!顽劣如我,80年代末竟也能当上教授,也能在讲台上摇唇鼓舌,在书文中涂抹雌黄,不能忘北大中文系杏坛恩深,春风化雨。

课余拾趣

北大中文系的学生生活,绝不是宿舍、饭厅、教室、图书馆四点一线的枯燥。55级虽经历过“反右派”、“拔白旗”、“大跃进”、“红专辩论”等风霜雨雪,生活本身还是丰富多彩的。编写“红色文学史”、小说史等一系列教材,我们在别人不得搞业务时读了些书、琢磨了怎样写出书文;修十三陵水库、下乡劳动、首钢搬铁,得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体验了劳动的苦与乐,培养了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学友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不少同窗留下难以忘却的悔恨。如今历尽劫波、勘破世情,如能忘掉不快,剩下的不就是快乐吗?想起几则趣事记下,愿引你会心一笑。

偶得一大本,封面甚美,忘在宿舍桌上。某学兄有乾隆遗风,见纸质甚好便题诗一首。葛润林兄见了又打油赞美之,记得末句云:“小字呱呱叫,满纸龙凤跑。”用“跑”字为押韵。孙幼军兄见还有余地又题诗一首:“满脸胡子如草,老孙今年已老;痴长二十六岁,不知龙凤会跑!”愚弟回来见涂鸦如此,恚而换上牛皮纸。现诸兄都成了人物,想起《小布头奇遇记》里满是孙幼军式的“小坏”,忽悟那封面是文物也,后悔不当撕去。

可能是黄兄,偶一日失眠,近两点,了无睡意。忽想起葛兄患失眠症有安眠药,便开抽屉偷吃几片酣然睡去。结果还没到起床时间便跳起来跑入厕所大泄不止。原来葛兄便秘蓄泄药半瓶,偷吃的是泄药。然泄药何能安眠?一奇也。

住二十九斋时,某兄的姐姐抱他小外甥女来看他。走在燕南园东墙外时,面冲后抱着的女孩突然大哭。姐姐问她,还不大会说话呢;回头看时,并没什么,不远处一个很老实的大学生背着大书包在走着。刚又把孩子抱好,又哭叫一声,回头看,还是那个学生在走,没有什么。又把孩子抱好,孩子刚要哭急忙回头,只见那老实大学生做着个难看的鬼脸儿,被识破后不好意思绕道走了。姐姐到了宿舍请大家吃桔子。问孩子为什么哭,姐姐正说着,那位仁兄哼着小曲推门而入,小孩一见又要哭,姐姐说就是他!姐姐走后被大家“蹾”了一顿。此事是耳闻,不敢指实这调皮鬼是谁。请投案自首。

球队好友有向光灿、曹鼎、张耀樑、陈铁民、钱文辉和我。在这小字辈中,我年龄最大,光灿技术最好,耀樑最勇,铁民最踏实,文辉不能打全场,因最瘦弱,有一雅号,现已是高知,不说也罢。曹鼎最幽默,前锋打得很滑,不晓得怎么就进球了,是主要得分手,然常冒点“小坏”。一次夏天打完球路过十三斋南面小湖,他带头跳下游泳,大家觉得肯定清爽都跳下去了,立即发现湖里有小虫,身上奇痒,且看到曹小弟已嬉笑着跑回十三斋冲水去了。事后问他为什么不告诉不要下,他说你们要不下水能不嘲笑我吗?此等事他还有前科:低年级大家都是孩子,发现镜春园南墙根几棵大桑椹树果实已熟,下午课后,小字辈便上树摇,下面同学倒举着油纸伞接——想起雨巷那油纸伞,此举着实不雅!事后我们顺着南墙往外跳,他第一个跳下去一言不发,大家全跳下,才发现墙外草地上是农民晒的粪稀,只好一起去水沟里洗;那时附近还是稻田菜地、小河流水。大家气愤地问他为什么不说,他说:大家都来洗,多欢乐;我自己洗你们还要当笑料儿说,多累!

我亦有“小坏”。那时北大节日晚上有游乐宫,其中灯谜系学生自制,甚有情致,猜中有糖果,颇受欢迎。然时值“向科学进军”,多不愿参加制作了,开会分差,各年级班干面有难色。我时亦小班干,当即将本年级任务包下,回来后亦不麻烦别人,慨然自去。去后见小教室里已有几位男女学长在伏案炮制,一学生干部接待我,问写过没有?要不要看看写灯谜的各种“格”写条试试?我说好写,遂援笔立就,曰:“能削萝卜能削梨,能宰牛能宰鸡。——打一物。”那位干部看了忍俊不禁地说:“好,好吧,现在人手差不多了,您先请回,需要时再去请您。”我出门后听得他在大声朗读,屋里才子才女们大发一笑;我亦掩口葫芦匿笑而去。

半生感悟

北大中文系五年是我辈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刻,整个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如十三陵大坝前集体主义的洗礼等,在一个模子铸就的我们身上留下积极和消极的印痕。很长一段时间我虔诚地跟着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错误的话以至违心的话,做过错事、蠢事、傻事、荒唐的事。但与我终生攸关的是笃信笃行“我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要做革命的螺丝钉,拧在那里不放松”。毕业分配先是得知留校,宣布前夕突变,我这块砖就搬到中央党校、螺丝钉拧在这里一辈子。我知道这地方不错,能来是党的信任;但这里是搞政治搞理论的,那些年斗争不断,对于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太难太难!且从此我与文学无缘了。开始在周扬主办的文艺专业,但那是与政治过分紧密的文艺,不久就因政治原因停办。其后我除了借调到县、地和中央部门做些机关文字工作、在报刊——《理论动态》之类政治理论刊物做了几年编辑工作外,主要从事干部写作的教学研究工作。那是与文学对应的应用写作中公文、社论、理论文章等,枯燥而艰难。那时不像现在,这里也不是有些成名作家可以业余搞文学的单位,我这个过河卒子是始终全力以赴的。当然党校对我不薄,学员和有关单位对我的讲课和教材书文还算欢迎,虽无大成就,倒也心安理得了。直到十多年前,上级批给一个写作研究生点,我去外地讲课,在家的同事好友都说不像个学问;后又得知许多人持此观点,一时精神差点崩溃。但人生路不能重新走,且又照顾我让我每学期每周开个写作讲座直到退休下岗,也算恩至义尽了。那么退下来可以“从头越”再搞文学了?可应邀讲的课、涂抹的书文还在围着这个圈子转。正如一头驴(我肯定不是千里马),原是拉车的,后来让它拉了一辈子磨,最后没有卸磨杀驴,还按“马放南山”的先例,放进自然保护区了,茂林芳草、食料丰足、驰卧自由,然而它却还是走着拉磨的圈圈,而且看来还只能这样慢慢地走下去……这当中使我重获自信的是几次发现有人抄袭我这不像学问的书文,有的搞像学问的也来抄袭没商量,虽觉可鄙可气,却说明我一生的努力还有一点用处。于是我终于无悔!

这些是我进北大中文系所不曾想到的。

孙乃沅,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本科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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